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朱德軍事戰略的體系構成及特征

淺析朱德軍事戰略的體系構成及特征

趙萬須

[摘要]朱德軍事戰略是朱德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朱德軍事戰略內容豐富，主要包括七個方面：在敵強我弱的革命戰爭年代，保証革命軍事力量生存發展的建設革命根據地戰略﹔在強敵和險惡環境中，堅持主動殲敵、壯大自身力量的革命游擊戰爭戰略﹔根據敵我綜合情況，充分利用時空和正義變被動為主動的抗日戰爭持久戰戰略﹔根據形勢變化因勢利導，積極團結和借助一切力量走向勝利的革命統一戰線戰略﹔統籌全局征戰華北搶佔東北，扭住關鍵殺敵奪陣贏得優勢的積極防御戰略﹔洞悉大勢把握戰機，果斷決策揮兵制敵於死地的戰略決戰戰略﹔重視諸軍兵種建設，從思想作風、軍事技能、武器裝備等各方面，綜合提高軍隊戰斗力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發展戰略。朱德軍事戰略體現出四個鮮明特征：軍事戰略服從政治戰略﹔確立在人民戰爭基礎上﹔以從實際出發為首要原則﹔以相應戰法和策略來保証。

朱德軍事戰略是朱德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實踐中，在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指導下，在人民戰爭思想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朱德早年進入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畢業后參加過護國、護法戰爭，之后為追求革命真理到德國留學，1925 年根據黨的安排赴蘇聯學習軍事，這幾次學習經歷，使他不僅具有扎實的傳統軍事戰略理論功底，而且還具有豐厚的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素養。基於這樣的軍事理論功底，朱德在不同時期的軍事斗爭實踐中，針對不同的敵人、不同的任務，結合不同的具體實際，而確立了不同的軍事戰略。

朱德軍事戰略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的形成、發展和完善，對中國共產黨領導軍隊和人民奪取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勝利，產生了深刻影響，作出了重要貢獻。朱德軍事戰略內容豐富，構成了一個特征鮮明的軍事戰略體系。概其要者，包括如下七個方面。

一、在敵強我弱的革命戰爭年代，保証革命軍事力量生存和發展之道——建設革命根據地戰略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能夠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大力進行革命根據地建設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南昌起義后，不顧實際條件盲目進攻大城市遭遇的失敗使朱德認識到，“我軍應當到農村去，不應當去打大城市”（《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版，第483 頁。）。之所以要這樣做，一是因為廣大農村地區的反動勢力相對薄弱，二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為解放勞動人民服務的，隻有把他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獲得人民的支持和幫助，才能夠源源不斷地為壯大革命軍隊提供兵員。在當時白色恐怖的環境中，朱德與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轉戰閩粵贛邊界地區七八個月，發動湘南起義，成立蘇維埃政府，在組建中國工農革命軍的同時，組織地方革命武裝。當時盡管沒有建立起穩固的革命根據地，但對建設革命根據地作了有益探索。待到與毛澤東會師后，朱德積極支持毛澤東把建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作為當時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的軍事戰略，最終成為燎原星火。正如毛澤東所說：“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 ”，“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27頁。）

革命根據地是我黨我軍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戰略基地，因此，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過敵人三次“圍剿 ”，紅四軍被迫撤離到贛南開展游擊戰之際，關於下一步行動的戰略方針，朱德堅決支持毛澤東關於紅軍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開辟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重大戰略決策。在朱德的支持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通過充分討論，決定“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用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 ”（《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 138頁。）。朱德作為紅四軍軍長和前敵委員會委員，不僅對前敵委員會這一戰略決策完全贊同和擁護，而且與毛澤東等一起率領紅軍英勇奮斗，用一年多時間開辟和創建了贛南、閩西根據地，工農武裝割據有了發展的堅實基礎，為中央蘇區的形成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提供了基礎。這一時期的革命根據地建設，為鞏固工農政權、擴大工農革命武裝力量等提供了堅強的支撐，為之后各個時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提供了成功經驗，成為發展革命軍事力量的搖籃和向敵進攻的堅強后盾。

二、在強敵和險惡環境中，堅持主動殲敵壯大力量之道——革命游擊戰爭戰略

1929年 5月，朱德在《蔣桂戰爭中紅軍的行動方針》中明確指出，“東江目前宜用游擊戰爭去發動群眾，打擊反動派 ”（《朱德軍事文選》，第 4頁。），進而他明確地提出了“實行游擊戰略 ”（《朱德軍事文選》，第 6頁。）。游擊戰原本是戰爭中的一種具體的作戰方法，屬於戰術范疇，朱德這裡則把它上升到戰略高度來認識、對待。這是根據我軍的實際情況確定的。中國共產黨確定走武裝革命的道路后，才有了主要以農民和起義部隊等組成的屬於自己的革命武裝。要摧毀相對強大的正規軍、武裝奪取政權，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條件下，我軍沒有實力打正規的陣地戰、大規模的運動戰。要有效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必須在一定條件下依靠游擊戰，集中相對優勢的兵力一口一口吃掉敵人，以積小勝為大勝。朱德與毛澤東一起精辟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朱德年譜》（新編本）（上），第 116頁。），形象地說明游擊戰的內涵和精髓。朱德和毛澤東率領紅軍堅持游擊戰戰略，特別是靈活運用十六字決，粉碎了國民黨軍對根據地的多次“進剿”“會剿”“圍剿”。

抗日戰爭爆發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和全國的瘋狂進攻，朱德認為隻有廣泛地開展游擊戰爭才能奪取最后勝利。 1937年 9月 25日，朱德等發出關於八路軍作戰的方針、任務等的指示，要求各部隊“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游擊隊，發展游擊戰爭，使敵陷入我群眾和游擊戰爭的圍困中 ”（《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 674頁。）。 1938年初，他就抗日游擊戰爭問題專門撰寫《論抗日游擊戰爭》一文，系統闡述了抗日游擊戰爭的地位、作用、原則等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把游擊戰置於戰略地位，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軍情以及當時戰爭的形勢確立的。朱德認為，“游擊戰爭的定義應該是群眾戰爭，是群眾直接參加抗戰的最高形式”（《朱德軍事文選》，第 308頁。），“它在今天特別是在華北的抗戰中，已成為迫切而實際的中心任務了”（《朱德軍事文選》，第 309頁。）。他認為，我們國家經濟落后，軍事力量不強，要想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進攻，隻有廣泛地開展游擊戰爭，才能在抗日戰爭的防御階段有效地殲滅日本侵略軍的有生力量。在此之后，毛澤東1938年先后寫出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對“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26頁。）進行了更加系統的闡述。

三、根據敵我綜合情況，充分利用時空和正義變被動為主動之道——抗日戰爭持久戰戰略

具有深邃而遠大的戰略眼光是軍事家的基本素質。關於抗日戰爭要堅持持久戰的戰略思想，朱德在 1937年 7月 15日寫的《實行對日抗戰》（ 7月 26日發表）一文中就提出：“抗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也許有著超出我們想象之外的困難，它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朱德軍事文選》，第 265頁。）8月 11日，朱德在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談話會上發言，系統地論述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戰，在戰術上則應採取攻勢。他強調，全面抗戰開始后應當“根絕各種和平妥協言行，堅持持久抗戰”（《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656—657頁。）。

抗日戰爭持久戰的戰略是根據特定時期的軍事形勢等實際情況確定的。隨著對抗日戰爭的體察、了解和深入研究，朱德進一步系統地闡述了持久戰理論，並從政治、經濟、軍事、國際關系以及戰略戰術等方面進行了深刻分析，進而得出這樣的結論：持久戰是取得抗戰最后勝利的唯一正確選擇。1938年 1月，他指出：“必須清楚認識，敵我力量的對比，決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在持久抗戰的過程中，是必然會變動的，我們的力量會逐漸變強，而敵人的力量則會逐漸變弱的。 ”（《朱德軍事文選》，第 301頁。）　在政治上，我們能夠高度地發揮整個民族的力量，“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和民族，往往是在自衛的解放斗爭中生長與團結自己的力量 ”（《朱德軍事文選》，第 302頁。）。反之，在日寇方面來說情況則恰恰相反。在經濟力量、軍事力量以及國際關系的對比上，都會看到這樣的變化。因此，“從任何一方面看，我們隻有而且能夠從持久戰中改變強弱的現勢，最終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朱德軍事文選》，第 304頁。）。

四、根據形勢變化因勢利導，積極團結和借助一切力量走向勝利之道——革命統一戰線戰略

戰略是籌劃和指導戰爭全局的方針和策略。古往今來，統一戰線一直是軍事家、戰略家、政治家們在戰爭實踐中十分重視、努力維護、善於採取的制勝法寶。在我們黨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是籌劃和指導戰爭的重要方針和戰略，朱德則是這一戰略的模范倡導者、實踐者。無數歷史經驗教訓使他堅信，在戰爭中巧妙地運用軍事與非軍事手段，充分調動、借助、聯合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形成對敵優勢，才能奪取勝利。他多次強調統一戰線的極端重要性：“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使全國人民，首先是軍隊，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這是致勝的要訣。”（《朱德軍事文選》，第 327頁。）

統一戰線戰略具有較強的時空性，關鍵在於能否充分利用條件、抓住時機。在我黨創建人民革命武裝過程中，朱德注意到蔣介石由於扶植親信、排斥異己而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之間存在尖銳矛盾，於是，他借助與滇軍將領、時任國民黨軍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的同學關系搞統一戰線工作，適時將起義殘余部隊編入范石生部。（參見《朱德軍事文選》，第 484頁。）這不僅巧妙躲過了敵人的追擊，而且使部隊得到了補充和休整，對后來開展進一步的武裝斗爭提供了基礎和保障。 1934年 10月，在紅軍被迫開始進行戰略轉移之際，為保証紅軍能夠盡快擺脫當時面臨的險惡形勢，盡可能地保護紅軍已有的軍事力量、減少犧牲，朱德、周恩來等與同蔣介石有矛盾的時任國民黨軍南路軍總指揮陳濟棠搞統一戰線，達成了“就地停戰”“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上），第 403頁。）　

，為中央紅軍戰略轉移初期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創造了條件，打破了蔣介石苦心經營一年多、企圖通過四面合圍將紅軍消滅在贛南的美夢。

確立和執行革命統一戰線戰略的成敗，作為軍事家來說既是政治智慧水平的體現，也是軍事指揮藝術才華的標志。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后，朱德把革命統一戰線戰略的堅持和貫徹視為關系到實現全國同心抗戰奪取最后勝利的關鍵問題。從 1936年 6月至 12月，朱德與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多次聯名發出宣言、信函、電報，為與國民黨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12月 17日，朱德致函早年雲南講武堂學友、時任國民黨西北剿總第一路軍第一縱隊第七師師長曾萬鐘等人，指出：日寇正在多方離間，多方蠱惑，重新挑起內戰，使吾國自相殘殺，彼乃安坐而收漁人之利。望警惕日寇陰謀，共赴國難，組織抗日聯軍。（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上），第 620頁。）在抗日戰爭期間，朱德千方百計地堅持貫徹我黨的統一戰線戰略，其目的在於團結一切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奪取戰爭勝利創造條件，同時在戰爭中發展、壯大我黨領導的武裝力量。

五、統籌全局征戰華北搶佔東北，扭住關鍵殺敵奪陣贏得優勢之道——積極防御戰略

在敵強我弱條件下，若想贏得戰爭勝利，往往需要選擇防御戰略，在防御中打敗進攻的敵人，但這種防御不能是消極防御而必須是積極防御，在防御中尋找敵人的弱點伺機進攻，不斷消耗敵人有生力量，進而戰勝強敵。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我們黨領導開展武裝斗爭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依靠積極防御戰略。朱德是這一戰略的創造者、實踐者之一。

積極防御戰略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設時期，為粉碎敵人的進攻、逐步消滅反動勢力，我們黨通過實施積極防御的游擊戰戰略，使人民軍隊的力量　不斷壯大。1930年 11月至 1931年底，紅軍當時隻有約 5萬人、3萬支槍，卻粉碎了幾十萬敵人的三次“圍剿”，這說明“隻有依靠群眾，依靠根據地，誘敵深入，才能大量殲滅敵人”（《朱德軍事文選》，第 488頁。）。在抗日戰爭時期則表現為另一種形式。在全國抗戰處於戰略防御的時候，八路軍面對日軍的進攻向著敵人的后方挺進，征戰華北，開辟新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如朱德所說：“我們的退卻卻要走小路、爬山，繞到敵人的后方，把退卻變為進擊敵人，打敵人的后尾。 ”（《朱德軍事文選》，第 338頁。）“八路軍和新四軍向著敵后挺進，這種挺進是在敵人戰略進攻階段上我方的反進攻。”（《朱德軍事文選》，第 502頁。）這種反進攻，實質就是積極防御。雖然這種戰略與一些書本上的軍事戰略理論相悖，但卻符合當時抗日戰爭的實際，達到了出奇制勝的效果。

積極防御戰略的核心在於積極，在積極中爭得主動，在預見中把握關鍵。早在抗日戰爭硝煙尚未消盡之際，面臨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成果、企圖發動內戰的危險，朱德就已在思考新的軍事戰略方向。1945年 8月 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東三省我們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開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國民黨的大后方去工作，還要把准備打仗作為重要的任務。”（《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1203頁。）朱德認為，我們要積極向東北發展，東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 1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進一步強調：“中央要迅速派人到東北，要准備組織四十萬至六十萬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對抗。”（《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1208頁。）9月 19日，他又明確提出：“我們現在要爭取北方。隻要北方行，南方不鞏固甚至丟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我們要來個主動的行動，形成北面歸我們的形勢。”（《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 1210頁。）朱德的搶佔東北、構成在東北和華北形成我強敵弱的有利態勢的積極防御戰略思想，得到了黨中央的認同和採納，為我軍奪取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

六、洞悉大勢把握戰機，果斷決策揮兵制敵於死地之道——戰略決戰戰略

正確的戰略判斷和決策，對戰爭的進程和結局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著眼戰爭發展變化的全局，善於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准備進行戰略決戰，是軍事家、政治家素養的超凡體現。在解放戰爭中期，朱德就准確預見了戰爭的發展趨勢，並指出要提早進行戰略決戰的准備，為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貢獻。

朱德從戰略全局上提出“南面定天下”的戰略設想：先搶佔東北，構成從華北到東北我強敵弱的有利態勢﹔之后由北向南，逐個殲滅敵人，並在中原地區與敵決戰，奠定勝利的基礎。1947年6月，他在冀中軍區會議上就強調：“眼光要放遠些，志向要放大點，要看到我們光明的前途。反攻已經開始，但平、津不是短期可以打下來的，東北也不是容易解決的。困難還有很多，所以大家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做好工作，從長期斗爭中取得勝利。”（《朱德軍事文選》，第601—602頁。）他認為，東北、華北的戰略決戰要從長計議。在他看來，當時東北戰略決戰時機還不成熟，將華北的事情做好，才會為平津決戰、東北戰略決戰創造必要條件。隨后，他指導了解放石家庄的戰役，開創我軍攻打大城市、打大殲滅戰的戰例，積累了進行戰略決戰的經驗，成為我軍拉開戰略決戰大幕的序曲。

逆勢而變、順勢而為，歷來是軍事家、政治家們指導作戰的原則之一。1948年上半年，解放戰爭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為准備即將到來的戰略決戰，朱德5月14日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到華東野戰軍視察慰問，提出要有在戰略上輕視敵人的政治勇氣，同時指出要解決比較頑強的敵人，“還是用釣大魚的辦法好”（《朱德軍事文選》，第656頁。），須定出系統的打大敵、強敵的斗爭方針。隨著戰略決戰時機的成熟，1948年秋，朱德對戰略決戰的時間、地點、條件和相關策略提出設想。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預見到：“將來攻城打援的大會戰最可能在徐州進行。”（《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1311頁。）　在10月1日戰況匯報會上，他明確指出：“今年是決定勝負的一年。中原是決戰的戰場”（《朱德軍事文選》，第668頁。），“要收集物質器材，加緊兵工生產，准備決戰。再一方面是加強政治工作，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無組織、各自為政等現象”（《朱德軍事文選》，第670頁。）。正是在決戰戰略的指導下，我軍從物質、思想和組織上都作著積極准備，同時全國軍事形勢也朝著我軍希望的方向逐步發生著巨變，之前向來是敵人找我們決戰，這時卻變成“我們集中主力找敵人決戰”（《朱德軍事文選》，第671頁。），最終通過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解放戰爭取得戰略決戰的重要勝利。

七、重視諸軍兵種建設，從思想作風、軍事技能、武器裝備等各方面，綜合提高軍隊戰斗力之道——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發展戰略

進行戰爭的基本條件是武裝力量，贏得戰爭勝利的主要條件是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組織強大的革命軍隊、建設和發展武裝力量，既是戰爭准備的核心任務，也是贏得戰爭的軍事戰略的重要內容。從開始建軍到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始終把人民軍隊現代化建設作為提高戰斗力、奪取作戰勝利的戰略目標來籌劃，提出“部隊走向現代化要逐步進行”（《朱德年譜》（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5頁。）。

早在人民軍隊建立初期，朱德就強調人民軍隊要注意進行現代化建設。1931年1月，無線電技術剛在中國運用到軍隊作戰，朱德感到，無線電不僅能使我軍通訊更密切，更能封鎖敵台、偵查敵情，因而，他提出，要“積極地准備擴充無線電隊”（《朱德軍事文選》，第41頁。）。他在1931年7月發表的《怎樣創造鐵的紅軍》中提出，紅軍在戰術方面必須超過敵人，在技術方面必須努力學習使用新式武器知識，紅軍的編制必須適應與武器更進步、組織更完備的帝國主義軍隊作戰的新的作戰環境，要從長遠的眼光來提高我們的軍事技術，“要准備使用最新式的技術來武裝我們鐵的紅軍”（《朱德軍事文選》，第 145頁。）。在抗日戰爭中，針對侵華日軍所具有的機械化武器裝備的優勢，朱德強調，我們要努力用現代化的武器裝備來武裝自己，“一定要爭取全國戰略的主動，一定要大大地加強全國軍隊的機械化”（《朱德軍事文選》，第 386頁。）。

新中國成立后，根據新的形勢任務，朱德更加重視軍隊現代化問題。他多次強調，要把提高諸軍兵種戰斗力作為現代化建設的重點。他認為，建立一支強大的現代化軍隊，不僅是人民軍隊的發展戰略，也是保衛國家安全、打現代化戰爭的需要，因此，必須提高軍兵種裝備技術水平，加強現代化作戰訓練，盡快地走向現代化。新中國剛成立，他就急迫地給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寫信，提出《加強軍兵種建設的建議》，認為“空、海、炮、工、坦克等部隊在將來作戰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決定勝負關鍵的轉折點，還是靠這些”（《朱德軍事文選》，第 731頁。）。他意識到諸軍兵種聯合作戰是現代化戰爭的大趨勢：“我們要盡快地走向現代化。我們要有飛機、軍艦、大炮、坦克、工兵、騎兵、傘兵和各式各樣的兵種。”“積極地建設空軍和海軍，使之達到現代化水平。其他兵種，我們也要在現有的基礎上來努力建設，使之成為現代化的軍隊。 ”（《朱德軍事文選》，第 745頁。）不難看出，朱德把海軍、空軍作為現代化建設重點的同時，要求其他兵種也要現代化。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朱德關於軍隊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戰略也在豐富和發展。朱德提出，人民軍隊現代化建設要系統發展。他舉了國民黨軍隊手握現代化新式武器裝備照樣打敗仗的例子，並分析其中的原因：“因為他用火車沒有鐵路，用飛機沒有那樣多飛機場，用汽車公路很少。所以現代化戰爭，就必須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他沒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所以就用不上。”（《朱德軍事文選》，第 688—689頁。）軍隊現代化建設是個大的系統工程，各個方面是互相關聯的整體，隻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還不行，還必須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平台，使之成龍配套，“交通、后勤供應也要現代化”（《朱德軍事文選》，第 807頁。）。他還強調，必須進行現代化的訓練，充分發揮出現代化裝備的性能。現代化的國防和軍隊是現代化武器裝備、思想能力、知識技術、訓練素質等在實踐中系統的綜合反映，“如果不進行現代化、正規化的訓練，那末就是有現代化的裝備，也不能達到真正的現代化”（《朱德軍事文選》，第 806頁。）。

八、朱德軍事戰略的四個鮮明特征

朱德軍事戰略是朱德在中國革命戰爭的長期實踐中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智慧結晶，也是在中國革命戰爭和國防建設的具體條件下繼承和發展古今中外軍事戰略理論精華的成果，既閃耀著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光輝，凝聚著古今中外軍事戰略理論的智慧，也反映著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性，體現出鮮明的特征。

（一）軍事戰略服從政治戰略。戰爭是政治斗爭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和人民軍隊進行的革命戰爭，具有鮮明的政治性，這集中體現在軍事戰略從屬於黨的政治路線。朱德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堅持軍事戰略服從和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使軍事斗爭任務與黨領導下的整個革命斗爭緊密配合、協調一致，保証政治任務的圓滿完成。在敵人白色恐怖中發展軍事力量，軍事上就要堅持開創革命根據地戰略﹔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關頭，軍事上就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略，一切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主﹔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軍事上就要服從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為國內建設提供有利的國際環境。

（二）確立在人民戰爭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進行的革命戰爭，其基本形式是人民戰爭。為人民的利益而進行戰爭，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進行戰爭，必然會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軍事戰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任務、軍事實力、軍事形勢等基礎之上的，朱德軍事戰略中的積極防御戰略、戰略決戰戰略，都是充分運用人民戰爭的優勢，依靠軍民整體力量，從而戰勝佔據著武器裝備優勢、物質資源優勢的反動武裝力量的。

（三）以從實際出發為首要原則。中國革命戰爭有明顯的特殊性、復雜性、長期性，革命戰爭的敵人是不斷變化的，不同時期的戰爭、戰爭的不同階段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這就要求軍事戰略必須符合戰爭實際。朱德憑借其豐富的閱歷和深厚的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水平，自覺摒棄書本的、傳統的清規戒律，堅持從實際出發，全面獲取戰爭各方面的信息，實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敵我雙方情況，從而提出了與中國革命戰爭實際相適應的戰略決策，指導奪取戰爭的勝利。他提出的抗日戰爭的游擊戰戰略、持久戰戰略、積極防御戰略等，都體現著這一原則。

（四）以相應戰法和策略來保証。戰爭的本質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軍事戰略是對戰爭全局籌劃的方針和策略，要全面、有效地貫徹執行軍事戰略，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戰法。朱德提出的“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朱德軍事文選》，第527頁。），就是對這一道理的最好詮釋。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各個時期，朱德根據軍事戰略的調整和變化以及當時當地面臨的具體的戰爭任務，有針對性地採取相應的不同的戰法和策略。這既是朱德帶領部隊不斷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也是朱德軍事戰略的一個顯著特征。

〔作者趙萬須，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91〕

（責任編輯：高長武）

（來源：《黨的文獻》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