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毛澤東家史新考

文物和老人都是歷史的見証。人能說話，以有聲語言敘述歷史﹔文物，包括文獻資料，不能說話，卻可以無聲語言印証歷史。我們將兩者緊密結合，加以縝密而科學的研究，就能使文物活起來，使兩者“對話”。這種歷史對話十分重要，它能比較准確地說明歷史真相。近年來，韶山革命紀念地對毛澤東家庭若干歷史問題的解決，無不是這種“對話”的結果。

一、母親名字

韶山毛澤東同志故居（原為舊居，1982 年改故居，簡稱故居）和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原為舊居陳列館，簡稱紀念館）對毛澤東母親名字的說明，有幾個轉變。1966 年以前，有關說明詞寫的都是“文氏”，1967 年以后，直到2013 年之前，我們寫為“文七妹”。

為什麼由文氏改為文七妹呢？1966 年冬，紅衛兵大串聯，當時故居和陳列館24 小時不關門，日夜接待。一日，我在陳列館“毛澤東同志青少年時代”展室，照例講解說，在封建社會，毛澤東母親和農村婦女一樣，都沒名字。“小將”們質問我：“毛澤東說了母親有名字，你為何說沒有？”許多同學都拿出油印件，一位同學念道：“我父親叫毛順生，我母親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並指責我：“你不按毛主席講的宣傳，就是反對毛主席……”我連忙向大家鞠躬道歉，並向他們要了一份油印件，原來是斯諾《西行漫記》中一節——“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的抄件。

當天，我帶著該油印件向館長馬玉卿報告。第二天他去長沙，到省委宣傳部請示匯報。宣傳部當即指示，以后不要再講“毛澤東母親沒有名字”，但暫時也不講“文其美”，應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當時我是陳列館資料研究室主任，根據領導安排，我首先查核了毛、文兩家族譜和有關碑文。毛澤東父母墓碑刻的是“毛母文氏”，毛氏1911年三修族譜、1941年四修族譜寫的都是“文氏”﹔文氏族譜在“文芝儀”（毛澤東外祖父）名下記的是“長女適鐘，次女適王，三女適毛”，這“三女”就是毛澤東母親。接著，我與兩位同志到毛澤東外婆家，詳細訪問了毛澤東表兄文澗泉、表弟文東仙等人。他們都說，毛澤東母親在娘家時沒有“文其美”這名字，不過她在堂姐妹中排行第七，人們都稱她為“七妹”。

我們研究認為，“文其美”就是“文七妹”諧音所致。當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翻譯黃華是河北人，南北口音難免有誤。省委宣傳部也同意我們這種分析，決定我們今后在講到毛澤東的母親時，就稱“文七妹”。

2007年，我看到了由毛澤東侄外孫（毛澤民的外孫）曹宏、曹耘山等著的《尋蹤毛澤民》一書，書中影印了毛澤民代毛澤東填寫的《履歷表》，表中母親名字寫的是“文素勤”。但翻閱全書，各處稱母親仍為“文七妹”。當時，我正在改寫1990年出版的《青年毛澤東》，想把原書中“文七妹”都改成“文素勤”。為此，我特意走訪了韶山幾位老人。他們說，毛澤民隻比毛澤東小3歲，但離開家的時間比毛澤東晚10年，應該知道的家庭情況更多些。后經再三思考，我認為：

第一，從毛澤民代填《履歷表》的歷史背景看。上世紀30年代后期，在中國共產黨內和中國革命過程中，毛澤東的地位和作用日趨顯赫，作為一直關心支持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迫切需要對他作詳細了解。1939年6月，毛澤民到蘇聯莫斯科養病，他們認為這是好機會，因此讓他填寫自己的個人履歷后，12月又要他代毛澤東填寫《履歷表》。毛澤民應共產國際之要求，代毛澤東填這樣的表格，責任重大。因此，他對表中的31項內容，填得十分認真，態度極為嚴肅，父母的名字不應寫錯。

第二，從毛澤民填表的筆跡看。從2005年開始，曹耘山曾三次去俄羅斯檔案館，查閱、收集有關毛澤民的珍貴資料，其中就有不少毛澤民本人撰寫的報告、匯報材料，以及個人簡歷。將這些與《履歷表》對照，其筆跡完全一致，可以斷定，該表確為毛澤民所代填。

第三，從“文七妹”與“文素勤”兩種提法的關系看。前文已經說明，毛澤東對斯諾說的是“文七妹”，這與毛澤民代毛澤東所寫的“文素勤”，並沒有矛盾，而且填表是談話的補充，二者相輔相成。“七妹”是人們習慣稱呼，“素勤”是正式名字。

基於以上三條理由，《青年毛澤東》一書首次公開使用“文素勤”這個名字。

2009年5月，我將此情況向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黨委書面報告，建議在對外宣傳中，正式用“文素勤”這一名字。后經同意，並獲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湖南省委宣傳部的批准，列入紀念館重建工程陳列內容方案。2013年12月26日，閉館年余的紀念館重新對外開放。

二、家庭財產

1921年春，毛澤東教育全家親人干革命后，家裡是否還有財產？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宣布沒收毛澤東家產，其后果怎麼樣？上世紀30—40年代，毛澤東家庭經濟和家人生活情況，究竟如何？長期以來，世人看法不一，韶山在宣傳中，也一直存在不同聲音。

2012年12月下旬以來，我和幾位同志，在韶山管理局和韶山市等部門的支持幫助下，對毛澤東老家的經濟歷史情況，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通過對30余位韶山老人的訪談，並結合對毛澤東家庭賬簿等歷史文物、文獻資料的研究，終於澄清了史實，破解了謎團。

毛澤東家庭賬簿，解放初期從韶山黨支部五位黨員之一毛新梅兒子毛漢章家中收來，1968年開始定為“絕密”資料，長期被封存於紀念館文物保管室。它的封面長27.5厘米，寬15.8厘米，寫的正楷毛筆字，右書“義順堂”（毛順生生前堂名），中書“民國十三年吉立”，左書“清抵簿”﹔封面下共76頁152面，前3面為1924年上半年28條開支賬，第5—23面是1927年9月至1935年3月的收支細目，第24—152面，零星地記了21條，整本厚度1.5厘米。它雖然不完整，但很原始，彌足珍貴，對我們了解和研究毛澤東家庭經濟歷史，具有無可替代的佐証價值。

過去，有人說，1921年2月，毛澤東動員毛澤民、王淑蘭參加革命后，家庭的全部財產都分送給了貧苦農民﹔有人說，家裡沒有人了，家產就歸毛氏祠堂公有﹔還有人說，被國民黨沒收，家產不復存在。這些說法現在還不時聽到，但均可由“收抵簿”加以否定。

1921年，毛澤民按毛澤東意見，對家庭財產的往來賬，欠人家的一次性還清，欠自家的宣布廢除，因他急於要去毛澤東當校長的湖南一師附小上班，來不及對不動產做處理，便將其交托給外婆家和毛震公祠代辦。后經舅父文正瑩、表兄文澗泉、文運昌和房叔祖父毛簡臣、房叔父毛貽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祠堂公舉一人具體掌管，建賬設簿，輪流管理記賬，交接時憑族眾清賬﹔由管賬人選派佃戶，主持房屋維修，收取佃戶佃銀和租谷，並負責毛澤東家庭的一切開支，督促佃戶調節、安排家人住房。因此，這賬簿不僅能說明毛澤東家庭財產既沒有被分掉，也沒歸祠堂所有。即使湖南省政府1929年1月頒布“訓令”，“沒收充公”（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省民政廳長魯維吾頒發總字第333號《省政府訓令》，1929年1月30日，復印件，存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家產依然存在，其所有權和管理方式，都毫無改變。這是因為當時省府的“訓令”，交湘潭、韶山地方政府落實，而毛氏族人在地方勢力和影響較大，經內外配合，巧妙周旋，沒有實施，賬簿在1929年前后對管賬人和佃戶的記載無異，即可証實。

在我們歷次調查研究中，尤其是在2013年的訪談中，老人們都說，毛澤東家庭在1900年以前很貧苦，1901年到1920年間逐漸富裕，1921年以后，又日趨貧窮。“毛澤東家財產，為什麼會這樣？”我們就這個問題，深入地請教了各位老人。老人們一致回答，毛澤東家裡雖然有20畝水田（原有22畝，后因自家建房和鄰居種菜佔去2畝），13間半瓦屋和少量柴山菜土，但是家庭“收入少，開支大﹔收入有限，開支無限，因此欠賬越來越多，家人生活也就越來越苦”。從賬簿所記內容，也可看出這種跡象。

那個年代，革命者沒有工薪，不僅自己生活費靠家裡供給，而且革命經費也要家裡支援，毛澤東及其親人更是典型。毛澤東家庭的唯一收入是佃戶佃金和租谷，而開支則有多項，如向政府交糧納稅，對社會公團、公益事業交費、資助，接待來客和人情來往，支援革命和家人生活費用等等。在這些開支中，有兩項特別引人注目。一是，政府盤剝嚴重。國民黨政府1929年宣布對毛澤東家產的“沒收令”，但因未能實施，故地方政府和官員以此為由，每年要收取不少“好處費”，省和縣也經常派人來“檢查”，毛澤東家除負擔接待費外，還要通過地方官員付予“草鞋錢”。省、縣、區、鄉四級政府，玩弄自欺欺人把戲，層層行賄受賄。二是，用於革命方面的數目驚人。賬簿1924年上半年對毛澤東創辦的“文化書社”“織布廠”（黨的地下機關）的支付，即有兩筆，共538塊銀元。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的記載中，也有不少關於支援毛澤民、王淑蘭、毛澤覃及其繼配周文楠、毛澤建等革命的費用。毛澤東三兄弟從未分家，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從1927年出生到1945年，一直由毛澤覃的岳母周陳軒撫養，據1927—1935年的賬簿記錄，僅支付周陳軒、周文楠的費用，谷米除外，即有26筆之多，計大洋435元。

雖然毛澤東家人大多數出去革命，但故居家人居住基本未斷。1923年，王淑蘭從長沙回到韶山，后來參加農運，1929年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同獄難友相繼遇難，她先后收養了毛華初等3個烈士后代，由家中撫養。1937年冬，周陳軒帶周文楠、繼子周自娛、外孫毛楚雄回韶生活，給繼子治病，辦理喪事，花錢不少。周文楠1940年去延安，毛楚雄1945年參加八路軍，經費自理。開支不斷增加，管賬人深感無奈，隻好向人借貸和向佃戶增收佃金。從賬簿來看，毛澤東家有4家佃戶，其中主要佃戶既種田又住屋（包括柴山菜土），按例要交付佃金（押金）。增收的佃金與租谷成反比，增收越多，等於欠賬越多，佃戶可抵交租谷，因此可收的租谷就越少。收租越來越少，可欠賬越來越多，據賬簿記載：1935年前后，除“虧洋”98元外，另欠毛月迪“佃銀伍佰貳拾兩”，按老人們回憶的當時當地白銀與銀元的比價，百兩銀子折大洋130元折算，計大洋676元。又據張慶雲（張文峰之子，1941年—1950年張文峰曾是毛澤東家的佃戶）回憶：他家“開始交佃銀600兩，后來逐漸增加到1300兩”，計大洋1690元。還據1973年春，為期半個月、38位老人參加的韶山老人座談會的一致回憶，毛澤東家到解放前夕除欠佃金外，還“欠一千七八百兩銀子”，按1750兩算，計大洋2275元。僅上述4筆數相加，即達4739元，與1935年前后的774元相比，增加6倍多。按當時地價每畝169元（含山土屋宇）計算，就是把毛澤東家產全部賣掉，也隻有3380元，尚差1359元。這就不難理解，周陳軒為什麼在韶山生活不下去，1950年4月她向周文楠寫信訴苦，周文楠又向毛澤東寫信，並將信轉去，毛澤東復信周文楠，同意她帶周陳軒去哈爾濱。

三、岸青回鄉

毛岸青首次回鄉的時間，韶山也一直沒有弄清。韶山市1990年《韶山志》沒有記載，2010年《韶山市志》記為“1951年冬”，湖南省韶山管理局2003年《情系韶山》，寫的是“1962年2月”。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別，關鍵在於誰都沒找到實據。

2013年，我們在調查研究活動中，走訪了許多有關老人的家屬，從韶山鄉原政協主席毛大年家裡，找到兩張1950年毛岸青回韶山路過長沙時，與舅父母合影和與房弟毛遠翔（毛大年父親）合影，毛遠翔當時在照片背面寫著“1950年”。我們請老人們回憶毛岸青回韶的具體時間。毛遠照說：“記得是1950年冬，快過年了，毛岸青回的那天還下雨，牽的是匹棕色馬。他由毛遠翔（當時是湖南省交際處干部）陪著回來。”毛澤洲說：“1950年冬的一天，天氣很冷，韶山土地改革運動接近尾聲，我在現在的毛澤東廣場那地方，偶然遇上了毛岸青和毛遠翔，岸青穿著軍棉大衣，頭戴軍棉帽，我印象很深刻。”

他還說，“這照片攝於長沙室內，故既沒穿大衣，也沒戴軍帽”。我們預感這照片可能與韶山土改密切相關。

在採訪中，我們還了解到，毛耀輝與韶山鄉土改工作隊隊長張孝堯關系極好，親如兄弟。毛耀輝，1927年4月生，家住韶山鄉韶源村上坪組，離毛澤東家約4華裡。1949年3月入黨，是韶山沖唯一健在的地下黨員，離休老干部，身體、記憶力都很好。張孝堯，1949年春南下，山西太原人，被分配到湘潭縣黃龍區，任區委組織部長兼機關黨支部書記，與毛耀輝同支部，開始建立友誼，幫毛耀輝解決了愛人工作等問題。1949年冬，張孝堯被派到韶山蹲點。1950年夏，湘潭縣劃分為13個農村區，同年冬，土改運動展開，張孝堯是湘潭縣第三區副書記兼韶山鄉土改工作隊隊長，毛耀輝是第四區棋梅鄉土改工作隊副隊長，雖然沒在一起工作，但經常在一起開會，兩人無話不談。

為了揭開照片的真相，我們採取個別走訪和老人座談會相結合，請老人們看照片，回憶毛岸青回韶時的活動。在會上，毛耀輝看到照片，情緒十分激動，他說：“真沒想到60余年后的今天，我還能看到岸青當年的照片，它把我帶回到當年。1950年土改后期，韶山鄉黨支部書記毛仁秋向主席寫信，主席就派他回來傳達口信。他離韶第二天，區裡召開土改工作隊隊長會議，張孝堯一見我就說，‘岸青回來了’，還傳達了主席三條指示：‘一、家人不參與分田，家產由政府處理﹔二、家庭階級成分，實事求是，該是什麼就是什麼﹔三、人民政府執法不徇私情，按政策辦事，人民會擁護政府’。岸青還叮囑，‘我傳給你們，你們不要擴大傳達的范圍’。他說話時的聲音和神態，我終生都不會忘記。”老人們聽了毛耀輝的回憶感慨萬分，都說“這三條才像毛主席的”，“符合實際，合乎情理”，“一些影視片和《韶山導游》等許多書籍，宣傳毛主席講了‘我家是富農’，1950年回了信並作了三條指示，說‘劃為富農’，於是‘就劃定了富農’等等，這都違背歷史事實，應予徹底糾正”。

2013年10月，我看到了毛澤東內表侄（楊開慧的表侄）向端四著《從板倉到磚屋》一書，書中寫到，1949年冬，毛澤東與內表弟向三立交談，當毛澤東談到父親晚年“應該是個富農”時，向插話，那是30年前的事，明年土改“總不能劃富農吧”。毛澤東說，那也“實事求是，按政策辦事，該劃什麼成分就劃什麼成分”。由此可見，毛耀輝回憶的那三條，與毛澤東說的“實事求是”“按政策辦事”一脈相傳。

韶山人民和土改工作隊，做到了實事求是，按照毛澤東家產“名存實亡”“欠債累累”“資不抵債”的實況，自然不會也沒有給他的家庭劃定任何有產階級成分，毛澤東家庭是個典型的革命家庭。

（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5期，作者高菊村系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長、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