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空間性越來越受到哲學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視，這與世紀初科學哲學家“把研究基盤建立在時間性秩序的概念之上，由此導出空間相位的性質”，[1]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米歇爾·福柯和亨利·列斐伏爾被看作前瞻性地指出20世紀人文社會科學正在發生由時間性向空間性轉向的思想家。早在1967年的一次講演中，福柯便指出：“19世紀最重要的著魔（obsession），一如我們所知，乃是歷史。……而當今的時代或許應是空間的紀元。我們身處共時性的時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處在一個並置的年代，這是遠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羅散布的年代。”[2]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1974年）一書中也預言：“實際上，我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所謂‘現代’社會中，空間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3]

空間性之所以受到重視，首先是由於社會實踐的改變，其次是理論本身的要求。20世紀無論在日常生活還是科學和藝術領域，人們都經歷了空間體驗的劇烈變化，因此不得不重新審視甚至改變傳統的空間觀念。而在社會歷史理論方面，近20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20世紀中期以來，哲學、政治學、地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出現的學科理論空間化的動向，是對過去長期偏重時間性而忽視空間性的一種反撥。后現代地理學家愛德華·W·蘇賈評論道：直到19世紀中期，批判社會理論對歷史性與空間性的關注和探討還是大致保持平衡的，但是隨著第二次、第三次現代化的發生，歷史決定論躍然升起而空間觀念相應湮沒。歷史理論“去空間化”的結果，使空間批判銷聲匿跡了將近一個世紀。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期，隨著第四次現代化的開始，這種持續已久的現代批判傳統開始發生嬗變，人們重新對思想和政治行為的空間性產生興趣。[4]

盡管近幾十年來空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特別是在關於現代性或后現代性的討論中，空間性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論題。但是我們也看到，當代社會空間批判理論還很不成熟，還有很多理論問題有待深入研究。當今社會空間批判理論中的四個主題：空間與時間、空間與場所、空間與超空間、空間與地理，大致代表了從空間的視角分別對時間還原論、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及全球化的理論回應，在20世紀不同時期曾先后成為探討的焦點。但是其中不少重要問題未及辨明，這些問題阻礙著當今空間批判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本文試圖通過對上述四個主題的辨析，指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錯誤，闡述現代空間的基本特征，探討后現代空間理論的批判性重構的可能性。

一、空間與時間：一種簡單化的二元對立模式

后現代文化批評家弗雷德裡克·杰姆遜主張：“后現代主義是關於空間的，現代主義是關於時間的”。[5]對於這種觀點，彼得·奧斯本評論道：“假定現代性與時間經驗的新形式有關，而‘后現代性’則標明空間的革命，這已是老生常談，而且也過於語焉不詳。”[6]奧斯本反駁說：時間和空間“這兩個維度是不可分割地系縛在一起的。空間經驗的變化總是涉及時間經驗的變化，反之亦然。”[7]不過依我看，奧斯本這個反論似乎並沒有擊中要害，因為后現代主義者一般來說並不否認空間經驗總是伴隨著時間經驗的。

我認為，“后現代主義是關於空間的，現代主義是關於時間的”這個命題的主要缺陷在於容易導致一種過於簡單化的歷史分期論，這種歷史分期論把20世紀頭幾十年看作時間性主宰的現代主義時期，把此后看作空間性主宰的后現代主義時期。這樣便會產生兩個錯誤：一是忽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豐富的社會空間思想，二是看不到20世紀中期的場所論與20世紀末的空間論之間的根本差異。

先談第一點。“現代主義是關於時間的”這個觀點不能正確解釋包括建筑在內的現代主義藝術的特征乃至現代主義概念本身。眾所周知，早在20世紀20年代，現代主義建筑大師勒·柯布西耶就熱情呼喚對舊都市進行“空間革命”，以創造健康、簡潔的新空間。20世紀40年代以后，經過吉迪翁和佩夫斯納等現代主義建筑史家的闡釋，空間已經成為現代建筑與都市理論的核心概念。[8]因此，如果追溯20世紀的空間思想史，應該說是建筑理論（其實在美學領域，繪畫藝術更早）首先重新發現了空間，空間概念並非在后現代主義出現以后才流行起來的。但是后現代論者普遍沒有對這一事實加以充分研究，更沒有作出恰當的解釋。杰姆遜在談到柯布西耶試圖對19世紀的病態都市進行一場“空間革命”的時候，僅把這種思想視為現代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卻沒有進一步去研究現代主義美學與空間范疇的密切關系。[9]戴維·哈維雖然注意到現代主義“美學理論深刻地關注著‘把時間空間化’的問題”，[10]但是，他卻只是感慨地評論道：這是“時間和空間概念在我們的知識傳統中較為使人吃驚的一種分裂的情形”。[11]

建筑美學中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現代主義與空間概念是同時誕生的。[12]建筑史上時間和時間性的認識並非始於現代主義，而是始於19世紀初甚至18世紀末，與當時哲學、文學、繪畫等領域的潮流同步，時間性的“風格”概念主導了建筑史的敘述。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在當時的反黑格爾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美學、行為主義心理學、生產活動的管理主義等思潮交織而成的復雜背景下，在建筑美學中，“空間”才取代“風格”成為歐美國家詮釋現代主義及前衛派建筑特征的唯一概念。[13]所以，從建筑學來看，現代主義恰恰是關於空間的，而不是關於時間的（盡管與此同時，優秀的建筑家也深受進步主義歷史觀的影響）。

再談第二點。持“后現代主義是關於空間的”這種觀點的人，常常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梅洛-龐蒂、海德格爾、福柯、列斐伏爾和杰姆遜、戴維·哈維等人一起放在后現代語境中來討論。他們沒有注意到：以梅洛-龐蒂和海德格爾的思想為其哲學基礎的戰后現象學場所論，與20世紀80-90年代杰姆遜、戴維·哈維等人的空間批判理論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不能籠統地都看作后現代性理論。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的場所論主要是針對工業化和都市化所造成的空間異化的反省和批判，它所關注的是日常生活的空間形式——都市。而20世紀80年代以后、特別是最近十年的空間討論則是在全球流動、交往以及網絡在廣度、強度、影響力等方面均空前加大的背景下展開的，它所面對的空間形式是全球化空間。如果對二者不加區別地統統視為后現代空間理論的話，其結果不僅會使“后現代空間”這一概念更加曖昧和更多歧義，而且還會掩蓋住“全球化空間”這個現實的課題。

拋開“后現代主義是關於空間的，現代主義是關於時間的”這種簡單化的理論界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整個20世紀其實都呈現出空間意識的復蘇，隻不過在不同領域復蘇的時間和強度有所不同，並且這一過程中交織著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兩大思潮的興衰。這一過程大致如下：20世紀初，在愛因斯坦、柏格森顛覆牛頓和笛卡爾的絕對空間-時間觀念的同時，以畢加索為代表的藝術家在繪畫作品中義無反顧地破壞透視法，攪亂畫面的空間感﹔而建筑師則懷著改造空間的巨大熱情投入到自己的建筑設計和都市規劃中﹔在哲學家當中，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在30年代開始關注實存的空間性﹔二戰后，關於實存的空間性理論以場所主義的形式支持了建筑和都市批判。此外，從20世紀初以來，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等雖非以空間性來建構其理論，但是一些研究注意到了人的活動和組織與地理、區域、以至空間秩序的關系，這方面的討論一直持續到六七十年代。70年代，福柯、列斐伏爾等人嘗試使批判社會理論空間化，把資本主義都市及其國家看作空間政治學的或政治經濟學的秩序化和利潤化過程。80年代前后出現后現代理論，它發起了對晚期資本主義空間的文化批評。但是很快后現代理論便被新起的全球化理論所沖淡或融合，如今，空間論的熱點轉向了重建全球化經濟、政治、文化、生態、族群的認知地圖。

由此可見，“后現代主義是關於空間的，現代主義是關於時間的”這種觀點抹煞了20世紀空間思想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這個圍繞時間-空間建構的后現代敘事更像是一個理論虛構。因此，考察20世紀空間史的時候，我們應該避免時間-空間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從空間問題在不同領域表現的差異性來看，我認為20世紀空間思想史經歷過三個時期，即：20世紀上半葉為第一時期，空間思想主要在建筑或藝術領域展開﹔此后至20世紀70年代為第二時期，空間思想主要針對都市化過程展開﹔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為第三時期，空間思想在全球化這個新的背景下展開。與此相應，20世紀依次出現了三種空間理論：建筑空間論、都市空間論和全球化空間論——雖然三者彼此有滲透，但不同時期的差異也是明顯的。

那麼，這個三階段的劃分法如何回應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兩分法呢？我認為，建筑空間論基本上是現代主義的，而在城市空間論階段批判理論發生了分化，一部分仍屬於現代空間批判的范疇，另一部分則屬於后現代空間論——這裡主要指的是鮑德裡亞、杰姆遜關於“超空間”的評論。戴維·哈維、蘇賈等人所代表的后現代地理學，實際上是在適當接受后現代主義關於當代空間的差異性、分裂、混亂等評論的基礎上，對舊有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批判理論作的新表述，所以它也是一種后現代空間論，而不是真正的全球化空間論。全球化空間論，是在日益深刻的全球化的背景下的空間理論建構的嘗試。它實際包含兩個理論成分：全球性和后現代性，這兩個成分在全球化空間論中是相互滲透、相輔相成的。所謂全球化空間論中的后現代性，不再單指發達國家社會空間的超現實性，而是強調全球性空間是場所（位置）、地域和全球這三種空間之間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異的滲透、扭結和排斥。所謂全球化空間論中的全球性，是指其有別於地理大發現、世界市場、大工業文明背景下的世界一體化，強調當今人類處在由信息化、網絡化、全球化造成的新的空間當中。當然，當今世界處在資本主義的市場、利益、權力和價值強勢支配的狀況下，我認為全球化空間論還必然具有鮮明的批判性。

二、空間與場所：關於現代主義空間的特征

當代空間批判理論是對當代空間實踐的理論反思，因此也就包含對傳統空間的批判。那麼，它所批判的傳統空間究竟是什麼呢？福柯有一段有名的話：“這是起始於伯格森還是更早時候？空間在以往被當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証的和靜止的東西。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辯証的。”[14]哈維也說：“重要的是要挑戰有關時間或空間的單一的、客觀的意義的觀念，反對我們可以測量人類的概念和感知的多樣性。”[15]這些言論表明，他們反對的是那種把空間看作空洞的、均質的“容器”的觀點。肖恩·霍默總結道：“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就這一中立的空間觀提出了挑戰，尤其是集中於空間和社會的關系，以及這一關系如何被概念化。”[16]那麼，當代空間思想家果真批判的是那種均質的、客觀的、中立的空間觀嗎？

奧古斯丁·貝爾克在評論美國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的代表作《空間與場所》的時候說：“在建筑和都市環境領域，1970年代是后現代主義取代現代主義的時期，用段義孚的問題意識講，就是反對‘空間(space)主義”提倡‘場所(place)主義’的轉型時期。”[17]貝爾克把后現代主義與場所主義相提並論雖是一種誤解，但是這裡使用的“場所主義”和“空間主義”這兩個概念卻很恰當。20世紀60-70年代關於存在空間的重要論著，例如法國哲學家巴舍拉的《空間的詩學》（1957年）、德國哲學家奧托·弗雷德裡希·鮑諾的《人與空間》（1963年）、挪威建筑理論家諾伯格-舒爾茲的《存在·空間·建筑》（1971年）、加拿大都市景觀理論家愛德華·瑞夫的《場所與無場所性》（1976年）等，都持場所主義的立場。場所主義主張空間是存在的，[18]也就是說空間是與人的存在直接關聯的世界，所以存在的空間主要是質的東西而不是量的東西，主要顯現為意義而不是功能。

那麼，遭到場所主義詬病的空間主義是什麼呢？在地理學當中，空間主義主要是指計量地理學所代表的地理學科學化的傾向，在那裡，空間的確主要被看作是客觀的、中立的。但是對於建筑和城市空間這種“人工環境”，空間主義就不那麼“中立”了，而是表現為充滿科學熱情地對空間秩序進行積極控制和干預。換言之，在建筑、城市規劃以及繪畫、電影等“表現空間”的領域，現代主義的空間主義表現為能動的、工具主義的空間觀，我們可稱之為“空間的泰勒主義”。安佐尼·魏德勒在其論文中就介紹了有關柯布西耶的思想與泰勒主義之間的關聯的研究，証明至20世紀30年代，柯布西耶的住宅和城市空間革命的思想是受到泰勒主義的深刻影響的。[19]柯布西耶認為現代工業生產的技術、方式和能力都已經大大地進步了，但是工人和技術勞動者卻仍然住在幾百年前那種狹小、骯臟、落后的住宅裡，這個矛盾是引起社會不安以至革命的原因。所以，他說：“社會平衡歸根結底是個造房子問題”。[20]他號召建筑師為普通而平常的人們大批量地建造普通而平常的住宅，以滿足普通人的實用和精神需要。他教導建筑師們：“如果我們從感情和思想中清除了關於住宅的固定觀念，如果我們批判地和客觀地看這個問題，我們就會認識到，住宅是工具。”[21]柯布西耶表達了現代主義的一個堅定信念：空間是實現社會改造的強有力的手段。

從最早對現代主義建筑思想提出責難的海德格爾的論述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海德格爾眼中，現代主義空間觀的錯誤恰恰在於把空間當作了工具和手段。海德格爾在1951年的一次著名演講雖然沒有明言是針對柯布西耶的，但是其言論表明了這種針對性。他說：“當然，在今天的住房困難條件下，佔用某個住宿地就已經令人心安和開心的了﹔住宅建筑可以為人們提供宿地，今天的居所甚至可以有良好的布局，便於管理，價格宜人，空氣清新，光照充足，但是：居所本身就能擔保一種棲居發生嗎？”海德格爾認為，把空間革命當作社會變革的手段，這是“通過目的-手段的模式把本質性的關聯偽裝起來了。”他說：“看起來，我們似乎隻有通過筑造才能獲得棲居。筑造以棲居為目標。”其實，“筑造不只是獲得棲居的手段和途徑，筑造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棲居” 。“我們棲居，並不是因為我們已經筑造了﹔相反，我們筑造並且已經筑造了，是因為我們棲居，也即作為棲居者而存在”。“筑造從不構成‘這個’空間。既不直接地構成，也不間接地構成。”

在前面，我們看到柯布西耶是把住宅看作工程師“建給”普通人棲居的空間。但是在海德格爾看來，人的棲居不能被給與，棲居來自存在本身的顯現。是棲居決定空間，而不是空間決定棲居。棲居凝聚天、地、神、人於一個位置，形成一個場所，“根據這個場所，一個空間由之而得以被設置起來的那些場地和道路得到了規定。”[22]海德格爾的評論，清楚地闡明了場所主義反對空間主義的理由：在現代主義對空間的干預中，人被當成了被動的“存在者”。在這裡，我們且不談海德格爾的這種存在主義觀點有何問題，顯而易見的是，海德格爾對現代主義空間思想的把握更為深刻。也就是說，現代主義的錯誤主要既不在於漠視空間，也不在於把空間看作刻板的、僵死的受動者，而在於它把空間當作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而加以操控。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海德格爾和哈維反對的不是同一種空間觀。前者所反對的是把空間看作可以對其中的物體或行為者施以影響或改變其性狀的一種媒介物，這是真正的“空間主義”﹔后者反對的是把空間看作容器、與其中的物體無關的“空盒子”，這其實是近代物理學的“絕對空間”。我把后一種空間稱為“形式的空間”，把前一種空間稱為“實質的空間”。所謂的“形式的空間”是指外在的、空洞的、先在的、與物質對象無關的那種空間，這是近代的空間觀，它存在於笛卡爾幾何學、牛頓力學、康德哲學當中。所謂的“實質的空間”，是指與物質和運動相關聯的、因此存在著質的差異（異質性）、可以通過對物質的干預實現空間操控的能動的空間。這是現代主義的空間觀，它存在於現代主義藝術與建筑、泰勒制和福特主義、非歐幾裡德幾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當中。[23]

愛因斯坦認為，自古希臘以來，空間概念所固有的兩義性一直困擾著哲學家。一方面，空間意指場所、位置這類具體的物質對象，在這種情況下它不能脫離特定的物質關系被把握。但是另一方面，空間又被理解為像盒子內部一樣的“虛空”，這意味著空間從特定物質關系中解放出來，甚至在邏輯上還必然先於物質而存在。[24]自牛頓經典力學創立之后，后一種空間概念，即凌駕於物質對象之上的“形式的空間”成為勝利者。建立在近代科學基礎上的這個“形式的空間”是思辨的，直觀的。之所以說它是思辨的，是因為“與任何外界事物無關，永遠保持不變而且不可移動”[25]的絕對空間，乃是理論本身的必要假定。之所以說它是直觀的，是因為它的對象是石頭、月球這些可以直觀的物體。這種直觀的物體具有不可入性，物體居於空間之中，而非空間居於物體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運動著的是物體，而不能設想空間發生改變。

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人們的空間意識發生了重大改變。立體主義繪畫通過有意地解構物體，顛覆透視法，消解了繪畫的空間深度。電影的發明使人們體驗到連續的運動被分解為非連續的靜止的圖像，又再現為連續的運動的變化。與此同時，泰勒創立了科學管理法，他對工人的勞動動作進行了詳細的分解研究，把時間和動作精密地納入勞動空間的組織過程當中。眾所周知的廣義相對論則証明了由於物質在空間中的幾何分布不同，因此現實的物質空間並非平直的歐幾裡德空間，而是彎曲的黎曼空間。眾多領域發生的這一系列變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復合的物質被分解了，物質內部的空間被打開了，空間成了“普遍存在”的和具有“質”的東西。

20世紀初空間表象同時在眾多領域發生的一系列異變，可解讀為人類精神的根底爆發了一場超級地震，這場超級地震就是現代主義運動，而“實質的空間”就是在此過程中形成的。這個現代主義的“實質的空間”不同於近代的“形式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物質不再是直觀的、復合的、不可入的物體，而是化為按照特定結構排列的、同質性的分子。在分子層面，物體變為可入性的。分子結構是可以人為地加以改變的，因此這個空間可以因為對物質結構施加干預而被改變。所以，“實質的空間”是可介入的、可干預並操控的、能動的空間。現代主義空間論把空間看作“實質的空間”，它信奉通過改造建筑布局、城市結構、人的活動方式等手段（也就是使空間合理化）便可以達到改造社會之目的。

20世紀上半期激蕩著這種空間主義的狂熱。不過也一直存在著來自相反方面的抗爭，其一是來自於傳統的自然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抵制，其二是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存在主義思潮的抵制，戰后以空間主義的挑戰者的姿態登場的場所主義大致由這兩種思想混合而成。因此，場所主義一方面有對傳統空間的懷舊情緒和回歸訴求，另一方面有對現代性的批判意識。從這點來看，場所主義顯然不屬於后現代主義，或許把它稱作“反現代主義”的空間思想更為恰當。

此外，對空間主義的抵制還來自第三股力量，就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后現代主義建筑理論。后現代主義建筑理論否定精英主義的空間革命，提倡現代建筑與傳統的關聯，與大眾的溝通和對商業的妥協﹔在風格上主張以文脈、隱喻和裝飾取代功能主義和理性主義。在后現代主義建筑主張當中，仍然保留著對場所性的要求，但是它既不是懷舊主義，也不是存在主義，在這裡，場所只是被當作指代傳統的符號與真實場所的仿制品而受到推崇。至此，當真實的場所化為一種“隱喻”，漸漸地，場所主義的訴求就被湮沒了。

三、空間與超空間：后現代空間論的困惑

20世紀70-80年代之際，場所主義明顯沉寂下去了，而后現代空間論迅速崛起。從那時起至今的30年間，后現代主義和全球化這兩股思潮深刻地影響著幾乎一切社會理論，關於空間性的討論逐漸集中於文化批判理論和地理學批判理論。

后現代空間論的起始點通常被追溯到福柯以及列斐伏爾對社會空間的批判性闡述。1957年巴舍拉發表了《空間的詩學》，反對科學實証主義的客體化空間，強調心靈主義的場所（家）體驗和想象。福柯推崇巴舍拉關於空間並非均質和空洞而是浸淫著品質的思想，但是他對空間的思考由巴舍拉關注的“內部空間”轉向了“外部空間”，[26]透過空間的視角來解讀近代歐洲城市史。福柯提出了一種空間權力的批判思想，他認為現代國家對個人的控制和管理借助了空間這個手段，通過規劃空間賦予空間一種強制性，達到控制個人的目的。他認為這種現象始於18世紀的都市規劃，街區和建筑的設計都用於實現對人的管理和監視。在福柯的解讀中，現代政治學就是空間統治術或空間權力學。

同一時期，此前已經發表了一系列都市研究著作的列斐伏爾最終把空間當作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的核心概念，指出新的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都市空間的生產。列斐伏爾也像場所論者一樣，揭露工業化以后空間被均質化和序列化，被刻意地分割和操控。他不僅把現代空間看作資本主義的產物，而且指出當代資本主義正是通過空間的生產和再生產得以維持下來。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不只是生產物質產品，更主要的是將空間變成了生產和再生產的對象，即擴展為空間的生產和再生產。統治者、技術專家和工人都被編入都市規劃、建造和居住過程。正是這個空間的資本生產過程消滅了場所，卻給資本集團帶來利潤，成就了官僚和技術專家的統治。在馬克思的學說中，空間基本上是支持物質生產的外部環境，一種“中立”的東西，換句話說，空間是自然界提供的消費品。但是，列斐伏爾看到，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空間進入了生產領域。因此，既然資本主義把空間由自然的消費品變成謀取剩余價值的生產對象，那麼在列斐伏爾看來，抵抗的途徑就在於克服空間生產，變生產和交換的空間為消費和使用的空間。

福柯和列斐伏爾對現代空間的批判不是立論於場所這個存在主義概念，而是直接從政治的或經濟的視角剖析資本主義空間。但是，這種批判路徑被后結構主義和關於消費文化的符號學批判而改變。

我們知道，索緒爾把符號的能指界定為聲音的心理印跡，而不是客觀的物質實在，這樣就在符號層面上取消了物質與精神的對立。當巴特運用符號學原理對大眾文化中的流行消費進行解碼時，便得出結論：“語詞所支配的不是什麼實在物的集合，而是那些已經建立起（至少是理想狀態下的）意指系統的服飾特征。”[27]這一結論的現實意義是不再將流行消費當作針對實物的行為，而當作符號書寫行為。這樣，作為實體的商品就不再重要，而商品的符號才具有真實的意義。也就是說，在消費文化當中，實物的價值被符號書寫構建的虛像所取代。

巴特以符號學解碼大眾文化的方法被鮑德裡亞繼承，后者從更宏大的視角闡發了虛像對真實的取代。他說：“從今以后，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完全真實的東西——政治的、社會的、歷史的以及經濟的——都將帶上超真實主義的類像特征。”[28]鮑德裡亞認為在后現代世界中，形象或類像與真實之間的界限已經內爆——各種界限消失，制造出“超現實”。“城市不再像19世紀那樣是政治—工業的場所，而是‘符號’、傳媒和‘符碼’的場所”，[29]模擬的環境變得比真實環境更加真實，變成了“超空間”。“在鮑德裡亞看來，迪斯尼樂園中的美國模型要比社會世界中的真實美國更為真實，就好像美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像迪斯尼樂園一樣”。[30]

另一方面，以電視為標志的電子視覺大眾傳媒的廣泛應用，成為超現實空間體驗的最直接的感性經驗的來源，同時也為符碼、仿真等觀念的傳播和普及提供了最通俗的實例。最早闡發電子媒介的革命性意義的麥克盧漢就指出，電子媒體延伸了人的身體，影響著人的心理，改變著人的時空概念，“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已不復存在”。[31]他還提出，電話、電視都是“冷媒介”，因為它們的清晰度低，提供的信息少得可憐，大量信息還得接受者自己去填充。[32]這個觀點與符號學關於能指並非與客觀實體相對應的思想異曲同工。從這個觀點出發，電視所傳達的圖像便可理解為類像，傳媒資訊與現實之間的區別已無意義。所以，大眾傳媒最直觀地制造出超現實空間。

杰姆遜的后現代空間性概念受到了鮑德裡亞以及麥克盧漢的影響。在杰姆遜那裡，“后現代空間是鮑德裡亞定義為‘超空間’的東西，一個充斥幻影和模擬的空間，一個純粹直接和表面的空間。超空間是空間的模擬，對它而言，不存在原始的空間﹔類似於與它相關的“超現實”，它是被再生和重復的空間。”[33]由於后現代超空間是空間的模擬，消除了真實空間（即被復制品）和復制品之間的界限，因此在杰姆遜看來，超空間的主要特征是引起人的迷向感。他說：后現代超空間“成功地超越了個人的能力，使人體未能在空間的布局中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們便無法以感官系統組織圍繞我們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過認知系統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總體設計中找到確定自己的位置方向。人的身體和他的周遭環境之間的驚人斷裂，可以視為一種比喻、一種象征，它意味著我們當前思維能力是無所作為的”。[34]空間迷失不僅發生在現代都市和公共建筑，“杰姆遜認為，這其實是一個更大更嚴重的問題的表征，它表明在新的非中心化的資本主義傳播網絡中，在它的‘局部的、國內的、跨國的階級實體’中，主體喪失了以個人或集體方式把握自身的能力”。[35]

杰姆遜關於后現代空間的方向迷失特征的理解，更多地受到了美國城市規劃理論家凱文·林奇在1960年發表的名著《城市意象》的影響。林奇曾用“超空間”一詞來描述現代都市的復雜空間，批評了現代城市由於缺乏可讀性，使主體難以清晰把握城市空間特征，發生空間迷失。杰姆遜把現代城市空間特有的這種由於缺少獨特意象而導致人的迷向感的現象，進一步看作后現代社會的一般性的空間表征。他也接受了林奇關於提高現代都市的可意象性——“即有形物體中蘊含的、對於任何觀察者都很有可能喚起強烈意象的特性”[36]——的建議，把重建日常生活的“認知繪圖”——即“個人主體能在特定的境況中掌握再現，在特定的境況中表達那外在的、廣大的、嚴格來說是無可呈現（無法表達）的都市結構組合的整體性”[37]——視為克服后現代空間迷失的途徑和政治使命，他說：“倘使我們真要解除這種對空間的混淆感，假如我們的確能發展一種具有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現代主義，我們必須合時地在社會和空間的層面發現及投射一種全球化的‘認知繪圖’，並以此為我們的文化政治使命。”[38]

但是，杰姆遜對於人們是否能夠找到全球認知測繪的新形式似乎並沒有信心。當杰姆遜置身於波拿文都拉飯店，他感到這裡的內外、前后、高低之間的空間一片混亂，根本無法辨認方向。接著，杰姆遜把建筑空間的這種體驗引申到社會空間，他說：“在當前的社會裡，龐大的跨國企業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過不設特定中心的傳通網絡而佔據全球﹔作為主體，我們既感到重重地被困於其中，也感到無奈、力有不逮，我們始終無法掌握諾大網絡的空間實體，未能於失卻中心的迷宮裡尋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點蛛絲馬跡。”[39]通過杰姆遜的這段話，我們可以看清楚后現代空間論者的困惑是怎樣發生的：第一，他們往往不自覺地想把新的空間體驗還原到舊的空間模式中去理解，當這樣做行不通時，便發生空間迷失。第二，如果我們當自己完全處在這個新空間之外，那麼我們就會感到對這個陌生的空間根本無法去把握它。

但是，事實上我們已經處在這個諾大網絡的空間當中，我們已經體驗了它，了解了它的規則，因它而改變的同時也改變著它。所以，並非我們的感官不能適應它，而只是在過去的某些理論中不能表象它而已。在我看來，在這裡發生的是兩種空間經驗的疊加和整合。我們既不能完全融入超空間的邏輯，也不能把超空間體驗還原成場所經驗去體認。從根本上來說，在新的空間范式面前，我們已經在直覺、統合著周圍環境，並形成新的空間觀念，而不需要什麼“與之相匹配的知覺或感覺器官”。這樣看來，杰姆遜提出的“我們必須合時地在社會和空間的層面發現及投射一種全球化的認知繪圖”的后現代空間策略，其實是多余的。

四、空間與地理：全球化空間與地理學空間

按照蘇賈的觀點，后現代地理學作為資本主義空間批判理論，其雛形可以追溯到歐內斯特·曼德爾關於不平衡的發展與勞資關系兩者之間的闡釋性對應的主張。早在20世紀60年代曼德爾就注意到：在資本的國際化進程中，地理上的不平衡發展是一種被忽視的潛在推動力。在《晚期資本主義》（1975年）一書裡，曼德爾指出：盡管正常的資本主義競爭在部門之間和區域中的利潤率方面往往傾向於一種平均化，但擴大再生產必須以抽取高於平均比率的超利潤為其生存手段，而這又反過來需要部門之間或區域之間的差別。因此，資本主義的生存及其富有特色的空間性的生產，仰仗於將佔有的空間區分為過分發展的區域與欠發展的區域。[40]在這裡，我想借用運動力學的“勢能”概念，把地理不平衡發展推動資本運動的理論稱為“勢能理論”。

蘇賈的地理學批判基本上延續了曼德爾的思路。他認為，馬克思雖然在論述資本原始積累和城鎮與鄉村之間的對立時蘊含了地理（或部門）不平衡發展的思想，[41]但是，因為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變革是由一套內部矛盾決定的，所以其抽象的闡述必然地把地理上的不平衡發展排斥在外了。[42]蘇賈認為，資本主義“內在地建基於區域的或空間的各種不平等，這是資本主義繼續生存的一個必要手段。資本主義存在本身就是以地理上的不平等發展的支撐性存在和極其重要的工具性為先決條件的。”[43]差異化與均等化之間辯証的緊張關系，是地理不平衡發展的潛在動力。它使得資本國際化及國際勞動分工，即資本主義全球性空間化的獨特形式，成為充滿了差異與均等化、分裂與維持、零碎與連貫的混合體。

與上述“勢能理論”不同，戴維·哈維的資本主義空間批判可稱為“動能理論”。哈維提出“時空壓縮”概念來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的空間特征及其存續的動力。“時空壓縮”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各種障礙，以至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 [44]哈維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空間仍然如馬克思曾經指出的那樣，空間上的各種障礙被不斷克服，普遍性加強了，征服和控制空間越來越廣，同時短暫性和易變性為資本家帶來了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時空壓縮”還意味著一種后現代的空間辯証法：“空間障礙越不重要，資本對空間內部場所的多樣性就越敏感，……結果造成了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資本流動的空間經濟內部的分裂、不穩定、短暫而不平衡的發展。”[45]

可以看出“時空壓縮”的觀點與馬克思的“資本力求用時間消滅空間”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過程的時候，強調流通是在空間和時間中進行的。流通過程所需時間的減少就意味著佔有空間的擴大，意味著利潤的增加。因此，資本發展的邏輯是不斷地加速生產，力求用時間征服空間。馬克思說：“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 [46]

表面上看，上述兩種觀點之間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分歧——“勢能理論”更強調地理不平衡發展的勢差（即空間量）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決條件，而“動能理論”則力圖把生活的加速（即時間量）解釋為引起全球性同質化與差異化雙重沖動的根本原因。但是，這兩種觀點在深層上是一致的，因為它們都是基於時間和空間統一於運動的觀點來解釋全球化空間現象。同時，它們所謂的空間均是指地理空間。

近代以后地理空間的基本特征是地球的概念，這是一個客觀化的、全封閉的、面積確定的球體，這一點成為人類一切可能的實踐活動的前提條件。過去帝國靠擴張領土來使自己強大，但是現在看到了人類擴張的極限，因此不再是量的擴張，而是質的提高（即提高運動效率）變成競爭的手段。洛克在其《政府論》當中就已經看清楚這一點，因此提出了勞動創造價值，認為價值主要來自於農業技術改良，而不是土地本身。[47]哈維的“時空壓縮”同樣是提高運動效率的思想，隻不過不是通過改良生產技術，而是提高流通的效率，他說：“空間上的各種障礙隻有通過創造特殊的空間（鐵路、公路、機場、遠程運輸等）才能減少。”[48]因為哈維像過去多數思想家一樣認為地理空間是確定不變的，推動資本主義社會加速發展運動的原因是效率的提高，所以在他看來當代資本主義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我們只是“在始終存在於資本主義動力之核心的通過時間消滅空間的過程中，經歷了又一個猛烈的回合。”[49]同樣也是由於把空間單單看作地理空間，哈維便認為全球化當然是始於地理大發現。[50]

但是，我們知道，空間並不僅僅意味著地理空間。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由於電視、遠程通訊和國際互聯網的廣泛應用，開辟出一個超地理的全球性的技術空間。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共時性，自如的跨空間性（任意地穿梭於感覺空間、地域空間、私人空間、身份空間、經濟空間、交往空間等各種各樣的空間形式之間）﹔強大的連通、整合諸空間的能力。國家以及全球范圍內的政治、軍事、金融、貿易、信息咨詢、藝術、交往、娛樂活動等等都被這個空間重新整合。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全球化，已經不再是以地理空間的實踐為主，而是呈現出多種空間混合、交互作用的局面。對於這樣的全球化的空間，僅僅用時間-空間-運動的觀點是無力解釋的。

曼威·柯司特在1996-1998年發表了《信息時代三部曲：經濟、社會與文化》三卷本，他把全球化中的社會形態定義為“網絡社會”。網絡社會產生了新的空間邏輯，柯司特將這個新空間稱作“流動空間”。他認為，網絡社會是環繞著各種流動——例如資本流動、信息流動、技術流動、組織性互動的流動、影像、聲音和象征的流動——而構建起來的。作為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持的空間是支撐這種流動的，因此是“流動的空間”。具有完整界定的社會、文化、實質環境和功能特征的實質性的地方，成為流動空間裡的節點和中樞。[51]從柯司特對網絡的描述——網絡隨著節點的變動，以及節點之間的流動的強度和頻率變化而自動變化——來看，可以認為這種流動空間沒有明晰的構造，沒有明確的中心與邊緣之分，而是節點和邊際隨時變化著的、半透明的拓扑空間。顯然，這種對全球化空間的理解與哈維有很大不同。哈維把空間變化的原因解釋為歷史步伐的加速，由此引起的“時空壓縮”使空間在向內收縮、崩潰的同時產生向外的張力，導致空間分裂、擴散。可見哈維提出的是一種透明的空間力學理論。

當今世界產生了新的空間邏輯。一方面，它不同於歐幾裡德幾何的剛性空間以及黎曼的彎曲空間，它是剛性率等於零、可以任意折疊的“扭曲空間”，是流動的空間、自動的空間、可能性的空間、即生即滅的空間。另一方面，它又內在地保留著傳統的空間。在傳統的空間邏輯下組織起來的民族、國家、地域性社會、集團等並不會被全球化空間所消除，它們會在不斷的摩擦過程中改變自身的形態。歸根結底，這是一種后現代性全球化空間。

五、結語

任何時代的理論和思想的背后都隱藏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時空體驗。與物質及其運動毫不相干的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對於17-18世紀的人來說是易於理解的。但是從黑格爾到愛因斯坦這段時期，脫離運動的時間和空間就不能被接受了。如此一來，人們發現不僅物質是可以改變的，空間也是可以改變的。但是現代主義改造空間的激進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受到兩類不同的場所主義的抵制，一類來自思鄉懷舊的自然主義或浪漫主義，一類來自陷於人的存在焦慮的存在主義。列斐伏爾主張通過克服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重建場所性﹔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種“仿冒”場所的主張，這就是帶有妥協性格的后現代主義建筑美學。

后現代主義接受場所可以復制的觀點，是因為它認為人已經被從與真實場所的關系中抽離出來了，所以仿冒場所並不比重建場所來得更虛假。但是失去真實場所引起的迷向感和不安，還是讓杰姆遜發出了重建當今世界的“認知繪圖”的呼吁。后現代地理學把全球化主要看作地理學事件，因此長久困惑於全球性與地方性交錯擴張的亂相。無論關注點偏重場所還是全球化，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都不自覺地把當代空間經驗還原為地理空間經驗。

當代時空經驗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心理經驗或地理經驗。這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信息化社會，影響著我們每天生活的信息大多並沒有地理鄰近性。我們生活在網絡社會，通過網絡來處理事物與地理鄰近性無關。今天的經濟政治事情、交往行為、認知活動已經深深地依賴於一個由全球計算機網絡、全球通訊網絡、全球流通網絡組成的新空間。我們隻有認清當代空間是由地理空間、表象空間、賽博空間、社會空間等多重空間交錯疊加在一起的真實的后現代性全球化空間，才能超越后現代空間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