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中國的一次巨大跨越

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國際體系需要進行一定調整，以反映現實的變化。這理應成為美中開展合作的領域，兩國可以發揮各自作用，推動國際體系更加完善，使之更好地滿足所有國家的訴求

1978年，我在美國駐華聯絡處工作。當年7月起，我們開始同中方就美中建交進行秘密談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消息公布后，我感覺到，這必然是中國的一次重大變革。但這種轉變會將這個國家帶向何方，我心裡卻沒有底。隨后，中國開始建設經濟特區，我們帶著極大的興趣觀察著。直到今天，我們才真正看清，改革開放對中國來說是一次多麼巨大的跨越。

作為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外國學者，我是幸運的。1938年，3歲的我隨父母一起去中國。我的父親后來成為金陵大學（南京大學前身之一）教授。我目睹了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傷痛。至今，我仍記得日軍轟炸成都的場景。解放軍進入上海時，我正生活在那座城市。再往后，我又親身參與了美中建交過程，並於上世紀90年代作為美國駐華大使重回中國。獨特的人生經歷使我見証了中國在上個世紀不同階段的政治經濟狀況，因而也能更好理解中國的發展進程。

1979年，美國設立駐廣州總領事館。當時那裡還沒有國際化酒店。至今我還記得北京第一家國際化酒店——建國飯店在1982年建成時的場景。如今，4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完全改變這個國家。放眼世界歷史，沒有哪個國家的面貌曾在如此短時間內發生這樣大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自然是經濟發展。前些年，我和基辛格博士一起去敦煌。這座古老的小城如今已經接入高速公路網，還建起了現代化的機場。我再去武漢和成都時發現，那裡的一切都已不同，每一處地方都有了明顯進步。坐高鐵去徐州時，我發現當地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先進的基礎設施令人印象深刻。

中國社會的心態也變得更加開放。改革開放前，一個外國人要在街頭問清時間是很困難的事。20世紀90年代，當我重新回到中國，開放而自由的交流無處不在。中國的發展使自身成為地區增長的動力源，給許多東亞經濟體帶來好處。

中國改革開放對美國和中美關系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今天，一些美國人在說，美國當年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為了改變中國。然而，我認識的所有與中國進行“入世”談判的美國代表中沒有一個人持這種觀點。美國的決定純粹基於對美國利益的把握——中國“入世”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這也正是全球化帶給美國的好處——比較優勢理論不僅在國家內部起作用，也在全球范圍內起作用，這意味著更高的生產效率，意味著更多質優價廉的產品。

我兒時的玩伴都是中國人，父母的很多親密朋友也是中國人。有些美國人盡管也為中國文化所吸引，卻習慣於將中國視為“不同”。在討論政策問題時，我的個人哲學理念是，美國政策不應損害任何一國民眾改善生活的機會，各國有權實現自身發展。

如今，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崛起后將推翻現有國際秩序，並宣稱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這些人顯然沒有認真分析中國執行的政策。中國向來主張要維護現有國際體系，但需要對其進行改革完善。例如，中國發起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其出發點就是要對現有國際秩序加以補充和完善。

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國際體系需要進行一定調整，以反映現實的變化。這理應成為美中開展合作的領域，兩國可以發揮各自作用，推動國際體系更加完善，使之更好地滿足所有國家的訴求。

作為外交官，我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都在和大國打交道——其中，9年時間與蘇聯打交道，其余多數時間是與中國打交道。我總結出經驗，即所有大國關系必然是合作與競爭並存。習近平主席曾多次說過，“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這是非常有益的一種提法。面向未來，我們正需要一種新的哲學基礎來思考美中關系。

（作者單位：美國伍德羅•威爾遜中心高級研究員、美國國務院前助理國務卿、美國前駐華大使，本報駐美國記者胡澤曦採訪整理）

（來源：《人民日報》2019年01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