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光遠：西方學者眼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的發展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獨特的發展路徑及其對國家發展目標的有效實現引發了西方學者的興趣。就理論視角而言，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觀察解讀從發展視角轉向了治理視角。就觀察對象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更加開放的政治—社會結構和多元化的社會階層成為了西方學者的主要關注點。就發展前景而言，在普遍抱有的“民主化”預期之上，更多西方學者開始預測中國政治將穩步保持現狀。總體而言，西方學者在預期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始終存在的張力中深化和拓展著對中國政治現狀和發展的認識。他們還認為，中國政治發展在現實的方案選擇和理論的完善發展方面對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西方學者 改革開放 中國 政治發展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中國政治體制的研究一直是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華研究的重要課題。在冷戰時期，基於兩大陣營對立的總體環境和意識形態的根本差異，新中國在政治上被單純地視為“他者”。對中國政治的研究大多以現實的戰略需求為出發點，具有很強的導向性。此外，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基本處於封閉狀態，交流匱乏，海外學者研究中國政治的途徑和方法類似於研究蘇聯政治體制的“克裡姆林宮學”，即依據公開資料對政治體系的組成和運作進行描述和推測，並附以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預判。[1]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帶來對外交流的深化拓展，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為了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以及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提出“要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2]。在這一要求指引下，中國的政治體制向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國家和社會的治理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深和冷戰體系的終結，和平與發展成為了國際社會的主流。與中國合作的現實需求使得其他國家不得不更加具體地看待中國政治發展變化的實際情況，無法再簡單地將中國歸為“他者”范疇。改革后的中國是否會實現“民主化”轉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上與“國際主流”趨同，這些在現實政治目標的實現與理論的驗証和發展兩方面都成為了重要的課題。改革開放以來，海外中國政治研究就是在這樣的雙重出發點上開啟的。然而，實踐表明中國並未走向西方期望的“民主化”，反而發展出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發展路徑獨特、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國也為全世界的研究者提供了驗証既有理論、提出命題假設的豐富資源。實力不斷增強、制度自信不斷提升、國際感召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大的中國則向全世界展現了政治發展的其他可能性。從這些方面而言，改革開放以來海外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觀察研究是復雜而多樣的，猶如中國復雜的政治和多元的社會本身。

一、發展視角與治理視角

改革開放以來，海外研究者和觀察家認識、理解中國政治發展的理論視角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改革開放初期，政治發展理論在學術界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成為了觀察、理解中國政治改革的主要理論方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和一些其他國家的政治實踐從根本上挑戰了發展理論，特別是，中國政治體系的改革沒有遵循既有理論提出的政治現代化路徑，但卻實現了自身的發展目標。這使得西方學術界開始認識到，后發國家的核心政治問題是如何構建符合實際的政治體制，在此基礎上建設足以實現自身目標的強大的治理體系和能力。更具有解釋張力的“治理”視角成為了新的主流理論視角，開始取代以往的政治發展理論。[3]

（一）發展視角下的中國政治發展

在改革開放起步的1979年，鄧小平就提出：“政治學的研究我們過去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4]在“補課”的過程中，關於政治現實研究的第一課就是政治發展理論。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加布裡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在1982年來華進行學術演講時指出，政治發展是國家的發展和民主化，而“政府的權力效能和公眾對政府的影響程度，是兩個衡量政治發展的標准”[5]。在當時，對中國政治的研究也是以這樣的理論視角展開的。政治改革將焦點集中在改進行政體制、黨的建設以及制度建設等方面，同時發展基層民主。[6]在觀察到這些變化之后，海外研究者開始嘗試用發展視角來分析中國政治發展的路徑和動力。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羅德明（Lowell Dittmer）認為，中國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政治發展視野，對應著不同的改革路徑、方法和目標。第一種是經濟發展主義，認為經濟現代化將成為政治發展的基礎。第二種是制度化的人格主義，目標是將實踐中存在的非正規的規則和行為制度化。第三種是滲透模式，改革從基層的部分試驗開始，得到高層領導認同后進行推廣。在中國的政治發展中，這三種視野是共存的，可以同時並進。[7]麻省理工學院高級研究員高承智（George J.Gilboy）和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政治學者芮杰明（Benjamin L.Read）表示，中國政治的發展動力在於中國社會財富的日益增長、多元利益主體和社會階層的組織能力以及執政當局尋求改變的決心。這些要素是推動中國政治發展的關鍵動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發生了變化，制度不斷完善。為了回應社會壓力，黨和國家領導人強調改革，尋求擴大執政合法性和治理能力，推動中國政治發展。[8]也有學者的研究表明，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使得民眾對黨的領導和國家的大政方針大多持有肯定態度。改革開放也使得中國各個階層對政治問題的興趣都普遍提升。新生群體的訴求可能改變政策甚至部分管理體制。這種經濟繁榮是政治發展的主要動力，盡管這完全不意味著“民主化”。[9] 

總體上，在政治發展視角下，海外學者認為，改革以來中國政治發展主要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需要解決民權政府產生的合法性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運行的合法性問題﹔另一方面，需要解決民權政府代表民眾達成國家發展目標的能力與政治權力受到約束之間的關系問題。然而，由於政治發展理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政治的西方式民主化，因而通過這一視角來分析和觀察中國政治的發展自然難以全面解釋中國政治的現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打破了政治發展理論對中國發展的預期，客觀上也說明了這一理論視角並沒有准確把握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和中國政治體制的自我革新能力。

（二）治理視角下的中國政治發展

治理理論發端於1980年代，緣起於政治學者在研究一些走上政治民主化道路的國家時發現，這些國家並未實現預期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反而無法有效履行社會管理職能，從而陷入混亂和衰退局面。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進入1990年代后，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因此治理理論開始得到更多的關注。“國家建構是當今國際社會最重要的命題之一，因為國家的軟弱無能和失敗已經成為了當今世界許多嚴重問題的根源。”[10]中國改革開放后進行的體制改革有效地實現了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於是中國政治的發展也進入了治理理論的視野中。治理視角同中國改革時期的發展緊密相連，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治理壓力是其關注重點，執政黨的治理過程和政策是其核心分析對象。[11]

改革開放以來的體制改革促使國家放鬆對社會的控制，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方式在發生改變，各級政府開始採用多樣化的回應方式。比如，建立規范制度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管理，通過制度性機構吸納政治參與，等等。有學者認為，市場化改革導致中國出現了治理危機，例如維權行為增加、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環境問題等。如果當局不能進行有意義的政治改革，那麼治理危機將最終導致黨喪失執政地位。[12]改革開放以來的分權化趨勢也使得黨對干部的監管更為困難，“一方面，分權改革為地方干部帶來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權，另一方面，分權化也使得發現和懲罰濫用權力的行為變得更為困難”[13]。為此，黨和政府採取一系列政治改革來有效應對這些新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就是“試點制”。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指出，中國“試點”式的政策制定過程，即先由地方試驗，摸索出成功經驗后再推向全國，並最終上升到體制制度層面的方法，是一種有效的治理方式，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治理效果的解釋力要超過經濟結構、國家的執行能力等因素。[14]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狄忠浦（Bruce J.Dickson）認為，中國政府治理的改善增強了公眾對現狀的支持，使之相信當局能夠兌現提供公共產品的承諾，並由此抑制更為激進的“民主”要求。[15]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發生的實質性變革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發展，對中國政治的觀察開始更多集中於政治體系變革帶來的治理能力和行為的變化。在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領導核心的首要政治目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也充分認識到“真正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穩定，還是要靠制度，靠我們國家在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質干部隊伍。我們要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須從各個領域突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16]。從長期來看，以治理體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為目標的政治體制優化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的路徑和形式。

二、政治結構與政治參與主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表現就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分化以及社會流動增強帶來的階層分化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出於快速發展經濟的考慮，各級政府的自主性和動力都加強了，對政治系統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流動催生了新的社會階層，也產生了新的利益訴求。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目標，各個階層都開始謀求影響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由此，政治結構內部的各層級和部分以及新出現的社會階層中的參與者都開始積極地在既有政治系統中進行活動和博弈。黨中央和中央政府為了適應這一社會變化，推出了許多增強自主性和政治參與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促成了中國政治發展的繁榮。同時，黨也保持著對政治系統的有效控制。在這種動態性的平衡中，政治結構內部的關系發展和參與主體的變化成為海外研究者和觀察家關注的主要方面。

（一）政治結構的變化

政治結構主要體現為政府內部各層級之間的關系，以及內部成員（主要是政府官員）之間的關系和互動。改革開放以來，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中央出台了許多方針政策以增強地方發展的積極性。特別是，1994年分稅制的實施使地方政府擁有了相對獨立的財權和事權，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之前中央政府對政治系統實行全面管制的局面。然而，這也帶來了各級政府目標的不一致和政府管理的分權化。從政治體系內部來看，職能分工和治理專門化造成了領導人權力的分散以及部門之間事實上的利益分化和制衡。[17]由於政府管理的分權化，基層的官員更易被利益“捕獲”。此外，由於利益的不一致，政策甚至法律的執行也會產生偏差。所以，對於中央而言，使基層官員與中央保持一致，以完成中央部署的各項發展目標是必要的。改革開放期間，中央政府五次推行以精簡人員為核心的機構改革。海外學者認為，這一措施出於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在中央政府層面，領導層希望控制整個公務員系統的規模。其次，中央政府也將政府規模的控制作為影響地方政府、維持穩定的手段（特別是在內陸及民族地區），用來爭取地方政府的合作。[18]

中央也通過對各級政府官員實行有力的意識形態教育以及以反腐敗為主的監察來實現對干部隊伍的有效管理。西方學者傾向於認為，在改革開放后，原有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逐漸削弱。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則認為，改革開放之后意識形態並沒有消失，但是其性質和作用發生了變化。[19]盡管效果不似從前，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歷任最高領導人都會提出一些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供黨員和政府官員來“深入地學習、領會、貫徹”。反腐敗斗爭同樣是維持政治結構有效性的重要措施，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歷任領導人的重要工作，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更是將反腐敗斗爭推向了一個高峰。馬卡比·克禮（Macabe Keliher）和吳新超認為，開展反腐敗體制機制改革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反腐敗斗爭的重要內容。當前的反腐敗斗爭的兩個關鍵舉措，包括由中央直接對監察巡視機構進行垂直管理以及增加中紀委在反腐工作中的自主權，保証了對官員的有效管理。[20]墨寧（Melanie Manion）也認為，在這次反腐敗運動中，中紀委及其直屬機構減少了許多與反腐敗不相關的公務。除了提升專業化水平，這次反腐敗斗爭採取多項舉措，有效阻斷了雙重領導的影響，從而增強了紀律檢查的層級結構。[21]

總體上，海外學者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共產黨採取了一套自我強化的約束體系來監督和管理官員，有效應對政治結構的變化，在保持整個系統的一致性與活力之間達到一種平衡。這種做法的效果與法治是相近的，盡管也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這一體系目前取得的效果有賴於最高領導層的目標與意志，在未來也是如此。[22]

（二）政治參與主體的變化

改革開放為中國社會帶來的最深刻變化之一就是社會流動的增加和社會結構的多元化。社會結構的多元化產生了新的社會階層。這些階層為實現和維護自身利益而參與到政治過程之中，出現了許多創新性的參與方式，甚至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部分。這種多元化和多樣性之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用既有的理論都無法全面解釋”[23]。由此，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新生階層影響既有政治系統的方式就成為了海外學者的關注熱點。有學者認為，根本性的社會變革帶來了新的社會空間，成為了新的主體實現政治參與的平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以村民自治為主的基層自治的發展以及互聯網空間的出現。此外，新的主體也被納入既有的體系之中，具有了更強的影響政策過程、實現自身利益的能力。

關於農村改革帶來的政治參與，有學者認為，改革使得“政黨—國家”體制對農村基層生活的直接控制能力大大下降。以往國家和集體控制經濟資源以及進行再分配的權力逐漸轉向個人、家庭，從而帶來了權力的分散化，瓦解了以往的鄉村管理體制。改革也使得官方機構的權力和有效性衰退，政治上農民越來越原子化。[24]隨著實踐的發展，學者們認識到，基層黨支部通過對集體資源以及人事安排的嚴格控制，特別是黨支部成員在村民委員會的交叉任職來保障黨組織在基層的控制力。這樣既使上級政府和黨組織維持了基層民主的權威性，同時也增強了上級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權威。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金山愛（Maria Edin）通過對鄉干部管理體制的研究發現，改革使原來的干部管理體制更加有效。上級政府通過提拔那些政績較好的基層干部，使其同時擔任更高一級政府的職位，或者讓不同地區和級別的干部之間相互調換，從而加強了對地方干部的管理。基層政治體制的改革並非是單向的分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黨—國家”體制只是從一些空間退出，在政策執行領域則變得更加科學、高效。[25]

互聯網作為近年來最重要、最活躍的新生社會空間，其與政治的關系受到了學者的高度關注。有學者認為，互聯網空間和技術的發展對公眾的意見表達和參與起到了擴展作用，能夠使民眾參與到政治議程中，促使新公民話語的形成。也有學者認為，互聯網的政治議題受到其他政治體系和議題的影響。[26]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傳播學學者蘭迪·克魯弗（Randy Kluver）認為，要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中國的互聯網政治。在儒家文化語境下，更加強調社會空間的秩序與和諧，因此對新生社會空間的管理（特別是對政治表達的管理）更受到政治系統的重視。在國家與社會關系方面，儒家文化強調等級秩序，當局會優先把互聯網的政治表達納入管理之中。[27]

改革開放帶來的另一個顯著的社會變化就是中國私營經濟的迅速崛起。企業主作為有強烈動機和有效資源來實現與維護自身利益的群體，自然熱衷於參與政策過程。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將關注焦點投向了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對政治系統和政策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家代表的提案基本上都與個人的利益休戚相關，他們有效地充當了自身行業的游說者。被納入政治體系、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也的確給這些企業帶來了明顯的好處。根據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者洛裡·特魯克斯（Rory Truex）的研究結果，企業家擔任人大代表后，其所轄企業的資產回報率比平均水平高出1.7%—2.3%，邊際營業利潤高出5.7%—8.5%。[28]有學者肯定了這種變化，墨寧就認為，各級人大將新生的企業主階層納入政治結構之中是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舉措，也增強了體制結構安排、激勵系統和體系性約束等人大組織應具有的特征。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黨和行政機構對政策過程擁有絕對的主導權，人大也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政治權力參與者，擺脫了以往留給觀察者的只是“橡皮圖章”的印象。通過這種方式，各級人大有了更強的代表性並將其制度化，這當然不是西方式的議會民主，而是一種改革實踐，是過去30多年中國政治規則變革與政治發展的一部分。[29]

通過改革開放，黨、國家和新生的社會階層共同推動了中國政治的變革和發展。有學者認為，改革之后的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權利不是以選舉的方式體現的，而是體現為“政治協商”[30]，國家與社會之間也呈現出一種協商式的結構關系。[31]這種“政治協商”不單純指一種既定的制度，而是更多地體現為既有政治結構之間、政治結構內部主體之間以及新生社會階層和代表與既有結構之間的實際關系和互動方式。這種總體上的協商機制提升了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推進的合理化程度。當然，中央保持著對大政方針的主導權。在未來的改革進程中，中央的目標和政策選擇仍然會是決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進一步提高現有政治體系的活力和民眾參與水平。

三、穩步走向民主與穩健保持現狀

由於中國與日俱增的國際影響力以及在根本制度和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國家始終存在的差異，外界對中國政治未來的發展有著濃厚的興趣。在這一點上，海外研究者和觀察家的態度是“和而不同”的。出於自身利益目標、價值偏好和理論自洽的要求，很多海外觀察者都認為或者希望中國最終有如他們的估計，穩步走向西方式民主。然而，一個穩定且發展的中國是當今世界有序運行的重要保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現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結構下，將採取哪些措施來實現進一步的政治發展，適應經濟和社會變化的新要求，也是學者們感興趣的。這就形成了海外關於中國政治發展的兩種預期：穩步走向西方式民主和穩健保持現狀。

（一）中國政治體制將穩步走向西方式民主

盡管以“民主化”為核心的政治發展理論在中國政治研究中已經不佔據核心地位，但是在關於中國政治發展的預期方面，“民主化”的理論解釋和預判仍然很有市場。有學者總結了海外學界認為中國“必將”向西方式民主轉型的幾種代表觀點。一是“經濟轉型論”，認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將帶來新生中產階級對西方式民主的必然要求。二是全球化理論，認為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趨同會將中國裹挾進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漩渦中。三是社會功能論，認為為了滿足社會快速發展不斷提出的新要求，政府必然進一步走向自由化。此外，還有政治—經濟矛盾說，認為中國現存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存在嚴重矛盾，政治必將改革。[32]這些觀點既受到經典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也是基於對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現實的觀察。一些學者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對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的作用，但對現行政治體制的持續性表示懷疑。美國學者裴敏欣認為，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共產黨確實提高了自己的執政水平，但如果沒有經濟上的持續發展和政治上的控制，其執政效果則會不斷降低。[33]日本學者菱田雅晴在分析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時，提出了“雙重民主”觀點，即控制較弱的社會領域率先實現“民主”發展，進而影響政治體系。小規模的改革日積月累，將影響未來的政治發展，最終中國很可能像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那樣走向“民主化”。[34]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愛德華·弗裡德曼（Edward Friedman）指出，許多研究表明在面對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民主的體制才能夠更有效地實現穩步過渡而不是加速衰退。民主化的發展能夠使中國趨向平穩增長，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在面對經濟改革困境時保持穩定。[35] 

然而，隨著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其自身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對民主話語的重塑效應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擴展。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著作《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界的中介和新全球秩序的誕生》中指出，中國絕對不會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隻會選擇一種不同於西方世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崛起將徹底動搖西方的思維方式。沈大偉也在其著作《中國的未來》中表達了他對中國制度的最新看法。“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論。我當然不會建議中國採用美國式的民主。” [36]更有學者指出，中國對自身體制的“民主”界定吸引了一些國家，希望借用這樣的辭藻來界定自身的體制。[37]還有學者從文化視角出發，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建立了中國式的市場經濟，也在創建中國式的“德能民主”，它明顯區別於西方的“選舉民主”。[38]在經歷改革開放40年后，海外研究者和觀察者對中國政治發展的“民主化”預期仍然存在，但也更趨於理性。他們認為，這種轉型即便實現，也會是在較長的時間跨度內由內部發生的，而非外部能夠強加或影響的。中國政府的形式和未來取決於中國文化塑造的“公共選擇”過程，而不會是受另一種文化影響的制度和過程。[39]中國現存政治體制的發展本身就為民主體制和話語提供了一種對照，甚至可能是一種補充和發展。

（二）中國政治體制會穩健保持現狀

在“民主化”的期待之外，更多關於中國政治發展的預測是基於現實考慮的。海外觀察家認為,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能夠實現並維持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能夠滿足社會發展產生的新要求，因此總體上穩步保持現狀的可能性很大。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Nathan）就認為，當前中國政治體制在改革期間保持著活力，本身並不尋求改變，但卻帶來了實際的變化。這一體制產生了稱職的領導人，實現了規范化的政治繼承，形成了有效的公共政策，獲取了公眾的支持。[40]李侃如（Ken Lieberthal）則指出，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重視政治改革，如果他們提出的目標能夠切實實現，將是中國政治模式和經濟運行的突破性進展。[41]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穩步保持現狀更有可能導致體制的相對僵化。知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研究所在評估中國未來政治發展時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共產黨仍將掌握權力，但是未來政治發展的走向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42]

一些海外學者給未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提出了建議。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表示，慣性很可能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力量。為了維持現狀，國家需要找到凝聚政府和社會的意識形態基礎。中國在實現政治轉型之前還會經歷一次大的沖擊，這次沖擊將會和平發生，也將會是中國和平的自我突破。[43]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杰弗裡·貝德（Jeffrey A.Bader）提出，未來中國政治的發展有兩個關鍵之處。一是政治體制的發展要保障經濟改革的持續﹔二是必須穩步推進、保障人民的權利，同時發展出一套中國自身的體系。能否有效應對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城市化不斷深入帶來的問題將是中國政治體制能否保持穩定的關鍵。

還有學者認為，在政治發展的道路上，自身認同對於發展目標有著重要影響。[44]中國政治體制的維系和發展更多取決於政治精英如何看待並選擇中國的發展道路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制度體系。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中國國力的增強，精英和民眾都對當前中國的道路、制度、文化有了更大的自信，領導集體有信心和能力來應對或者重塑當今國際社會流行的政治價值和話語。中國的政治精英不謀求全球化帶來的“歷史終結”，認為對國際社會而言，政治上的多元性要優於單一性。中國政治的發展使得國際社會的政治體制保持了多元性，為外部的觀察者提供了不同的關注點。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政治精英保持並不斷強化著“制度自信”，認為中國能夠建設一種不同於西方民主的、有效的政治體制。在保持中國政治體制的內核的基礎上，政治精英們也會考慮吸收西方民主體制的一些元素，將其作為“人類文化的優秀成果”，但是決然不會完全照搬。

四、結語

綜觀改革開放以來海外學界對中國政治發展的研究和評價，可以看到西方研究者和觀察家在預期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始終存在的張力中深化和拓展著關於中國政治現狀和發展的認識。這種張力的存在，一方面源於西方學者對他們自身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是囿於既有理論話語體系在分析和觀察中國現狀方面的局限性。這種源於西方古典政治理論的“政體思維”已經成為了西方研究者在研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發展時的邏輯起點，[45]不同於西方的體制都會被界定為“負面的”或者“不合理的”，其現實合理性和發展前景都會受到質疑。然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成功實踐既有效回應了改革開放之初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話語對中國造成的沖擊，也促使西方學者乃至整個西方社會開始反思自身的政治理論話語，甚至政治體制本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的成果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以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核心目標，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為主要目標，結合本國實際推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是最有效的改革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斗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是堅持黨的本質屬性、踐行黨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不能定於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46]這一論斷准確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的發展過程以及未來發展的基調。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中國政治也將按照自身發展目標的實際有序發展，不斷深化改革，提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穩定的體制保障。

注釋：

[1] 路克利：《海外學者視野中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研究——對話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教授》，載《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2期。

[2]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頁。

[3] 褚鬆燕：《全球視野中的中國政治發展》，載《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9期。

[4]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頁。

[5] 羅榮渠：《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頁。

[6]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美國智庫眼中的中國崛起》，曹洪洋譯，中國發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頁。

[7] Lowell Dittmer,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38, No.4-5, 2003, pp.347-376.

[8] George J.Gilboy and Benjamin L.Read, “Political and Social Reform in China: Alive and Walk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1, No.3, 2008, pp.143-164.

[9] David A.Owe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An Initial Study of Interest in Politics Across Social Classes in China”,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5, No.2, 2013, pp.211-225.

[10] 弗朗西斯·福山：《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黃勝強、徐鳴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11] 李春峰：《海外學者對中國政治的基本認知：基於教科書的分析》，載《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8年第2期。

[12] 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Foreign Affairs，Vol.81，No.5, 2002, pp.94－109.

[13] Melanie Manion，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96.

[14] 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 No.59，2008, pp.1－30.

[15] Bruce J.Dickson, “Updating the China Model”,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4, No.4, 2011, pp.39-58.

[16] 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載《求是》2014年第1期。

[17] 閆建：《海外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載《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8期。

[18] Yuen Yuen Ang, “Co-optation & Clientelism: Nested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China's Single-Party Dictatorship”, Studies i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51, No.3, 2016, pp.235-256.

[19] 沈大偉：《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呂增奎、王新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頁。

[20] Macabe Keliher and Hsinchao Wu,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5, No.1, 2015, pp.1-14．

[21] Melanie Manion, “Taking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eriousl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Vol.4, No.1, 2016, pp.3-18.

[22] Joseph Mazur and Anca-Elena Ursu, “China's 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4, No.2, 2017, pp.376–382.

[23]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2011, p.253.

[24] Gordon Whit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owards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apitalism? ”, Modern China, Vol.13, No.4, 1987, pp.411-440.

[25] 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1，No.1, 2003, pp.1-15.

[26] 曹小杰：《中國互聯網政治研究的海外學派：知識生產圖景及代際轉向》，載《新聞傳播與研究》2017年第2期。

[27] Randy Kluver，“Political Culture in Internet Politics”，in M.Consalvo ＆ M.Allen (eds.)，Internet Research Annual，Vol.2，New York: Peter Lang，2005，pp.75-84．

[28] Rory Truex, “The Returns to Office in a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8, No.2, 2014, pp.235-251.

[29] Melanie Manion，Information for Autocrats: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Local Congress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p.16-17

[30] 方紹偉：《中國熱：世界的下一個超級大國》，柯雄譯，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頁。

[31]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pp.250-261.

[32] 路克利：《海外學者視野中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研究——對話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教授》，載《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2期。

[33] Minxin Pei，“Is CCP Rule Fragile or Resilient?”,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3，No.1, 2012, pp.27-42．

[34] 小島朋之：《日本的中國政治研究》，載羅伯特·艾仕、沈大偉、高木誠一郎編：《中國觀察：歐洲、日本與美國的視角》，黃彥杰譯，浙江聯合出版集團、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頁。

[35] Edward Friedman, “A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4, No.12, 2003, pp.103-123.

[36] 轉引自宋魯鄭：《沈大偉對中國政治制度的錯誤估計》，載BBC中文網，2016年4月5日。

[37] Andrew J.Nathan, “China's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No.1, January 2015, pp.156-170.

[38] 方紹偉：《中國熱：世界的下一個超級大國》，第264頁。

[39] 同上書，第238頁。

[40] Andrew J.Nathan, “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0, No.3, 2009, pp.37-40.

[41] 王文：《美國的焦慮：一位智庫學者對美國的調研手記》，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69頁。

[42]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美國智庫眼中的中國崛起》，第77—80頁。

[43] 路克利：《海外學者視野中的中國模式與中國研究——對話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教授》，載《國外理論動態》2016年第2期。

[44] Daniel C.Lynch, “Envisioning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Elite Responses to Democracy as a Global Constitutive Nor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1,No.3, 2007, pp.701-722.

[45] 王紹光：《西方政體思維和中國政道思維》，載《經濟導刊》2014年8月5日。

[46]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載《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頁。

（作者單位：謝光遠：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