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的原始面貌

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思想界、學術界影響巨大。但在對馬克思思想的解釋和評論中，這部文獻所引發的爭論也最大、歧見也最多。

根據最新考証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進行文獻還原、思想闡發、思想史透視和當代價值評判，有助於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及其當代發展。

“巴黎手稿”是“巴黎時期”馬克思撰寫的大量正面闡述和論証自己的思想的著述，與專門摘錄和抄寫同時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巴黎筆記”相區別，所以它包括了通常被稱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三份手稿”和關於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的評注（簡稱“穆勒評注”）。這與多年來學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同於“巴黎手稿”、或者把“穆勒評注”歸入“巴黎筆記”的劃分是有差別的。

在馬克思撰寫的卷帙浩繁的著述中，除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之外，大半個世紀以來，在思想界、學術界影響最大的作品是一部通常被稱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獻。聲勢浩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出現的“異化和人道主義”論爭等重大理論事件，都與其有直接的關聯。它不僅在哲學、經濟學領域影響很大，而且還擴展到美學、文學、社會學甚至自然科學等學科領域，以及對資本時代人的處境和社會生活的理解。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對馬克思思想的解釋和評論中，這部文獻所引發的爭論最大、歧見最多。今年適逢這一作品寫作170周年，我們根據最新考証對其進行文獻還原、思想闡發、思想史透視和當代價值評判，有助於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及其當代發展。

“巴黎手稿”指的是“巴黎時期”馬克思撰寫的大量正面闡述和論証自己的思想的著述，與專門摘錄和抄寫同時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巴黎筆記”相區別，所以它包括了通常被稱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三份手稿”和關於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的評注（簡稱“穆勒評注”）。這與多年來學界流行的或者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同於“巴黎手稿”、或者把“穆勒評注”歸入“巴黎筆記”的劃分是有差別的。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資本論》手稿寫作的時間長達40余年，而其旅居“巴黎時期”（從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的著述是在這一漫長的思想之旅中豎立的第一塊界碑。與原屬同一陣營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試圖在觀念領域尋求社會變革的思辨方式不同，馬克思這時已經轉向了對“市民社會”的現實觀照。與恩格斯那樣進入工廠、實際了解“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途徑也不同，他是從研讀政治經濟學著述開始的。從1843年10月起，馬克思先后仔細閱讀了15位作者的19部經濟學著作，寫下了他關於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批筆記。當然，這期間馬克思閱讀和思考的范圍並不僅僅局限於政治經濟學，還閱讀了很多關於社會主義的法文著作、並通過德法譯本了解了英國的社會主義。正是在觀察現實和研讀他人著述的基礎上，馬克思逐步產生了表述自己獨立觀點的想法。這特別體現在原來大段摘錄他人著述的筆記本上，評論性的意見漸趨增多，到后來甚至發展為其個人思想的長篇闡釋、系統論証和發揮。這樣，馬克思就形成了寫作兩卷本《政治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計劃。“巴黎手稿”就是馬克思曾經打算撰寫的這部書的草稿。

以上的敘述表明，實際上這一時期馬克思留下了寫作方式的不同、思想表述的差異的兩類著述：一類是對同時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經濟學著作的摘錄和抄寫，其中沒有他個人觀點的詳盡闡發，隻有寥寥數語評論或批注，我們稱之為“巴黎筆記”﹔另一類是其思想、觀點大量的正面闡述和論証，或者即便由他人的議題引發，但馬克思個人的議論卻佔了相當大的篇幅，我們稱之為“巴黎手稿”。根據這種劃分，“巴黎手稿”應該包括通常被稱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三份手稿”和關於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的評注。

其中，通常被稱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三份手稿的原貌是這樣的：第一份手稿，共27頁。用來寫作這一手稿的大張稿紙被馬克思分為三個縱欄，每一欄上面都寫上如下標題：“工資”“資本的利潤”“地租”。在前16頁上，馬克思在三個標題下滿滿寫上了從斯密等人著作中細心選擇和整理出來的重要段落，並且對它們作了批判性分析。而從22頁到末尾這6頁，就不再管原來的標題而是貫通起來寫下了馬克思自己的思想，這就是“異化勞動”部分。第二份手稿，目前隻有最后的4頁（第40—43頁）保存著，前面39頁都已經散失了。第三份手稿則是頁碼並不連貫的散張，內容包括：對第二份手稿第36頁和39頁內容的補充、整個著述的《序言》部分、對黑格爾的批判以及論述“貨幣”的一個片斷。從放在幾乎是最后的《序言》中，我們可以知道馬克思寫作這部著述的總體考慮和安排。第三份手稿的主要部分雖說只是作為對第二手稿的補充，實際上系統地發揮和闡述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這是馬克思學說非常重要的內容。

顯然，上述三份手稿並沒有包括“穆勒評注”，那麼為什麼要把它歸為“巴黎手稿”的內容呢？因為它較之其他筆記，其情況非常特殊。其中有對穆勒原書的摘錄，這或許符合前面我們設定的有關“巴黎筆記”的標准，但問題在於，就通篇看，馬克思個人的議論又佔了相當大的篇幅——整部“穆勒評注”翻譯成中文約3.1萬余字，而馬克思本人的論述近1.3萬字，這在“巴黎筆記”的其他部分中是絕對沒有的。而如果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三份手稿”與“穆勒評注”所闡發和論証的觀點貫通起來考慮，馬克思“異化”思想的連續性、漸進性和層次性就顯得更為突出了。這昭示我們，研究這一時期的思想無論如何不能撇開“穆勒評注”而隻關注那“三份手稿”中的內容，從而看不到“社會關系異化論”對“勞動異化論”的拓展和深化。

還需指出，迄今為止，縱觀國內外學術界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解讀，無一例外，所依據的版本都是根據德文或俄文的“邏輯編排版”翻譯而成的（英文本亦是如此）。但實際上，1982年出版的MEGA2第1部分第2卷刊出了兩個版本，除“邏輯編排版”外，還有一個“原始順序版”。后者是根據“三份手稿”的原始手稿排版的，可以說是馬克思當時寫作的真實面貌的直接呈現，但可惜的是，國外隻有極個別的研究者在其論著中對此稍加提及，而詳盡的研究基本上沒有進行過﹔在國內也沒有對“原始順序版”進行過全面系統的介紹，更不用說翻譯和編排了，這無疑對我們客觀地理解文本的思想帶來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