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貝爾曼到本雅明

說明：本文並非旨在找到“最終答案”，也不尋求所謂的“解決方法”，更不是充當裁判的角色“下定義、評對錯”[i]：由於源語言和目標語本身的差異，原本就很難出現完美的譯法，更不是憑我個人的能力能夠做到的,因此，我絕不敢、也不會妄加評判。另外，本文在涉及具體例子時，目的也絕非是向其譯者“扔石頭”，相反，我內心懷有的是對所有翻譯者最真摯的敬佩和要向大家學習請教的渴望。所以，本文所有的分析，都只是一種探討、一種“發現”，是用我自己所知的那一點微不足道的理論知識，嘗試進行的思考的匯報，希望用我這些不成熟的想法拋磚引玉，為更好地完成“翻譯”——這項我們大家共同面臨的艱巨任務——多做一些准備。

一、貝爾曼的“變形傾向”

法國哲學家、翻譯家安托瓦納·貝爾曼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翻譯分析體系——“變形傾向”理論[ii]：一方面，這套分析法是笛卡爾式的，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分析式的。也就是說，它不僅是基於文本的分析，同時也針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無意識”的、“本能”的行為。進一步說，這些“變形傾向”源於譯者自身的存在，因此，“指望僅僅注意這些傾向就可以避免它們，是不切實際的”[iii]。這套分析體系的作用在於提醒譯者有意識地“控制”內心，以便可以部分擺脫這些“傾向”。

有一點需要提出的是，由於其個人經歷所限，貝爾曼的這套分析體系主要作用於包括小說、散文、隨筆、評論等除詩歌外的文學作品翻譯，並且，其研究主體是西方語言[iv]的互譯。然而，我個人認為在中西語言互譯分析中，這一理論也有很高的借鑒價值，盡管中文的特點有時幫助我們弱化了某些“傾向”。另外，雖然兩會報告具有鮮明的屬性特點，與文學翻譯大相徑庭，但是翻譯本身的共通之處以及報告中有時流露出的“文學風格”，依然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借助貝爾曼的這套理論進行分析並非沒有意義。因此，我將這套原本是針對文學翻譯評論的理論借用於兩會報告翻譯的思考中來，希望這種嘗試能有一些收獲。

貝爾曼所提出的“變形傾向”分為十三種，分別是：合理化、清晰化、延長、高貴化和通俗化、質量貧瘠化、數量貧瘠化、均化（也可譯為：同質化）、節奏的破壞、隱藏語音網的破壞、文本系統性的破壞、本土語言網的破壞（或本土語言網的異域化）、短語和習語的破壞，以及多語言疊加的消除[v]。因為篇幅所限，這裡隻選取介紹幾個比較明顯的“傾向”，並試結合“兩會報告”的翻譯工作進行舉例分析。

1.合理化

貝爾曼認為，語言的多層邏輯深度往往呈現出一種“樹形”模式（arborescence），具體表現在句法結構上，比如長句、無主語的句子、插入句等等。與一般文章的“線性”（linéarité）不同，這種“枝椏部分”（une part broussailleuse）構成了文學作品的一個中心特征﹔同時，它也幫助文學作品將抽象的事物具象化。而翻譯過程中的“合理化”傾向則是一種抽象化和普遍化的行為，它砍去了文章本身的“枝枝椏椏”，顛覆了作品本身具象（concrétude）的根本。這一點，我們隻需要稍微聯想一下諸如《尤利西斯》等作品就很容易理解。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兩會報告雖然有時也會呈現出“樹形”結構——因為漢語作為發展極其成熟的語言，必然具有很深的多層邏輯性（polylogique）——，但是作為官方政治性文件，其主要特點仍是“線性”的，也就是說，文章本身不追求邏輯層面的疊加效果。那麼，是不是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就不需要避免“合理化”傾向了呢？這種傾向在這種文體的翻譯中，甚至是否可以說是有理有利的？

我個人認為並非如此。

首先，有些譯者往往習慣於調整原文整段結構，在譯文中將原文段末所說的結果或目標移至段首，然后再譯所採取的措施或事情操辦的過程。這種方式恐怕正是一種大膽而明顯的“合理化”傾向。

其次，在兩會報告中，長句的處理一直是焦點之一。和西方語言不同，漢語本身對復雜、插入語繁多的句式的容忍度不高，兩會報告中又有很多含義上呈並列狀態的無主語句式。於是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往往趨於找出各句之間的邏輯關系，盡力將它們用各式從句串在一起。例如：

原文：2014計劃報告中文定稿第19頁

（3）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施全國高標准農田建設總體規劃，加強骨干水源、引調水工程、大型灌區等重點水利建設，抓好江河治理和病險水庫水閘除險加固，推進防洪抗旱等防災減災體系建設。

譯文：2014計劃報告法文定稿第22頁

(3) Consolider les infrastructures agricoles et rurales. Pour ce faire, conformément à un programme national d’aménagement de terres agricoles haute performance, on renforcera la construction des projets hydrauliques clés comme ceux d’aménagement des ressources hydriques de base, d’adduction d’eau, de construction de grandes zones d’irrigation […]

很明顯，這一段法文譯文中，為了尋求一種邏輯上的連貫感，譯者連續加入了pour ce faire （因此）和conformément à [根據(……總體規劃)]兩個連接短語，而這兩處邏輯關系在原文中並沒有明確出現。這樣的處理是否恰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在這裡並不妄下結論。但是，我們可以說，這的確反映出了貝爾曼所說的“合理化”傾向。而這種傾向本身，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關於這一傾向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

原文：計劃報告中文第5頁

取消和下放416項行政審批等事項

譯為：計劃報告法文第5頁

les procédures administratives ont été, sinon supprimées, du moins déléguées aux instances inférieures pour ce qui est de 416 formalités

如果說在法文中無法接受“取消和下放”這樣的邏輯——要麼“取消”，要麼“下放”，不可以並存——，那麼譯者因此加入了較為強烈的邏輯連接詞“sinon ... du moins...”（如果不是……至少……），這樣的“加法”是否過了分寸？這一點值得商榷。另外，這樣的處理方式也讓譯者陷入了另一種“變形傾向”——清晰化。

2.清晰化

“清晰化”是一種翻譯行為內在的傾向，也是“合理化”傾向的必然后果，主要是關於詞語含義的清楚程度。如果說翻譯活動原本就是闡明性的，那麼“清晰化”並不等同於“闡述”：它是將原文中沒有且並不想要明確的部分表達出來。將多義消減為單義，以及解釋性或說明性翻譯是“清晰化”傾向的兩種翻譯模式。

在兩會報告中，遇到中外文信息不對等情況時，我們確實會（無可奈何地）求助於解釋性翻譯，從而無可避免地將原文中隱含的信息明確化。例如2014計劃報告中文版第6頁“調整了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因為很難找到“門站”在法國准確的對應概念，我們的譯法顯得解釋說明的成分過多了一些，為了方便比較，我們將句子拆分成詞意群，並在下方標出對應的中文翻譯：

... réajusté le prix du gaz naturel

調整 天然氣價格

à usage autre que domestique,

非居民用

sur la base du volume vendu

在…基礎上 容積 賣出

l’année précédente aux distributeurs

前一年 給經銷者

par les terminaux

由終端（基站）

將中文譯文整合起來便是“根據門站前一年賣給經銷商容積量，調整了非居民用天然氣價格”。請允許我們說，譯者在這裡陷入了“清晰化”傾向，不由自主地做起了“解釋說明”的工作。那麼，我們不禁自問：在翻譯兩會報告的時候，我們是否需要做這樣的解釋工作？我個人認為如果中文本身沒有明確到這樣的地步，則說明撰稿人並不想要將這部分內容說出來，譯者有理由在翻譯中保持和原文一樣的含糊程度。當然，這只是我個人想法，還請各位老師同事批評指正。

3.延長

“延長”是以上分析過的兩種傾向的后果。如同延展開原文的“褶皺”一般，“合理化”和“清晰化”這兩種傾向必然導致了譯文長度的增加。然而這種增加的本質是空洞的，並且破壞了原文的節奏。

由於漢字的特點，在西方語言譯向中文時，這一傾向並不明顯﹔但是在中譯外時，我們則應該變得謹慎一些：因為漢語簡短有力的優勢，有時會讓多音節詞佔大比重的西方語言變得更加冗長。具體到兩會報告的翻譯中，當我們遇到一些漢語簡稱時，這一點尤其明顯，例如：

原文：計劃報告中文第5頁

營改增試點

譯文：計劃報告法文第6頁

Les expériences pilotes de remplacement de la taxe sur le chiffre d’affaires par la TVA .

再比如遇到“口號性”的表述時：

原文：計劃報告中文第2頁

突出重點，有扶有控……

譯文：計劃報告法文第2頁

Nous avons privilégié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vités et projets clés, ..., en adoptant des politiques différenciées selon les secteurs —en encourager certains, en restreindre d’autres—...

這兩個例子可以很直觀地看出，相比原文，譯文的“延長”傾向是多麼的明顯。尤其在第二個例子中， “重點”解釋性地譯作了“關鍵活動和項目的發展”，同時，“有扶有控”在譯文中被處理為從句“針對不同領域採取不同政策——鼓勵一部分，限制另一部分”，因此這個例子很有代表性地向我們展示了“清晰化”帶來的“延長”結果。

我們必須重申的是，列舉這些例子本身的用意絕非攻擊和批判。我們都知道，“翻譯即選擇”，很多時候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不是因為它是最完美的方案，而是當時這是可以做到的最好的程度。更多時候，我們明知道譯法的缺陷，卻無從完善。因此，如我們前文所說，列出這些例句，是為了提示自己在翻譯過程中可能會有類似的傾向。而這些內嵌於我們譯者自身的傾向，即使不能夠完全規避，至少可以有意識地去認識它們，然后判斷並決定是否需要控制和警惕，比如是否需要選擇音節較少的詞語或者更為簡潔的句式等等。

4.本土語言網的破壞（或異域化）以及短語和習語的破壞

我們可以認為這兩種破壞緊密相連。

在貝爾曼看來，文學作品都有多語言特點和具象特點：前者要求本土元素的多樣化，后者則要求寫作語言比一般使用的成熟語言（langue cultivée）更加形象、更加具有符號感（iconique）。而本土化口語的運用則可以被視為文學作品的精華之一。在翻譯過程中，對本土語言特性的抹殺——也是“均化”傾向的一個體現——會極大損害作品的文本性（textualité）。傳統的翻譯方式有兩種：一是將原文保留，變成斜體字，然后加上解釋或注釋﹔二是將源語言的土語用目標語的土語來替換。第一種方式有在譯文中將這些詞語孤立出來的風險（在原文裡它們並非如此），第二種方式則可能讓原文變得滑稽荒唐。

這種滑稽荒唐的感覺也存在於詞組、成語的翻譯中，尤其是這些短語正是源語言的財富及文學寶藏。如果我們在翻譯一句法國諺語時用了中國文言成語，即使意思相同，我們的譯文也將原文（至少是它的一部分）推入了一個荒謬的境遇——法國作品裡的人物是用中國古典形象來表述思想的嗎？

因此，在兩會報告裡，我們在面臨短語和成語時，也需要小心謹慎。能在西方語言裡找到相對應的表達，自然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是當其中隱含的形象過於歐式或異域感過於明顯，那麼我們就需要考慮它是否合適出現在中國官方文件的外文翻譯裡了。有些時候，沒有好的解決方法時，進行規避或者採取解釋性翻譯，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以下摘錄今年政府報告裡出現的三例短語和對應的法文譯法，供大家分析參考：

原文：政府報告中文第4頁

讓市場吃了“定心丸”，成為……的關鍵一招。

譯文：政府報告法文第4頁

... réussi à assurer les marchés.

穩定市場

C’est par cette recette astucieuse que ...

靈巧的方法（秘方）

此例中，中文裡的固定說法“定心丸”這一意象沒有譯出，譯文中用了朴素而安全的動詞詞組“穩定市場”，這一處缺失的原文特色在之后的“關鍵一招”的譯法中得到了部分補足，recette在法語中有“菜譜”、“藥方”的含義，其形象感彌補了前文“定心丸”沒有譯出的缺失。我們常說，在翻譯時“彼處所遺失的在此處得以找回”，正是如此。

原文：政府報告中文第5頁

……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譯文：政府報告法文第6頁

... considérant ... comme l’alpha

始（阿爾法）

et l’oméga de nos activités

和 終（歐米伽）

這一例中，譯文採用了目標語言中的固定詞組（同時也是西方語言文化中原有的意象）：用“阿爾法”(α)——希臘字母表中的第一個字母——和“歐米伽”(Ω)——希臘字母表的第二十四個字母——對應中文原文裡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種處理方式相對大膽，但是在這裡還比較恰當。

原文：政府報告中文第21頁

決不能一邊高樓林立，一邊棚戶連片

譯文：政府報告法文第24頁

Il ne faut pas que les tours de verre

玻璃大廈（塔）

poussent au milieu des baraques!

生長 在……中間 木棚、破房子

最后一個例子裡，盡管譯文中沒有能夠保存原文的節奏感，但是高樓和棚戶的對比場面形象還是較好地體現了出來。

鑒於時間及篇幅所限，我們的舉例分析或許不夠充分，還有待補充。至於貝爾曼“變形傾向”理論中其它傾向，在這裡也無法一一展開。並且，有些“傾向”盡管在文學翻譯中非常普遍，甚至在國內備受推崇（比如“高貴化”，即譯文過分強調優美，文體風格有異於原文），但是在兩會報告的法文翻譯中尚不明顯，這也是由於文本特殊性所決定的。以上分析只是希望能提供一些翻譯評論的視角，供大家參考。

二、原文優先？還是讀者優先？

在面對上述討論的具體問題時，或許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想到：由於這項翻譯任務的特殊性，作為譯者的我們是否承擔了用目標語將原文解釋清楚、讓外國讀者更明白文章內容的任務？

其實，我們面對的也是這樣一個問題：翻譯，是要更多地考慮讀者，還是更要遵循原文？說得更直白些，這其實就是對原文本忠實與否的問題。

和中國翻譯家們糾結的“直譯”與“意譯”問題相似又略有不同，西方翻譯理論似乎更傾向於分成這樣兩個流派：第一種，原文被放在次要地位，也就是說，譯者更注重其譯文的接受程度，翻譯方式更多考慮讀者口味﹔第二種，譯者更多的是尊重原文和原作者。

在歐洲，第一種翻譯理念大約要追溯到西塞羅身上，我們簡單援引一下他的翻譯原則：

“我認為沒有必要逐字譯出﹔然而，至於所有詞語的特別之處以及它們的價值，我都將其保留……我認為，對於讀者來說，重要的不是給予他們同樣的數量，而是同樣的重量。”[vi]

西塞羅的思想在歐洲有著長遠而鮮明的影響。除此以外，促使譯者們優先考慮讀者的原因還與語言、文化、宗教、社會等等各種因素相關。翻譯不是一個孤立的活動，譯者們往往會受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譬如，中世紀后期大部分翻譯人員放棄了“逐字翻譯”的方式，轉而採取簡單清楚的譯法，究其原因，正是宗教傳播的需要。法國翻譯史上重要翻譯原則“清楚、優雅、通順”形成的原因之一是法語語言的發展：在法語成為法國官方用語初期，法語譯文是翻譯者們與源語言競爭的利器，目的是要確立和鞏固法語的地位。而到了十八世紀，促使“不忠的美人們”[vii]出場的不再是語言本身，而是當時社會的風尚和習慣，倫理及審美價值在翻譯活動中佔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而當代許多涉足翻譯的語言學家則認為，翻譯活動是一種交流方式，因此它應該將受眾放在首位考慮。

然而，也存在著另一種對待原文的態度。歐洲不少重要的翻譯家及翻譯理論家，如夏多布裡昂[viii]、亨利·梅肖尼克[ix]，還有安托瓦納·貝爾曼等都推崇“直譯”，即更傾向原文本的翻譯。其中，貝爾曼認為，翻譯實際上是一種與“異者”，也就是與“他人”的相較。正是由於原文的獨特性及相異性，我們才能夠相互比較、碰撞，然后找到我們自身在世上的立足之處。我們需要他人的存在來進行自我的構建。從這個層面的意義來說，我們不應該抹去原文，也不應該忽略“我們面對的是譯文”這一事實。在貝爾曼看來，這種對原作的尊重是譯者的道德。

此外，我們還必須提及德國翻譯家瓦爾特·本雅明和他的文章《譯者的任務》[x]。這篇為其翻譯的波德萊爾《巴黎畫像》德文版所作的譯者序，毫無爭議地成為了史上關於翻譯問題最為高深莫測的文章之一。這也是我們討論翻譯時不可繞開的思想理論。本雅明在面對“接受”問題時，態度更為明確，他在文章開篇就寫到：“在欣賞藝術作品或藝術形式的過程中，觀賞者的因素從未帶給人什麼收獲。”他認為，藝術作品不需要交流，翻譯也不需要，因此也沒有必要考慮接受群體。翻譯所承擔的角色是表達出語言之間最為內在的關系，因為，在他看來，語言之間的區別是在於表達的方式，而並非在於它們想要表達的內容：語言所指向的是相同的事物，並且在它們想要表述的意願中相互補充、相互妥協、最終達到和諧，因此具有特別的趨同性。而正是翻譯為不同語言提供了一處“和解”的場所。因此，翻譯就是去抓住“不可抓住”——也就是原作的精華——的那一瞬間，這種“不可抓住”同樣也是無可觸碰、無可轉移的。而正是在這種奇特和“不可譯”中，翻譯遇見了源語言的精髓。我們有時會聽到這樣的評價：“這部譯作讀起來就好像它本來就是用這個語言寫的一樣。”這真的是對翻譯最好的贊美麼？本雅明、貝爾曼以及“直譯派”翻譯家可能會給出否定的答案。對於他們來說，譯者的任務不是在於賦予譯文某種含義，而是通過透明的自身來保存原作。

回到兩會報告上來，我們當然不能完全將本雅明的思想套用到我們的工作中，畢竟官方文件本身與“藝術作品”大不相同。但是，無論是貝爾曼還是本雅明，抑或其他我們暫時沒有提到的“直譯派”翻譯家的理念，是否可以給我們的工作一些啟發呢？是否為我們審視自己的工作提供了新的視角呢？面對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詞匯或提法，我們是適當讓外語“中文化”一些以此來保留原文的特色，還是因為“外國人不這麼說”而抹去這種“怪異”最終獲得通順流暢的譯文呢？在原文和受眾二者中，我們更看重誰？這真的是個艱難的選擇。

我們可以說，關於譯者對原文忠實與否的爭論將會一直持續下去。翻譯問題一直有其特殊的復雜性，並且由於主流審美和評判觀念隨著時代而改變，這種復雜性變得更加令人感到棘手——別忘了，貝爾曼提出的某些“變形傾向”正是文藝復興時期法國翻譯家艾蒂安·多雷（Étienne Dolet）所推崇的准則呢！譯者和原文之間的關系或許會是一個永恆的問題。但是，不管怎麼樣，一部待譯的作品，包括兩會報告這樣的文章在內，都一直在等待著它的更好的譯者出現。就像瓦爾特·本雅明告訴我們的那樣，翻譯延續了原作的生命，同時也成為了它的遺跡。

參考文獻：

許均，袁筱一：《當代法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袁筱一：《從翻譯的時代到直譯的時代——基於貝爾曼視域之上的本雅明》，載《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1年第1期。

BENJAMIN Walter, «La tâche du traducteur» in Œuvres I, Folio Essais, Paris, Gallimard, 2000.

BERMAN Antoine,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Gallimard, coll. «Essai», 1984.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NRF, Gallimard, 1995.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Paris, Seuil, «L’ordre philosophique», 1999.

JAUSS Hans Robert, Pour une esthétique de la réception, Paris, Gallimard, «Tel», n°169, 2007.

MESCHONNIC Henri, Pour la poétique II, Paris, Gallimard, 1973.

–Poétique du traduire, Verdier, 1999.

–Éthique et politique du traduire, Verdier, 2007.

MOUNIN Georges, Les Belles infidèles, Paris, « Cahiers du Sud », 1955.

OSÉKI-DÉPRÉ Inês,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9.　

注釋：　

[i] 法國翻譯理論研究者歐思吉-德普雷(Inês Oséki-Dépré)認為，翻譯理論可歸為三種流派，分別是：指令派(théories prescriptives)、描述派(théories descriptives)和探索派(théories prospectives)。指令派也是古典理論的風格，旨在教導譯者如何翻譯﹔描述派是現代翻譯理論的風格，隻進行中性的描述，不過多評判對錯﹔探索派則更具藝術性。顯然，本文遵循的是現代翻譯理論，即描述派的立場。參見Inês OSEKI-DÉPRÉ,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9.

[ii] 安托瓦納•貝爾曼（Antoine∙Berman, 1942-1991），法國哲學家、翻譯家。“變形傾向”（tendances déformantes）： déformante由動詞déformer演變而來，有“曲解、歪曲”之意。為避免過於強烈的褒貶色彩，隻選取中性、基本的“變形”之意。本文中所有貝爾曼理論詞匯的中文都由我個人翻譯，不准確的地方，還請方家指正。

[iii] 外文原文引自Antoine Berman,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Paris, Seuil, 1999, p.49.

[iv] 貝爾曼認為這些“傾向”存在於所有翻譯中，無論涉及何種語言，不同的只是某些傾向會在特定的語言翻譯中更加明顯。參見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 p.53。

[v] 這十三個傾向的中文譯法均由我自己譯得，恐有理解誤差，也為了方便大家查詢，特將法文原文附在此處——la systématique bermanienne des treize tendances déformantes, à savoir la rationalisation, la clarification, l’allongement, l’ennoblissement et la vulgarisation, l’appauvrissement qualitatif, l’appauvrissement quantitatif, l’homogénéisation, la destruction des rythmes, la destruction des réseaux signifiants sous-jacents, la destruction des systématismes textuels, la destruction (ou l’exotisation) des réseaux langagiers vernaculaires, la destruction des locutions et idiotismes, et l’effacement des superpositions de langues.

[vi] 轉引自Inês Oséki-Dépré, Théori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9, p.19.

[vii] “不忠的美人們”(Les belles infidèles)，是指十七世紀時在法國出現的一類翻譯作品，其特點是，譯者立足於自身語言和判斷價值的優越感，為迎合和取悅當時的審美和禮儀，在翻譯時對原作進行有意識地修改和刪減。

[viii] 夏多布裡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國十八世紀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蘭西學院院士。

[ix] 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 1932-2009），法國翻譯家、語言學理論家、詩人。

[x] 瓦爾特•本雅明 （Walte Benjamin,1892-1940），德國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哲學家、翻譯家。參見Walter Benjamin, «La tâche du traducteur» in Œuvres I, Folio Essais, Paris, Gallimard, 2000, pp.244-262。中譯版參見張旭東：《譯者的任務》，出自《啟迪——本雅明文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3-76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法文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