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題解的主要修訂情況
《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題解的主要修訂情況
馮蕙汪裕堯吳正裕趙福亭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修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二版，在舉國慶祝建黨七十周年的時候發行。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意義。
《毛選》一至四卷出版后，陸續發現有一些需要校正的問題，讀者來信中也提出一些意見。從正文來說，主要是某些史實和用字的問題﹔題解中也有某些史實不准確和某些提法不盡恰當的問題。一九六二年，經毛澤東同意，開始進行第一版的修訂工作，准備出第二版。當時主要進行注釋的校訂工作，后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斷，這項工作未能全部完成。
一九九〇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修訂《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在建黨七十周年出版第二版的報告，修訂工作立即全面展開，加緊進行。對《毛選》第一版的修訂，編委會採取十分慎重的方針。正文保持第一版的原貌，隻校訂某些有誤的史實、不准確的詞語和錯漏字等。《毛選》第一版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是一個權威的版本，在國內外廣為傳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現在作者已經故世，他人無權修改，隻能校訂史實和文字方面的問題。對正文的校訂採用兩種方法，一是直接改正，一是加注訂正。為了便於讀者查閱和向讀者負責，對正文的直接修改和對文章的日期的訂正，均列表分別附於各卷書末。
《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的修訂工作，是一項嚴肅而艱巨的任務，是一樁嚴謹、精細的工作，必須採取十分審慎的態度。參加修訂工作的同志深感責任重大，惟恐由於工作上的疏漏而給《毛選》第二版留下疵點。每一處修訂，都經過反復思考，再三斟酌，務求精當。不僅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還向專家請教，並實地或通過信札進行調查。即使改動一個標點符號，也請語言文字學家幫助審定。
正文、題解的修訂，分四個方面。
（一）篇目。《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共編入一百五十八篇文章，都是毛澤東親自審定的。他對選稿的要求是嚴格的。一九六二年進行《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修訂工作時，關於第二版是否增選一點文章的問題，毛澤東的意見是：應當向前看，過去的文章，不要再增加了。根據毛澤東生前的這一意見，這次修訂，保持原有的篇目，隻增加《反對本本主義》一篇。《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的一篇名著，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是毛澤東十分心愛的一篇文章，失而復得后，一九六四年經他親自審定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第一次公開發表。
（二）文章的時間。《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編入的文章，每篇題下所署的時間，有的是寫作時間，有的是發表時間﹔有的署了年、月、日，有的隻署年和月。這次修訂，對一百五十八篇文章題下所署的時間，一一作了核校和考証，共訂正和補正了十五篇文章的時間。其中，對六篇文章誤署的時間作了改正﹔對七篇文章隻署年和月的，補上了日﹔將一篇文章所署的不准確的日刪去﹔對一篇文章的時間在題解中作了訂正。
（三）題解。《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共有題解一百一十八篇。一至三卷的題解，有相當一部分是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特別是他寫的那些思想性理論性很強的題解，具有著作的價值。第四卷的題解是編者寫的。前三卷的題解與第四卷的題解，在體例和風格上不盡一致。這次修訂，隻對題解中不准確的史實（時間、地點、數字、事件經過等）作了訂正，對不准確的提法作了修改或刪略。此外，還增寫了四篇簡單的題解。
（四）正文。對正文的修訂包括：
（1）史實有誤的，採用直接改正或加注訂正兩種方法。一般說來，人名、地名、時間、數字有誤的，採用直接改正的方法。某些有誤的史實，如直接改正則正文的文字需要作較大調整，就採用加注訂正的方法。
（2）某些詞語，經過校勘証實有誤，採用直接改正的方法。例如，“航空”改正為“航路”。
（3）有些重要的觀點，毛澤東后來在講話或談話中作了修正或進一步說明，這次修訂採用注釋的方法加以介紹。
（4）純文字的修訂。改正錯字，補正漏字﹔按國務院關於文字規范化的要求統一用字﹔改正使用不當的標點符號。
《毛選》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題解的修訂情況，下面分卷進行介紹。
第一卷的主要修訂情況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最早發表在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接著刊登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而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名義印行的指導農民運動的刊物《中國農民》第二期，以后又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廣州出版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第一一六、一一七期上連載。這篇文章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作者是以《中國青年》版作為底本，進行局部修改的，所以把發表時間確定為“一九二六年三月”。這次修訂對本文的三種版本進行了對勘，發現《中國農民》重刊時僅作個別文字的更改，《中國青年》再刊時主要修改也隻有三處：一是將第一自然段的文字，加以刪削﹔二是對大資產階級的分析，將《革命》版中“乃民族革命運動之死敵”改為“其政治主張之代表為國家主義”﹔三是對中產階級的分析，將《革命》版中“其政治的主張為國家主義”改為“其政治主張的代表為國民黨右派”。鑒於以上情況，本文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以《中國青年》版為底本，是合理的，因為這是經作者修改后再次刊行的版本﹔但由於未作大量的內容和文字的修改，並根據《毛澤東選集》的編輯體例，本文的發表時間應當用首次刊載於《革命》半月刊的時間。因此，這次修訂，將本文題下原署的“一九二六年三月”，改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題解中說，“一九二七年夏季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關於國民黨叛變革命，進行“清黨反共”和屠殺革命群眾，包括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反革命政變，直至同年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的反革命政變。七月十五日正當夏季，但四月十二日卻是農歷暮春三月。因此，這次將這句話中的“一九二七年夏季”，校正為“一九二七年春夏”。
本篇中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這次修訂，將這句話的第一個逗號移到“地方”兩字之后。為什麼要這樣標點呢？第一，本文最初於一九二七年三月至四月在長沙出版的《戰士》周報上連載時，這句話的第一個逗號就是在“地方”后邊。第二，本文其他幾處同類的句子，逗號都在“地方”后邊，例如：“牌：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裡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什麼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由此可見，這句話的第一個逗號，用在“勢盛”后邊，而不是“地方”后邊，是一個差錯。經查閱建國前編印的多種《毛澤東選集》（包括隻收本文第一、第二部分的），這句話的第一個逗號都用在“勢盛”后邊。建國后編輯《毛澤東選集》時，本篇所依據的版本，正是這種老《毛選》，因而沿襲了它的差錯。
本篇中說，“株州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這裡的地名“株州”，顯系“株洲”之誤，這次作了訂正。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題解中說，“這是毛澤東同志為湘贛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一部分”。題解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稱為“湘贛邊區”，是同史實相悖的。第一，本篇文內多達一二十處稱“湘贛邊界”或簡稱“邊界”，沒有一處稱“湘贛邊區”。第二，當時的一些歷史文獻，例如，《井岡山的斗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杜修經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楊克敏（即楊開明，曾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等，也都稱“湘贛邊界”或“湘贛邊”，均未見“湘贛邊區”的提法。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有“湘贛邊區的茶陵、永新、吉安等縣的一些地方”的表述，但這裡的“湘贛邊區”是指湘贛根據地，當時稱湘贛省或湘贛蘇區，而不是指井岡山根據地。在《毛澤東選集》一書中，同時用“湘贛邊區”指稱湘贛根據地和井岡山根據地，是原來編輯工作發生的疏忽所造成的。因此，這次把本篇題解中的“湘贛邊區”校正為“湘贛邊界”。
《井岡山的斗爭》是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書記名義，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中共中央寫的報告。當時為了能在極其危險的白色恐怖的環境下，把這個報告送達中央，曾抄寫三份。現存的有兩份，一份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份由江西省委轉中央。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六大以來》，收入的這個報告是根據上款署為“湖南省委請轉中央”的那個稿本（以下簡稱“湖南本”）刊印的。這個報告收入《六大以來》時，作者擬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並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在排校過程中產生了一些錯訛，如脫字、衍字和錯字等。四十年代編印的《兩條路線》和幾種《毛澤東選集》，收入這個報告都是根據《六大以來》的版本刊印的。現在中央檔案館還保存著這個報告的另一稿本，上款署為“江西省委轉中央”（以下簡稱“江西本”）。這個報告收入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改題《井岡山的斗爭》，是以老《毛選》為底本，經過文字修改而成，沒有同江西本進行對校。江西本上的某些史實和詞語，同湖南本有出入，這是由於轉抄過程中的疏漏或因密寫有誤所造成的。這次修訂，依據江西本、湖南本，同《六大以來》進行對校，並參校《兩條路線》、幾種老《毛選》、解放初供編輯《毛選》第一卷用的印稿（以下簡稱“各排印本”），同時查閱其他史料以及進行調查訪問，對本文進行校核，訂正了一些史實和詞語。
（一）“在永新有……西鄉的小西江區”，訂正為“在永新有……西鄉的小江區”。湖南本原文為“西鄉小江西一區”，《六大以來》誤植為“西鄉小西江一區”，各排印本同誤。作者編輯《毛選》第一卷時，在“西鄉”后邊加上“的”字，刪去“小西江”后的“一”字，成為“西鄉的小西江區”。江西本為“西鄉小江西區”，同湖南本原文相近。可是，在《井岡山的斗爭》中，發現另有一處提到“永新之小江區”。為了弄清這幾個不同表述的地名的正誤，查閱了當時的一些文獻資料，証實永新縣有“小江區”，而無“小西江區”和“小江西區”。例如，《井岡山土地法》中說，“以幾鄉為單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區）”﹔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以下簡稱《楊克敏報告》），多處提到“小江區”，其中有兩處，指明“小江區”在永新西鄉﹔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湘贛邊界臨時特委給江西省委並轉湖南省委的信中，有兩處提到“永新小江區”。為使修訂確有把握，還詢問了永新縣委黨史辦公室負責人，答復是“小西江區”和“小江西區”均誤，應是“小江區”。
（二）“七八兩月，紅軍一個團配合各縣赤衛隊大小數十戰”，訂正為“七、八兩月，紅軍一個團配合各縣赤衛隊、暴動隊大小數十戰”。江西本在“赤衛隊”后邊有“暴動隊”三字，湖南本脫漏了這三字。當時配合紅軍作戰的，不僅有赤衛隊，也有暴動隊。旁証是：其一，本篇文內說：六月龍源口戰斗后，“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衛隊”﹔“暴動隊以梭鏢、鳥槍為武器，……敵人來了幫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其二，陳毅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三十一團以一團兵力在廣大群眾合力之下與敵鏖戰一月之久漸次引退”。《楊克敏報告》說：“時三十一團由毛同志率領去永新，……我軍僅一團人與之周旋二十日之久”，“每次作戰都有群眾參加”。陳毅、楊克敏所說的“群眾”，主要是指赤衛隊和拿梭鏢、鳥槍的暴動隊。
（三）“朱培德亦在武裝他的保安隊和挨戶團”，訂正為“朱培德、吳尚亦在武裝保安隊和挨戶團”。湖南本和江西本均無“他的”二字，是作者在編輯《毛澤東選集》時加上的。江西本在“朱培德”后邊有“吳尚”二字，湖南本則脫漏了這二字。當時“會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國民黨軍隊，江西是朱培德的部隊，湖南是第八軍吳尚部。因此，這次修訂根據江西本添上了“吳尚”的名字。
（四）“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八十裡。”這次修訂，將這句話中的“八十裡”，校正為“百八十裡”。經查對湖南本、江西本和《六大以來》、《兩條路線》，均為“百八十裡”。在幾種老《毛選》中，隻有晉冀魯豫版本誤作“八十裡”。建國后將本文收入《毛選》第一卷時，以晉冀魯豫的本子作為底本，因而也誤為“八十裡”。據調查，拿山和水口之間的距離確實為一百八十裡。
（五）“延長分田的時間”，訂正為“延宕分田的時間”。本文這一自然段另有三處表述為“到無可延宕時”、“延宕分田”、“延宕分田的人”，這三個“延宕”，是本文收入《六大以來》時，由作者改定的。那一處“延長”，從前后文的意思來看，也應當是“延宕”，可能是作者漏改了。江西本的這一自然段中，四處都為“延宕”，可以証明。
（六）“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這次修訂，刪去這句話中的第一個頓號。湖南本原話為：“紅軍再度到寧岡（九月）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本文收入《六大以來》時，作者在湖南本上對這句話作了修改，刪去括號后邊的衍字“寧岡”，在三個鎮名中間加了頓號。但是，《六大以來》可能是排校過程中發生差錯，括號后邊的逗號誤為頓號。各排印本和建國后編的《毛選》，都以誤沿誤。據《楊克敏報告》，新城、古城、礱市都是井岡山根據地寧岡縣所屬區，同寧岡是領屬關系，不是平行的行政區域。另據有關資料，古城是寧岡縣的舊縣城，新城是寧岡縣的新縣城，礱市是當時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所在地。所以，這句話中的“寧岡”，不是指城關鎮，它后邊的頓號是誤用，應刪去。
（七）“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這次修訂，將這兩處的“茶、油”刪去頓號，訂正為“茶油”。在湖南本和江西本中，第一處都為“木材茶油”，第二處都為“木材與茶油”，“茶油”二字之間均無頓號。本文收入《六大以來》時，作者在湖南本上作了修改，特別對標點改得很仔細，但並未在“茶油”二字中間加上頓號。《六大以來》成書后，第一處卻印為“木材、茶、油”，而第二處仍按原文印為“木材與茶油”，這裡明顯地出現了前后兩處農產品名稱的不一致。《兩條路線》和幾種老《毛選》，此二處完全照《六大以來》刊印。建國后編輯的《毛選》第一卷，連第二處也改為“木材與茶、油”，可能是為了統一前后兩處農產品的名稱。查閱當時有關湘贛邊界的歷史文獻，找到了証明“茶、油”是“茶油”之誤的依據。例如，《楊克敏報告》談到湘贛邊界的經濟情況，一處說“出產以木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一處說“年年農民的絲、木、茶油、米粒、花生、鴉片等生產品不能運出賣錢”，這兩處“茶油”二字之間都無頓號﹔特別是，該報告還談到茶油的價格，一處說原來邊界“茶油每元錢可買八九斤”，一處說紅軍到大小五井“茶油一元錢六斤多”，這兩處“茶油”可斷定並非“茶和油”。此外，還詢問了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的負責人，他們說：《井岡山的斗爭》中所說的“茶、油”，應是“茶油”而不是“茶和油”。當地雖也生產茶葉，但不是主要出口產品，不能與大米、木材相提並論，隻有“茶油”可以與大米、木材並提。
（八）“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這次修訂根據江西本在“權力”后邊補上“機關”二字。從語法和邏輯的角度來看，此處應有這兩個字。
（九）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十四日起開會三天”。將這一句中的“十四日”訂正為“四日”。根據是：第一，湖南本和江西本均為“四日”，《六大以來》和解放前各排印本，除晉冀魯豫版《毛選》誤為“十四日”外，其余的都印作“四日”。第二，毛澤東起草的《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是這個決議的一部分），署明為“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於寧岡步雲山”。
（十）“劉天千”訂正為“劉天干”。湖南本和江西本均為“劉天干”，《六大以來》排校誤為“劉天千”。查閱當時的文獻資料，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報告中，有四處均為“劉天干”。詢問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研究人員，答復應是“劉天干”，而非“劉天千”。
（十一）“宋亦岳”訂正為“朱亦岳”。湖南本和江西本均為“朱亦岳”。《六大以來》排校誤作“宋亦岳”。當時的文獻資料，例如《楊克敏的報告》、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報告（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等，均寫作“朱亦岳”。一九八二年訪問何長工，他說：《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宋亦岳”是“朱亦岳”之誤，我熟悉這個人出生的村庄，在蓮花縣，都是姓朱的，沒有異姓。
（十二）“湘邊萍鄉、茶陵、攸縣”訂正為“湘邊酃縣、茶陵、攸縣”。湖南本和江西本的原文，均為“湘邊酃茶攸”。《六大以來》錯成“湘邊萍、茶、攸”，各排印本同誤。地理位置上，萍鄉在贛邊，酃縣在湘邊。
此外，這次修訂，還以研究、介紹井岡山斗爭的著作和文章為依據，對本文的史實進行核實，並通過調查訪問、請教專門研究機關和查閱有關資料，對下列訛誤的史實，或徑改，或作注說明。
（一）“新城、茅坪、大龍（以上寧岡）”，將“大龍”訂正為“大隴”。井岡山革命博物館著的《井岡山斗爭大事介紹》等書多處提到寧岡的“大隴”。查閱一些中國地圖冊，也印作“大隴”。走訪井岡山市委黨史辦公室負責人，答復說應是“大隴”。
（二）將井岡山上的小地名“行州”，訂正為“行洲”。在《井岡山斗爭大事介紹》等書中，這個地名有不同的寫法，如“行洲”、“小行洲”、“行州”。詢問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和井岡山市地名辦公室，他們說：應是“行洲”，行洲就是會移動的沙洲。
（三）將井岡山上另一個地名“白泥湖”，訂正為“白銀湖”。在《井岡山斗爭大事介紹》一書中，一處寫作“白銀湖”，一處寫作“白泥湖”。詢問井岡山市委黨史辦公室，答復說：正確的寫法是“白銀湖”，這是一個很低的山坑，形似湖，古代曾在那裡開銀礦，因而得名。
（四）“圓盤珠”，訂正為“盤圓珠”。酃縣縣委黨史辦公室的同志寫過關於“圓盤珠”還是“盤圓珠”的考証文章，說明“圓盤珠”是“盤圓珠”之誤，他是酃縣中村龍渣人。前幾年走訪過酃縣中村，據年逾古稀的老人說：盤圓珠，乳名圓珠狗，是瑤族人。他住的那個村，瑤族人隻有兩個姓，一姓盤，一姓趙，沒有姓圓的。
（五）“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其中會議的日期和名稱均有誤。查閱《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會議的名稱不是“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而是“中共紅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會期不只是“十一月十四日”一天，而是“十一月十三日開預備會，十四日開正式會，十五日閉會”。據此，作了一條注釋，訂正這句話的不准確的說法。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題解，主要作了三處修改。第一，將“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修改為“為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第一部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共分八個部分，本篇是第一部分。這一修改，表述得更准確更規范。第二，將“中國紅軍（抗日時期是八路軍、新四軍，現在是人民解放軍）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時期創始”一語中的“時期”二字刪去。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人民軍隊的創始，所以稱八一建軍節。第三，將“二十幾年來，中國人民軍隊中的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廣大的發展和創造”，修改為“中國人民軍隊中的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廣大的發展和創造”。“二十幾年來”的說法，在本書第一版問世時是准確的。現在出第二版，距古田會議決議的產生已有六十多年，所以刪去“二十幾年來”一語。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題解，這次作了改寫。本篇是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復林彪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古田會議時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征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信中指名批評了林彪的悲觀思想。據周恩來一九七二年在一次會議上說，林彪用東北局名義曾致電中央，要求把他的名字從信中去掉。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二日林彪又致電中央宣傳部，提出：“為著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隻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並批示：“這封信不要出版。”所以，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東北書店版和晉冀魯豫版《毛選》，沒有收入這封信。這封信在收入《毛選》第一版時，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這次改寫的題解，簡要地說明了上述情況。
本篇收入《六大以來》時，由於排校有誤或依據的版本有誤，發生了四處明顯的差錯。《兩條路線》、晉察冀版《毛選》續編本和建國后出版的《毛選》第一版，都沿襲了《六大以來》的這幾處差錯。這次修訂，根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新編本，並參照中央檔案館保存的三封信的原件，即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並轉湘贛邊特委信（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紅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對本篇的這幾處差錯作了訂正，或徑改，或作注說明。
（一）“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九日）”，將“二月九日”訂正為“二月七日”。中央二月來信上署明為“二月七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包括油印件）上此處也是“二月七日”。
（二）“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此處在紅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上原文為“進攻井岡山”，《六大以來》印作“三次進剿井岡山”。國民黨軍隊曾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四次“進剿”和三次“會剿”。這句話中的“三次‘進剿’”的說法，不准確，為此作注說明這是指湖南、江西兩省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會剿”。
（三）“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此處的“廣大”，在紅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上和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包括油印件）上，均為“擴大”。從詞語搭配來說，也以“擴大”為好。據此，將“廣大”改為“擴大”。
（四）“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興國等縣的紅軍第二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將“永新”訂正為“永豐”。依據是：第一，紅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上此處是“永豐”﹔第二，從地理位置看，永新屬贛西（本文也有“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的表述），永豐才屬贛南﹔第三，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活動范圍在贛南，沒有到過永新。
《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是體現著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要口號。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澤東在《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進一步提出：“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后一個口號是對前一個口號的重要補充。這次修訂，增寫了一條注釋，介紹《通知》中的新提法。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題下原署“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這次修訂，將“二十日”訂正為“十二日”。據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和十九日《紅色中華》刊載的消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開“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毛澤東在“十二日”開幕時作了報告，十六日這個報告載於《紅色中華》第一○二期。
本篇題解說：“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所作的演說。”這次修改為：“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召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的報告的一部分。”依據是：（一）出席這次會議的包括江西十一縣，閩西六縣，應是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將“中央蘇區”寫作“中央革命根據地”，是按照本書第一版的體例。（二）本文不是報告的全文，只是報告第二部分中的第二、第三兩節。
《我們的經濟政策》是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的一部分，即第四部分的一節。本篇題下原署“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這次修訂，刪去“二十三日”。據《紅色中華》二蘇大特刊第三期報道，毛澤東作報告的日期不是二十三日，而是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但是這一部分是二十四日還是二十五日講的，現在無法查明，所以題下隻能署為“一九三四年一月”。同時，將原題解“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修改為“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的一部分。這個報告是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作的。”將“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改為“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是參照《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的提法。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文中說：“長岡鄉青年壯年男女百個人中有八十個當紅軍去了，才溪鄉百個人中有八十八個當紅軍去了。公債也銷得很多，長岡鄉全鄉一千五百人，銷了四千五百塊錢公債。”這次修訂，對這段話作了三處訂正：第一，根據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紅色中華》二蘇大特刊第五期發表的結論，將“青年壯年男女”訂正為“青年壯年男子”。第二，根據毛澤東寫的《才溪鄉調查》，增寫了一條注釋，校正了這段話中三個鄉（長岡鄉、上才溪、下才溪）青年壯年男子出外當紅軍、做工作所佔的百分比。第三，根據毛澤東寫的《長岡鄉調查》，將“銷了四千五百塊錢公債”訂正為“銷了五千四百塊錢公債”。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的題解中說：“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的中央的領導”。鑒於遵義會議后不久，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同時，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因此，將題解中的“為首”改作“為代表”，更准確一些。此外，題解中的“隻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書記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問題做了決議”的說法，有不確切之處。在遵義會議上，中革軍委的主席、副主席並無變動，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因此，把題解中的這句話改為“隻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做了決議”。這裡講的對於“中央領導機構問題”做了決議，包括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撤銷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在校訂過程中，依據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油印本（以下簡稱“油印本”）、一九四一年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的單行本（以下簡稱“四一本”）、各排印本（指晉察冀版《毛選》續編本、東北書店版和晉冀魯豫版《毛選》），進行對校，發現疑點和問題，再找有關書籍和文獻進行考訂，最后送專門研究機關審核（對本篇中有關五次“圍剿”和反“圍剿”的一些史實的訂正，都經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審核）。根據確鑿的材料，訂正了一些史實。
（一）“那時已有湘贛邊區的三次‘圍剿’”，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為“那時已有井岡山的三次圍剿”。這次將“湘贛邊區”訂正為“湘贛邊界”，理由同《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題解的修訂說明﹔此外，本篇中有“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的表述，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宜再用“湘贛邊區”來指稱同一個地域。
（二）“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紅軍”，這裡的“紅軍”，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為“部隊”。秋收起義時稱“工農革命軍”，稱“紅軍”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軍事工作大綱》發布以后，這個大綱規定割據區域所建立的軍隊正式定名為紅軍。據此，這次修訂採用“部隊”的說法。
（三）本篇中“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們結束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反‘圍剿’的最后一戰”等說法，其中的兩處“二十九日”、一處“三十日”有誤，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同誤，這次都校正為“三十一日”。根據檔案資料，第二次反“圍剿”的最后一戰是攻打建寧城，其結束日期既不是“二十九日”，也不是“三十日”，而是“三十一日”。第一，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第四次會議紀要稱，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日夜八時總前委在裡心總司令部召開會議，“決定如敵不退出建寧城時，決以三軍團為攻城部隊，向該城進擊”，並具體布置攻擊建寧的作戰計劃﹔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第五次會議紀要稱，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夜九時總前委在建寧城西門外三軍團總部召開會議，在建寧消滅國民黨軍劉和鼎師三個多團后，決定“以大部兵力進佔黎川，向南城游擊，威逼敵人放棄南豐，以至宜黃、南城”。第二，紅三軍團戰斗結束統計表和紅一軍團十二軍戰斗結束統計表中，作戰日期均為“五月三十一日”﹔作戰地點一為“建寧城附近”，一為“建寧城西北門一帶”﹔敵軍番號均為劉和鼎的“第五十六師”。
（四）第一次反“圍剿”，“五天內打兩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為“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翌年一月一日”。但本篇中另有一處說，“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仗”，前后說法不一致。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以下簡稱《戰史》）第一卷說，第一次反“圍剿”，第一仗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龍岡戰斗，殲敵第十八師主力﹔第二仗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東韶戰斗，殲敵第五十師一部。經查台灣“國防部史政局”所著的一本戰史（以下簡稱“敵軍《戰史》”），關於第一次“圍剿”的起迄日期，也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據此，將本篇的“（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改為“（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
（五）“朱紹良的第八路軍”，將“第八路軍”訂正為“第六路軍”。依據是：第一，《戰史》第一卷在《紅一方面軍第一次反“圍剿”時敵軍戰斗序列表（二）》中列出：“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第二，敵軍《戰史》的《第一次圍剿我軍指揮系統表》中列出：“第六路軍總指揮朱紹良”。
（六）“一九三一年八月的江西興國縣高興圩地區打十九路軍的作戰”，這裡的月份，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同誤。《戰史》第一卷關於紅一方面軍第三次反“圍剿”高興圩戰斗寫道，我軍於九月七日向敵發動攻擊，經過兩天激戰，結果打成對峙。敵軍《戰史》說：“九月七日”，“襲擊我高興圩陣地”，“激戰兩晝夜”。敵我軍戰史書籍都說高興圩戰斗是九月七日至八日打的。為此，將“八月”訂正為“九月”。
（七）“一九三四年三月江西黎川縣團村地區打陳誠的作戰”，這句話中的年月，油印本、四一本和各排印本均同誤。經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道：“十二日我紅軍之一部，在黎川之東山團村附近，將白軍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個師全部擊潰”。《戰史》第一卷關於團村地區作戰寫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其第八縱隊兩個師進至團村地區，向我第五軍團陣地發起進攻。紅一方面軍首長急令已奉命西調但尚在團村附近的第三軍團和第三師、第三十四師，從東西兩方面對敵反擊”。敵軍《戰史》關於“團村附近戰斗”敘述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八縱隊“周渾元指揮官，……以期先行奪取團村，乃於十二日十時四十分，下達攻擊命令”。上述三種書報，都把團村地區的作戰時間記述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據此，將這句話中的“一九三四年三月”，訂正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八）“第三次‘圍剿’時的情況是：（一）蔣介石親身出馬任總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總司令。中路何應欽，與蔣同駐南昌﹔右路陳銘樞，駐吉安﹔左路朱紹良，駐南豐。”根據《戰史》第一卷的敘述，何應欽為前線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由朱紹良任總指揮的第三軍團，屬左翼集團軍指揮系統），駐南昌﹔陳銘樞任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駐吉安﹔衛立煌任預備軍總指揮，駐臨川。敵軍《戰史》中的《第三次圍剿我軍戰斗序列表》，所列“圍剿”軍指揮系統及其指揮官，與我軍《戰史》的敘述相同。為此，加了一條注釋，訂正本篇這段話中不准確的地方。
（九）本篇論述第三次“圍剿”，所提“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三師”，“蔣、蔡、韓軍”，“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其中的“蔣光鼐”、“蔣”系誤列。據敵我軍戰史書籍的記載，第一、二、三次“圍剿”時，“圍剿”軍第六十師師長是蔡廷鍇、第六十一師師長是戴戟﹔蔣光鼐原是第十九路軍總指揮，當時不擔任師長﹔第三次“圍剿”時，蔡廷鍇第六十師、戴戟第六十一師和韓德勤第五十二師被編為右翼集團軍第一軍團。這次修訂，增寫了一條注釋，說明本篇所提“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應是“蔡廷鍇、戴戟、韓德勤”﹔“蔣、蔡、韓”，應是“蔡、戴、韓”﹔“蔣光鼐、蔡廷鍇”，應是“蔡廷鍇、戴戟”。
（十）第三次“圍剿”時，“第三天打上官師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師為第二仗，爾后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為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據《戰史》第一卷和《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的記載，紅一方面軍在第三次反“圍剿”中，打上官雲相師、郝夢齡師、毛炳文師，三個勝仗殲敵逾萬，繳槍六千多。為此，這次修訂，特作注訂正“繳槍逾萬”的不實之說。
（十一）“如像水口圩和團村這一類的仗……（前者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后者擊潰陳誠十二個團）”。關於南雄、水口戰役的戰果，說法不一，有擊潰二十個團、十八個團、十七八個團、十五個團之說。這次修訂，根據《戰史》第一卷的說法，作注說明這個戰役包括池江、梅嶺關、大余、水口圩等戰斗，共擊潰陳濟棠的粵軍十五個團﹔其中水口圩戰斗，擊潰粵軍十個團。
《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中說：“蔣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陽發表了一個聲明，即所謂《對張楊的訓詞》”。經考証，蔣介石這篇所謂《對張楊的訓詞》，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洛陽抵達南京后發表的。依據是：第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刊載消息稱：“蔣發表陝事經過一文及二十五日晨對張學良、楊虎城訓話之紀錄，均系二十六日在洛京途中親筆起草及校正。”第二，《陳布雷回憶錄》記載：“二十六日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余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紀錄，於五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第三，《申報》、《大公報》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載蔣介石所謂對張楊訓話，其電頭，前者為“南京”，后者為“中央社南京二十六日電”。因此，這次修訂，在本文中加了一條注，對文內的“在洛陽發表”加以訂正。
《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題下原署“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經查，“七日”系“八日”之誤。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出版的《新中華報》報道：五月八日下午，“由毛主席做結論”。據此，將本篇的發表時間訂正為“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實踐論》中說：“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斗爭上。”這次修訂，在這段話后面寫了一條注釋，說明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致李達的信中說過：“《實踐論》中將太平天國放在排外主義一起說不妥，出選集時擬加修改，此處暫仍照原。”
第二卷的主要修訂情況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的題解，作了兩處修改。
（一）題解中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蘆溝橋事變……蔣介石遲遲至事變后十日才在廬山發表談話，宣布對日抗戰。”說蔣介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的廬山談話是宣布對日抗戰，這是不准確的。蔣介石的這一談話只是確定了准備抗戰的方針，並沒有宣布對日抗戰。國民黨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戰爆發后，才於十四日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可以說是宣布對日抗戰。因此，將題解中的“宣布對日抗戰”改為“確定了准備對日抗戰的方針”。
（二）題解中說：“蔣介石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採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策。”這一說法不准確。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又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后……國民黨政府開始了它的政策上的變化，將其重點由抗日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據此，在題解中的“採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策”前加上了“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以后，更”十五個字。
《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是毛澤東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有兩處文字校訂。
（一）文內有一句話：“然而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抗日戰線的戰斗序列，又稱第十八集團軍）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約一個月之后頒布了。”這裡的文字表述不夠准確，括號內的“抗日戰線的戰斗序列”可以理解為是說明括號外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事實上，“抗日戰線的戰斗序列”是說明“第十八集團軍”的，因為第十八集團軍番號才是屬於抗日戰線的戰斗序列。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工農紅軍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半個月后，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又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宣布，按照對日作戰各戰區的戰斗序列，將八路軍番號改為第十八集團軍番號。這次校訂，在“抗日戰線的戰斗序列”前加了一個“按”字，成為“（按抗日戰線的戰斗序列，又稱第十八集團軍）”。
（二）本篇引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蔣介石對《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發表的談話，引文中有“余以為吾人革命信贊者”一語。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申報》根據中央社電訊刊登的蔣介石這一談話，其中是“余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所爭”二字怎麼成了“信贊”二字呢？是否蔣介石這一談話的其他文本中用過“信贊”二字呢？經查閱台灣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出版的《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和秦孝儀主編的《蔣總統集》，均為“所爭”，而不是“信贊”。經過考証，這個錯誤是由於當時我方電台抄收中央社電訊的抄報弄錯的。這樣，根據有關的可靠的文獻，將“信贊”二字訂正為“所爭”二字。
《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有一句話是：“如果說過去日寇差不多不費一點氣力垂手而得東四省，現在就非經過血戰不能佔領中國的土地了。”其中的“垂手而得”四字，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二十三期第一次發表的這篇談話中，是“唾手而得”。建國前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冀魯豫中央局分別編印的《毛澤東選集》中，均收入《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印作“垂手而得”。建國后編輯《毛澤東選集》時，這篇談話的供編輯用的印稿上亦為“垂手而得”。毛澤東在校閱這篇印稿時，親筆將“垂手而得”改回為“唾手而得”，不知為什麼《毛澤東選集》印成書又是“垂手而得”。關於“垂手”與“唾手”是否可以通用的問題，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辭海》和《辭源》中，均未見“垂手”可通“唾手”的解釋，隻有《現代漢語詞典》中有“垂手而得”一說。這個問題還請教過著名語言學家，答復說“垂手而得”無書証，還是應用“唾手而得”。鑒於這篇談話第一次發表時為“唾手而得”，毛澤東在編《毛澤東選集》時親筆將“垂手而得”改回為“唾手而得”，以及語言學家的意見等，這次校訂，將“垂手而得”改回為“唾手而得”。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的題解中說：“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才在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將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時間寫為“一九三八年十月”，是不夠准確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時間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因此，將題解中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修訂為“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開的”。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太原北部忻口戰役時，雁門關南北的游擊戰爭破壞同蒲鐵路、平型關汽車路、楊方口汽車路，所起的戰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從這句話看出，所說的“楊方口”位於山西省北部。經查建國后出版的多種地圖集，較多的是“陽方口”，但一九五七年地圖出版社編制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甲種本）中，卻是“楊方口”。解放前出版的地名辭書和地圖集中也有兩種說法，例如，一九三〇年國立北平研究院出版的《中國地名大辭典》中是“陽方口”﹔一九三四年為紀念《申報》六十周年出版的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編的《中華民國新地圖》中是“楊方口”。僅從文獻資料方面不能得到確定的答案，便詢問山西省測繪局地名辦公室，他們答復應是“陽方口”。為了萬無一失，又請他們再向陽方口所在的寧武縣的縣志辦公室和黨史辦公室了解：毛澤東寫作《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一九三八年前后，“陽方口”是否有寫作“楊方口”的？寧武縣縣志辦公室和黨史辦公室的答復是：陽方口從來是用“陽”字，沒有用過“楊”字。因此，這次校訂，將“楊方口”訂正為“陽方口”。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是毛澤東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一部分。《毛澤東選集》第一版本篇題下署“一九三八年十月”，未署日。而毛澤東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其中有兩部分編入了《毛澤東選集》，即《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和《戰爭和戰略問題》，題下分別署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為了統一體例，應在本篇題下補上具體的日期。經查閱檔案，《論新階段》政治報告，是毛澤東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分四次講的，報告共八個部分。十月十二日下午講報告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十月十三日下午講報告的第四部分，十月十四日下午講報告的第五、第六部分，十四日晚上講報告的第七、第八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是《論新階段》的第七部分，是在十四日晚上講的。這次校訂，在本篇題下“一九三八年十月”后補上了“十四日”，並在題解中補充了相應的說明。
《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題下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題解中說“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據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結論，一共講了五個問題，是在十一月五日下午和十一月六日下午講的。五日下午講結論的第一、第二、第三個問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結論的第三個問題﹔六日下午講結論的第四、第五個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是結論的第四個問題。為了向讀者說明以上情況，在本篇題解中加寫了“結論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這一部分是在五日講的”。
《戰爭和戰略問題》題下署“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題解中說“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情況與《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篇類似。因此，也在題解中加寫了“結論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和六日作的，這一部分是六日講的”。
《五四運動》一文，發表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七十期上，未署明寫作時間。《毛澤東選集》第一版中，本篇題下署“一九三九年五月”，未署日。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在延安青年群眾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早幾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裡說過這樣一句話：‘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這篇短文就是《五四運動》一文。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似應在四月底左右，但究竟是哪一天卻難以確定。編入《毛澤東選集》的文章，題下所署的日期，有的是寫作時間，有的則是發表時間。這次校訂用了發表時間，在原署的“一九三九年五月”后補上了“一日”。
本篇的題解說：“這是毛澤東同志為延安的報紙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論文。”“報紙”一詞用得不大准確。《五四運動》一文，是為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周刊寫的。《解放》周刊在當時也稱“解放報”，但嚴格地說它是期刊。因此，將題解修訂為“這是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
《反對投降活動》一文，發表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七十五、第七十六期合刊的“‘七七’紀念特輯”專欄內，原題為《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是為紀念抗日戰爭兩周年而寫的。本篇編入《毛澤東選集》時，未寫題解。這次校訂，加寫了題解：“這是毛澤東為紀念抗日戰爭兩周年寫的文章。”
本篇文內說：“武漢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語，例如放棄其所謂‘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轉而承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例如所謂華中、華南撤兵的條件，乃是誘魚上釣取而烹之的陰險政策，誰要上釣誰就准備受烹。”這句話中兩次用的“上釣”一詞，都是上鉤的意思。在古漢語中，“釣”字既可作動詞，也可作名詞，作名詞時的含義就是釣鉤。例如，“上釣”、“下釣”二詞中的“釣”字就是名詞。但在現代漢語中，“釣”字隻作動詞用。大家熟悉的成語“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就是用的“上鉤”，而不是“上釣”。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曾經說“危險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分子正在准備去上敵人的釣鉤”，用的是在現代漢語中作名詞的“釣鉤”。按現代漢語的要求，曾經考慮將上述兩處“上釣”改為“上鉤”。但是，另外兩種情況也必須考慮到：一是毛澤東在自己的文章中有不時用一些文言詞語的習慣﹔一是“上釣”一詞是有出處的，在過去出版的講姜太公垂釣渭水而遇周文王的歷史故事的書籍中曾經用過。《武王伐紂平話——呂望興周》一書中說：“當日，姜尚西走至岐州南四十裡地，虢縣南十裡，有渭水河岸，有磻溪之水。姜尚因命守時，直鉤釣渭水之魚，不用香餌之食，離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負命者上釣來！’”鑒於以上情況，故“上釣”一詞不必修訂為“上鉤”。
《關於國際新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中，毛澤東說：“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曾經說過：‘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就是張伯倫政策的必然結果。’”這句話中的“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一語不大准確，六屆六中全會開會的時間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就是張伯倫政策的必然結果”這句話，是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第六部分《中國的反侵略戰爭與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中講的，毛澤東作政治報告的時間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如果“一九三八年十月”是指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作政治報告講這句話的時間，那就是正確的。因此，這次校訂，將“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曾經說過”改為“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曾經說過”。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在延安同其他同志合作寫的一個課本，隻完成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首次發表在一九四〇年二三月和四月出版的《共產黨人》第四期和第五期。
本篇第二章《中國革命》的第一節《百年來的革命運動》中，列舉了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內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爭，其中有“戊戌政變”的說法。在這裡用“戊戌政變”是不正確的，應當是“戊戌變法”或“戊戌維新”。這次校訂，將上述第一節中的“戊戌政變”訂正為“戊戌變法”。同樣，本卷《新民主主義論》一文第四部分中的“戊戌政變”也訂正為“戊戌變法”。
本篇第二章第五節《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引用了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一段話：“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這裡的“航空”一詞，在編入不同文集的國民黨“一大”宣言中，並不都是用的這個詞。編入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一書的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是“航空”二字﹔編入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一書的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是“航路”二字﹔台灣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的《革命文獻》第八輯所載的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是“航業”二字。“航空”、“航路”、“航業”這三個詞的含義是有差別的。經多方查找，找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刊印的《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特號》第三特號所載的國民黨“一大”宣言，其中是“航路”二字。特號上所刊載的國民黨“一大”宣言，極可能是這個宣言的最早的正式刊印本，這個特號實際上是國民黨“一大”的會議特刊，是權威的准確的版本。此外，一九二四年四月國民黨中央根據國民黨“一大”決議案校訂的“一大”宣言校正本中，也是“航路”。據此，將本篇所引國民黨“一大”宣言中的“航空”一詞訂正為“航路”。同樣，本卷《新民主主義論》和第三卷《論聯合政府》兩文所引國民黨“一大”宣言中的“航空”一詞，也訂正為“航路”。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發表后，毛澤東曾給當時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的肖向榮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戰士課本寫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課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課望送來看，須加修改，要將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非親日派（即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與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加以區別。宣傳部正在付印的一本書中，我已將《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關於這一部分加了修改，請你向羅邁同志索取一閱。”“在去年十二月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時，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頭幾個月，民族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的態度是否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有區別，還不能明顯地看出來，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來了，請參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個《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指出，在分析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時應注意三種區別，即：在資產階級中，要將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在大資產階級中，要將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在地主階級中，要將大地主與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加以區別。在這些區別上來確定中國共產黨對他們的政策。在毛澤東的著作中，第一次精辟地分析這三種區別並闡述中國共產黨對這些力量的不同政策的，就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這是他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提綱。這是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的一個重要發展。這一發展主要是根據當時中間派力量的增大和總結了在反對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爭取中間派的成功經驗。
毛澤東給肖向榮的信中所說的“宣傳部正在付印的一本書”，經查考是指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九四〇年編的《黨建論文集》。這本文集的編輯委員會寫的前言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是這本文集的開卷篇。信中所說的“我已將《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關於這一部分加了修改”，是指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第二章第四節中論述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部分的修改。進行修改的時間，應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至十一月之間。主要的修改是在這些部分各加寫了一個自然段。這次校訂，對加寫的這三個自然段作了一條注釋，說明這三個自然段“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以后毛澤東修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時加寫的”。
《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最初是毛澤東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講演，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隨后進行修改，於同年一月十五日定稿，發表在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這次校訂，就以上情況為本篇增寫了一個簡單的題解。
關於《新民主主義論》一文的日期問題，這次修訂過程中作了一番考証。一九五二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新民主主義論》一文題下署“一九四〇年一月”。這篇著作最初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召開的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講演。關於講演的日期，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新中華報》關於這次文協代表大會的報道和《中國文化》第一卷第二期所載的《記邊區文協代表大會》一文，都說毛澤東的講演是在大會第六日作的。《新中華報》的報道說：大會第六日，“人們在久已期待著的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這天終於聽入到每個人心頭了”。《記邊區文協代表大會》一文說：“第六日，帶病的毛澤東同志來講話了。”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開幕，會期九天，一月十二日閉幕。這樣，毛澤東作講演的日期應為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另外，一九四〇年二月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和《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全文刊載這篇講演，文末均署為“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四〇年三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新民主主義論》單行本，文末亦署為“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應是這篇講演稿定稿的日期。根據以上情況，《新民主主義論》一文的日期，署為“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或“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都是可以的﹔但署“一九四〇年一月”更周全一些，既包容了作講演的日期一月九日，又包容了定稿的日期一月十五日。因此，這次校訂未作改動，仍按第一版署為“一九四〇年一月”。至於建國前編印的幾種《毛澤東選集》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題下署“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顯然是不正確的。
本篇第七個問題《駁資產階級專政》部分，在論述由於國際國內的條件，中國不可能走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老路時說：“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變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毛澤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在北戴河會見兩位巴西記者，一位是巴西聯合報業記者馬羅金，另一位是巴西大眾日報記者杜特列夫人。談話中，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上述觀點作了修改，他說：《新民主主義論》中有一個觀點需要修改。這個觀點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沒有其他的道路。事實上，這種觀點隻適合於一部分國家。對印度、印度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等國家就不適用，它們是民族主義國家。拉丁美洲也有許多這樣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將來還要多。這些國家既不站在帝國主義的一邊，也不站在社會主義的一邊，而站在中立的立場，不參加雙方的集團。這是適合於它們現時的情況的。毛澤東還說：《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這個觀點還沒有來得及修正，下次出版時就要修正。因此，這次校訂，按照毛澤東的遺言，將毛澤東同巴西記者的這一段談話寫成一條注釋，放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上述一段話“處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的后面。
本篇第十三個問題《四個時期》這一部分，講到國民黨的兩種反革命“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其中說：“這兩種‘圍剿’，在帝國主義策動之下，曾經動員了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時間延長至十年之久，其殘酷是舉世未有的，殺戮了幾十萬共產黨員和青年學生，摧殘了幾百萬工農人民。”“工農人民”這一詞組，用在這裡不大准確，懷疑這四個字是否有誤。經查閱《新民主主義論》的各種版本，發現“工農人民”四個字在有些版本上是“工人農民”。一九四〇年在延安刊印的《新民主主義論》，主要有三種本子。一是首次全文發表在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其中是“工人農民”。二是五天以后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所載的《新民主主義論》，其中是“工農人民”。三是同年三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新民主主義論》單行本，其中是“工人農民”。首次刊載這篇著作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和解放社出版的單行本，從版本的價值來說應是具有權威性的，這兩種本子中都是“工人農民”﹔從上下文的意思看，也是“工人農民”更准確。《解放》周刊登載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印為“工農人民”，可能是排校方面的差錯所致。這次還查閱了建國前編印的《毛澤東選集》，晉冀魯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編印的《毛澤東選集》下冊所收入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為“工人農民”，晉察冀中央局編輯、一九四七年三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卷二）和東北書店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所收入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又是“工農人民”。出現這種不一致的情況，是由於編入這篇文章時所依據的底本不同。建國后編《毛澤東選集》時，《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所用的底本，看來不是《中國文化》創刊號和解放社出版的單行本，因而沿襲了《解放》周刊所誤刊的“工農人民”。這次校訂，將“工農人民”訂正為“工人農民”。
《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一文的日期，《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署為“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有誤。這篇文章是發表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新中華報》。這次校訂，將“十日”改為“七日”。
本篇題解說：“這是毛澤東同志為延安《新中華報》一周年紀念寫的文章。”其中的“《新中華報》一周年紀念”一語，不准確。延安出版的《新中華報》，是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由《紅色中華》報改名而來，當時為油印報紙，刊頭印有“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新中華報》改鉛印版，刊頭印有“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中華報》改版出“刷新號”，由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由五日刊改為三日刊。在這一天的報紙上發表社論《新中華報改革的意義》。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恰好是改版一周年。所以《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一文不是為延安《新中華報》一周年紀念寫的文章，而是為該報改版一周年紀念寫的文章。據此，對這篇文章的題解作了修改。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的題解中說：“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演說裡揭露了蔣介石這種欺騙，將憲政宣傳奪取過來，變為啟發人民覺悟，向蔣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個武器。蔣介石因此也就很快地收起了他的欺騙，在整個抗日時期不敢再宣傳所謂憲政了。”經查閱有關材料，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一九四〇年三月一日在《新中華報》正式發表后，蔣介石仍然繼續進行關於憲政的欺騙宣傳。例如，蔣介石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在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大會的開幕詞中，鼓吹大會“對於確立憲政的基礎，要有精詳的討論，做切合實際的貢獻”。蔣介石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在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的開幕詞中，繼續鼓吹“實行憲政，完成建國，本來是本黨國民革命努力的最大目標，亦是本黨五十年來一貫的宗旨”。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蔣介石仍在進行憲政的欺騙宣傳。根據以上情況，這次校訂，將題解中的最后一句話“蔣介石因此也就很快地收起了他的欺騙，在整個抗日時期不敢再宣傳所謂憲政了”刪去。
《團結到底》一文，《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署為“一九四〇年七月”。這篇文章登載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新中華報》的“抗戰三周年紀念特刊”專欄內，無寫作日期。這次校訂，將這篇文章的日期署為“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同時還增寫了一個簡單的題解，說明這是毛澤東為延安《新中華報》寫的紀念抗日戰爭三周年的文章。
《論政策》一文的第一個自然段，講到土地革命后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其中說“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過左的勞動政策和稅收政策）和富農（分壞地），在肉體上消滅地主（不分田）”。這裡一處用“地”，一處用“田”。在黨的歷史文獻中，關於王明“左”傾路線的土地政策，通常的表述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論政策》一文，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的主要部分。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六大以來》上冊所載的這一指示中，是“富農（分壞田）”和“地主（不分田）”。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這一指示的兩份油印件和一份抄件中，也都是“富農（分壞田）”和“地主（不分田）”。隻有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編印的《毛澤東選集》所載的這一指示中，是“富農（分壞地）”和“地主（不分田）”，估計是排印方面的疏誤所致。編《毛澤東選集》第一版時，《論政策》一文所依據的底本很可能就是這個版本。這次校訂，將“富農（分壞地）”訂正為“富農（分壞田）”。
《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一文，《毛澤東選集》第一版所署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這篇文章有兩個分標題，又分別署有日期。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於延安”，《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署“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查考當時有關的文獻，發現《談話》題下所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有誤，應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命令和談話是同一天的，都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主要依據是：
（一）毛澤東在一九四一年一月所寫的四份電報，都說命令和談話是一月二十日同一天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亥時給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的電報中說：“延安軍委已於二十日發表命令談話，收到望廣泛散播。”這份電報是特別重要的依據，一月二十日的電報中就說到延安軍委已於二十日發表談話，說明這個談話絕不可能是一月二十二日的。稍后幾天的三份電報，也是有力的佐証。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四時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政治方針中央已決定並在實施（見二十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及談話）”。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亥時給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的電報中說：“我們對於皖南事變及重慶軍委會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軍叛變之處置，見一月二十日延安軍委會命令及談話”。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酉時給廖承志的電報中說：“一月十八日中央發言人談話，一月二十日中央軍委命令及談話，一月二十三日新四軍將領就職通電，一月二十四日新四軍聲討親日派通電，均收到否？”
（二）一九四一年毛澤東主持編輯的《六大以來》文集，編入了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在《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為皖南事變發表命令與談話》標題下，署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分標題《談話》題下未另署日期。
（三）命令和談話都是毛澤東起草的，手稿保存在中央檔案館，隻短缺最后幾頁（約佔命令和談話全文的五分之一）。毛澤東手稿是用毛筆書寫的。手稿上的總標題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命令與談話》，分標題有兩個：《（一）命令》和《（二）談話》。總標題下未署年月日，《命令》部分一開頭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日於延安）”，《談話》部分未署年月日。命令和談話是一份連續寫下來的文稿，是一個整體。在《毛澤東選集》中，談話分為四個自然段，另有三十四條文字是另起行的（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的計劃十五條，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必定要失敗的原因七條，要求國民黨頑固派必須做到的十二條）。在手稿中，談話是不分段的，也沒有一處文字是另起行的，而是從頭到尾不分段一氣接連寫下來的，可以想見當時奮筆疾書的急迫情景。所以，從手稿的情況看來，也應是同一天的文稿。
根據以上情況，這次校訂，將《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題下原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訂正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分標題《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和《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題下原分別所署的“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於延安”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均刪去。
第三卷的主要修訂情況
《改造我們的學習》是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的講演。這篇講演的時間，在《毛澤東選集》第一版中署為“一九四一年五月”。其依據是毛澤東的手稿，在手稿上寫有這樣的題下說明：“這是去年五月我在延安干部會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這篇講演時，題下的說明與手稿相同。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文集中，《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時間署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兩條路線》是延安整風期間在毛澤東主持下編的一部重要文集，是一個具有權威性的版本。建國前編印的幾種《毛澤東選集》中，《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時間，有的依據《解放日報》署為“一九四一年五月”，有的依據《兩條路線》署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這次校訂，又從中央檔案館查到張聞天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稿，証實《兩條路線》中所署的時間是准確的。張聞天在發言中說：“所以自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澤東同志即在他《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公開提出了同主觀主義的思想與作風進行堅決斗爭的必要。”因此，在第二版中將《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時間署為“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本篇的題解，這次校訂作了兩處修改。一處是將“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修改為“廣泛存在於黨內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風”。作這樣的修改，是因為黨內的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分歧和對立，從本質上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風同非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風的分歧和對立，其產生的原因，不僅有階級根源，還有認識論方面的根源。原題解中隻強調了錯誤路線的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根源這一方面，這種概括是不夠全面的。另一處是將“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黨內和黨外引起了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論戰，鞏固了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修改為“毛澤東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中國共產黨內和黨外引起了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點來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怎樣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以及怎樣對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這段時期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的大討論，鞏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延安整風運動，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兩條路線的分歧和對立。這種分歧和對立，突出地表現在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風同理論和實踐相分離的教條主義學風的對立。原題解的寫法不夠准確，故作了修改。以上兩處修改，對延安整風的性質和內容作了更為准確的概括和表述。
本篇文內說：“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六個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毛澤東手稿中是“特別重要的”五個字，沒有“是”字。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和一九四三年毛澤東主持編輯的《兩條路線》編入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都是“特別重要的”五個字。有“是”字和沒有“是”字，在意思上是有差別的。這次校訂，根據毛澤東手稿和以上兩種文本，刪去了“是”字。但在《毛澤東選集》第二版開印后，又從一份檔案材料中發現這個“是”字是毛澤東在建國初編輯《毛澤東選集》時親自加上的，不應當刪去。這是具體校訂工作中的一個失誤。在第二版第二次印刷時，已將“是”字補上，恢復為第一版的“特別重要的是”六個字。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是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第一次參議會上的一篇講話。本篇題下署的時間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日”有誤。陝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開幕，二十一日閉幕。關於這次會議，當時延安《解放日報》作過多次報道，毛澤東在會議開幕、閉幕時都蒞會並講話。編入《毛澤東選集》的這篇講話，是他在開幕會上講的。講話一開頭說：“今天邊區參議會開幕，是有重大意義的。”因此，這篇講話的時間應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這次作了訂正。《毛選》第一版將這篇演說的時間誤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沿襲了《兩條路線》和建國前編印的幾種《毛澤東選集》中的誤署所致。
《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是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一篇評論。文內說：“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前后，共產黨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慶會見蔣介石先生，在重慶等候了十個月之久，但是蔣先生和國民黨中央連一個具體問題也不願意談。”據查，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幕，二十七日閉幕。中共中央決定派林彪見蔣介石，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底。林彪於十月七日抵達重慶，十月十三日由張治中陪同會見蔣介石。這時離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開幕的時間還有將近一個月。如果以中共中央決定派林彪會見蔣介石的時間計算則離開會的時間有兩個多月。因此，上述“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前后”的說法不准確，這次改為“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前”。
文內說：“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蔣先生允許周恩來、林彪等同志回延安”。經查考有關材料，蔣介石允許周恩來、林彪回延安，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六月二十八日”是周恩來、林彪離開重慶的時間。事情的簡單經過是：六月四日，周恩來應約同張治中談話，提出：因談判暫擱，林彪決定回延，要談時再來，我自己亦擬回延，研究更好的解決辦法，希望同林彪見蔣介石一次。三天后，即六月七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和林彪，表示允許他們回延安。六月二十八日，周恩來、林彪等一百多人乘卡車離開重慶，途中因氣候關系和處理一些工作而有所耽擱，於七月十六日回到延安。這次校訂，將以上情況簡要地寫成一條注釋，放在“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蔣先生允許周恩來、林彪等同志回延安”的后面，作為訂正。
文內還說：“不料正當皖南部隊九千余人於一月五日遵命移動之時，蔣先生早已下了‘一網打盡’的命令。”經查檔案材料，這裡所說的新四軍皖南部隊開始北移的時間“一月五日”，有誤。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毛澤東、朱德給劉少奇的電報中說：“得葉、項微晨電，他們支夜開動，微晨到太平、涇縣間，此后即不明了。”“微”指五日，“支”指四日。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關於皖南事變的指示中說：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主力“於本月四日起，開始遵照黨中央向國民黨讓步的決定，服從蔣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動，不料國民黨當局早有‘聚殲’計劃，我軍行至涇縣之茂林，即為國民黨軍隊七個師重重包圍，激戰七晝夜，全部覆沒。”中共中央軍委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關於皖南事變的軍事教訓的總結中指出：“軍隊開動是一月四日晚間，五日早晨即到茂林”，“十三日我軍傷亡七千余人，十四日才全被消滅”。根據上述檔案材料，將“一月五日”訂正為“一月四日”。
《學習和時局》一文，是毛澤東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和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的報告的整理稿。整理稿以四月十二日的報告為基礎，吸收五月二十日報告的某些內容。這個整理稿（油印件），在一九四四年七、八月以電報形式拍發給各中央局和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機關，題目是《學習與時局》，題下印有“毛澤東四月十二日在高級干部會及五月二十日在黨校第一部的報告”。晉冀魯豫中央局一九四八年編印的《毛澤東選集》編入了《學習與時局》一文，題下仍印有“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高級干部會及五月二十日在黨校第一部的報告”。建國初編輯《毛澤東選集》時，《學習和時局》一文以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為底本，刪去了題下的說明，改署為“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將《學習和時局》一文的時間署為“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也是有道理的，因為基本內容是四月十二日報告中講的。但其中所吸收的五月二十日報告的內容，包括了一些在四月十二日以后才發生的事情。比如，文內說“河南戰役已打了一個多月”，而河南戰役是四月十八日才開始，到五月下旬結束的。又如，文內說：“這幾天陝甘寧邊區召開工業會議，是有重大意義的。”這裡所說的“工業會議”，指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五月一日在延安開幕，二十五日閉幕。這樣就出現了矛盾，日期署為“四月十二日”的報告卻說到了一些四月十二日以后才發生的事情。前幾年曾有讀者來信詢問《學習和時局》一文題下所署的日期是否有問題。為了消除這種疑惑，這次校訂在題解中特地說明《學習和時局》是毛澤東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和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的兩次講演。
本篇題解，還作了三處改動。一處是將一九三五年一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領導”，改為“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另兩處都是修改時間。題解中說，“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干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對於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又說，“為著進一步地提高黨的干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黨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這個時間內，曾經幾次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這兩處作為時間上限的“一九四二年”，均不准確。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黨的歷史特別是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這一時期黨的歷史，是從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的。所以，上述兩處的“一九四二年”，均應改為“一九四一年”，這次作了訂正。
本篇正文中，有兩處史實作了訂正。
（一）文內說：“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因為在內戰時期受了挫折的結果，僅有四萬左右有組織的黨員和三萬多人的軍隊”。這裡所說的“三萬多人的軍隊”，在晉冀魯豫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中是“四萬五千軍隊”。為了核實這一數字，進一步查閱了有關檔案材料。毛澤東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講演記錄稿中是“四萬軍隊”，同年五月二十日講演記錄稿中也是“四萬軍隊”，同年七、八月用電報發出的上述兩次講演的綜合整理稿中是“四萬五千軍隊”。一九三七年彭德懷、任弼時關於八路軍三個師的編制方案向毛澤東的報告中說：當時全軍有四萬二千五百人，不包括總部直屬機關和部隊的人數在內。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說，一九三七年八月八路軍有四萬六千人。綜合以上情況，四萬多人的說法比較恰當。因此，這次校訂，將“三萬多人的軍隊”改為“四萬多人的軍隊”。
（二）文內說：“這幾天陝甘寧邊區召開工業會議，是有重大意義的。一九三七年邊區還隻有七百個工廠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現在有了一萬二千人。”其中的“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有誤。毛澤東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在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閉幕時的講話中，談到了邊區產業工人的人數，說“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到了今年就有一萬二千工人”。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說：截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們已有紡織、被服、造紙、印刷、化學、工具、石炭等七類工業……共計工廠六十二個，資金五千九百六十七萬零九百六十三元，職工三千九百九十一人。三千九百九十一人，以概數說就是四千人。因此，這次校訂，將“一九四二年有了七千人”改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作為《學習和時局》一文的附錄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這次校訂，對其中的一些史實作了訂正。
（一）《決議》中說：“一九二八年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按：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因此，將“一九二八年七月間”訂正為“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
（二）《決議》在談王明“左”傾路線繼續發展的時期時，說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八月黨中央的寧都會議”。這裡有三處說得不准確，需要訂正。首先，“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應是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稱贛南會議。這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在江西南部的瑞金開幕，十一月五日閉幕。出席會議的，不僅有中央根據地江西南部黨組織的代表，還有中央根據地福建西部黨組織的代表﹔不僅有地方黨組織的代表，還有紅軍黨組織的代表。這次校訂，作了一條注釋，說明文內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是指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其次，文內說的“一九三二年八月黨中央的寧都會議”，會議的時間和名稱都不准確。關於寧都會議召開的時間，歷史文獻中有兩種說法。一是朱德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為總結第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寫的文章中所說的“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是本決議中所說的“一九三二年八月”。檔案中的《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末尾隻有“中央局二十一日”幾個字，沒有寫明年和月。過去黨史學界大多採用“一九三二年八月”的說法。八十年代，有文章專門考証寧都會議召開的時間，認為應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得到黨史學界的普遍認同。這次修訂，查閱了有關寧都會議的檔案材料，認為十月開會的說法是有根據的、准確的。另外，寧都會議不是黨中央的會議，而是蘇區中央局的一次會議。因此，這次校訂，將文內的“一九三二年八月黨中央的寧都會議”，訂正為“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區中央局的寧都會議”。這裡將“蘇區中央局”改作“中央區中央局”，是根據《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的體例。
（三）《決議》中說：“而在一九三三年底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戰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據查，第五次反“圍剿”開始的時間不是“一九三三年底”，而是一九三三年秋。蔣介石在一九三三年春第四次“圍剿”被粉碎后不久，就開始積極准備第五次“圍剿”。五月，蔣介石成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籌劃、准備和指揮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揭露國民黨正在准備第五次“圍剿”，動員全黨作好各方面准備粉碎新的“圍剿”。九月二十五日，蔣介石以北路軍三個師由南城、硝石向黎川發動進攻，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根據以上史實，這次校訂，將文內的“在一九三三年底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改為“在一九三三年秋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
《為人民服務》的題解說：“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為追悼張思德同志而召集的會議上所作的講演。”經核查，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追悼張思德的會，不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召開的，而是中央警備團召開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的題為《警備團追悼戰士張思德同志，毛主席親致哀悼》的報道中說：“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同志……不幸於今年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峽峪燒炭遇險殞命。中央警備團團部特於九月八日下午二時，在××廣場開會追悼，到會者千余人，毛主席親臨講話”﹔講話中“對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意義，闡述至詳”。這次校訂，將題解修改為：“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
《對日寇的最后一戰》一文，《毛澤東選集》第一版沒有寫題解﹔這次校訂，增寫了題解：“這是毛澤東就蘇聯對日宣戰發表的聲明。”
第四卷的主要修訂情況
《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東北局的指示。這次校訂，對題解主要作了三處修改。
（一）對原題解中所說的毛澤東“及時地提出了把東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方面，‘讓開大路，佔領兩廂’，以便認真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逐步積蓄力量，准備在將來轉入反攻”這一句，作了一些訂正。關於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方針的提出，從當時中共中央和東北局發出的文電來看，有一個過程。最早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和闡述這一方針的，是劉少奇起草的給東北局的幾次電報。九月二十八日，劉少奇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東北局電報中就提出：“我軍進入東北的部署，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托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斗爭的基點”。十月三日，東北局遵照中央的指示，提出“在滿洲之東、西、北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權，發動群眾，發展武裝，創造根據地”。十一月二十日和十二月二十四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東北局的電報中進一步提出：“你們應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我提議你們把屁股坐在東滿、北滿、西滿等可靠地區，去建立根據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動”。毛澤東是十二月二十八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東北局的這個指示。指示進一步明確地確定：“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地區，是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在確定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地區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軍數量上已有廣大發展之后，我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另外，題解中所寫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不論在毛澤東還是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東北局的指示中，都沒有這個話，這是劉少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周恩來（當時在重慶）的電報中提出的。該電報說：我們已去電東北局，要他們“速從城市及鐵路沿線退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根據以上史實，這次校訂，將原題解中上述那句話，改為“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任務是在距離國民黨佔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發動群眾，逐步積蓄力量，准備在將來轉入反攻”。
（二）原題解中說“以林彪為首的東北局”有效地實現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方針。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一職是由彭真擔任，以后才由林彪接任。因此，刪去“以林彪同志為首的”八個字。
（三）一九四五年八月，東北抗日聯軍曾協同蘇聯軍隊參加對日作戰，進佔幾十個大中城市，其后與挺進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會合，共同作戰。這次修訂，在題解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隊進入東北”的后面，加上了“與東北抗日聯軍會合”幾個字。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一文，《毛澤東選集》第一版所署的時間為“一九四六年八月”，沒有署日。經查考有關資料，這次談話是在八月六日。
毛澤東同斯特朗的這篇談話，最初發表在《美亞雜志》一九四七年四月號。同年六月五日出版的《群眾》雜志香港版第十九期據《美亞雜志》譯載了這篇談話，題目是《毛澤東論世界形勢》，題下無年月日，文末注明：“史特朗女士這次訪問毛主席，是在去年八月間。本文系譯自《美亞雜志》今年四月號所發表的原文。”這兩種較早發表這篇談話的雜志，都隻說談話的時間是一九四六年八月，未說明具體的日子。一九八八年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斯特朗文集》第三集中，斯特朗記述了她同毛澤東這次談話的生動具體的情況。關於同毛澤東會見的時間安排，文集中說：“我同他的第一次會晤，由於早晨一場大雨，延河漲水而被推遲了。第二天，河水退了，我和翻譯乘卡車前往毛的住處。”令人遺憾的是她沒有說明這個“第二天”是哪一月哪一日。我們查到了兩種材料，說這次談話的時間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其一是中國革命博物館出版的《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五年第十一期所載的《斯特朗的六次訪華》一文。文章說：“一九四六年七月，斯特朗第五次來到中國，在中國住了九個月，其中在延安住了七個月。”“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經黨中央安排，斯特朗在馬海德、陸定一的陪同下拜訪了毛澤東。他們坐在一棵蘋果樹下的小圓桌周圍，毛澤東同斯特朗進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談話，闡述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經向該文作者了解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說法，是斯特朗生前的秘書趙風風提供的，是確實可靠的。其二是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純正的心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一書，作者是斯特朗的侄孫特雷西·斯特朗和侄孫媳海琳·凱薩。書中說：斯特朗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搭乘一架飛機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安排她會見毛澤東。“時間原定於八月五日，因一場暴雨引起山洪，不能過河，隻好推遲一天進行。八月六日上午，安娜·路易斯從觀察組大院乘上一部卡車，……到達楊家嶺，……來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居住的一排四孔的窯洞跟前。”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美國反動派隻不過是’——他在尋找個恰當的詞——‘紙老虎’”，“談話一直進行到深夜”。世界知識出版社為這本書寫的《出版說明》中指出：“本書是斯特朗生平事跡詳盡而生動的紀錄”，作者“曾對斯特朗一生的經歷進行長期研究，搜集了她的家信、筆記以及已發表的和未發表的作品，……採訪了曾與斯特朗相處過的許多人士”。因此，這本書提供的史料是珍貴的、翔實的。根據以上情況，這次校訂，將《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的日期署為“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本篇題解中說：“同列寧把帝國主義看做‘泥塑巨人’看做‘空架子’一樣，毛澤東同志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看做紙老虎”。題解中的“泥塑巨人”一詞，在典故中是“泥足巨人”。此典出於《聖經》，見《新舊約全書·但以理篇》。人們通常用它來比喻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龐然大物。列寧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使用過這個詞，用來形容帝國主義和其他反動派等。在我國出版的《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一版和《列寧選集》中，這個詞語的譯文是不統一的。譯為“泥塑巨人”（《莫斯科征收黨員周的總結和我們的任務》）、“泥做的巨人”（《關於目前形勢和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空架子”（《蘇維埃政權成立兩周年》）、“泥足巨物”（《關於帝國主義的筆記》中的《保·塔弗爾。“北美托拉斯……”》部分）、“腿是泥做的”（《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等。八十年代我國出版的《列寧全集》第二版中文版中，“泥塑巨人”改譯為“泥足巨人”，“泥做的巨人”改譯為“巨人的腿原來是泥做的”，“空架子”改譯為“泥足的巨人”，“泥足巨物”改譯為“泥足巨人”，“腿是泥做的”改譯為“泥足的”。文字表述雖然不完全一樣，但足是泥做的這一點是一致的，不是整個人是泥做的。因此，這次校訂，將“泥塑巨人”訂正為“泥足巨人”﹔“空架子”因已改譯為“泥足的巨人”而與“泥足巨人”重復，故刪去。
本篇題解中引用了毛澤東論述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的一大段話，說這段話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會議上”講的。事實上，這段話不是在武昌會議上講的，而是毛澤東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寫的題為《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的文章中說的。因此，對題解作了相應的修改。《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已編入一九八六年八月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文中說：“例如我粟譚軍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二日殲敵交通警察部隊五千”。這裡說的是華東野戰軍在蘇中戰役中消滅國民黨交通警察部隊的情況。蘇中戰役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期間進行的。中央軍委八月十三日、十五日指示華中野戰軍：蘇中地區各部分散的敵軍，有利於我各個擊破，望利用蘇中各種有利條件“再布置幾次作戰，即各交通總隊凡能殲滅者一概殲滅之”。華東野戰軍依據中央軍委指示，於八月十七日從海安、如皋東側南下，發起丁（堰）林（梓）戰斗，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先后攻佔丁堰、林梓、東陳等據點，全殲國民黨五個交通警察大隊共五千余人。因此，殲滅國民黨交通警察部隊五千余人的時間，是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兩天，不只是二十二日一天。這次校訂，在正文“八月二十二日殲敵交通警察部隊五千”一句的“二十二日”前面，加上了“二十一、”字樣。
《中共中央關於暫時放棄延安和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兩個文件》的題解中說，“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國民黨軍兵力達到二十三萬多人”。關於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國民黨軍的兵力總數，在一九六〇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以前，多數材料說是二十三萬人。后來有關單位重新統計，數字有所變化。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就說到：蔣介石進攻延安時，他二十五萬人，我們二萬多人。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說：“一九四七年三月初，敵軍統帥部在西北地區集結了三十四個旅二十五萬人的兵力，准備進攻陝甘寧解放區。”據此，將題解中的“二十三萬多人”改為“二十五萬人”。
題解中說，毛澤東起草的這兩個文件中，《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是“在陝北橫山縣青陽岔寫的”。中共靖邊縣委宣傳部的同志一九七八年曾來信說：“據靖邊縣志（清光緒二十五年本）記載，青陽岔早已隸屬靖邊縣。一九四七年毛主席轉戰陝北時青陽岔仍歸靖邊縣管轄。”來信中還說，一九四七年在青陽岔地方工作的區委書記和區長也能証明此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測繪總局一九六九年繪制的分省圖，一九七六年陝西省測繪局編制的《陝西省地圖集》，一九八八年國家測繪局哈爾濱地圖出版社在郵電部協助下編印的《中國郵政編碼圖集》，青陽岔均在靖邊縣境內。這次校訂，將“橫山縣青陽岔”改為“靖邊縣青陽岔”。
《關於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是毛澤東寫給西北野戰兵團彭德懷、習仲勛並告中央工委朱德、劉少奇的電報。題解中說“這是毛澤東同志給西北野戰軍的電報”，據查，當時不稱“西北野戰軍”。這次校訂，將題解中的“給西北野戰軍”改為“給西北野戰兵團（一九四七年七月改稱西北野戰軍）”﹔將“當時的西北野戰軍”改為“當時的西北人民解放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題下署的時間是“一九四七年十月”，經查閱毛澤東手稿，文末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題下注明：“總部於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紀念日發出”。這次校訂，補上“十日”。
《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即黨的文獻中通常所說的“中央一月決定”或“一月決定草案”。本篇題解中說“這是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這樣說不准確。因為《中央一月決定》只是一個草案，並沒有作為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下發。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根據中共中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會議的決定，毛澤東起草了中央一月決定草案。在這個決定草案的標題下面，寫有一段說明：“根據人民解放軍在全國范圍內舉行進攻以來及全國土地會議的決議在各地實行以來全國各地所反映的情況，根據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會議上所作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所指出的原則，特對目前人民革命戰爭與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的勝利的斗爭中所提出的幾項重要問題作出決定，通知全黨遵照執行。”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三月間發給劉少奇及各中央局的電報中，談到了這個決定草案的修改情況和暫不下發的問題。一月十八日致劉少奇的電報中說：“中央（有彭、賀、陳毅參加）本日通過了一個文件名曰《中央一月決定》。本日通過聲明是原則通過，須待征求你們的意見加以修改，然后發往各地。此文件明日開始用電報發你處，收到后請你及中工委各同志提出意見，希望能在本月內得到復電。”二月六日，毛澤東給中工委，各中央局、分局，華東工委的電報中說：“一月決定此件在征求中工委意見，約丑月底可修改用半公開方式發至各地，內容主要是關於土改中的一些政策問題。”一個月后的三月六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說：“劃分階級草案（指《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引者注）寫出后，感覺一月決定草案上所寫的東西不夠了，現正以一月草案中間一大段為基礎重寫一個決定，准備盡速公開發表。一月草案的首尾兩段則寫社論發表。”三月十七日，毛澤東再電劉少奇：“我們決定發表弼時同志的一篇講演，不發表一月決定草案，因為弼時同志的講演比一月決定充實得多。”這樣，中央一月決定草案就沒有成為正式的決定，也沒有下發。這次校訂，將題解中的“對黨內的指示”改為“決定草案”。
《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一文，根據電報原件和戰役發展的進程，對正文和題解作了相應的補正。
毛澤東起草的這個電報，內容共有五點。一九六〇年出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第四點被刪去，第五點也刪去了一句話，並將序號“（五）”改為“（四）”。為了便於讀者學習和研究毛澤東關於淮海戰役的戰略指導思想和淮海戰役的發展過程，這次校訂，將刪去的第四點全文收錄在本篇的一條注釋中。第四點全文是：“淮海戰役的結果，將是開辟了蘇北戰場，山東蘇北打成一片，邱李兩兵團固守徐蚌一線及其周圍，使我難於殲擊。此時，你們仍應分為東西兩兵團。以大約五個縱隊組成東兵團，在蘇北蘇中作戰。以其余主力為西兵團，出豫皖兩省，協同劉鄧，攻取菏澤、開封、鄭州、確山、信陽、南陽、淮河流域及大別山各城。西兵團與劉鄧協力作戰的方法，亦是一部兵力打城，以主要兵力打援阻援，這樣去各個殲敵。劉鄧因為兵力不足，不能實現如像你們攻濟打援戰役及淮海戰役那樣的作戰。你們西兵團去后，就可以實現那樣的作戰。六七兩月開封睢杞戰役就是西兵團與劉鄧協力的結果。”因電報的第五點（即《毛選》中的第四點），在“明年一月休整”的后面，刪去“二月西兵團轉移”一語，這次校訂，也通過注釋加以補正。
毛澤東起草的這封電報是給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代政委粟裕和華東野戰軍副政委兼山東兵團政委譚震林並告華東局、中原局的。原電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發出的。當時對淮海戰役確定的任務，主要是消滅國民黨軍劉峙集團主力的一部（不是全部），開辟蘇北戰場，使山東、蘇北打成一片，即通常所說的“小淮海”戰役。在戰役准備和發起的過程中，淮海戰場和全國戰局發生了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重大變化。在戰役發起前的十月二十二日，中原野戰軍主力攻佔中原重鎮鄭州，中央軍委當即決定中原野戰軍應東進直出津浦路徐州、蚌埠間，鉗制孫元良、邱清泉、李彌兵團，配合華東野戰軍作戰，形成兩大野戰軍聯合作戰的有利態勢，由陳毅、鄧小平統一指揮。十一月二日遼沈戰役勝利結束，蔣介石看到東北戰場敗局已定，華中戰場形勢也極為不利，決定將劉峙集團主力收縮於徐蚌線兩側，以徐蚌為軸心與人民解放軍周旋，能戰則戰，不能戰則撤至淮河以南，據守長江。中央軍委根據戰局的發展，決心加速戰略決戰的進程，在籌劃發起平津戰役的同時，決定進一步擴大淮海戰役的規模。十一月九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中原、華東兩野戰軍首長的電報中指出：“現在不是讓敵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長江以南的問題，而是第一步（即現在舉行之淮海戰役）殲敵主力於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將來舉行的江淮戰役）殲敵余部於長江以北的問題。”電報還指出，中原、華東兩野戰軍應迅速攻佔宿縣，截斷宿蚌路，包圍黃百韜兵團，並攻擊李彌兵團，“應極力爭取在徐州附近殲滅敵人主力，勿使南竄”。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至此，淮海戰役已由原來以殲滅徐州敵右翼一部為目標的通常所說的“小淮海”戰役，發展為以殲滅徐州劉峙集團主力全部為目標的通常所說的“大淮海”戰役。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等的電報中指出：如果取得這樣大規模的淮海戰役的勝利，“不但長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國局面亦可基本上解決”。電報還說，中央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總前委，鄧小平為總前委書記，“統籌一切”。
根據上述淮海戰役發展的過程，這次校訂，對原題解中的“這是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給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華東局和中原局的電報。淮海戰役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三個有決定意義的最大戰役之一”一句，改寫為：“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起草的給華東野戰軍的電報。這個電報同時告知華東局和中原局。此后，全國局勢發生了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利的急劇變化，中原野戰軍奉命東進徐州、蚌埠地區，由華東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和華東、中原的地方部隊共同作戰。戰役發起后，毛澤東又為中央軍委起草致華東野戰軍並告中原野戰軍的電報，下達在徐州附近殲滅國民黨軍劉峙集團主力的戰役決心。於是，淮海戰役發展成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三個有決定意義的最大戰役之一。”
此外，本篇正文提到“黃伯韜兵團”，黃伯韜的“伯”字有誤，應為“黃百韜”。主要依據有：淮海戰役中黃百韜斃命后，在戰場上收繳到黃的軍裝上佩戴的胸章，有“黃百韜，5941，三十七年度用，戡字第一號”字樣。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申報》刊載的該報特邀記者寫的《徐州會戰第一回合》中有“黃百韜將軍為本記者題字”，該報影印的黃的題字手跡，落款為“黃百韜，三七、三、七”。經查閱中國大陸和台灣出版的有關書籍、報刊，均為“黃百韜”而不是“黃伯韜”。據此，將本篇中的“黃伯韜”和本卷《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中的兩處“黃伯韜”，均訂正為“黃百韜”。
《評戰犯求和》題下署的時間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本文是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一篇評論，毛澤東的手稿一開頭是，“新華社陝北四日電，關於戰犯求和一事，新華社記者發表評論說……”。據此，將“一月五日”改為“一月四日”。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的題解中，說毛澤東的這篇報告“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這次校訂，在其后面增加了“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一句。因毛澤東在報告中十分強調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以后，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他說：“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隻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台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題解中說，毛澤東的這篇報告“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這次校訂，將“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改為“發展方向”，這樣更符合毛澤東這篇報告的內容。與此相聯系，刪去了題解中“指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在這個問題上的各種‘左’右偏向，並且確認中國的經濟發展將有較高的速度”一句。
《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的題解中，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的時間，說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晨”強渡長江，“四月二十一日晨”的說法，不夠准確。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為新華社寫的兩個電訊稿中都說人民解放軍是二十日夜開始渡江。二十二日二時電訊稿（發表在二十二日《人民日報》）說：“渡江戰斗於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二十二日二十時電訊稿（發表在二十四日《人民日報》）說：“二十日夜起，長江北岸人民解放軍中路首先突破安慶、蕪湖線，渡至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地區，二十四小時內即已渡過三十萬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時起，我西路軍開始渡江，地點在九江、安慶段。”“我東路三十五萬大軍與西路同日同時發起渡江作戰。”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中說：“四月二十日二十時，我中集團第一梯隊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二十一軍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冒著敵艦和江防炮火攔截，首先起渡，迅速佔領了一些江心洲”。“二十一日晚，我東西兩突擊集團開始渡江”。根據以上史實，將“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晨”改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夜起，至二十一日”。
題解中還說：一九四九年“六月，開始進軍福建”。經查有關資料，人民解放軍第十兵團進軍福建是從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開始的。據此，將“六月”改為“七月”。
《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是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一篇評論。這次校訂，為了統一體例，在本篇的題目上加了問號。文內在駁斥艾奇遜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所謂“極權政府”的誣蔑時，說：“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三國的反動派政府在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現在也成了這一伙的幫手。”所謂“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現在也成了這一伙的幫手”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參加八大的代表團時，糾正了上述說法，講了一段很重要的話。毛澤東說：我們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過去聽了情報局的意見，我們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對它也很難不支持。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報局罵你們是劊子手、希特勒分子，對那個決議我們沒有表示什麼。一九四八年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其實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方式，應該和你們商量。假如你們有些觀點是錯了，可以向你們談，由你們自己來批評，不必那樣急。反過來，你們對我們有意見，也可以採取這種辦法，採取商量、說服的辦法。在報紙上批評外國的黨，成功的例子很少。這次事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取得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這次校訂，將毛澤東的這段話寫成一條注釋，放在“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現在也成了這一伙的幫手”這句話的后面。
這次修訂工作，在《毛選》一至四卷第二版出版后，將接受歷史的檢驗和讀者的評判。由於參加這項工作的同志思想理論水平和知識水平的限制，以及工作中難以完全杜絕的疏漏，修訂工作可能存在缺點和錯誤，懇切希望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給以批評指正。
（來源：《<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編輯紀實》199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