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視野下的改革開放及其歷史書寫

全球史是近年來國際史學研究出現的一種新趨勢, 有人將這一現象稱為歷史書寫的“全球或跨國轉向” (1) 。全球史最初是以一種與傳統的以國別史為基礎的世界史相區別的“新世界史”的姿態出現的, 隨后演變成一種新的史學觀念和史學方法。它把整個世界視為一個密切相連、不可分割的“網絡”, 強調構成這一“網絡”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交往”對歷史的驅動作用, 關注的重點也從民族國家和政治問題轉向跨國或跨地區的互動現象和非政治問題, 比如經濟交往、生態交流、技術交換、疾病流傳等。 (2) 目前全球史的理念與方法逐漸從世界史領域擴展到國別史、區域史和專門史的研究中。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的歷史主題, 既屬於黨史也屬於國史或當代史的研究范疇。無論是黨史還是國史, 改革開放史的研究都可以而且應該借鑒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 這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個全球性的歷史事件。首先, 改革開放不只是中國對自身過去的一種“撥亂反正”, 同時也是世界秩序變動的產物。換言之, 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是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另一方面也是根據世界格局的變化所作出的決策。鄧小平曾說過, 對中國來說, 考慮問題歷來不從中國自身利益一個角度考慮, 而是從全球戰略來提出問題、考慮問題的 (3)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 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 中美、中日關系的改善, 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變化, 資本主義陣營也發生了變化。毛澤東根據新的形勢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劃分, 中國逐漸擺脫了國際上孤立的狀態, 這一切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如果得不到西方國家的積極回應, 要推行下去也是非常困難的。其次, 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劃時代的變革, 同時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新階段。改革開放初期, 當時國際輿論特別是西方世界的輿論, 以為中國是搞資本主義, 或者以為中國最終要走向資本主義。但是經過幾年改革開放的實踐, 他們慢慢懂得了, 中國是堅持社會主義的。 (4) 90年代初蘇東劇變后,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 西方又有人斷言“歷史”已經“終結”, 但是中國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歷史”非但沒有“終結”, 反而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再次, 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而且重塑了世界秩序。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跡, 同時也帶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改變了過去國家間力量的對比, 重塑了世界政治經濟版圖。更重要的是, 改革開放形成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這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正因為如此, 對改革開放史的研究, 必須具備全球的視野, 將改革開放置放於全球歷史進程中來考察。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研究改革開放史, 不僅有助於擴大研究視野, 豐富研究內容, 而且有助於揭示中國發展的獨特歷史邏輯, 更好地理解改革開放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史視角的引入必將改變對改革開放許多問題的認識, 為重新書寫改革開放的歷史奠定基礎。筆者認為, 全球史視野下的改革開放史書寫, 應該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 史料的多元化。科學的改革開放史必須建立在扎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之上。盡管9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 隨著研究者目光的進一步下移, 地方史料和社會史料都逐漸為研究者重視 (1) , 但就改革開放史而言, 現有研究大多使用的是國內出版的黨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及相關人物的文集。這些文獻固然是研究改革開放的基本史料, 但如果僅僅依靠這些材料, 則有其局限性。這是因為, 這些文獻隻能看到決策的“結果”, 而看不到決策的“過程”;只是反映上層的活動與思想, 而看不到基層的動態與回應;隻有政治生活, 而看不到社會生活;隻呈現單向發展, 而看不到多邊互動。鑒於過往研究存在史料來源簡單化和單一性的問題, 有研究者強調要重視“易見史料”的利用以加強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實証性 (2) 。從全球史的角度看, 除了易見史料外, 還要收集稀見史料、民間史料和外文史料。特別是外文史料, 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視。羅家倫在談及使用外國材料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性時曾經說過:“近代的中國, 不但在國際戰爭或外交方面, 受外國的影響, 就是內政的變動, 也何嘗不受外國的影響。或是直接的公文報告, 或是間接的觀察調查, 在外國文字裡都有重要的文[史]料;而且他們的觀察調查, 有時比我們自己的還清楚。他們的文書之中, 當然有許多為自己回護的地方;遇著這樣情形, 史學家正應當運用自己的眼光、判斷、方法, 去識別, 決不能掉首不顧。” (3) 羅家倫此言是針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而發, 但其原則也適用於改革開放史研究。就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而言, 中國與外國之間的交流互動更加緊密和頻繁, 無論是前面提到的改革開放的起源, 還是改革開放的繼續推進, 都必須依據中外雙方的材料才能說清楚。從《鄧小平文選》中可以看到, 大量的文章都是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的講話。但是外方的反應如何則並不知曉, 這也需要用外方的文獻加以說明。因此, 除了中文材料外, 外國的檔案、外交文書、同時代人的相關記載等等都應納入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史料范圍。也就是說, 全球史視野下的改革開放史應該是多種檔案、多種文字的歷史書寫。

第二, 內容的全球化。改革開放史的內容無疑必須以中國為中心。毛澤東曾指出:“研究中共黨史, 應該以中國做中心, 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 (4) 研究改革開放史, 當然也應該“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因此, 所謂“全球化”並不是要“去中國化”, 而是要在全球視野中理解中國, 在內容上將中外之間的“互動”呈現出來。盡管學界普遍意識到要以寬廣的世界眼光, 將中國改革開放史放在人類社會和世界文明發展史中來認識, 但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 往往並不能貫徹這一原則, 常常是就中國論中國, 就改革開放論改革開放, 缺乏全球的視野和互動的意識。“全球”或“世界”只是一個“背景”, 並未能真正融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敘述。全球史視野下的改革開放史, 不僅要求講清楚改革開放的歷史, 而且要求講清楚歷史中的改革開放, 也就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改革開放。因此“世界”不只是一個“背景”, 而是貫穿整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重要因素, 是改革開放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舉凡中外之間的政治博弈、文化交流、貿易談判、技術轉讓、資本流動等等都應納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敘述之中。比如說技術轉讓問題, 鄧小平在1983年9月24日同金日成會談時說, 中美兩國關系的關鍵問題就是兩個:一個是台灣問題, 一個是技術轉讓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在技術轉讓問題上, 美國把中國由P組改為V組。P組是指蘇聯等國家、敵對國家;V組是非同盟的友好國家, 但V組裡又分很多類。印度、埃及、南斯拉夫等都是V組。美國政府的變化, 就是在全球戰略中對中國估計的改變, 因而出現技術轉讓和貿易上的放鬆。這同中國在這個時期開始改善同蘇聯關系有關, 加強了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系。而美國感覺到不同中國搞好, 它也不好過。 (1) 顯然, 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 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 也不是一個單純與某一個國家的技術轉讓談判問題, 而是一個涉及全球戰略布局的問題。如果不是從全球視野來研究這些問題, 就不可能得出真相。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 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更為緊密, 世界日漸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當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積極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些理念和舉措無不表明, 改革開放的歷史書寫, 離不開“全球”的因素。

第三, 敘事的生態化。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是一場革命”, 涉及經濟發展、政治體制改革、社會結構變遷、文化交流與合作、意識形態斗爭、環境變遷與人口流動等各個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講, 改革開放是復數的, 改革開放史也就應該呈現復數的形態。但是現有的研究, 大多是一種單向性的“宏大敘事”, 缺少“差異”、“互動”和“細節”。運用全球史的理論和方法, 有助於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和弊端。全球史觀致力於探討人類生活層面的相互聯系與互動, 尤其是關注跨地域跨種族的互動與交流, 諸如人口的遷移、疾病的傳播、帝國的擴張、生物的交流、技術的轉移、思想觀念和信仰的傳播以及自然生態環境的變遷等等問題, 這些都是以往的中國史研究所忽略的一些重要歷史現象 (2) 。由此出發, 全球史視野下的改革開放史應該是一種生態化的歷史書寫。所謂“生態化”, 就不是單向發展的, 而是多元互動的;不只是政治、經濟的變革, 理應包括技術、資本、人口、環境、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全球史的視角不僅要求研究者把上述各個方面納入研究視野, 而且要求揭示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其對改革開放的意義和影響, 從而使改革開放史呈現一種“生態”景象。比如說意識形態與改革開放的關系, 它不是一個單向性的因果關系。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 中國一直努力使改革開放不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20世紀80年代初, 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說, 認為中國政府信奉的意識形態旨在摧毀類似美國這樣的政府, 這樣的觀點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觀點, 也不是70年代的觀點, 而是恢復了60年代以前的觀點 (3) 。90年代初, 鄧小平又說, 中國要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來往, 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容地發展關系, 包括政治關系, 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 (4) 。又比如改革開放與社會變遷的關系。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簡政放權的推行, 釋放了許多的社會空間, 引起了社會生活的諸多變化。諸如此類的問題, 都應該成為改革開放歷史書寫的對象, 這樣的改革開放史才會是豐滿的、生動的。

總之, 全球史的理論和方法對推進改革開放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值得注意的是, 借鑒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只是為了擴大研究視野, 豐富研究內容, 增強“問題意識”, 而不是要取代其他的研究方法。在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中, 根本的方法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法。唯物史觀所強調的全面的、歷史的、辯証地看問題, 這一點永遠也不會過時。

注釋

1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全球史、區域史與國別史---復旦、東大、普林斯頓三校合作會議論文集》, 中華書局, 2016年, 第57頁。

2 [美]約翰·R.麥克尼爾、威廉·H.麥克尼爾著, 王晉新、宋保軍等譯:《麥克尼爾全球史:從史前到21世紀的人類網絡》,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 第1-2頁。

3 《鄧小平思想年編 (1975-1997) 》,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 第305頁。

4 《鄧小平文選》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57-158頁。

5 韓鋼:《近三十年來黨史資料的整理、編纂和利用》, 《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7期。

6 吳志軍:《從易見史料的多元化加強改革開放史研究的實証性》, 《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6期。

7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 《國立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第2卷第1號, 1931年3月。

8 《毛澤東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407頁。

9 《鄧小平思想年編 (1975-1997) 》, 第478-479頁。

10 王永平:《面對全球史的中國史研究》, 《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1 《鄧小平思想年編 (1975-1997) 》, 第346頁。

12 《鄧小平文選》第3卷, 第353頁。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