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理解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

在研究毛澤東計劃生育思想的過程中，存在一個讓人頗為困惑的現象，即毛澤東的論述中出現過一些前后似乎矛盾的提法。不承認或回避這個現象，不是科學的態度。隻有客觀地、科學地去分析，才能使人比較全面、准確地理解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

第一，應從戰略角度認識和理解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

毛澤東關於計劃生育的思想，是從戰略意義上講的，它不同於我們通常講的計劃生育政策。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既不是就人口論人口，也不涉及某種計劃生育的具體模式，因此，不能片面地把它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有計劃地限制人口增長的政策。正如毛澤東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在這裡，毛澤東的基調是控制人口增長，但是他同時又認為，計劃生育並不等於減少人口，而是主張有時多生一點，有時少生一點，這樣有計劃地生育，波浪式地增長。

在毛澤東看來，正如社會生產必須做到計劃化一樣，有計劃地進行人類自身的生產即計劃生育是非常必要的。為了實現計劃生育，節育、避孕作為一種手段、一種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計劃生育、節育和避孕，這些都是要長期提倡和堅持的，是具有戰略意義的。而對我國某地某時的人口究竟是多是少，是否需要控制增長，以及我國人口達到多少是控制限度等等問題，毛澤東認為它們是隨著當時當地的人口多少、人口增殖率、群眾的接受程度和生產力發展的速度、糧食供應情況以及國際國內環境等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在和平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在人口多、生產力發展速度較慢、糧食短缺的地區，人口出生率可降低一點﹔在生產力發展速度較快的時候，人口出生率可再提高一些。

對於這一思想，毛澤東曾有多次表述。在1957年2月27日至3月2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他一方面提出“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一方面又在會議結束語的提綱中寫到：“控制在六億人口(控制一個時期少增長，以待條件具備，再作適當增長)。”在1958年1月28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毛澤東一邊說：“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一邊又說：“我是贊成節育的，並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1958年7月9日，毛澤東同邵力子、陳叔通、黃炎培、章士釗等民主人士談話，在談到人口問題時，他一面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在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一面又講：“但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

歸納以上毛澤東的論述，可以看出，在戰略大局上，毛澤東是主張計劃生育的﹔但是在具體政策措施上，譬如人口控制數量究竟是六億合適還是八億合適，他心裡又確實沒有定數，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前后不相協調的提法。

第二，應從當時中國特定的環境來分析和理解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

中國擁有豐厚的人口資源，這是歷史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面臨著如何快速發展經濟這一難題，也是歷史造成的。人口眾多，給國家的發展造成巨大壓力，而換個角度看，這也是一種優勢。這一點，毛澤東已經看到了，如他在1957年2月14日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指出的：“中國人多也好也壞，中國的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並且在一定時期內，他比較多地強調人多的優勢一面。這在物質基礎和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情況下，確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對於人多的優勢一面，毛澤東早在建國前夕就有論述。他在1949年寫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指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這兩段話從人的主觀能動性上說明了人多的好處。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在毛澤東看來，建設速度問題是一個突出的政治問題。由於中國的科技水平和工業化程度都很低，要想在短時間內提高生產總量，就必須增加勞動總量和提高勞動效率。這樣，就造成了對人口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依賴。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現在人多一些，氣勢旺盛一些。”“我是不怕的，再多兩億人口，我看問題就解決了。”3月23日，他又在成都會議上陶魯笳發言時插話說：“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畝五分地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七億五到八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少，難叫農民節育……”之后，《紅旗》雜志創刊號上又發表了毛澤東4月15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文中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不難看出，在這裡毛澤東不是從整個人口政策角度講的，而是從人在生產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方面強調了人多的優勢一面。

第三，應從思想發展變化的全過程來看毛澤東的計劃生育思想。

前面講到，毛澤東是計劃生育思想的決策者和奠基人之一。但是，他關於計劃生育和控制人口的思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中也出現過起伏和曲折，產生過片面性。大體上說，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以前，他是積極主張實行比較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

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就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方法和步驟作了指示，他在講話提綱中寫道：“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維護，四年普做，達到計劃生育，是否可能？”他還在講話中指出：“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13日，毛澤東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指出：“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這一時期毛澤東的人口思想有三個特點：其一，強調實施計劃生育﹔其二，指出計劃生育要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其三，計劃生育在不同地區要有不同政策。這些寶貴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為80年代中國大規模推行計劃生育奠定了政策性基礎。

1958年后，是毛澤東人口思想起伏最大的時期。為了依靠群眾運動取得經濟增長的高速度，他突出強調人多熱氣高、力量大，忽視了人口迅速增長的負面作用，因而在實踐中產生了嚴重的偏差。

進入60年代，“大躍進”的嚴重挫折和人口反彈造成的巨大壓力，又促使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重新強調計劃生育工作。1960年4月，在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上通過的、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列出了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條款，規定：“除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並且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191961年9月22日，周恩來在同外賓談話時指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和工業區，採取節制生育，看來是有效的。節育方針應該繼續下去，節育的意義不只是在經濟上，而且還有精神方面。1963年9月16日至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的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城市人口增長指標。1964年1月15日，國務院召集有關部門開會，研究成立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兼任委員會的領導工作。1965年8月20日，毛澤東接見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時說：“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還說：“你們開展農村衛生工作后，要搞節制生育。”同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計劃生育的重點應當轉向農村。這些情況表明，在黨中央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正在走入正軌，進入大規模的實施階段。

遺憾的是，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黨和國家的正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這個時期，雖然毛澤東的節制生育思想沒有動搖，但是計劃生育工作已經失去了實施的條件和環境。國務院許多機構都被撤銷。1968年11月，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被取消，全部工作人員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鍛煉，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計劃生育機構也不能正常開展工作。因此，這一時期，形成了一個無秩序的生育高峰。

70年代初期，我國計劃生育工作開始重新走上正軌。這時，國內人口的總數達到八億左右(如上述，這是毛澤東曾設想的最佳人口總量的預期目標)，給社會帶來的巨大壓力，使人們對人口膨脹的副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同時，整個社會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至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計劃生育工作的強調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談到節育問題時說：“農村裡的女人，頭一個生了是個女孩，就想要個男孩子。第二個生了又是女孩……一共生了九個，都是女孩子，年齡也45歲了，隻好算了。”因此指出：“重男輕女，這個風俗要改。”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關於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1975年1月，他還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

以上事實說明，隻有從戰略角度、從發展的角度、從當時國際國內的環境來認識毛澤東關於計劃生育的論述，才能比較全面、准確地理解毛澤東的節育和計劃生育思想。

（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作者紀曉華，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