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創時期《中國共產黨宣言》之謎

作者:裘偉廷    發布時間:2016-12-19    來源:黨史博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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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發表﹔1920年,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初譯版發行,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但鮮為人知的是,也是在1920年,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組織草創時期,曾制定過一份重要文獻——《中國共產黨宣言》,並留下了許多謎……

《中國共產黨宣言》存在過嗎?

對於《中國共產黨宣言》是否存在過,在參加過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中,有多人曾有所憶及,當然有些人將它認為是起草黨綱一事。如李達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中說,上海黨的早期組織成立后,“當時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六七條”。施存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中說,黨在上海由陳獨秀、李漢俊等五人發起,“並由上述五人起草黨綱”。包惠僧在《創黨的開始及武漢臨時支部》中說,劉伯垂由廣州過上海回武漢,“帶來了一個抄寫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草案,詳細內容記不清楚,大體不出《共產黨宣言》的范圍”。由於事隔久遠,他們對綱領內容的回憶不盡一致,但有過一個黨綱草案,這個綱領由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草擬,這在他們的回憶中是一致的。

由於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人們沒有發現《中國共產黨宣言》確切資料,因此許多歷史學家、特別是黨史專家,對是否存在《中國共產黨宣言》曾心存疑慮,甚至有人懷疑該文件是后來偽造的。但到中共中央辦公廳1958年6月編印的《黨史資料匯報》(第一號)上出現《中國共產黨宣言》全文時,那麼它的存在性就毋庸置疑了。這份大約2200字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實際上就是上述多人回憶中提及的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草稿。

這份《中國共產黨宣言》當時並沒有在任何報刊和任何場合公開發表,只是供早期共產黨員內部學習,也使入黨對象對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有具體的了解和明確的認識。它曾在北京、廣州、濟南、長沙、武漢等地的共產黨組織中散發與傳播,對提高早期共產黨員和接近共產黨人士的思想覺悟、政治水平和理論素養,無疑很有幫助。它為1921年7月間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召開和中國共產黨的正式建立,起了促進和奠基作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大都讀過這份宣言,在黨的“一大”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綱,看來是吸收了這份宣言的基本思想與要點,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以《中國共產黨宣言》為藍本。

《中國共產黨宣言》內容是什麼?

《中國共產黨宣言》由前言與正文構成,其正文分三個部分:(1)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經濟方面,主張將生產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等,收歸社會共有、社會共用,消滅私有財產制度。政治方面,主張廢除“保護少數人的利益,壓迫多數勞動群眾”的政權、軍隊和法庭。社會方面,要使社會上隻有一個階級,就是勞動群眾的階級。一句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和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

(2)共產主義者的目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而這個理想社會的實現,第一步是鏟除資本制度,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為此,要向工人、農人、兵士、水手和學生宣傳,以便組織大的產業聯合,並組織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引導工人和農民向資本家爭斗,奪取政權。第二步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3)階級爭斗的最近狀態。現在其他國家內的階級爭斗日見緊迫,其趨向是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自然狀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一面繼續用強力與資本主義的剩余勢力作戰,一面要用革命的辦法造出共產主義的建設法。等到全世界的資本家的勢力都消滅了,那時候的無產階級專政還要造出一條到共產主義的道路。

由此可見在內容上,“宣言”明確提出了建立全國性無產階級政黨的要求和宗旨,規定了該政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它提出了黨的奮斗目標是在經濟方面消滅私有制度,實行公有制度﹔在政治方面要引導無產階級去向資本家進行堅決的斗爭,並從資本家手裡獲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方面達到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中國共產黨宣言》原件在哪裡?

我們雖然知道,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組織制定過《中國共產黨宣言》,但現在所見到的這份重要文獻的中文版,並不是原件,而是從蘇聯共產黨中央移交給中國共產黨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選出來的。該文件最早刊登在中共中央辦公廳1958年6月編印的《黨史資料匯報》(第一號)上。當時其上隻標注了時間,沒有署名。

◆手寫《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文稿。

據稱,1956年蘇共中央向中國共產黨中央移交了一批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這批檔案運回中國后,就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裡。中央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在這批檔案中發現了一份題為《中國共產黨宣言》的手寫中文稿。但這份中文稿並不是原件,而是一位署名為“Chang”的人根據英譯稿重新翻譯為中文的。“Chang”通常認為即“張”(也可譯成“章”“常”“昌”“長”等)。這位姓“張”的譯者,還在譯稿前加了這樣的說明:

“親愛的同志們:

這個宣言是中國共產黨在去年十一月間決定的。這宣言的內容不過是關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向外發表,不過以此為收納黨員之標准。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從英文稿翻譯出來。決定這宣言之時期既然有一年多了,當然到現在須要有修改和添補的地方。我很希望諸位同志把這個宣言仔細研究一番,因為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都得要注意這種重要的文件——共產黨宣言。並且會提出遠東人民會議中國代表團中之共產主義者組討論。討論的結果,將要供中國共產黨參考和採納。

Chang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說明中說這個宣言制定的時間是“去年十一月間”,也就是1920年的11月,這個時間也正是《共產黨》月刊出版的時候,即中國共產黨公開打出“共產黨”旗幟的時候。那麼,說明中的“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是什麼意思呢?因為“此地”為何處,在文中並不明確,而且也沒有進一步說明,可以在“何處”找到它的中文原稿。但顯而易見的是,這份宣言的最初中文稿本原件迄今沒有發現蹤跡,估計已經遺失﹔而那份英文譯稿原件仍保存在俄羅斯,至於最初是誰把它譯成英文的,現在已經很難查考。

《中國共產黨宣言》執筆者是誰?

由於缺乏原始資料佐証,學界對《中國共產黨宣言》這份文獻的作者一直存在爭議。通常認為,在《共產黨宣言》的直接影響下,中國第一批共產黨人陳獨秀、李漢俊、李達、俞秀鬆、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楊明齋等,於1920年8月間,成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隨后在11月制定了一份《中國共產黨宣言》的文件。20世紀80年代初,黨史界開始把該文件的擬定歸於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此后幾成定論。一些權威黨史著作也沿用此說,諸如說它由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擬定,即陳獨秀和李達、李漢俊等人共同制定的。比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和第一卷上冊(2002年版)都肯定寫明:《中國共產黨宣言》是由上海早期共產黨組織起草的。

至於由誰執筆,史學界多認為是出於陳獨秀的手筆,或者認為是以陳獨秀為主的幾個人合擬的。這可以舉出幾本史書為証。葉永烈著《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實》這樣說:就在1920年11月“創辦《共產黨》月刊的那些日子裡,由陳獨秀執筆,‘小組’的筆杆子們參加討論,起草了一個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宣言》”。朱文華著《終身的反對派——陳獨秀評傳》說:“也在這年11月間,陳獨秀與其他黨員一起又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宣言》。”

也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宣言》不是上海組織的成員擬寫的,而是來自北京的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文件。其主要論據是:上海早期組織所有成員都沒有提到過這篇“宣言”,而北京早期組織的張國燾在回憶中明確提到一大前曾經草擬《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而且其內容與《中國共產黨宣言》內容基本一致。最近在俄羅斯的檔案館裡發現的張國燾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講黨課時關於中共成立情況的兩次講課稿,提到了一個北京組織制定的《黨綱》,其內容與“宣言”高度一致。

◆《共產黨宣言》的莫斯科譯本。

有研究者還通過把李大釗和陳獨秀此前一個時期發表的主要文章的觀點和用語習慣相對照后發現,李大釗的文章與“宣言”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極多,而陳獨秀則與之不同甚至相反。比如“經濟現象為最重要”,是李大釗在很早就認識到的問題,“宣言”即秉持這種觀點。陳獨秀在此前則沒有這樣的認識。又如李大釗在“五四”前后始終倡導要有崇高的“理想”,“宣言”熱情贊頌了“共產主義”的理想﹔陳獨秀則對“理想”抱有貶義,認為多是空談。再如李大釗對俄國十月革命高度贊揚、多次論述,“宣言”也同樣加以闡述。而陳獨秀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評價一直很低。因此,《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起草者或執筆人應是李大釗,而不是陳獨秀。

另有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宣言》是出於共產國際和俄共來華使者維經斯基(Voigiwski,又譯魏金斯基)手筆。如楊奎鬆教授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系(1920—1960)》中寫道:“11月維經斯基代為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宣告‘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歷史發展的特征’之日起……”包惠僧曾回憶到,“據陳獨秀在廣州時對我講,這份黨綱草案是陳和吳廷康(注:又譯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在上海起草的,不是從俄國帶來的”。

《中國共產黨宣言》翻譯者是誰?

《中國共產黨宣言》原文顯然是中文,那麼是由誰譯成英文呢?據稱,“宣言”的英文稿本,大概是維經斯基於1921年春奉調回國到共產國際遠東局任書記時,帶到蘇俄伊爾庫茨克的。有人認為,“宣言”是由張太雷譯為英文后,交給維經斯基的。也有人認為,“宣言”是由李漢俊譯成英文,交給維經斯基,而維經斯基把英文稿帶到蘇俄。但這些說法多是猜測,缺乏資料的佐証。因此迄今為止,該“宣言”的英譯者仍然不清楚。

那麼以后又是由誰將英文稿譯回到中文呢?從上文譯者說明中可以知道,這份譯稿的翻譯者是“Chang”,他是1921年12月份赴俄羅斯參加遠東人民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的一位。資料表明,這個“Chang”,要麼是張太雷,要麼是張國燾,因為在出席遠東人民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中,隻有他們兩位姓張,且這兩人的英語都不錯。

據黨史專家分析,由於張太雷“不僅負責大會的組織工作,而且負責英文翻譯”,因此由張太雷譯出的可能性更大些。據稱,張太雷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保存的中共文件中,偶然發現有一份《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稿本,遂將它譯回中文。胡華教授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卷中,有一篇林鴻暖依據很多調查採訪寫成的《張太雷傳》,文中寫道:1921年“12月10日,太雷還把他日前翻譯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回譯成中文,並寫了譯者的說明,發給了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團中的共產主義者組織討論”。

1989年出版的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審定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在附錄中,收入了《中國共產黨宣言》。編者在該“宣言”的注釋中寫道:“這個譯本,根據附在本文前面的譯者《致同志信》的時間和內容初步判定,是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張國燾翻譯的。”這個注釋判定譯者是張國燾,從而完全排除了張太雷翻譯的可能性。但事實上,也使《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漢者成謎。

 【黨史博採】系頭條號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