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還是北上,決定革命前途的關鍵之爭

作者:    發布時間:2016-09-02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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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南下之爭”,是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之間關於紅軍戰略方針和發展方向的爭論。同時,也是一場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

這場爭論要從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地區會師說起。會師后,擺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為紅軍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明確發展方向。但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中共中央和張國燾之間產生了分歧和爭論。

中共中央考慮到川陝甘地區地域廣闊,交通方便,漢族居民較多,帝國主義勢力和國民黨統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爭的前線華北,因此主張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進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但張國燾卻認為,紅軍應向西退卻到人煙稀少、少數民族聚居的川康邊地區,或南下攻取成都,以為這樣可以避開國民黨軍強大的軍事力量。

為解決這個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向北發展,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並於28日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正式提出“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由此制定了鬆潘戰役計劃,准備集中主力消滅鬆潘地區國民黨軍胡宗南部,打開北上甘南的通道。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舉行常委會議,決定張國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增補陳昌浩、徐向前為中央軍委委員,以加強對兩支紅軍的統一指揮,為實現北上方針提供組織保証。

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雖然也對北上的戰略方針表示贊同,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放棄向川康邊地區退卻的錯誤主張。會后,他以“統一指揮”“組織問題”沒解決為由按兵不動,延遲紅四方面軍北上。他仗著人多槍多,向中央要權,策動一些人向中央提出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要求由他擔任軍委主席。中共中央堅決拒絕張國燾的無理要求,但為了團結四方面軍共同北上,還是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這時,張國燾才調兵北上。但此時,進行鬆潘戰役的戰機已經喪失,紅軍不得不放棄鬆潘戰役計劃,改由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草地北上。8月3日,紅軍總司令部制定《夏洮戰役計劃》,將紅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右路軍。中共中央隨右路軍一起行動。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沙窩會議,重申了北上的戰略方針,並提出要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批評了張國燾企圖使紅軍西渡黃河深入青海、新疆等地的錯誤。但張國燾一意孤行,抵制中央作出的北上戰略方針。

8月底,右路軍歷經千辛萬苦通過了草地。雖然中央一再催促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北上,但張國燾卻要求已進入草地的紅軍返回阿壩。9月5日,他命令當時尚在鬆崗、黨壩、卓克基等地的左路軍部隊停止北上,就地“籌糧待命”。8日,他又命令右路軍准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還命令左路軍中駐馬爾康地區的紅四方面軍部隊,讓他們轉令軍委縱隊轉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服從,就將其扣留。這表明,張國燾為堅持其錯誤的南下主張,已開始對右路軍採用脅迫的方式。

中央再次勸告張國燾,強調如果左路軍南下,前途將極端不利,希望左路軍立即北上。張國燾無視中央的勸告,甚至背著黨中央,給右路軍領導人發密電,要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這份至關重要的電報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獲得。他立即報告了中共中央。就在紅軍面臨分裂的危急時刻,為貫徹既定的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中共中央於10日凌晨率領紅一方面軍的紅1軍、紅3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先行北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是絕路”“中央反對南下,主張北上”,號召紅軍廣大指戰員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建川陝甘新蘇區。同時,致電張國燾,爭取左路軍立即北上。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認為,張國燾對目前的革命形勢存在錯誤的估計,並且存在軍閥主義的傾向。決定號召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作斗爭,並促其北上。

此后,已經北上的紅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於10月勝利到達陝北,結束了長征。張國燾則堅持錯誤,率紅四方面軍部隊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事實証明,南下是行不通的。到1936年6月,南下紅軍在國民黨優勢兵力圍攻下,損失過半,難以立足,張國燾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南下方針不可避免地失敗了。

在這場“北上南下”之爭中,張國燾因為對政治形勢和敵我力量的錯誤判斷和估計,更出於自己的政治野心,屢次反對中央作出的決定,向黨要兵權,發展到對中央進行武力威脅,以至於另立中央,公開分裂。中共中央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最終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維護了全黨全軍團結,促成了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開創了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