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贊諾夫對馬克思傳的四大貢獻
——《馬克思恩格斯合傳》評析
提到馬克思傳記，學界關注的大多數是梅林的《馬克思傳》、麥克萊倫的《馬克思傳》，以及科爾紐的《馬克思恩格斯傳》，殊不知梁贊諾夫在馬克思傳記研究中的重要貢獻。梁贊諾夫不僅是編輯出版工作的開創者，同時是馬克思傳記學的奠基人。
一、首倡將馬克思傳記列入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
馬克思生平思想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中國出版的十幾部馬克思傳記，按照恩格斯和梁贊諾夫的設想，至今仍未有一部符合一切科學要求的馬克思傳記。
恩格斯是馬克思傳記的第一個作者，也是最權威的，他依據文獻資料和個人回憶，不斷致力於寫作馬克思傳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868年，恩格斯為《涼亭》報撰寫了馬克思的第一部傳記，但該報沒有發表。恩格斯修改過的另一部傳記，1869年幾乎同時在《未來》和《民主周報》這兩個刊物上發表。差不多過了十年，1878年，他在不倫瑞克的文藝作品選集《人民歷書》上發表了《卡爾·馬克思》這篇較為詳盡的論文。1892年，他在耶拿出版的《社會政治科學手冊》中刊載了馬克思傳略並附了馬克思著作目錄索引。但是，由於恩格斯晚年集中於《資本論》第二、三卷的編輯、出版工作，未能完成一部完整而准確的馬克思傳記工作。
十月革命爆發前，梁贊諾夫就致力於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編輯、出版以及研究工作。他最早意識到出版一部符合一切科學要求的馬克思傳記的重要價值，並且在“維也納計劃”中提出將馬克思傳記列入馬克思著作全集。梁贊諾夫指出：“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傳記是現代歷史編纂學的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務……直到最近，這樣一項工作還缺乏兩個主要條件：首先，一部科學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其次，一部他們的全部通信集。”[1]“維也納計劃”第一次明確地、具體地論述了馬克思全集的編輯方案，提出了是否獨立出版馬克思傳記等等。
梁贊諾夫不僅開創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的編輯出版工作，而且首倡將馬克思傳記列入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既保証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科學性、完整性，又具有一定的通俗性，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要求，有助於推進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大眾化。
二、與梅林關於馬克思傳記的歷史爭論
梁贊諾夫不僅倡導獨立出版馬克思的傳記，並且提出了許多重要的編輯原則與規劃。他的《馬克思恩格斯合傳》內容生動、資料豐富，重視歷史背景的介紹，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幅全面而完整的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圖景。對比梅林的《馬克思傳》，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同之處。
第一，梁贊諾夫特別注重馬克思出身猶太人這點，認為很多傳記忽視了這點，尤其批判了梅林關於馬克思父親改宗只是為了在教養較高的基督徒社會取得社交權的說法。
在所有關於馬克思的傳記裡，梁贊諾夫最早意識到馬克思的猶太人出身對他學說和命運的影響。他在《馬克思恩格斯合傳》第一章介紹馬克思的家庭背景時，提出書寫馬克思的傳記不能全部否認馬克思出身於猶太人這點。“馬克思是猶太人這點，后來怎樣影響過他的命運的話，此后慢慢講。但像有些傳記家全然否認馬克思受過這種猶太人的影響的說法，則也不能認為正確”[2]29。
父親亨利希·馬克思對馬克思思想的形成具有極大影響。亨利希·馬克思很早就與家庭斷絕了聯系，很少受到嚴格的猶太古老正統思想的影響。他有著極好的文化修養，具有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啟蒙精神，“深深沉浸在十八世紀的法國關於政治、宗教、生活、藝術的自由思想裡”[3]，並積極參加特裡爾自由反對派的學術團體“文學俱樂部”的活動。梅林認為，“即使普魯士政府可能曾經強迫亨利希·馬克思改變宗教以保持他的職位，他對普魯士君主政體的‘守護神’的信念也不曾因此而動搖過。……毋寧說他更容易在普魯士國家教會的庇護下找到一個容身之所”[4]8-9。相比於梅林關於馬克思父親改宗的說法，梁贊諾夫對此進行了更加全面、細致、精確的分析，“據梅林在其所著《馬克思傳》內所論証，老馬克思之改宗，是因想在教養較高的基督徒社會內取得社交權。但這話隻有一部分是確實。從1815年萊茵州一帶歸還德國后，猶太人的他，想避免一切新的迫害的要求，當於此事很有作用。我們當記取馬克思自身，雖精神上絲毫也沒皈依過猶太教，然其初期也對於猶太人問題感過很大興味。他和特勒甫斯的猶太人團體也有些接觸。……這些事情，都是實証馬克思絲毫也沒有避開他的同族，且對於猶太人問題有過一種興味，對於猶太人的解放斗爭尤曾參加過的”[2]30。馬克思出身猶太家庭，加上當時猶太人問題在知識分子中受到普遍關注，他不免也十分關心猶太人問題。他不僅同情猶太人在德國社會中受到的壓迫和歧視，與一些猶太朋友保持著長期的友誼，如海因裡希·海涅、摩西·赫斯等人，而且從人類解放的高度對猶太人和猶太教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第二，梁贊諾夫批評梅林對馬克思重要著作的處理原則欠妥，沒有忠實於馬克思的原文，而且對《德意志意識形態》評價過低。
梅林在《馬克思傳》中，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是不那麼重要的補充，“這部著作甚至是比《神聖家族》中最枯燥的部分更加冗贅煩瑣的‘超論爭’。此外，雖然這裡也有時出現沙漠中的綠洲，但比起《神聖家族》來要少得多。而當辯証法的鋒芒在個別地方顯現的時候，它也很快就被瑣碎的挑剔和咬文嚼字的爭論所代替了”[4]148，馬克思和恩格斯寫它只是為了搞清楚問題。梁贊諾夫不僅是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最早發掘者與編輯者，並且最早意識到了該文的重要意義，批駁“被梅林看作是‘不那麼重要的補充’的東西，正表明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使從真正的人道主義過渡到‘科學社會主義’這個‘以往鮮為人知’的契機變得‘明亮’了”[5]。
梅林不僅對馬克思的重要著作處理原則欠妥，沒有忠實於馬克思的原文，低估了馬克思重要著作的歷史意義，而且錯誤地將拉薩爾與馬克思、恩格斯並列。但是，正如梁贊諾夫所指出的，梅林的《卡·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薩爾的文學遺產》在馬克思研究的歷史上是真正劃時代的，他作的出色的注釋第一次根據各種原始材料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記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在很長一段時期是了解1841∼1850年這個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的原始資料的著作。由於梅林又是第一個完整地記述馬克思一生的傳記作者，評論難免存在不足，但瑕不掩瑜。
第三，梁贊諾夫批評梅林錯誤地理解了馬克思反對拉薩爾和拉薩爾派的斗爭和意義，認為梅林為巴古寧辯護，支持施韋澤及其政策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以及對《福格特先生》的重要意義估計不足。
梅林不僅把馬克思、恩格斯與拉薩爾並列，甚至埋怨馬克思對拉薩爾有偏見，並進一步認為馬克思、恩格斯脫離德國實際，不如拉薩爾的政策。梅林寫道：“拉薩爾的名字雖然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上將永遠同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名字並列，但馬克思仍然始終未能完全克服自己對拉薩爾的偏見。”[4]411“拉薩爾和馬克思二人的主張實質上仍然可能並不存在任何矛盾”[4]401。“如果說拉薩爾作為經濟學家遠遠不如馬克思，那麼，作為革命家，他卻同馬克思並列而無愧”[4]408。梅林處處為拉薩爾辯護，用拉薩爾的態度處理馬克思的傳記，沒有意識到馬克思的理論和實踐與拉薩爾的根本區別，犯了原則性錯誤，這是必須避免的。梁贊諾夫深刻地剖析了拉薩爾的本質，抨擊了拉薩爾的錯誤，以及道出了拉薩爾執行其政策在當時遭遇到的窘境。“他為被立刻實際的成功的欲望所迷，及決心馬克思主義與當代做一個‘實際的政治家'而不做信仰的理論家起見，捧出了許多議論與証據來﹔然這種議論與証據，結果使他對支配階級不能不負義務，對他所想說服毋去援助奧地利的人們又不能不脅肩諂笑”[2]149。
馬克思認為，《福格特先生》這本重要著作對於“黨在歷史上的聲譽和它在德國的未來地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6]。1870年法國臨時政府刊行的報紙在杜伊勒裡發現福格特實際上獲得了拿破侖的資助，使得馬克思獲得完全公正的評價。梁贊諾夫指出：“在梅林，以為馬克思可以省無限的勞苦與努力，及與其一生的大事業毫無補益的貴重時間，隻要他不參加福格特的這爭論。但這種辦法，自然和馬克思的行動根本不相容。梅林完全把僑民裡面所起的根本意見沖突，漠視了。同時又沒有看清楚這次時間表面上雖像是私人間的問題，背后則含有資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政黨間深刻的戰略的不一致，及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如拉薩爾的情形就可看出——已起了危險的動搖。又沒有注意到馬克思的反福格特的著作中，包含有對拉薩爾一派一切理論的批評在。”
梅林的《馬克思傳》之所以存在問題，我們認為，就是由於“梅林並非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許多問題上他採取了機械唯物主義的立場，因而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他不能理解和評價馬克思在認識自然和社會上所作的那種根本變革”[7]。梁贊諾夫本著科學而完整的反映馬克思哲學創新一生的原則，成為MEGA1編輯出版工程的領袖人物，以及蘇聯馬克思學的奠基人，為馬克思著作的出版與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MEGA1的編輯出版為馬克思傳奠定堅實可靠的文獻基礎
MEGA1時期是梁贊諾夫一生最為重要的時期，他不僅帶領馬恩研究院全體人員編輯出版歷史上第一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為馬克思主義文獻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為馬克思傳奠定堅實可靠的文獻基礎。梁贊諾夫當時收集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大量原始手稿，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也搜集到了大量的《資本論》手稿和一定數量的摘錄筆記，從而能夠更加全面把握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整體歷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傳》（1924年）一書是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梁贊諾夫在社會主義學院各班級授課的講稿，闡明了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中人們很少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的某些方面，最難能可貴的是全面分析了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與思想，為我們初步勾勒了馬克思新唯物主義學說的形成過程。
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首次接觸到人的自由選擇與社會關系客觀制約究竟是什麼關系這個哲學問題，“但是我們並不總是能夠選擇我們自認為合適的職業﹔我們在社會上的關系，還在我們有能力對它們起決定影響以前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開始確立了”[8]，這標志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萌芽。正如梁贊諾夫所指出的：“他從很獨特的方面剖解之，想証明職業的自由選擇得未曾有，人們是生於預先決定其選擇的環境中的，環境造就了他們的世界觀的見解。在這兒，我們已經能夠看出‘唯物史觀’的萌芽了。”
馬克思在《德法年鑒》上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標志著馬克思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他進報館時，本完全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不過是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對於農民的社會狀態乃至經濟狀態感興趣。但他漸漸變成對於和農民有關的基本的經濟問題，拼命研究的人了。他從哲學與法律學一轉而鑽入經濟問題的精詳特殊的研究中了”[2]42。“在這年鑒上，馬克思才將其將來的哲學的基礎各原則，加以公式化、定型化。其中，一個激進的民主主主義者如何進化成一個共產主義者的過程，明白地可以看出”[2]43。
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以及導言長期被打入“不成熟著作”的冷宮，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與重視。實際上，這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第一次系統批判，是他哲學世界觀轉變基本完成的重要標志，對於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首次作出唯物主義解釋，因而是馬克思哲學創新的重要鋪墊。正如梁贊諾夫所說：“馬克思之組織化定型化其新思想，是在《德法年鑒》時代。”
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哲學創新借批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首次問世，表明新唯物主義原生形態，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一體化的一塊整鋼。“《共產黨宣言》裡的新學說其實在未草《宣言》以前，即在和蒲魯東相爭論的時候，馬克思就已最完全地明晰地說明過。《哲學的貧困》也將自己充分發達了的共產主義加了說明。這書在其思想之燦爛及銳利上乃至敘述之正確上，都堪稱為《共產黨宣言》的最好入門書。……由此就可以証明他在1847年時期，根本思想已經發達了”[2]103。正如馬克思所說：“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9]恩格斯也曾說過：“我們的這一世界觀，首先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
四、注重世界歷史背景的《馬克思恩格斯合傳》
《馬克思恩格斯合傳》不僅僅適合於馬克思理論的初學者，通俗易懂，脈絡清晰，而且對於理論研究者了解馬克思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具有重要意義。梁贊諾夫注重描述馬克思思想發展每個階段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狀況，對於我們理解馬克思思想產生、發展的全貌具有重要意義。
現代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世界歷史的形成，在世界歷史中，不僅生產、消費具有世界性，精神、文化也具有世界性，人的發展也被世界歷史所左右，“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11]。人們是在既定的條件下創造歷史的，因此必須歷史地、全面地、具體地研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思想發展。梁贊諾夫在第一章就鮮明地指出：“人們都是一定的社會環境的產物。一切天才之有新的創造，都是以過去成就了的東西為基礎的。他決不是從真空中發芽的。我們想真正地決定他的偉大，也必要將其以前的時代的各種業績，社會的智識發達程度，以及該天才生於其中及從其中吸取的心理的生理的營養成分的社會形態等，加以確切的認識才行。所以想理解馬克思——而且這個就是馬克思自身的方法之應用——，我們先應將他的時代背景及其對他所給的影響等，加以研究。”[2]2《馬克思恩格斯合傳》正是應用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書寫馬克思的一生，全書共9章，每章都詳細地闡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背景、所經歷的革命運動，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有助於我們把馬克思放到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進行評價。
然而，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合傳》是梁贊諾夫在社會主義學院的講課稿，在思想深度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偏向介紹當時的政治狀況與社會運動，著重馬克思作為革命家和組織家的一面，忽視了馬克思中年和晚年的重要思想，特別是對馬克思最后十年的理論和實踐活動評價不足，梁贊諾夫認為馬克思晚年的筆記研究具有“不可饒恕的學究氣”[12]。此外，他也忽視了恩格斯在發展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方面的貢獻。
這些局限磨滅不了梁贊諾夫對於馬克思傳記研究與出版的重要貢獻，“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為一種特殊的科學，首先是因為有了梁贊諾夫的科學工作、編輯工作和組織工作”[13]。他所致力的MEGA1編輯出版工作，為我們提供了極好的文獻基礎，他所倡導的將完整而科學的馬克思傳記列入馬克思全集的思想，值得我們思考並借鑒，從而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開辟出廣闊前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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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12]馬列主義研究資料[J].1987(l):159-160.
[13]梁贊諾夫和《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全集》歷史考証版第1版[J].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5（20）.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