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程、經驗與探索

摘要：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與經歷了實踐試錯和市場取向改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分不開。在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途中, 面對國際國內的新挑戰, 從理論上反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顯得尤為必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 質在於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雙向良性互構, 即適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社會主義的變革, 和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能夠得到更充分發揮的市場經濟創新。由此, 再造市場從屬社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回歸中國道路, 確立中國自信。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良性互構 中國自信 中國道路;

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 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改革開放40年來, 圍繞這一宏大命題, 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 帶領全國人民奮發進取, 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理論創新, 通過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 走出了一條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路, 逐步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實踐証明, 改革開放40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與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密切相關。在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途中, 有必要從理論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全面反思。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從實踐試錯到市場化取向改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由萌芽發展到全面受挫的實踐試錯過程;第二個階段是從改革開放至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了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逐步發展成熟。

(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試錯階段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相容問題作過深入的探討和研究。這一探討基於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之后未來社會的理論設想, 借鑒了蘇聯高度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踐經驗, 同時考慮到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經濟結構單一、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實際情況, 計劃經濟被認為是可以反映社會主義優越性和本質特征的方案。但是, 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在各國的不斷開展,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逐漸顯現, 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由此開啟了探索改革之旅。

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中國也不例外。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計劃經濟體制初步確立以后,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經濟建設道路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針對自由市場, 毛澤東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 又搞資本主義。”1對於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作用和地位, 毛澤東認為:“商品生產, 要看它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 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2劉少奇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中還提出:“應當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的一定范圍內, 允許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 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3

由此可見,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與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規律的相容問題作出過正確的理論分析, 但由於“左”的思潮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等錯誤思想相繼被提出, 使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航向偏離了正確軌道, 滑向了取消商品經濟、倡導平均主義、消滅社會分工、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或半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小而全的社會的方向, 從而給黨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災難性的破壞。

(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階段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公報明確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 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 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4從而吹響了我國經濟體制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號角。與此同時, 國內學術界也開始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從理論上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關系進行反思。

於祖堯在1979年3月發表的文章《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 通過闡釋和論証經濟運行機制和基本經濟制度的不同屬性、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市場經濟的性質、政府計劃調節的作用等重大理論問題, 指出市場經濟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別, 經濟改革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疇是可行的選擇。5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於1979年11月在與外賓談話時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他說:“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 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 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 也結合市場經濟, 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6雖然當時鄧小平仍強調以計劃經濟為主, 但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改革目標已經愈加明朗。1981年,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 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 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7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我國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有計劃的生產和流通, 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 同時, 允許對於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 由市場來調節。”8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 首次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 並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 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 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 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9黨的十三大報告又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關系的認識推向前進:“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 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 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 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10

1992年初, 鄧小平視察南方並發表重要講話:“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 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1同年,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要求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03年,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任務。2007年, 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的要求, 要從制度上更好地保証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2013年,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 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 看似隻有一小步變化, 但本質上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認識的深化, 是理論和實踐發展的一大步。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反思:“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互形塑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的不斷發展, 尤其是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再考察具有重要的意義。

社會主義最初表現為一種社會思潮, 肇始於16世紀初的英國, 主張以社會為本位, 由社會對土地、資本、資產以及產品進行管理、控制, 以滿足社會的整體需求。隨著工業革命的展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實現了飛速發展;同時,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端和負面效應日漸凸顯, 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 “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在西歐開始盛行, 並發展出不同的分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 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階段。

作為與計劃經濟相對立的一種資源配置手段、經濟體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完全由自由市場價格機制所引導。市場經濟的核心內容是市場機制理論, 中心問題是競爭性市場均衡價格的形成。亞當·斯密認為, 市場經濟是內在完滿、具備自我均衡機制的完善體系, 市場本身的均衡調適機制能夠確保經濟長期均衡運行, 並可以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 市場機制在本質上是沒有缺陷的, 以至於發展出了“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神話”“市場萬能論”等極端形式。馬克思經典作家強調, 由地方性的小市場走向區域化、全球化的世界市場, 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 會爆發周期性的世界經濟危機, 最終會產生破壞世界市場的力量。

當今, 絕大部分發達國家採用市場經濟運行方式。首先表現為資源配置的市場化, 即在經濟運行中社會各種資源都直接或間接地進入市場, 由市場供求形成均衡價格, 進而引導資源在各個部門、行業和企業之間自由流動, 從而使社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其次表現為經濟行為的法治化, 即經濟行為主體如家庭、企業和政府的經濟行為, 均受市場競爭法則約束和保障, 市場經濟演變為法治經濟。再次表現為國家通過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對經濟實行干預和調控, 以彌補和糾正市場缺陷, 穩定經濟環境。最后, 經濟區域化、國際化日漸明顯, 市場經濟日益超越國界范圍。

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內涵, 經典的論述體現在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份綱領性文件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旨在建立一種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說, 當時人們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或者說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 背后的邏輯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手段, 不具備社會制度的屬性, 資本主義可以用, 社會主義也可以用, 關鍵看它和誰結合在一起, 和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和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於是,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這兩個看起來彼此獨立、互為外在的概念便結合起來。

這兩個概念的最初結合, 旨在對“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種偏見進行市場啟蒙和糾偏, 這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的簡明化處理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 我們應該升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反思至少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 讓社會服從於經濟體系的“市場社會”是難以為繼、不可持續的。要創造一個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 必然要把人類與自然環境轉變成純粹的商品, 這就會導致社會和自然環境的毀滅, 在此情況下, 社會一定會作出某種反應、進行某種反抗, 所以說, 社會的自我保護行為恰恰是一種自發的無計劃的本能反應。換言之, 強行讓市場脫離社會而“統帥”一切, 隻會激發社會內在的反向保護機制, 使市場重新回到社會根基和人文保護的制度規范之內。“自由放任是有計劃的;而計劃卻不是。”12因此, 要超越“市場工具論”, 回歸到經濟嵌入到社會關系的“社會市場論”。作為對經濟活動進行組織的經濟體系, 市場經濟必須有一個社會支持系統, 這一系統體現為三個層面的復雜系統建構:表層結構、中間層結構和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即以交換為中心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及其由此而衍生出的各種社會關系;中間層結構即在交換活動背后並支撐著交換活動的權利關系和信任關系;深層結構指的是在社會秩序背后並作為社會秩序之基礎的更深層次的社會建構, 其核心內容是國家政治。13

另一方面, 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的內在傾向, 這種傾向有意識地試圖使市場從屬於一個共建共享的民主社會, 從而超越自發調節的市場。14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雙向良性互構, 即適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社會主義改革, 和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能夠得到更充分發揮的市場經濟的創新, 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因此, 再造市場從屬社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是全球化時代中華民族崛起的必經之路。

三、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的新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 以市場取向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重大成就,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經濟總量早在2010年就躍居世界第二位, 目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競爭力持續提高, 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 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 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不斷邁上新台階, 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發展迅猛。這些成就的取得, 與我們不斷堅持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努力密切相關, 也與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認識分不開。但是, 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實踐中也面臨著來自國內外的一些嚴峻挑戰。

(一) 孤立主義背景下國際上依然有少數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規定, 15年過渡期滿后 (即2016年12月11日) , WTO各成員國應當終止對中國反傾銷的替代國做法, 中國政府已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立場, 敦促WTO成員全面徹底執行第15條規定, 信守國際條約義務。但至今歐盟仍然以中國國內產能過剩、造成進口國大量失業為由, 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表態不斷反復。而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依然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並聲稱中國不能根據WTO相關條款“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 這極不利於中國外貿出口的穩定持續發展。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全球化發展出現了新的態勢:一方面, 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等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利用比較優勢實現了快速發展, 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而發達國家部分產業出現了經營困難, 導致產業轉移、產業空心化, 國內出現了就業壓力;另一方面, 由於各種要素的綜合作用, 一些國家和地區如中東部分地區、南美等在全球化進程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表現不盡如人意, 出現了大量難民和非法偷渡的移民, 給難民和移民接收國帶來了巨大壓力。這些內在和外在壓力使英美等發達國家孤立主義抬頭, 貿易保護主義逐漸興起, 逆全球化現象蔓延。

(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國內推進過程中存在的困難

首先, 中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一大挑戰。一段時間以來,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存在突出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 科技創新能力不強, 產業結構不合理, 經濟增長中投資佔比依然較大, 農業基礎依然薄弱。如何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要求的, 堅持質量第一、效率優先, 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 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是對黨和政府的一大考驗。

其次, 中國的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並鞏固發展, 但經濟領域的反腐形勢依然嚴峻復雜。腐敗是我們黨面臨的最大威脅, 也是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順暢運行的一大“毒瘤”。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 由於制度漏洞和監管缺位,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權力的不正當參與, 形成了一種與公平公正的市場經濟不相符的“權力經濟”。對“權力經濟”的整治是需要我們黨和政府常抓不懈的一項重要工作。

再次, 人民獲得感顯著增強的同時, 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近年來, 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有目共睹, 但這種增長是在地區和人群收入差距懸殊的背景下實現的。東部和沿海地區市場調節的范圍和作用大, 經濟活力強, 經濟發展速度快, 經濟效益高;而少數民族落后地區、邊遠地區經濟基礎薄弱, 投資效益差, 經濟發展艱難。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 資金和人才等將更多地流向經濟效益好的地區, 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差距恐將越來越大。

最后, 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依然嚴重。改革開放以來, 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日益加劇, 傳統的粗放型的工業化使環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壞, 廢氣、廢水、廢渣的排放屢禁不止。需要明確的是, 很多環境污染、資源破壞與經濟政策有關, 如低價政策會導致原材料和能源的浪費以及環境的破壞。因此, 如何更好地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也是黨和政府急需破解的難題。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願景和展望:中國道路與中國自信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存在一系列挑戰, 但前途是光明的。這是因為, 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征程中, 我們找到了一條可以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實現有機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一) 收獲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大國規模紅利

中國不僅是個地理面積大國, 而且還是個人口大國, 因此, 在這樣一個國度搞市場經濟就有了得天獨厚的先天條件。第一, 規模決定了分工。以工業體系的完整度為標准, 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市場經濟在全國范圍內的拓展, 加之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一方面, 這一優勢使中國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逆全球化蔓延背景下, 與其他國家相比能夠較好地“獨善其身”, 不受或較少受到影響, 保護自己的經濟體系, 維護國家安全;另一方面, 由於門類齊全, 分工細密, 有利於降低配套生產成本, 使得企業僅靠國內配置資源, 就能提升企業和產品的競爭力, 從而增加了企業留在國內的概率。第二, 分工細密反過來又能推動經濟向規模和效益方向發展。在全球化時代, 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 很多原材料、半成品、產品等從國外進口的確比在國內生產更有優勢, 但對於一個大國而言, 一個分工門類相對齊全的經濟體系增加了政策的靈活性, 既有利於堅持獨立自主, 又有助於保持對外開放, 這種“大國紅利”為中國的進一步崛起創造了條件。

(二) 挖掘了全球化浪潮下社會主義的制度紅利

當下我們所談論的全球化, 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由西方尤其是由美國資本和政府推動的全球化, 雖然還有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參與, 但主要的推動力量還是西方。這輪全球化伴隨信息技術的巨大進步, 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財富。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主動把握這一波全球化的發展機會, 積極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 深入挖掘全球化背景下社會主義的制度紅利, 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有利條件, 不斷實現體制機制創新, 不斷適應國際貿易體系, 從而實現了快速發展。但是, 全球化帶來的財富實際上隻流動到了少數國家和少數人手中, 分配不公、社會分化、失業率上升等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在發達國家日益演變為一種政治實踐, 貿易保護抬頭、邊境牆的修筑、反對伊斯蘭等事件就是逆全球化的典型代表。為了應對這一情況, 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 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 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三) 拓展了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有效融合的文化紅利

與游牧民族、工商業發達的海洋民族不同,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建立在長期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基礎上, 並在此基礎上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其中, 宗法制是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紐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環境中孕育發展起來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在處理個人和群體的關系時重群體、輕個人;在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時注重等級差異, 奉行中庸之道, 一定程度上壓抑了平等理念和競爭精神;在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時重人倫、輕自然。必須承認,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培養了中國人勤勞、勇敢、朴實、熱愛家園和祖國的傳統美德;但同時, 又養成了中國人安土重遷、厚古薄今、因循守舊等習慣。在當下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 傳統文化精神會與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生產關系的很多環節發生沖突, 因而迫切需要實現對傳統文化的揚棄。近年來,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斷與時俱進, 在與市場經濟的互動下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成為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上層建筑。

(四) 增進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共同體建設的社會紅利

當社會發生劇烈變化時, 變化的程度和速度往往決定了社會共同體是否能夠繼續保持完整性和內在的和諧。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 現代工商業社會的來臨使得個人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快速的社會轉型破壞了舊有的應對機制和安全防護網, 面對扑面而來的新需求, 新的應對機制卻姍姍來遲。俄羅斯試圖通過“休克療法”解決經濟轉型問題, 但是由於沒有考慮到國情, 反而導致經濟困難、社會潰敗。而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 資本主義國家也採取了各種“時空修復手段”15, 將自身積累的危機與矛盾轉嫁到國外市場, 以緩和國內因經濟的變化所導致的社會危機。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初階段, 市場競爭機制對傳統村社和城市單位所帶來的沖擊超過了很多人的預想。21世紀以來,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發展, 社會建設逐漸成為國家的重要議題,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明顯提高, 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 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面建立, 新型社會救助體系基本形成, 全民醫保基本實現, 城鄉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初步建立, 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建設取得新成效。

總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受住了時代的挑戰。“我們要堅持辯証法、兩點論, 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 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 既要‘有效的市場’, 也要‘有為的政府’, 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16我們有理由相信, 未來的道路雖然也有各種艱難險阻, 但是, 隻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通過“激發全社會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17, 我們一定能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注釋：

1 《毛澤東文集》第7卷1999年版第170頁。

2 《毛澤東文集》第7卷1999年版第439頁。

3 《劉少奇選集》 (下)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頁。

4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 (上)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頁。

5 參見於祖堯《試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載於《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79年第50期。

6 《鄧小平文選》第2卷1994年版第236頁。

7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 (上)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頁。

8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頁。

9 《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中)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4頁。

10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7頁。

11 《鄧小平文選》第3卷1993年版第373頁。

12 [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頁。

13 參見林金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認識》, 載於《學術研究》2012年第2期。

14 [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頁。

15 [英]大衛·哈維《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版第164頁。

16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載於2015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

17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頁。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2018(03)

作者單位：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