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麼要提出趕超戰略

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趕超戰略探析

本文論及的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趕超戰略，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生產力的潛能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經濟社會的高速度發展，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這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進程初期的一個重要戰略選擇，在當時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

一、毛澤東為什麼要提出趕超戰略

任何一個運動或事件的發生都有其依據，趕超戰略的選擇，是當時社會多種要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第一，振興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感的強烈驅使。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使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面臨著深刻的民族危機。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成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所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前，先進的中國人在各種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種形式的救國方案。“為解決器物不如人的問題，搞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為解決制度不如人的問題，搞維新變法，變封建專制為君主立憲，搞革命起義，變封建專制為民主共和﹔為解決觀念不如人的問題，搞再造中國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田克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軌跡》，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盡管這些方案由於種種原因歷經挫折甚至失敗，但其展現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卻深深地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鞭策著他們繼續前進。作為從舊中國成長起來的、熟悉中國歷史文化和發展進程的毛澤東等人，是不能不受此感染和啟發的。

中國人民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在政治上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獲得自由和解放。但在經濟上，“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況難以在短時期內得到改變，當時中國的經濟水平，不要說與同時期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蘇聯無法相比，就是與國情相近的印度之間也有很大的差距。1954年6月，毛澤東曾憂慮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這無疑在毛澤東的頭腦中產生一種巨大的壓抑感、危機感和緊迫感。振興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感的強烈驅使，使得毛澤東希望加快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步伐，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幸福生活。

第二，社會主義陣營趕超浪潮的示范效應。

任何一個后發展國家都有擺脫本國的落后社會經濟狀況，提高社會發展水平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立起來，且從誕生之日起，就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他們必須在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行斗爭的過程中謀求自身的發展空間。列寧曾指出：“要麼是滅亡，要麼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且超過先進國家……要麼滅亡，要麼開足馬力奮勇前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頁。）斯大林更是把“在技術經濟方面趕上和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這一發展目標定位於關系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的歷史任務。他說：“你們願意讓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垮而喪失獨立嗎？如果你們不願意，那末你們就應當在最短時間消滅他的落后狀況，並且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展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特別的辦法是沒有的”，“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頁。）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蘇聯選擇了趕超的社會發展戰略。二戰前夕，蘇聯成為工業總產值在歐洲佔第一位、在世界居第二位的社會主義強國。這一震撼世界的“工業化奇跡”，大大改變了蘇聯的社會面貌，也為蘇聯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

二戰結束后，一批新解放的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事業出現了蓬勃向上的新局面。蘇聯繼續在經濟上快速推進，並成功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蘇聯的發展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強大的示范效應，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加快自身發展，出現了一番你追我趕的壯觀景象。社會主義陣營中這種趕超浪潮，當然會影響毛澤東等對社會主義建設戰略步驟的選擇。

第三，“一五”計劃的順利實施進一步激發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雄心壯志，並認為在比較短的時間裡趕超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是可能的。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的發展使毛澤東很興奮。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推進也比預料中順利許多﹔抗美援朝的勝利，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為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革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鑒於此，毛澤東在1955年12月發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號召：“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頁。）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提前結束，“一五”計劃的順利實施，使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可以加快，“本來的安排是用18年的時間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一促進就很快”。

毛澤東對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起步階段“一窮二白”的國情有著深刻的了解，但他又將“一窮二白”看作迅速趕超先進國家的有利條件。他說：“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頁。）在此基礎上，他堅信人民群眾的力量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強調“我們黨同這6億人口結成了血肉聯系，依靠這個偉大的力量，凡是人類能夠做的事，我們都能做……沒有什麼事我們不能做的”，同時，“我們有一個具有偉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這就完全能夠保証我們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富裕、強大的國家”。（《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人民日報》1957年12月12日。）在上述各種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應該說，趕超戰略的提出勢在必然。

二、毛澤東趕超戰略的設想和探索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趕超戰略的設想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戰略模式上的從“走蘇聯的路”到“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戰略步驟上的從“超英趕美”到“兩步走”的思想﹔戰略布局上的“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的思想。

第一，從“走蘇聯的路”到“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

新中國成立初期，要進行國家建設，我們面前的工作極為艱辛，經驗也不夠。毛澤東指出，“要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263頁。），無論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干部、新干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1954年在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時，針對有些外國資產階級報紙發現中國憲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蘇聯所走過的道路”所表現出的失望，毛澤東回答說：是的，我們所走的道路就是蘇聯走過的道路，這在我們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1955年7月，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又重申，蘇聯所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們的榜樣”（《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34頁。）。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從總體上採納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

盡管如此，對照搬蘇聯的經驗，毛澤東“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同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自斯大林逝世后，在蘇聯發生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使人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並非完美無缺。這時，通過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黨中央和毛澤東重新審視蘇聯模式的利弊得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路的建設思路。據吳冷西回憶，1956年4月4日，毛澤東曾明確指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可見，作為一位偉大的探索者，毛澤東力求超越蘇聯經驗，尋找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想更加明確了。

第二，從“超英趕美”到“兩步走”。

1956年8月，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提出了“超美”設想：“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假如我們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89頁。）可以看出，這時毛澤東的趕超設想在時間上還是放得比較長的。

繼1957年11月毛澤東在出席莫斯科會議時提出“15年內趕超英國”的口號后，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乘風破浪》的社論，指出：我們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在這以后，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准備要用20年到30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並且超過美國。同年4月，毛澤東寫《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批語時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25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第179頁。）1958年5月，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李富春提出：七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毛澤東在批語中改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又一次將趕超時間提前，他說：我們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這種趕超設想，已經是一種急於求成、脫離中國實際的想法了。

“大躍進”期間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受到了挫折，這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深入反思。據薄一波回憶，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說：過去總是冷得不夠，熱得多了一點。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總結了“超英趕美”的經驗教訓，使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逐漸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1961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指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50年不行，會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時間。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再次強調，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1963年八九月間經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中第一次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思想。“在三年過渡階段之后，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搞15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15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頁。）1964年12月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兩步走”戰略進一步表述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從“超英趕美”到“兩步走”，越來越接近中國的國情和社會發展規律，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改變中國貧困落后面貌的強烈願望。

第三，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

工業化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現代化的最初表述。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頁。）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黨明確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把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任務提上了日程。在蘇聯的幫助下，“一五”計劃順利完成，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但我們在因循蘇聯工業化道路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1956年初，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指出，不能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而應走在大力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基礎上去發展重工業的道路。隨后，他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科學命題，並對其作了系統的分析。1958年以大煉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使工農業生產受到了嚴重影響。在糾正這個錯誤的過程中，毛澤東又進一步從社會擴大再生產的規律上闡述了農、輕、重關系問題，指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並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並舉，以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最重要。”（《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21頁。）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農、輕、重”的概念。到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這一思想完善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至此，毛澤東基本形成了以重工業為主，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同時並舉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思想。

隨著對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認識的不斷深化，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逐步形成了現代化的提法和思想。1957年春的最高國務會議和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兩次講話都講到要建設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同年11月，劉少奇在慶祝俄國十月革命40周年群眾大會上宣布，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把三個現代化提到了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的高度。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6頁。）1963年8月，經他修改的《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指出：我們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卷，第346頁。）。毛澤東所確定的“四個現代化”很快被全黨和全國人民所接受，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鄭重宣布：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起來說，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

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的轉變，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等人對社會主義建設布局的認識逐步深入。究其原因，概括地說，其一，社會的發展是各個方面的全面發展，“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沒有工業化，就談不上現代化。但是，現代化不是僅僅追求工業經濟的增長，它包含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更高現代文明在內的豐富內容。其二，“四個現代化”是相互關聯的，要同時並進，相互促進。“四個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實現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其中工業現代化是前提，農業現代化是基礎，科學技術現代化是關鍵，國防現代化是保証。我們不能等工業現代化以后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

三、對毛澤東趕超戰略應作客觀分析

從毛澤東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趕超戰略及其實踐可以看出，一方面，它實現了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發展進步，其成就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頁。）另一方面，由於在實施趕超的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客觀實際和現實可能，也就導致了急於求成、盲目急躁乃至狂熱，以致釀成了嚴重脫離實際的“大躍進”那樣的重大失誤。

第一，趕超是后發展國家社會建設的普遍規律。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后來者居上的現象俯拾皆是。就資本主義各國的發展情況而言，也是落后的超過先進的，例如在19世紀末葉，美國超過了英國，在20世紀初，德國又超過了英國，等等。二戰后，隨著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些新的國家。這些國家一誕生，就被卷入了世界現代化的大潮。它們與早期國家社會建設相比，“處在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發展環境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政治變革引起經濟變革，國家全力投入追趕型現代化、強制性工業化”。（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頁。）這就是說，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設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規律。中國是世界上典型的現代化后來者，在我們這樣一個落后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建設，如果不能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快的建設速度，就無法縮短與前者的差距，就會永遠陷入落后狀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就成為空談。因此，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略構想方面提出的趕超戰略，其最終目的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說，趕超戰略無可厚非。

第二，在社會主義中國，實施趕超戰略有一定的現實可能性。從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情況來看，當時毛澤東採取趕超戰略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社會主義作為嶄新的社會制度，在推動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具有無比廣闊的前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為趕超世界先進國家奠定了制度前提。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比較舊時代生產關系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就是指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並使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這樣一種情況。二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黨的正確領導為趕超世界先進國家提供了政治保証。黨勝利地領導了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也就一定能夠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都要堅持黨的領導，“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03頁。）。三是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積極性。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體。列寧說得好，社會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是人民群眾本身的創造。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為趕超世界先進國家提供了精神動力。1958年當看到人民群眾極大的創造力時，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寫道：“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第177頁。）此外，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援助，世界上一切兄弟黨、一切同情者的支持，也為趕超世界先進國家提供了可能。

第三，對趕超戰略要作具體的分析。有一種觀點不加分析地把趕超看作“大躍進”的產物，進而對毛澤東趕超戰略作出全盤否定，這是不科學的態度。誠然，這一戰略在20世紀50—60年代的歷史背景下，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曲折發展的實踐基礎上，不可能不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一度陷入誤區﹔脫離實際的趕超，也隻能走向盲目冒進，最終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比如，在重視主要工業品產量（這是完全必要的）的同時，忽視了社會主義社會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片面強調以人民群眾的熱情和積極性為動力，忽視客觀發展規律，等等。但趕超戰略不是急於求成和急躁冒進的代名詞。“大躍進”、“超英趕美”與趕超戰略有一定的關系，但並非趕超結下的“果”。實踐証明，“大躍進”的嚴重失誤，其根本原因在於對趕超戰略認識方法上的錯誤，而不能完全歸咎於趕超戰略本身。問題不在於趕超，而在於趕超的方式是否符合發展實際，是否實事求是。事實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頭30年的巨大成就，已經使中華民族的發展超越了整整一個時代，實現了歷史性的大飛躍，這是舉世公認的。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領導古老的落后的中國開啟了趕超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巨輪，盡管其在實踐中留下了太多的遺憾。在歷經磨難與挫折之后，我們看到的不是趕超戰略的終結，中國人民正沿著鄧小平開辟的正確軌道，把毛澤東的未竟之志變成光耀全球的輝煌”（李安增：《毛澤東的趕超戰略論析》，《毛澤東思想研究》1995年第2期。）。鄧小平之所以能夠取得趕超戰略的成功，創造出中華民族新的歷史奇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恢復和發展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辟了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開放偉大進程，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把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趕超戰略納入科學軌道，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推進奠定了基礎。

〔作者劉洪森，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山東日照276826﹔田克勤，東北師范大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吉林長春13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