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發布時間：201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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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石仲泉
一、毛澤東留下的全部歷史遺產，都是治國理政的資鑒
毛澤東是20世紀中華民族的三大歷史偉人之一。如果就其在中國革命舞台的活動時間之長，運籌中國政治命運的決策之久，縱論古今中外的著述文字之豐，則首推毛澤東。中華民族歷史上下數千年，有功於我們這個民族的歷史偉人成百上千，但能夠納入秦皇漢武這一系列的，在20世紀非毛澤東莫屬。歷史上的中國曾長期位居世界文明發展的前列﹔但近代卻備受列強蹂躪，瀕臨亡國滅種危機。在20世紀后半葉，中國不僅開始改變積貧積弱面貌，並且重新躋身世界大國之林，其首功當推毛澤東。毛澤東是現代中國的第一張政治名片，是當代中華民族能夠走向世界的第一個偉大代表。
毛澤東給我們黨和國家留下了異常豐厚的歷史遺產。之所以說這筆遺產異常豐厚是因為，它不僅包括馳騁革命28年崢嶸歲月的，還包括領導新中國27年建設年代的﹔不僅包括思想理論層面的，還包括實踐經驗層面的﹔不僅包括正確的積極的內容，還應包括對黨和國家發生過負面消極影響的那些錯誤決策。這個豐厚性，就是歷史遺產的全部性。
這裡講包括毛澤東晚年犯錯誤在內的歷史遺產的全部性，是否損害毛澤東的形象呢？我以為，不存在這個問題。
第一，任何歷史偉人都不是完人，講歷史遺產不是說隻有“完人”可以講其全部性，即他全部是完美無瑕的，不存在損害形象問題。這種理解恐怕不實際。因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完人”，任何歷史偉人都有“瑕”，但對夠得上這個層次的歷史偉人來說，再大再多的“瑕”也掩蓋不了“瑜”。既然如此，講“瑕”就不存在損害“瑜”的形象問題。
第二，強調歷史遺產的全部性，是要給歷史留下一個經得起檢驗的真實的毛澤東。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已經作了科學評價，鄧小平將毛澤東的功過講透了：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卓越領導，我們黨可能還在黑暗中苦斗﹔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功勞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許多好的思想要繼承下來，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講毛澤東歷史遺產的全部性，正是遵循鄧小平的這個思想，讓后人了解一個完整的毛澤東。
今年是毛澤東謝世30周年，第二個《歷史決議》發表25年。為什麼還要講這個問題呢？因為時至今日，國內外對毛澤東乃至黨的歷史的看法仍然存在著兩種傾向：一是將毛澤東“妖魔化”、“丑惡化”，遠的不去提了，近期的以2005年6月英國出版的《毛，不為人知的故事》為代表。該書名曰“歷史著作”，但不對搜集的資料進行考辨、區別真偽，就妄作推測、胡亂評論，為某些西方媒體的“反毛熱”推波助瀾。這種傾向在國內沒有公開的市場，但在部分不了解黨的歷史的年輕人中有一定影響。另一種傾向是將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掩蓋、回避，或輕描淡寫。這在個別著述中有所反映。因此，一些讀者看了這種書，感到不真實，對批駁“妖魔化”、“丑惡化”缺乏說服力。作者的主觀動機、歷史感情和政治考慮之類完全可以理解，但作為學術著作卻沒能擺脫“為尊者諱”的傳統。
當然，我不贊成“為尊者諱”，並不是主張夸大、渲染尊者的過錯。我贊成鄧小平講的：要恰如其分，宜粗不宜細，一不能歸結為個人品質問題，二不能感情用事說過了頭。堅持這樣的原則，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的過錯，隻會讓人感到我們的黨史是可信的，我們對人民是負責任的。不是要重建社會的信任嗎？！首先就要使人們感到黨的歷史是可信的，我們筆下的毛澤東是可信的。
第三，強調歷史遺產的全部性，是因為所有歷史遺產都是寶貴財富。我很贊賞鄧小平說的：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政策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變成了我們的財富。這話說得多麼好啊！講毛澤東歷史遺產的全部性，包括對黨和國家發生過負面消極影響的那些錯誤決策，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思維方法所要求的，而且對於吸取教訓，以史為鑒，是難得的寶貴財富。就講執政成本來說，過去付出了高昂代價的“學費”，應當永遠受益，使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少走彎路。
具體講到提出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言，毛澤東同樣為我們黨和國家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歷史遺產。這裡主要論列三個方面。
二、毛澤東的歷史遺產之一：矛盾論——兩大戰略思想的哲學理論依據
整整20年前，我在《毛澤東哲學思想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一文中曾經寫道：“中華民族是富於哲學思維的偉大民族。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上，涌現出了許許多多的卓越哲學家。如果說在歐洲有從赫拉克利特、德蒙克裡特、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培根、狄德羅、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普列漢諾夫，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樣一大批屬於全世界的哲學巨星，那麼，在中國，也有從孔丘、老聃、墨翟、孟軻、庄周、荀況、韓非、王充、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直到毛澤東這樣燦爛的世界級哲學家系列。這兩大哲學系統，尤如雙峰突兀，構成世界哲學史上的奇觀。”文章在《哲學研究》上發表后，曾聽到一種反映，說我將毛澤東哲學思想拔得太高了。我作過反思，直至今天，還在想這個問題。
這些年，我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不是太多，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信息也了解不夠，對一般哲學問題更是無暇顧及。因此，目前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前沿研究狀況，我不是很清楚。20年前，我論列的兩大哲學家系列的個別人也許還可增刪調整，但是，綜觀哲學風雲，我還不認為毛澤東需要從上述系列中排除。盡管毛澤東個別錯誤哲學觀點的危害更加明顯，但他作為世界級的偉大哲學家的地位不可能動搖。
8年前，我還強調過：要充分認識毛澤東哲學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發展，使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哲學理論體系，因而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發展的主要載體。據此，就鄧小平哲學與毛澤東哲學的關系，我提出一個觀點：鄧小平哲學與毛澤東哲學，既屬於同一個哲學理論體系，又是兩個應用發展階段。此話似很難理解，其實並不玄奧。這是講鄧小平哲學與毛澤東哲學的兩層關系。第一層關系，說白了是師承關系。鄧小平本人說過，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改革也靠這個。作為一個歷史偉人，話說得這樣直白坦誠，沒有絲毫的舞文弄墨、包裝作秀，太罕見了。這正是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對兩者的師承關系，我具體講了這樣幾點：鄧小平所用的哲學基本概念、范疇來自毛澤東﹔鄧小平分析問題的哲學思路與毛澤東一脈相承﹔鄧小平哲學思想的基本結構和主要方面，沒有超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大框架。因此，我認為：在哲學理論上，鄧小平哲學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發展主要載體的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當代中國歷史發展提出的主要任務，不是去創造一個有別於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新的哲學體系，而是要用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基本理論、原則、方法來解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總結歷史曲折發展的經驗教訓來重新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對此，鄧小平本人說得非常清楚：“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我以為鄧小平的這個說法，完全適合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實際情況。因此，在哲學理論上，鄧小平哲學仍然屬於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
這樣講，是否貶低了鄧小平哲學呢？沒有。正如鄧小平本人所說，“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這就是鄧小平哲學與毛澤東哲學的第二層關系：鄧小平哲學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又一個應用發展階段，即是在應用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裡要糾正一種不正確的觀念，似乎哲學理論的發展高於哲學應用的發展。這是哲學研究中長期重理論輕實踐的誤導。哲學理論與哲學應用不存在高低貴賤優劣之分，兩者只是研究的對象、解決的任務有區別，正如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的關系一樣。矯正過去的觀念之后，再來認識鄧小平哲學怎樣在實踐應用中將毛澤東哲學思想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就絲毫不感到有揚毛澤東哲學、貶鄧小平哲學的問題﹔其應用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意義，一點不亞於理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意義。所以要對鄧小平哲學與毛澤東哲學的關系作這樣的分析，只是為了探討學術、實事求是、定位准確。基於對鄧小平哲學的這個認識，按照這個邏輯，我不主張在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主要載體的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之外，再論列出一個又一個與之相並列的新的哲學理論體系。說實在的，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的發展沒有達到那個地步。哲學巨人不可能一個接一個地降臨在中華大地。
說鄧小平哲學，還有其他領導人的哲學，在哲學理論上仍然屬於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是否與講黨的一個又一個指導思想不相對應呢？這是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黨的指導思想是政治理論，它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許多具體結論會與時俱進、不斷更新。但相比之下，哲學作為研究世界根本規律的科學會比較穩定。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最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也會比較穩定。毛澤東哲學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主要載體，如《實踐論》、《矛盾論》，都是關於觀察和改造中國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理論，是根據中國革命經驗對最基本的哲學規律的闡發，因而其“管用”的歷史跨度比較大，比毛澤東的許多政治理論要穩定得多，不會在短時間內喪失其真理性。我們不能因為黨的指導思想的不斷增加，就去生硬地“制造”一個又一個與之相對應的哲學理論體系。因此，我又有一個不成熟的看法，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哲學理論基礎，而且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又一個指導思想的哲學理論基礎。
毛澤東哲學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前面講了鄧小平怎樣掌握毛澤東的實事求是思想，學會干革命、搞建設、興改革的。陳雲還講了他在延安怎樣學習哲學，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終身受用的。李瑞環在最近出版的《學哲學，用哲學》中也講了他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特別是“兩論”的體會。他認為，隻要真正學懂了“兩論”，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觀點。我們這些人無一不是受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教育、熏陶成長的。目前，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主流媒體宣傳所用的哲學基本概念、范疇也沒能完全離開毛澤東﹔中央各種報告和文獻分析當前世情、國情和黨情問題的哲學思路，基本上與毛澤東一脈相承。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光榮哲學傳統，隻要中國共產黨還堅持它的宗旨和繼續處於執政地位，在我看來，這個傳統是會代代相傳的，當然也會與時俱進﹔正如鄧小平所說，會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大戰略思想的哲學基礎是什麼？我以為，不是別的，仍然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具體來說，主要是毛澤東的矛盾理論。過去我講過，毛澤東的實踐理論和矛盾理論的提出，標志著毛澤東哲學實現了由應用哲學到理論哲學的飛躍、由具有某些哲學思想到建構獨具特色的哲學體系的飛躍、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到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飛躍。這三大飛躍奠定了他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家的地位。就毛澤東的矛盾理論來說，盡管其某些哲學觀點有偏頗之處，但對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范疇和基本規律作了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精辟闡發，提出了對客觀事物進行研究的矛盾論系統，完全摒棄學理主義習氣，使人們掌握了如何分析矛盾、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偉大創新。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一部在立論的高度、分析的深度、底蘊的厚度和影響的力度上，能夠與之相媲美的新矛盾論著作。這說明批評毛澤東哲學理論的缺陷和錯誤比較容易，但要達到毛澤東哲學理論的那個水准，以及取得被國人和世界所公認的那個哲學地位並非易事！
毛澤東的矛盾理論既然給予了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如何分析矛盾，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它就不能不成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大戰略思想的哲學基礎。這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
——兩大戰略思想提出的背景：分析當代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的諸多矛盾。比如，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國際背景，既分析了有利於我國發展的各種因素，又分析了我國發展面對的重大挑戰。特別是對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分析了十大矛盾，指出：當前，我國面臨的既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一個社會矛盾和問題較為突出的矛盾凸顯期。這種分析矛盾的方法，是毛澤東矛盾理論的基本方法。
——兩大戰略思想的基本內涵：對矛盾運動的諸多方面的全面把握。目前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是作為“社會建設”來定位的，其五個方面涉及人與社會、人與人和人與自然的矛盾，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長期以來，我們黨雖然十分重視社會建設，但明確提出“社會建設”的科學概念，則是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緊密相連的。這是毛澤東的矛盾理論運用到社會建設的豐碩成果。
——兩大戰略思想的貫徹落實：抓住主要矛盾，明確中心，兼顧其他，統籌安排。兩大戰略思想的內涵豐富，涉及方面很多，怎樣落到實處？這就是工作方法問題。幾十年了，還是毛澤東矛盾理論的那一整套工作方法。的確，它已經成為我們黨的思維定勢、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此，就因為它是科學的，具有真理性、有效性。
毛澤東的矛盾理論，不僅僅是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大戰略思想的哲學依據，其他許多理論和重大決策都是運用毛澤東的矛盾理論而提出的。
三、毛澤東的歷史遺產之二：統籌兼顧論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論——兩大戰略思想的政治理論依據
毛澤東的政治理論很多。經過歷史的大浪淘沙，不少重要理論經受住了狂風暴雨的考驗，被第二個《歷史決議》概括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仍對我們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指導意義。
10年前，在第八屆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學術研討會上，我曾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發展歷程講過一個看法，認為建國后黨的八大前后是毛澤東哲學發展的第二高峰（當時稱“第二高原狀”），它以發表兩個重要講話，即《論十大關系》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卓越代表。這兩篇講話，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基本國情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我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處理的若干重大矛盾，完全可以稱之為那個時期建設社會主義的“矛盾論”。統籌兼顧論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論，正是這兩篇講話的主題，也是毛澤東關於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理論。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如果說從哲學理論上講，立足於毛澤東的矛盾理論的話，那麼就政治理論的歷史淵源關系看，則與毛澤東的統籌兼顧論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論，有不解之緣。
先看科學發展觀與毛澤東的統籌兼顧論的關系。溫家寶在2004年2月的報告講述科學發展觀時，已追溯到《論十大關系》，實際上揭示了兩者的理論淵源。其實，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說：統籌兼顧，各得其所，是我們黨歷來的方針。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在延安算“執政黨”吧，已經提出“統籌全局”的方針。在西柏坡籌備建國時，又提出了“四面八方”政策和學會“彈鋼琴”的處理矛盾方法。毛澤東明確地提出“統籌兼顧”方針，將其作為一條重要的治國之策，則是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他說：“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這種統籌兼顧的思想，要向大家講清楚。”隨后，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他進一步強調：我國有六億人口，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這個客觀存在出發，“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當然，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總結我們黨長期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大大豐富了統籌兼顧方針的內涵，將我們黨關於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為追求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崇高社會理想鋪設了一個新的平台。
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毛澤東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論的關系。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既是人類長期憧憬的社會理想，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拋頭顱洒熱血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就一直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標志著我們國家開始步入朝思暮想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看來，那只是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不管怎麼說，幾千年的剝削制度消滅了，國家的發展進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歷程。為什麼要提出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呢？就是因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屬於對抗性的敵我矛盾大量減少，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相對地突出起來。從本質上說，這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礎上的矛盾。怎麼解決？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然后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團結起來干什麼？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那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隨后，毛澤東還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我們將這兩段話的意思，演繹成現代時尚語言，不就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原生態質嗎？！所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治理論依據，來自於毛澤東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論。當然，這不是惟一的政治理論依據，但卻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論依據。
這裡，想提出一個問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制度起點、歷史起點和理論起點。它的理論起點，無疑是2004年9月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十六大報告講的“社會更加和諧”，主要是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言的，與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概念不是一回事。所謂“制度起點”，我以為，它應當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緊密相連的，如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樣。也就是說，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國家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之后，就應當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論，希望造成那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事實上，就是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如果后來的歷史不發生逆轉，它同時就應當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起點。但是，隻要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方針，政治運動連綿不斷，那麼就不可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是彼此相克的兩個指導方針。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起點，就移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之后了。當然，這個認識的明確還是在近年提出這個理論之后。這樣，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制度起點、歷史起點和理論起點，有一個時間錯位。這是歷史形成的，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也說明我們黨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不斷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是我們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理論成果。
四、毛澤東的歷史遺產之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大戰略思想提出的歷史教訓依據
上面講的是毛澤東的正面的、積極的歷史遺產，對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大戰略思想的理論淵源關系。毛澤東還給我們黨和國家留下了產生負面影響的、在一般人看來屬於“消極的”歷史遺產——比如“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對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大戰略思想，有沒有什麼關系，或者說發生過什麼樣的影響沒有？現在，我還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研究是個什麼狀況。但是，我個人以為，這兩大負面的歷史遺產是發生了重要影響的。通過對“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而總結的歷史教訓，對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大戰略思想所產生的影響，絲毫不亞於上述正面的、積極的歷史遺產產生的影響。
我很欣賞恩格斯的名言：一個民族通過從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中學習，會進步得更快。像我這樣歲數的同志都完整地經歷過這兩大政治運動，其情其景歷歷在目。毫無疑問，這兩大政治運動，對於我們黨和國家造成了深重災難，耽誤了一代人成長，影響了國家的發展。但是，對什麼事都要辯証地看，盡量從所經歷的歷史曲折中得到教益，使之成為精神財富。特別是對於像我這樣從事黨的歷史和黨的理論研究的人來說，有這段經歷與沒有這段經歷大不一樣。因此，我從來不消極地看待這段歷史，而是努力直面它，將其教訓講夠，將其原因和根源講透，使年輕人特別是有望成為國家棟梁之材、擔當歷史大任者，能夠汲取史鑒，不再重復這樣的錯誤。
這幾年我也一直在想：為什麼改革開放28年來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麼快？變化這麼大？是我們目前的領導人比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更加聰明、更有智慧、更具能力嗎？當然這不能簡單地作“是”與“否”的回答。但有一點我可以斗膽地說：毛澤東是大政治家、大理論家、大戰略家，就總的方面言，其個人的智慧和能力是超群的，這樣的歷史偉人不會在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我們國家這些年的巨大發展，與我們黨深刻地反思了過去的歷史教訓，特別是這兩段刻骨銘心的歷史有密切關系。過去歷史的災難由現在歷史的進步得到補償，是歷史辯証法所使然。
關於“大躍進”運動與科學發展觀的關系。這裡要申明一下，否定“大躍進”運動，不是說在“大躍進”運動時期沒有一項正確的決策，沒有一點值得肯定的事情。對此，第二個《歷史決議》已有具體分析。“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危害很多，最大的危害是什麼？就是經濟社會發展嚴重失衡，不僅第一、二、三產業失衡，各產業內部也都失衡，生態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嚴重違反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從根本上說是反科學發展的。隨后出現的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嚴重困難，以及上千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與此密切相關。在“大躍進”運動剛剛興起不久，毛澤東就對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一些做法有所認識。他說：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毛澤東講的綜合平衡是什麼？在我看來，就是科學發展觀的最初的原生形態。經過近半個世紀對經濟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的不斷總結，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才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個全新的發展理念，賦予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要求，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於發展的系統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躍進”對提出科學發展觀也有一“功”。
“文化大革命”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什麼關系呢？前已指出，社會主義制度，按本質說，應當是和諧社會。但是，后來歷史的實際發展沒有實現而是背離了這個本質要求。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很多，就其哲學理論而言，是片面強調“斗爭哲學”﹔就其政治路線而言，是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方針。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兩者都達到了極點。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結果，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其結果，不僅革了“文化”的命，也革了社會主義的命。廣大干部被打倒，各級黨委和政府機構長時間癱瘓，派性武斗層出不窮，“打、砸、搶、抄、抓”橫行無忌，社會處於“全面內戰”、“天下大亂”的無序狀態，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蒙受巨大損失，黨和國家遭受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根據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的統計，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眾達70多萬人，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在1億以上。這樣的狀況，不僅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風馬牛不相及，而且是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反動。
歷史的辯証法就是這樣，物極必反。鄧小平講“文化大革命”怎樣從壞事變好事的情況，還說：“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它告訴我們，不改革不行。“文化大革命”看起來是壞事，但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裡，深刻地檢討我們的歷史，制定一系列新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改變國家的面貌。因此，鄧小平強調，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經驗教訓的結果。既然如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提出，也是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必然結果。盡管這個理論的提出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近30年，但它的實際歷史起點則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到3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因此，完全可以說，“文化大革命”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兩個看似對立的兩極，實是辯証法的“相反相成”關系。
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大戰略思想，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近兩三年提出的。對這兩大戰略思想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一般地說，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的研究較多，從毛澤東哲學思想這個視點來展開研究的比較少。我們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是第一次就這個主題召開學術研討會。今后還要繼續深化對這兩大戰略思想的研究。
我們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成立迄今有20多年了。我參加這個研究會的活動整整20年。這20多年來，學界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如毛澤東本人所說，是一個波浪式向前發展的態勢，這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今后，我們面臨一個怎樣與時俱進，深化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的問題。我們本來希望每年能夠召開一次研討會，為推進研究毛哲研究貢獻點力量，但由於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合作方，因此近幾年是隔年開一次會。這次開會，中共哈爾濱市委和市委黨校出了大力。沒有他們的支持與合作，我們很難相聚在美麗的鬆花江畔。因此，我代表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和與會專家學者衷心感謝中共哈爾濱市委和市委黨校，對他們的支持與合作表示崇高敬意。
明年是《實踐論》和《矛盾論》講話發表70周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發表50周年。這是10年一遇的難得機會。我們希望能夠召開一次盛大的學術研討會，檢閱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的新成果，開創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的新局面。
上面關於毛澤東與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講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歡迎同志們批評指正。衷心祝願這次學術研討會圓滿成功！
（來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