遵義會議精神與毛澤東思想

貴州是紅軍長征的重要省份，是重要的革命老區。中央紅軍長征在貴州期間，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黨中央召開了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一系列會議，包括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苟壩會議等。其中，黎平會議否定了原定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作出了向遵義方向前進的戰略決定，是遵義會議的奠基﹔猴場會議重申了黎平會議的精神，並加強了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是遵義會議的前夜﹔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雞鳴三省會議繼續鞏固和擴大遵義會議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層的組織調整任務﹔苟壩會議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地位，使遵義會議提出的“改組黨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的任務最終得以圓滿完成。這一系列會議，從廣義上都可以被理解為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標志著中共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遵義會議更深層次的價值，還在於它開啟了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全新歷程，它所彰顯出的革命精神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生動呈現。此外，這種革命精神的現實深化也是釋放毛澤東思想時代價值的重要途徑。

一、遵義會議為毛澤東思想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而遵義會議無疑是這段歷史的一個重大節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主要是以俄為師，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雖然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部分共產黨人，嘗試著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但始終沒有成為主流。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在貴州期間，召開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系列會議之后，肯定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正確地位，全黨才開啟了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新起點，逐漸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理論飛躍。從這個意義上講，遵義會議為毛澤東思想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全新歷程。

（一）遵義會議開啟了毛澤東思想由個人思想到組織指導思想的歷程

在遵義會議之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思想在黨內佔據主導地位。由於毛澤東本人沒有進入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層，導致他個人的思想隻能在中國革命的局部地區發揮作用，而不可能成為整個黨和紅軍的指導思想。而且，在“左”傾路線的統治下，毛澤東個人的思想還經常受到質疑、排斥甚至打擊。

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採取巧妙的斗爭藝術，避開了大多數領導干部有不同意見的政治路線問題，集中闡述了當時亟待解決的牽涉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馬克思主義軍事路線，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毛澤東從當時中央領導同志覺悟程度的實際和戰爭環境的具體狀況出發，先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作戰的錯誤，得到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與會者的明確支持。會上，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

隨后，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畢節縣雞鳴三省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會議上，明確了毛澤東作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3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委托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3月12日，在遵義縣楓香鎮苟壩村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軍事指揮機構的新“三人團”，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完成了遵義會議改組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央紅軍一反以前的行軍方式，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機動地變換作戰方向，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為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這無疑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地位。

隨著毛澤東個人政治地位的不斷變化、影響力的不斷提升，毛澤東個人的思想也逐漸由個體到組織，由非主流到主流轉化，並最終為全黨所接受，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回溯歷史，啟動這個轉化的重大事件就是遵義會議。

（二）遵義會議開啟了毛澤東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統形成的完善歷程

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就對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開始了局部的探索，並論述了這條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比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就是這種探索的理論表達。但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探索僅限於局部地區，主要還是立足於黨和紅軍在農村如何求生存、求發展的問題，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的很多想法還處於萌芽甚至孕育狀態，既不系統，也不完整。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政治地位上的變化，為他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統、全面、完整地思考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問題提供了可能性和現實性。也正是在遵義會議之后，及至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進一步論述了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基本經驗，即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大法寶”。這“三大法寶”的提出，使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具有了完整性，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認識走向成熟。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的思想也得到總結和提煉，毛澤東思想也才真正實現了系統化的理論表達。

歷史地看，毛澤東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統形成，經歷了一個艱辛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的節點也是遵義會議。遵義會議不僅是中共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標志，也極大地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成熟，並最終把黨的指導思想由“左”傾教條主義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科學軌道上。

二、遵義會議精神歷史地呈現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

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間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使黨在精神上經歷了一次偉大的涅槃。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系列會議不僅產生了偉大的政治成果，同時還產生了偉大的精神成果，我們把這種成果概括地表達為“遵義會議精神”。這種精神，是我們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在特定階段的集中展示，是中國共產黨理想、信念、宗旨的具體體現，是共產黨人崇高品格、精神風范、思想境界的升華。這種精神，與黨后來概括提煉出的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群眾路線，在邏輯上具有內在關聯性。

目前，盡管各界對遵義會議精神的闡述和概括不盡相同，但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堅定信念、不怕困難﹔實事求是、勇於反思﹔獨立自主、勇闖新路﹔民主團結、敢於批評”等方面。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遵義會議精神”絕不是今天我們在通常意義上所指的某某會議的精神，它在本質上是中共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從幼小走向強大的過程中，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自我革新和自我升華，在精神上的集體悟道。因為這一次悟道，中共在精神上逐漸走向獨立，走向成熟，走向強大。

如果說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開啟了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全新歷程，那麼遵義會議所彰顯出的革命精神，則集中地體現了毛澤東個人的思想理性。尤其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在遵義會議精神裡得到了生動的呈現。

（一）遵義會議精神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本質

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的出發點和根本點就是實事求是。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不僅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名言，而且提出應“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116頁。）。這就提出了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基本思想。但是，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正確的思想路線，當時並沒有被全黨普遍認識和接受。而正是在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系列會議過程中，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革命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和體現。在遵義會議前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上，毛澤東等根據當時的敵情變化，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堅持到湘西去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為紅軍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遵義會議對“左”傾錯誤的軍事領導和指揮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會上對博古和李德的嚴厲批評也是實事求是的，對他們既不是否定一切，也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遵義會議是正確開展黨內斗爭、樹立實事求是新風的典范。在遵義會議后召開的苟壩會議上，中央堅持實事求是，根據變化了的敵情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定。正因為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才分清了長征以來的大是大非問題﹔正因為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才作出了正確的抉擇，抓住了主要矛盾，解決了當時最突出、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正因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才在土城戰役不利的情況下，及時作出撤出戰斗、西渡赤水的正確軍事決策，才有了四渡赤水和后來長征的勝利。可以說，遵義會議為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實踐基礎，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遵義會議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二）遵義會議精神體現了獨立自主的氣質

獨立自主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黨際、國際關系中的運用。從中共二大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黨一直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共產國際對中共有過不少正確的指導和幫助，但也犯了很多錯誤，主要的就是粗暴地干涉中共的內部事務和脫離中國實際的瞎指揮。同時，中共黨內也存在著嚴重的教條主義，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聖化，幻想沿用蘇聯的革命模式完成中國革命任務，把是否尊重和服從共產國際的決議、指示作為劃分政治是非的標准，提出要“百分之百地絕對忠實於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總路線”。共產國際的粗暴干涉同中共黨內的教條主義結合起來，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沉痛的教訓使中共逐漸認識到堅持獨立自主的重要性。毛澤東曾談到：“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指共產國際——引者注）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的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四年，使我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從那之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8—339頁。。遵義會議的成果，是中共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取得的。從客觀來看，敵人破壞了黨中央與共產國際進行通訊聯系的電台，中共處於“同外界的完全隔絕”的狀態﹔從主觀來看，經過14年的艱難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從實踐中深刻意識到，要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走自己的路。而遵義會議正為貫徹獨立自主思想提供了歷史機遇。如果說遵義會議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正確方向和創造精神，由於受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壓制和毛澤東在黨內被排斥而未能被全黨所認識的話，那麼，遵義會議則成為中共獨立自主解決黨內重大問題的新起點。

（三）遵義會議精神體現了群眾路線的作風

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在毛澤東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1934年1月，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強調：“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6、139頁。）但是，在“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存在著“群眾”范圍小、群眾路線貫徹不徹底等不足。在遵義會議之前，“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於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疏忽，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69—470頁。）。同時，不僅毛澤東被剝奪了對軍事的領導權，就是身為軍委重要成員的朱德、周恩來，實際上也被剝奪了領導權，黨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而遵義會議開創了中共反對黨內違反民主集中制這一組織原則的勝利斗爭的先河。從會議的醞釀、准備、召開、傳達的過程來看，這次會議實際上就是一個實行群眾路線、恢復集體領導的過程，是在黨內生活中運用群眾路線的重要體現。遵義會議召開前，隨著長征中紅軍作戰的迭次失利，廣大干部、戰士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逐漸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的情緒。為了聽取黨內意見，爭取黨內支持，毛澤東在行軍途中與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促膝長談，共同探討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在黨內做了大量、深入、細致的思想動員工作，得到了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大部分中央領導人的認可和支持，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為了充分發揚民主，尊重和傾聽各方面意見，遵義會議擴大了規模和人數，與會者除隨紅軍長征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紅軍總部、各軍團主要負責人及中央秘書長，李德及其翻譯列席了會議。會上，20多名同志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會場氣氛既緊張嚴肅又熱烈民主，在否定“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指導方針的基礎上，“使黨轉到了正確的干部政策和正確的組織原則方面來了”（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1頁。）。在充分發言后，會議根據多數人的意見起草了深得全黨全軍擁護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后，經過調整的黨中央密切聯系群眾，在政治局常委會審議通過后，將《決議》發至各支部學習討論，凝聚了黨心軍心。同時，中央領導人集體議事的優良傳統也得到恢復。可以說，遵義會議是中共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實行集體領導的光輝典范，是黨的建設史上的轉折點。

三、在遵義會議精神的現實深化中釋放毛澤東思想的時代價值

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不僅具有偉大的歷史價值，而且具有偉大的現實價值。它是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開辟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表達，是中華民族追求獨立和解放過程中創造的中國話語、發出的中國聲音。

誠然，因為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環境的變遷，毛澤東在有關論著中的一些具體表述已經喪失了時效性和現實針對性，但在其科學體系中涉及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那部分內容，尤其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在當下仍具有不可忽視的時代價值，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創新發展的重要理論指導。對這種時代價值，我們不僅要深刻認識，更要大力彰顯。在當代，彰顯毛澤東思想的時代價值可以有很多方式，其中，對生動呈現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遵義會議精神作進一步的研究、闡釋和弘揚，無疑是釋放毛澤東思想時代價值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徑之一。為此，必須強化遵義會議精神研究從革命精神到時代精神、從黨內層面向社會層面、從中國地域向世界范圍的拓展。

（一）強化遵義會議精神研究從革命精神到時代精神的拓展

遵義會議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完整序列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今天，服務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有待把遵義會議精神這個重要的革命精神，拓展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要的時代精神。實現遵義會議精神從革命精神到時代精神的拓展，需要結合時代發展的客觀需求，加強對遵義會議精神的專題研究，努力創作和打造出一批既體現遵義會議精神的科學內涵又服務於時代發展需要的理論精品，以此作為廣大干部群眾學習的范本，努力引導人們對遵義會議精神形成科學的認識﹔還需要以遵義會議精神的實物載體為平台，在遺址遺跡及歷史紀念場館等場所組織一系列圍繞時代發展需要、體現時代發展精神的學習教育實踐活動，實現遵義會議精神與時代精神的良性互動。

（二）強化遵義會議精神研究從黨內層面向社會層面的拓展

遵義會議精神不僅是中共的精神，從其在精神層面的自我革新、自我反省、自我升華的品質來看，更應該超越黨派層面而成為一種大眾精神。因此，實現遵義會議精神的大眾化，促成遵義會議精神從黨內層面向社會層面的拓展，是我們必須積極回應的時代課題。為此，貴州省將以建設全國文化旅游發展創新區為契機，加強以遵義會議會址為代表的革命遺址的保護和開發，創新宣傳內容和宣傳手段，努力打造出一批以遵義會議精神為代表的高端文化交流平台和一流旅游目的地，吸引更多黨外、省外的大眾到貴州接受遵義會議精神的洗禮。

（三）強化遵義會議精神研究從中國地域向世界范圍的拓展

宣傳黨領導各族人民開辟中國道路的偉大探索，向廣大干部群眾乃至全世界宣講黨領導人民創造的中國奇跡、書寫的中國故事、發出的中國聲音，是我們當代黨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而遵義會議及其彰顯出的革命精神，無疑就是這樣的中國奇跡、中國故事。實現遵義會議精神元素從中國地域走向世界范圍，是我們向世界發出中國聲音的內在需要。這不僅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對遵義會議精神的解讀和闡釋，而且需要進一步拓寬宣傳媒介，加大宣傳力度，尤其要搶佔互聯網陣地，向世界人民宣傳遵義會議精神中所具有的某種普遍意義。

遵義會議精神拓展為一種時代精神、大眾精神和世界精神的過程，無疑也是更多人深刻理解和領會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過程，進而更是強力彰顯毛澤東思想時代價值的過程。在對遵義會議精神的深入理解和弘揚過程中，必將有更多的人去學習、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本文作者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