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視角審視毛澤東的歷史功績

毛澤東歷來主張，搞建設必須要放眼全世界。以世界現代化進程為參照系，研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經驗，有助於我們以世界歷史發展的眼光來審視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以其他國家發展進程的經驗教訓來印証中國發展道路的科學性。

一、開辟一條正確道路，為中國現代化順利啟動創造了前提條件

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現代化的啟動要有一定的社會歷史前提。歐美原生型現代化不是啟動於中世紀黑暗社會的基礎之上，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初步形成之時，工業革命不是發生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而是發生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后。“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准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1]

中國的現代化啟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它決定著中華民族走向現代社會必須完成的兩大任務：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兩大任務，孰主孰次，孰先孰后，事關中國現代化能否順利啟動。是以工業化為主來謀求國家富強，還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為主來謀求民族獨立？這是貫穿近代中國110年社會發展史的雙重主題，也是歷代志士仁人救中國的兩種不同路徑。然而，歷史發展的結果卻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切工業救國、教育救國，以合法的途徑實現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張都不能成功……不動搖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而謀求實現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無作用。這些善良的願望之所以不能實現，就是因為有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嚴重的阻力。”[2]歷史証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取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之前，中國社會至多隻能出現帝國主義允許的或者封建統治能夠容納的某種程度的“現代化”，不可能出現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現代化。

然而，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探索現代化道路的一批批先行者對於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任務到底是什麼並不很清楚，對怎麼來完成這些任務更不清楚，他們以極大的愛國熱情投入了積極的探索，嘗試了各種各樣的途徑，但最終還是沒有把一個落后的中國引向富強文明的中國。“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裡，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3]中國近代史上歷次現代化嘗試終歸失敗，原因皆在於沒有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

縱觀中國近代史，我們發現，各種歷史人物和政治派別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命運，歸根到底都是由其能否推進和完成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這兩大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國夢來決定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最終勝利，是因為他們的所思所為既符合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潮流，又符合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他們及時地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開辟了一條先謀求民族獨立、創造前提條件，爾后再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唯一正確的之路。“用革命的方法……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4]。

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嶄新起點，其直接結果便是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全面啟動創造了前提條件。“中國共產黨人在10月1日所慶祝的革命，其意義不亞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毀的范圍不小於那兩場革命，在為社會發展的空前新進程而開辟道路方面，其重要性不亞於那兩場革命﹔其世界范圍的影響也不小於那兩場革命。”[5]

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為中國現代化確立了先進制度的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不僅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且也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道路是新中國快速發展的制度保障。

（一）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是中國的國情使然

在世界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現代化道路並存的情況下，毛澤東帶領新中國選擇了后者，這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舍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不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已經落后，而是因為中國不具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客觀條件。

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代價高昂的、劇烈的社會變遷，它的啟動、發展和穩固，都要求一個強有力的社會集團來組織。這個社會集團必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他們齊心合力推翻舊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以發展新的生產力。在近代中國，“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6] 資產階級理應承擔起發展生產力、推動現代化的歷史責任。然而，從晚清到民國，中國歷屆政府顯然沒有盡到應盡之責，沒有履行它應當履行的職能，致使中國資本主義出現了畸形的發展：一方面是民族資本日漸衰敗，另一方面是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大行其道。歷史表明，中國的資產階級既不能像英美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那樣引導中國走上自由資本主義道路，也不能像德日等國的資產階級那樣引導中國走上純粹的壟斷資本主義道路。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前的109年中，為了追趕世界發展步伐，一些中國人效法西方亦步亦趨，但中國人的強國夢一次次遭受重創，距世界現代化潮頭漸行漸遠。就這樣，中國近代歷史既否定了在沒落的封建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又否定了在半殖民地條件下通過資本主義的方式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殘存的民族資本技術落后，起點低，基礎薄弱，不僅不能成為新中國現代化的經濟基礎，而且還可能導致對國際資本的依附，危及國家經濟與政治安全。“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7]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為我們展現了這樣一幅畫面：“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8]

（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是世界歷史發展現狀使然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不僅僅是因為近代歷史發展阻塞了中國通過資本主義方式實現現代化的道路，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唯一可供選擇的道路，而且更因為，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先進的發展道路。

從理論上講，先進的社會制度能夠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發現了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奧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帶來了社會歷史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形成了新社會形態取代舊社會形態的社會運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人類社會進步歸根結底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因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曾經起到的進步作用曾給予公正、歷史的評價。毛澤東也曾說過，人類歷史一百來萬年中，資產階級統治的三百年是一個大躍進。社會主義是替代和超越資本主義的更加先進社會制度，它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自然應該擁有高於資本主義的能力。

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事實來看，蘇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昭示著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前進方向。在十月革命以后的20年時間內，蘇聯在工業力量方面已趕上德國，其礦業總產量、基本設備和工廠方面，已接近歐洲大陸所有的發達國家，城市現代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盡管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不少弊端，但蘇聯現代化模式所表現出來的優勢是世人公認的。“在斯大林領導下的頭十年，……把一個落后的、以農立國的、文盲眾多的社會改造成一個以工業為主導的、都市化的和有文化的社會……在斯大林統治下的第二個十年，蘇聯摧毀了強大的德國入侵者，它對擊敗法西斯主義所作的貢獻大於其它任何國家﹔它還獲得了東歐的控制權並成為世界事務中的超級大國。”[9]與此相對的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和社會蕭條。戰后，當整個西歐還在等待援助的時候，蘇聯已經迅速恢復並開始加速前進。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蘇聯所展現的道路、成就和光輝前景無疑具有極大的示范作用。“這一切燦爛的成就，給全人類指出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10]“全世界一切人類社會現在正向著蘇聯所走的道路前進”。[11]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正是中國歷史發展和世界歷史進步這兩種歷史必然性交互作用的產物，既順應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趨勢，又承接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軌跡。它是根植於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社會發展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確立對中國現當代社會發展進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我們創造性地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使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12]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我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歸功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三、借鑒外國工業化經驗教訓，工業化道路開始具有中國特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順應世界工業化的大勢，在充分考慮新中國工業化起步階段政治、經濟條件的基礎上，參照蘇聯和其他國家工業化的經驗教訓，逐步提出了以重工業為中心、正確處理農輕重關系、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這樣一條“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使工業化道路開始具有中國特色。

（一）這條道路體現了中國的大國國情

世界工業化進程的經驗告訴我們，人口、國土面積以及自然資源這三項指標影響著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抉擇，決定著不同的工業化模式。大國與小國在工業化戰略上差別較大，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般是大國所追求的。在確立新中國工業化方針時，毛澤東明確提出，“國家工業化的任務，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情況，要求我們建設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對內能夠依靠它滿足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對外也可以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發展充分有效國際協作”[13]。此外，國民經濟體系化，對新中國來說，還有另外一個戰略意義，那就是國家的經濟安全的考慮。

（二）與其他工業化后進國相比，這條道路體現了中國的新探索

在工業化史上，幾乎所有的后進入工業化進程的大國都把生產資料工業放在重要的地位。這種做法幾乎被視為通則，因為這是后進國趕超先進國最有效的法門，中國自然不在例外。

但是，毛澤東的眼光卻不僅於此，有了新的思考。在《論十大關系》中，他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他專門講述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問題：“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14]這段話可以說道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基本點和實質：以工業為重心，處理好農、輕、重的關系，也就是處理好國民經濟基礎和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的關系，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

黨中央和毛澤東圍繞“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艱難的探索，從理論上實現了從“重工業優先發展”向“按照農輕重次序安排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轉變，不僅對當時國民經濟的調整和發展起到了應有的作用，而且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現工業化發展戰略的調整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經驗。

（三）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這條道路堅持了中國特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形成，蘇聯通過“經互會”對東歐國家經濟進行干預，實行所謂的國際分工與生產專業化協作。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開始大規模建設之后，蘇聯試圖將這一模式強加給中國，反對中國發展自己的工業體系，因為它“自己開香腸鋪，但不願中國也開香腸鋪，他要推銷他的香腸。”[15]毛澤東把中國工業化的任務定位在“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之上，這不僅是根據中國的國情做出的深思熟慮的判斷，而且也是和蘇聯等據理力爭的結果。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人口居世界第一，擁有豐富的種類繁多的自然資源，因此它自然給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任務。”讀到這一段話時，毛澤東說，“這段寫法可以。要知道這是經過我們同他們爭論才這樣寫下來的。過去，他們和東歐的一些國家都曾經要我們不搞完整的工業體系。像捷克斯洛伐克、日本這些國家，鐵礦等資源靠外國，還發展了鋼鐵工業，我們資源多，怎麼能不搞呢？”[16]

中國工業化道路是對包括蘇聯在內的工業化后進國家經驗教訓的記取，是一種建立在中國國情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改革創新的基礎和源頭。

四、必須充分肯定毛澤東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功績

歷史發展是一個不能隨意割斷的過程，對於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評價也必須從歷史發展的全局來看，因為一方面，人們創造歷史和認識歷史都是在既定條件下進行的，評價歷史的標准也是這些條件的產物。離開這些條件，歷史將會變得無法理解，歷史性的評價標准也將會變得無法理解。另一方面，歷史事物的發展進程往往較長，隻有經歷一段時間的沉澱之后，它的作用與意義才比較完整地展現出來。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歷史與現實的有機結合的高度，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功績。

（一）歷史地看，毛澤東堅持不懈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

就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認識而言，他的出發點也是為了探索一條不同於蘇聯的建設道路。比如，《論十大關系》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理論著作就是以蘇為鑒的結果。當時的想法是，“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17]這就是毛澤東這個時期的真實想法，也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探索的出發點。在1960年7~8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說，“現在人家對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懷疑，這不能說沒有道理。這些是新鮮事物，我們正在進行試驗，我們進行各種各樣的試驗，無非是想把我們中國搞得好一點，發展得快一點。我們想試試是不是隻有蘇聯那個辦法是唯一的辦法？我們想，除了蘇聯的辦法，是不是根據中國的情況還有更好一些的辦法，更快一些的辦法？無非是這麼一個想法。”[18] 正是由於看到這種辦法無助於達到上述目的，毛澤東又率先提出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偏差。

（二）現實地看，改革開放前中國現代化建設為當代中國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是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中國雖未全面實現現代化，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著不少的問題和明顯的不足，但我們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改善，工業化進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有所提高。

經過30年的艱苦創業，我國形成農業、工業、交通運輸、建筑、金融、貿易旅游和綜合技術服務等七大行業，中國在以農業部門為經濟主體的基礎上，建成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從無到有”的問題，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不僅使中國在贏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后又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而且為中國以后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是中國現代化歷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經濟活動，也是我們黨和國家十分珍視的、引以為榮的成就。“我們不僅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而且積累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19]

人民共享現代化的成果，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歷來都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努力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952~1978年，在經濟相對水平低下的情況下，中國致力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使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1978年底，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NP）達到3624.1億元人民幣，人均379元，折合228.2美元，位列低收入國家，但中國卻能夠為最大多數人提供高於低收入國家水平的生活保障，表現出與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截然不同的狀況。

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時候，雖然在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等方面，與改革開放以來的做法有很大差別，但是，無論他的理論還是實踐，都為后來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20]這是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史應有的態度，也是評價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功績應有的態度。

[1]《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頁。

[2]《胡繩全書》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頁。

[3]《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頁。

[4]《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頁。

[5]〔美〕莫裡斯·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張瑛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3頁。

[6]《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

[7]《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

[9]〔美〕科恩：《蘇聯經驗重探：1917年以來的政治和歷史》，陳瑋譯，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104頁。

[10]《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11]《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頁。

[12]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1年7月2日。

[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 150頁。

[1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頁。

[15]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頁。

[16]《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選載（四）》，《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

[17]《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18]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頁。

[19]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7日。

[20]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