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精髓和靈魂，也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始終堅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更是擺脫“左”和右錯誤思想行為的銳利思想武器。

大國崛起，當先反“普世”教條。今人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就是教條主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有“左”的教條主義，如王明及文革后期是脫離中國實際的“左”的教條主義，他們不管革命或建設一律以蘇聯為普世楷模﹔也有右的教條主義，這就是今天一些人搞的不管經濟還是政治一律都認為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好，當然我們今天反對的也是這種認識，而不僅僅是因為他“左”或“右”的問題。

凡事一脫離實際，就不可能進入有效的實踐。英國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實驗主義，實驗主義不信 “普世”教條，萬物得親自經歷﹔美國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實用主義，這也是反普世的哲學。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反“左”的和右的普世觀念的斗爭中成長壯大的。王明曾將蘇聯經驗絕對化，他們以蘇聯軍事理論為標准，說毛澤東不會打仗﹔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帶向湘江，出去時八萬多人，湘江之戰后就剩下三萬多人了。1966年9月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等說：“王明路線使我們吃虧最大。”，同樣的道理，在這次吃虧后，中國共產黨認識進步也最大：在血的教訓面前，中國共產黨人徹底擺脫了蘇聯教條的迷信，自覺地站到毛澤東一邊，抵制和擺脫“左”的教條主義，找到了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的思想准則，在生死危亡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在中國共產黨遭受以蘇聯為“普世價值”派的禍害期間，毛澤東同志撰寫《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956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政協禮堂接見參加中共八大的英國代表時說：“共產國際很長時期犯了很大的錯誤，把我們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產國際解散了，就搞出了一個新中國來。我們不是不相信馬列主義，而是更相信了。共產國際搞教條主義，情報局又搞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就不是馬列主義。”1956年3月6日，毛澤東在聽取鐵道部匯報時說：“過去革命經過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陳獨秀的右傾，也不是后來的‘左’傾，而是不‘左’不右之傾，那是花了很大代價才找到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的勝利。因此，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要反對以西方為范本的教條主義，蘇聯解體的前車之鑒告訴我們：當今時代，我們不堅決抵制和擺脫西方普世價值的教條主義，就會將中國引向災難。

當然這並不是說國外沒有可借鑒的成功經驗，而是說我們不能以他們的普世價值為絕對標准。

這裡需要說的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開展的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探索，可到70年代就為什麼搞不下去了？

這是由於那些左傾教條主義的人不自覺地將毛澤東時代的成功經驗連同毛澤東思想推向普世教條而不結合實際，“文革”中出現的極“左”人物及其錯誤多不在於否定毛澤東思想，而在於將毛澤東思想普世化。比如什麼“頂峰論”“天才論”。頂峰的，自然也是普世的。毛澤東一生都在與這種傾向進行了不懈地斗爭，1968年8月13日，毛澤東會見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時說：我只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中去。我沒有什麼著作，只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這些東西可以供你們參考，但你們還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你們國家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國際經驗要學習，但你們要創造自己的經驗，革命才能成功。國際的經驗應注意，但不要照搬外國的經驗。

這樣的態度在毛澤東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比比皆是。他堅決反對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普世化。毛澤東要求別人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原則，同樣也是按著實事求是原則來看待和要求自己的實踐。

1950年5月20日，毛澤東閱沈陽人民政府關於鑄毛澤東銅像給新聞攝影局的公函，在 “鑄毛主席銅像”處批注：“隻有諷刺意義。”10月27日，毛澤東閱北京市二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送請政府建議中共中央考慮在天安門前建立毛澤東大銅像的提案，再次批示：“周總理，不要這樣做。”1964年3月2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談到中國革命經驗時說：“中國這套經驗，在有些國家就不能採取，如農村包圍城市，先在農村勝利，然后佔領大城市。這在日本就不行，在英國、美國也不行。在歐洲好多國家都不行。在亞洲其他國家，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大體說可以採取。”1966年7月12日9時，毛澤東約王任重同志談話，說他給江青寫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毛澤東說：“這是強加於我，逼上梁山又強加於人。”7月25日，毛澤東審閱新華社文章時批示：“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1967年11月27日，閱日本共產黨前中央書記安齋文章，他認為：“過分強調中國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義，實際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從城市到農村的道路。”毛澤東批示：“這個問題值得注意。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12月29日，毛澤東在審稿時將“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兩句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和“最高水平的”刪去。8月22日、23日、24日，毛澤東審閱姚文元送審的幾篇稿件時明確表示：“以后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汽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直接刪去“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第三個裡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段落，並退回要求修改。9月1日毛澤東在審稿時將“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段落刪去。9月26日批評外交部接待計劃中“突出宣傳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的指示”的安排，批示“對這些不應如此做”。同時毛澤東還刪去了外交部擬定的“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口號。9月29日，審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送審的林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刪去第二頁末段工宣隊“是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創舉”，明確批示：“這句不要。”毛澤東這樣的批示幾乎貫穿“文革”的全過程。“文革”后期，一些較好的改革經驗被絕對化，連及“文革”本身被一些“並非出於故意，而是出於無知”（尼克鬆語）的人推向不容置疑的“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絕世樣板。與其前述的“左”右普世形式不同的只是，“文革”並不以蘇聯也不以西方而是以自己為普世標准，結果，這樣自我絕對化的作法也將“文革”推向反面。盡管毛澤東同志一直試圖糾正這個偏向以至與林彪在廬山進行了最激烈的斗爭，但畢竟天不假年，力不從心，無奈他隻有將這些糾偏的任務留給后人。文革時期的教訓，也是應該總結的寶貴教訓，而且是不可丟棄的教訓，黨的歷史上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都是寶貴的財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已向西方學到了不少好的東西，但與“文革”后期有些相似的是，今天也有些人也開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們以西方為普世標准，將美國設為絕對范本，與當年王明崇拜蘇聯經驗一樣，似乎中國改革若不合美國的標准，就統統都不達標。與“文革”的命運一樣，這樣的結果隻能將中國的改革事業推向它的反面。如果說昨天的“文革”是被一些不成熟的政治人物推向反面的，一些人政治不成熟即形而上學的政治主張也會葬送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反對“左”教條主義和“右”機會主義斗爭中成長的。革命時期多是跟“左”的“普世價值”斗爭，在今天的改革開放時期看來也要與右的機會主義“普世價值”進行斗爭。

毛澤東給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最大貢獻就是實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探索精神。如果不這樣，看看法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等的結局。當時希臘共產黨在快要取得全國政權時指望斯大林的援助，結果援助沒到，自己卻全軍覆沒。中國共產黨走自己道路，1949年過長江的時候，斯大林不高興，不說鼓氣的話。毛澤東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打過長江，解放了全中國。如果當時聽了斯大林的話，那我們今天可能南北分裂了。

1942年3月2日，毛澤東出席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在會上談了黨的創立后的經驗教訓說：中國有兩個教條，一是舊教條，一是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大革命失敗后，我們黨犯了洋教條的毛病。

在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們也要開展一場反對“普世價值”為幌子的洋教條主義的啟蒙運動。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要明白，我們改革要依靠誰、為了誰，誰是能夠保証我們勝利的階級基礎？蔣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為什麼走不下去呢，他沒有多數人的階級基礎，他的階級基礎就是中國的少數買辦，買辦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們表面上是坐在中國土地上，但其根部卻是接通到美國的，這樣的基礎當然不牢靠。毛澤東將人民作為新中國的階級基礎，這樣的國家就立於不敗之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運用和發展。

毛澤東是善於吸取歷史教訓的人，也是善於總結自己錯誤並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人。“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是制定決策的正確態度。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對我們今天的政策的制定仍具有深遠意義和現實指導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千難萬難，隻要重視就不難﹔大路小路，隻要行動就有出路。”這符合實事求是思想原則的，這是我們堅持中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決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