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軍：應當注意加強改革開放時期黨史研究學術史的研究

與改革開放幾乎同步發展的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或歷史學化進程, 至今已走過40個年頭。它既是改革開放在黨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反映和思想建構, 又賦予改革開放以更為廣泛而深刻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意蘊, 二者在較大范圍的特定維度上形成良性的“互為關系”, “意指雙方各自以認同對方的姿態, 生成、建構、塑造對方, 既互為主動性又互為被動性” (5) , 一種互相滲透、彼此鑲嵌、因緣為用的組合與交叉結構可謂彰顯無蔽, “與時代同行”由此成為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基本特征和屬性, 深刻地呈現了歷史學的本質“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 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 (1) 。就此而言, 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發展史研究就不僅僅具有回溯學科發展、提供知識管理和加強文化反思的意味, 它更將有效且有力地為整體性書寫改革開放史提供源自科學的黨史學科自身的思想與精神資源。因此, 整個黨史學界在推進改革開放史研究的進程中, 應當注意加強改革開放時期黨史研究學術史的研究與治理, 學術史研究絕對不能缺席於改革開放史的研究格局。

而在改革開放史的文化根脈和“與時代同行”的特定語境下還原、理解與建構黨史研究的學術史, 研究者首先需要從歷史本體論層面著重關注和建構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發展反映改革開放進程中諸多重大時代問題的歷史脈絡與史學譜系 (2) 。作為政治性和現實性都非常顯著的一門歷史學科, 在整體政治環境和社會氛圍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情勢下, 黨史研究者對於一些重大時代問題的回應和跟進往往較為迅速, 而時代性問題常常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嬗變而發生移轉, 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黨史研究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研究格局和學術特征。如撥亂反正時期的黨史研究就以整體性的“重評”史學主題配合了整個國家和社會批判“文化大革命”、反思極左思潮以及在此基礎上重建社會主義的時代大課題, 深刻地反映了中國人民追求政治進步、拷問文化傳統和伸張學術自由的普遍性價值, 而在此期間對於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等一批重大黨史問題的重新檢視, 更直接對應著部分知識分子關於當時所制定和採取的改革決策與策略之適應性的直接拷問, 並且觸及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和如何推動中國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等更為本質和長遠的時代課題;從1986年開始, 隨著新一輪體制改革思潮的逐步增強, 關於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歷史沿革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等研究論題, 迅速成長為80年代最后幾年內黨史研究的顯學, 鮮明地表達了黨史學界的部分知識分子關注國家長遠發展的公共關懷精神, 推促這一時期的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呈現非常獨特的時代性質;等等。此類例子可謂不勝枚舉, 共同構成了黨史研究學術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特殊的學術文化形態鮮活地反映了改革開放的時代變遷。准此而論, 黨史研究的學術化理脈就是由時代議題與黨史研究之間的互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諸多具體問題和論域所構建的。這種史學圖景在80年代尤為明顯, 驗証了一門逐步走向學術化的歷史學科所必然踐行的不可違逆的學術規律, 那就是“當代歷史學家必須確立對過去的研究的價值, 不要把這種研究作為自身的目的, 而是作為一種方式, 為透視現在提供多重視角, 從而促進我們對自己時代的特殊問題的解決” (3) 。

由此可見, “與時代同行”的黨史研究形態一定是對各個歷史時期重大政治、社會和思想問題的直接或間接的反映, 起源於部分黨史研究者對於所處時代之重大議題的濃厚興趣與深睿透視, 而這些重大的政治、社會和思想問題切入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 在當代中國的歷史根脈下往往具有極強的延續性和綿延性, 這不斷激勵著研究者深入黨史去探詢這些問題由以生發的來蹤去跡與解決之道, 因為“歷史學家帶有強烈的學術意識, 同時又深深地意識到作為一名公民應盡的義務” (4) 。從根本上看, 基於時代性議題的黨史研究往往重點關注長時段的制度變遷、意識形態流變、國家治理、社會整合、政黨角色等宏觀層級的問題, 最終必然與諸如“統治”“權力”“權利”“權威”“自由”“民主”“平等”“正義”“責任”“寬容”“合法性”等政治哲學的元問題直至與“人性”聯系起來, 它們實際上是“利用歷史資料來提出政治學的問題, 或利用政治學的概念、理論去處理歷史問題” (1) , 從而有效提升了黨史研究的學術化水准, 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黨史學科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政治責任, 也在知識生產的層面上兌現了對於何謂“學術”的文化承諾, 即“好的人文學術, 是研究者能通過最嚴謹的學術方式, 將個人懷抱、生命體驗、社會關懷等融入所從事的研究領域, 最終以學術的方式將時代的問題和緊張感加以呈現” (2)。由是言之, “與時代同行”的黨史研究形態遵循一種特殊的學術倫理, “那就是學術應以促進社會的良性改變為目的, 並以此為衡量學術的‘好’和‘有用’的標准” (3) 。

面對眾多“與時代同行”的黨史研究成果, 學術史的研究者在一種限定性的敘述語境 (即一篇論文或一本專著) 中會選擇何種學術史實作為敘述對象、擇取何種史學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抽繹何種“主題”或“問題意識”作為闡釋中心等, 便直接決定著學術史的書寫能否超越本體論層面的一般性敘述而形成以“問題導向”為核心特質的集約型研究形態。這固然取決於學術史研究者個體的知識結構、研究能力和學術取向等因素, 但如何在一個長程的歷史視域下檢審研究者自身所處時代的性質和結構及其所型塑的重大政治、社會和思想議題, 並由此形成具有長遠價值的歷史意識和符合普遍道德的政治理念, 繼而嚴謹審查黨史研究在其學術化進程中對於改革開放時期重大時代性問題的反應程度與解決之道, 科學釋讀已成為歷史文本的諸多具有高度學術性的黨史研究成果與具有長遠性和發展性的重大時代問題之間的互動關系, 便從根本上決定著學術史研究自身能否與更為宏大的時代問題和歷史主題產生聯系, 進而影響直至決定學術史研究的格局大小和氣象強弱及其現實價值與文化位次。的確, 縱覽“與時代同行”的黨史研究學術化成果, “即使隻看細化的研究論文, 其基礎、背景中仍然具有可稱為問題意識的東西, 因為歷史研究者往往從一開始就抱有這樣的想法, 即在面對當下時應從過去發現什麼” (4) , 但能否解讀出黨史研究著述中的“問題意識”, 亦從根本上取決於研究者能否“面對當下 (時代) ”而從這些學術成果中“發現什麼”的“問題意識”。換言之, 學術史研究者本人亦必須“與時代同行”, 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並據此培育強烈的“問題意識”以統貫特定語境下的學術史寫作。研究者有多深切地關注重大的時代性問題, 學術史就會多准確地反映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與時代同行”的史學圖景, 研究者的“時代化”程度決定了學術史書寫的“時代性”價值。這就是“與時代同行”的第二層涵義, 也是“與時代同行”在認識論層面的主要內涵。

需要指出的是,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嬗變與深化, 不同的歷史時期總會孕育不同的時代性問題, 不同時代的學術史研究者也必然據此對既有的黨史研究成果之性質和成就作出不同的判斷, 賦予其不同的意義和價值, 從而對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與時代同行”的史學面相和文化內涵作出不同的敘寫與理解。因此, 相關的學術史實與當下時代性問題的精神聯結, 完全仰賴於學術史研究者的歷史釋述和學術重構, 這就表明學術史研究不是完全經驗性的, 而具有較強的規范性、闡釋性和建構性特征。職是之故, 學術史研究者之所以會對一些歷史事實不太產生興趣,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它們是一些與我們自己的現實問題很少關聯的思想形式之故”, 因此, “歷史家必須具有政治感” (5) 。同時, 縱觀改革開放的40年歷程, 可以發現當代中國的很多重大時代問題及其演進具有較為明顯的復發性或重復性特征, 與其相關的黨史研究及其思想成果往往瞻前顧后, 既追溯改革開放時期重大問題的前世今生, 也會就其未來的發展路徑作出預判和設計。因此, 學術史研究者亦須將自身的時代關切和這些黨史研究成果一同放置在“過去—現在—未來”的長程性視域中, 重新理解和組接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中的相關史實, 突出黨史研究領域裡的部分知識分子在探索與當前相關聯的重大時代問題時所取得的思想學說及其深遠貢獻。顯然, 這種努力將會使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書寫呈顯立足當下、觀照過去、展望未來的與眾不同的文化特質, “那時就可以看出, 問題不在於將過去和未來斷然隔開, 而在於實現過去的思想。最后還會看到, 人類不是在開始一項新的工作, 而是在自覺地完成自己原來的工作” (1) 。顯而易見, “與時代同行”的黨史研究當然必須具有時代相關性, 但這種時代相關性不是從編年史而是從歷史的普遍性價值和意義之維度加以理解與定位的。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 能否把握重大時代性議題在當代中國的斷續相承並在此意識下展開高度學術化的黨史研究, 既針對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本體論層面, 也是就學術史研究的認識論層級而言的。“與時代同行”———這既是黨史研究學術史治理的基本內容, 也是黨史研究學術史治理本身所須遵行的重要理念。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理應“與時代同行”, 黨史研究學術史的研究者更應該“與時代同行”。當然, 透過仔細梳理黨史研究“與時代同行”的基本史學脈絡, 學術史研究者還需要客觀評析黨史研究“與時代同行”的程度高低以及不足甚至弊端, 尤其是深度衡估作為“學術”的黨史研究與真正的時代論題之間的“裂隙”———這既指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程和程度相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政治和社會議題以及思想和文化結構在演化速度方面的滯后甚至無感, 也指學術史的研究者在歷史、現在和未來的長時段脈絡下對於不同時代性議題之感受與體認程度的弱勢甚至無力把捉。無疑, 這將是學術史研究必須加以關注的一個新課題和新方向。或許, 研究者對這種“裂隙”的分析和彌補, 也可以成為“學術”的黨史研究所極力尋求的“真理”之最終顯現的重要場域。

承上所論, 對於改革開放時期之重大時代問題的關注角度, 將為書寫黨史研究的學術史提供一種有效的審查尺度, 將有助於重新理解何謂“學術”。揆諸改革開放以降的黨史研究學術化史實, 可以發現真正的“學術”大約分為兩種, 除能夠為學科發展和學術積累貢獻有效增量的普通問題研究之外, 還有一種擁抱公共議題的研究形態, 其嚴格遵守歷史研究的基本學術規范, 不是假問題、偽問題、空問題, 在選題、內容、觀點、方法和立場等方面不僅冀望個體思想的充分表達與本學科的自由繁榮, 更關注學術成長所仰賴的國家與社會的整體進步。依此而論, “與時代同行”的學術史研究是對黨史研究之“學術”本質的進一步確認, 是自我反思精神和學科自覺意識的集中體現, 是黨史研究進一步實現規范化和歷史學化的必由之路。學術史研究者必須在時代性的國家治理和社會變革所處的各種處境 (尤其是困難處境) 中抱持自我批判與積極介入的精神狀態, 重塑學術史研究的文化質態和精神價值。

通過這樣的學術史考察, 筆者所極力強調的一點就是黨史研究必須關心真正的社會議題, 積極融入公共領域, “應該從當代各種尖銳的社會問題以及當代人種種迫切的社會需求出發, 去研究這些問題在歷史上的演變情況和表現形式” (2) , 以直面時代和現實的勇氣拓揚“學術”的社會責任, 為整個歷史學形成公共價值之維貢獻出源自黨史學科的學術資源。透過這樣的學術史考察, 黨史學界至少從理論上可以得出如下認識或結論, 亦即黨史研究愈具有科學性和實証性, 便愈具有現實層面的有用性和參考性, 而政治社會現實愈是從科學的、學術的黨史研究中汲取變革的資源和前進的力量, 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便愈會走向公正、進步、民主與自由的光明未來。“與時代同行”的學術史及其研究理念由此直接體現了黨史研究在其學術化進程中所崛起的一種歷史人文主義情懷, 不僅有助於黨史學界重拾並增強對於具有長遠意義的政治和社會議題的敏感與回應能力, 而且將促使黨史研究者在“與時代同行”之際, 仍然可以從對於外在世界的探索抽身返回到對於生命意義、心靈感受和人類存在等形而上層次的關懷, 從而使“學術”的面相更為完滿, 進而推動“人”的意識和整體社會的變革。

學術史研究者若欲獲致並加強“與時代同行”的能力, 就需要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語境下重建學術與政治的關系。總的來看, 黨史學界並不否認學術活動的政治性和現實性, 但如何在黨史研究歷史學化的進程中實現學術與政治的良性互動, 仍然持續考驗著研究者的政治智慧和學術能力。大致而言, 有兩個因素之於這種關系的重建至關重要:第一是黨史研究者對於其知識分子屬性或身份的自我設計與認同;第二是黨史研究者對於自身所處的現實語境、研究生態和學術文化的一種主動、及時且科學的文化反思。這兩個因素既是一種認識層面的啟悟, 當然也潛含著政治責任和社會道德的意義與價值。是故, 創造屬於一個特定時代的真正的“學術”體系的基本前提條件, 就是知識分子自身對於“好的政治”的價值承諾及其據此對於自身所處時代的主要政治和文化爭端的學術反應, 畢竟“歷史與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問題的症結不在於撰寫脫離政治的歷史, 而在於撰寫反映正確政治觀的歷史” (1) 。顯然, 這兩個方面都與學術史研究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 或者毋寧說, 學術史研究是獲取這兩大因素的重要途徑。要言之, 要想實現並加強黨史研究學術化所承擔的公共責任, 至少學術史的研究者要努力成為以“文化批評者”這一身份自我鞭策的知識分子, 且必須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衡量並提升自己的思想能力和學術水准。透過在“與時代同行”主題下所書寫的黨史研究學術史, 整個黨史學界也許可以重新定義何謂“學術”、何謂“知識分子”, 也許還可以重新定義何謂“政治”。

而從方法論角度來看, “與時代同行”的學術史研究所潛蘊的一種“整體史”“綜合史”的研究理念, 也將從更為具體的落實途徑之層次助益學術史研究者重塑歷史研究與現實情境之間的意義圖景。由於改革開放對國家和社會的現實影響是全方位、多層次的, 自1978年以降重大政治社會結構的變動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思想文化潮流的不斷構塑, 而思想文化論域的流變也往往影響著政治社會議題的悄然移轉。重大的時代性問題既包含政治和社會層面的, 當然也包括思想與文化層面的, 各個層次的重大時代問題極大地型塑與改變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構和機理。因此, 若欲有效地完成黨史研究的學術史建構, 研究者就必須熟悉直至精通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相關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 應以學術史研究為契機, 潛心發掘改革開放時期的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研究空白點, 從而以學術史研究帶動整個改革開放史的創新性研究。循此思路, 在學術史研究的過程中注重相關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的理念, 並非只是將相關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作為學術史研究的一種背景加以了解即可, 而是需要研究者真正深入研究一些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專題, 借此深度理解與學術史相關的那些歷史元素及其相互關系。比如, 若欲科學建構1983年至1985年的黨史研究學術史, 就必須對貫穿這一時期的整黨活動開展全過程、全要素的專題研究, 否則就不足以真正理解黨史研究在短時期內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若欲切實理解自90年代初就迅速泛起的黨史研究學科建設的趨勢, 就必須對八九十年代之交 (或至少從1986年開始) 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思潮轉移脈絡開展專題研究, 否則就無法科學詮釋兩個不同時代黨史研究學科建設的差異性;等等。唯其如此, 才能真正實現學術史、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之間的有效對話, 切實形成以學術史發現和整合政治社會史、以學科史審視和建構思想文化史的高水准研究格局, 使學術史、史學理論、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等形成並存互濟的研究鏈條, 從而以學術史研究為中心最大限度地觀照改革開放的歷史脈絡和文化肌理。而由於與學術史直接相關的政治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元素的基本性質及其所屬的歷史層次往往具有非常鮮明的特殊性 (1) , 因而這樣的研究格局更可以發現以往的當代史書寫所無法涵蓋甚至尚未觸及的更多歷史層級和面相, 從而建立起一種更為立體、系統的歷史畫卷, 借此重新書寫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史學譜系, 形成獨具特色的研究結構和學術論域。

綜上所述, 經過幾十年的科學發展, 黨史研究已取得長足進步, 但也長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弊端, 尤其在步入新世紀以來的十幾個年頭裡, 黨史研究的學術進展和沉疴新疾共存的態勢愈加明顯, 因而亟須通過學術史研究來重新探察黨史研究的基本學科屬性和學術發展規律, 從而進一步促進黨史研究學術化進程的深入發展。學術史治理之於黨史研究的重要性, 無論怎樣強調都是不過分的, 我們不妨重新溫習一下80年代初學界大力呼吁開展學術史研究的歷史與文化語境:“探討學術發展史的規律和進程, 也是了解國情的一個重要方面, 正確地揭示它, 將有助於我們以后的學術、學科和學術隊伍的綜合平衡、協調發展”, “不僅要把握從古到今學術發展的基本進程, 而且要把握各種學術、學科產生的原因及其社會效果, 把握其與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傳統的關系” (2) 。而從更為宏闊的視界觀之, 由學術的歷史研究所得到的知識和思想是屬於全體人類的文化遺產, 需要得到長久和持續的傳承與弘揚, 而這些遺產如果僅以文本的形式來保留是遠遠不夠的, 它需要得到學術史家的不斷發掘和闡釋, 使后世之人能不斷地感受並關注這些文化遺產, 從而在思想和精神的自我世界中繼承學術的本質, 在政治和社會的時代境遇下激發創新的動力。在一代又一代學術史的書寫之途中, 真正學術的黨史研究與真正歷史的時代議題之間的碰撞之聲以及由此激蕩起的人類的智慧之聲, 將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傾聽與復活 (3) 。

注釋

1 郭若平:《塑造與被塑造---“五四”闡釋與革命意識形態建構》,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 第25頁。

2 李大釗:《史學要論》, 商務印書館, 1999年, 第85頁。

3 但需要注意的是, 從更為長遠的歷史視域以及人類關於“學術”的本源性理解和期待來看, 可以進入學術史研究視野的重大時代問題往往超越了簡單的政治政策層面和現實利益規制, 它當然力圖解決不同時代所面臨的需要迫切解決或盡快推進的重大現實難題, 但也深度反映了中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試圖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 追求和建構“現代 (性) ”制度的文化努力。換言之, 為黨史研究學術史所關注的重大時代問題固然植根於當代中國的歷史語境, 但從整體角度或特定維度上理應具有世界性意義, 符合人類的普遍性道德和價值, 也許可以為改善和提升整個人類社會的政治完善、社會正義和自由福祉以及解決全體人類面臨的諸多困境提供來自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思想與精神資源。

4 [美]海登·懷特著, 陳永國、張萬娟譯:《后現代歷史敘事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 第51頁。

5 [美]彼得·諾維克著, 楊豫譯:《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 北京三聯書店, 2009年, 第437頁。

6 陳明明:《當代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學科視野與問題意識》, 《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

7 轉引自唐小兵:《十字街頭的知識人》,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年, 第64頁。

8 徐賁:《文化批評往何處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國文化討論》,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011年, 第59頁。

9 [日]永原慶二著, 王新生等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 第2頁。

10 [意]克羅齊著, 傅任敢譯:《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 商務印書館, 1982年, 第144、147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66-67頁。

12 陳啟能:《歷史學要有一個大的變化》, 《光明日報》1986年1月22日。

13 [美]柯文著, 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第243頁。

14 如撥亂反正時期中共對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的無政府主義史研究和政治權威理論的重塑等一系列相關問題, 便與這一時期黨史研究的學科重建、理念更新和體系擴展等存在密切關聯。這些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層面的議題均低於主流層級的宏觀性議題, 並不直接呈顯於中國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之框架的表層, 往往潛藏於各種重要顯性議題的表象和結構之下。筆者認為, 它們屬於一種“亞類型”“亞層級”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問題, 但相較於宏觀的時代性議題, 它們與包括歷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的邏輯關系更為直接與密切。

15 易升運:《應當重視學術史的研究》, 《光明日報》1985年7月10日。

16 在“與時代同行”的特定論旨下考察和建構黨史研究的學術史, 還有很多論域需要加以進一步開掘和精進, 如黨史研究在學術化進程中自身學術理念及其背后的史學理論體系和歷史哲學的流變, 深度反映了思想文化尤其是整個歷史學領域的改革開放史, 亦為“與時代同行”的題中之意, 擬另文論之。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