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傳統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集權與專制，無論是沙皇時代還是7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因此從人民來說，對權威主義的接受程度要大大高於西方國家，甚至骨子裡就含有對國家的依賴和對最高統治者的尊崇。從2000年接掌克裡姆林宮大權的普京在其執政的6年多時間內對俄羅斯的政治進行了綜合的治理，徹底改變了葉利欽時代混亂的政治局面。政治治理的成功成為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前提，普京也因而贏得了俄羅斯人民廣泛的支持。

一、普京的政治治理

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政治失控是造成其經濟改革難以取得成效、社會動蕩不安的重要原因。普京上台以后的首要任務就是對政治進行整肅。在2000年的總統競選中，普京向俄羅斯百姓承諾，要“在法律專政”下建立“強大的國家”。普京強調，實行“法律專政”不是要扼殺民主，而只是要執行法律，讓這個曾經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劇變中失控並導致1998年危機的國家恢復秩序。

普京的政治治理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穩定政局，理順與國家杜馬的關系。

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政壇風雲激蕩，政府要員走馬燈一樣輪換，政治方面根本談不上什麼治理。普京上台，一方面注意保持政治的繼承性，避免出現政局和社會的動蕩，一方面以低調、平穩的方式逐步實現了政治高層的更迭。到2004年新一屆總統大選之前，葉利欽班底被徹底更換，以弗拉德科夫為總理的新政府班底是一個更聽命於總統的技術型執行內閣。在普京第一和第二個總統任內的高官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聖彼得堡幫和出身克格勃系統的人員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這些人在普京的政治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葉利欽時代，總統與杜馬的關系是激烈對抗的。在1995年底的議會選舉中，以俄共為首的左翼反對派政黨獲得勝利，在議會中佔據了絕大多數議席，事實上控制了議會，使葉利欽簽署的許多政令和法律議案無法通過，1998年葉利欽對基裡延科的總理提名兩次遭到國家杜馬否決，國家杜馬還屢次以彈劾總統相要挾。

普京執政前夕1999年末的議會選舉使形勢完全改觀，盡管俄共仍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佔據了按比例制方式225個議席中的67個議席，但是位居第二的堅決支持普京的“團結”聯盟緊隨其后，獲得64個議席，如果加上也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基裡延科和涅姆佐夫領導的右翼力量聯盟的支持，俄共左右議會局面的時代是再也不會出現了。一個突出的例子是，葉利欽用了七年時間都沒能使杜馬通過第二階段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而普京當選總統后隻用了幾天時間就順利解決，克裡姆林宮和議會之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合作關系。

2003年12月7日，俄羅斯新一屆議會選舉，共有23個政黨及競選團體的候選人參加角逐，從“團結”聯盟發展成“團結黨”並與“祖國”和“全俄羅斯”合並而成的統一俄羅斯黨取得了蘇聯解體后政權黨有史以來最大的勝利，以37.1%的選票遙遙領先，穩坐杜馬第一大黨的席位，俄共僅獲得了12.7%的選票，統一俄羅斯黨與其他忠實於總統和政府的力量獲得了超過2/3的議席。俄羅斯《消息報》為此刊登一篇評論，題為《杜馬的控股權掌握在總統手中》，認為今后的杜馬將成為一個更加容易控制的“生產法律的工具”。總統和議會之間新型關系的形成使克裡姆林宮推行的任何方針政策都能順利獲得通過。

第二，整治聯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構建垂直國家權力體系

在1999年歲末《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普京就講過，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是俄羅斯的傳統，它是秩序的源頭和保障，是任何改革的主要倡導者和主要推動力。在過去的十年裡，正是由於國家政權機關和管理機關的軟弱無力，使即便是最正確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在貫徹實施過程中也會出現亂了步調的現象。普京指出，目前俄羅斯復興和蓬勃發展的關鍵就在於國家政治領域。這些思想是普京從蘇聯和俄羅斯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發展中得出的結論。

蘇聯解體過程中，葉利欽為反對蘇聯中央政權，曾經許諾地方領導人“能拿走多少主權就拿走多少。”加之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政局動蕩，權力斗爭激烈，地方勢力成了總統、議會及其他政治力量爭奪中的籌碼，更加鼓勵了地方勢力的膨脹。地方分離主義運動猖獗，各聯邦主體領導人控制著地方稅收、決策、媒體和自然資源，他們不服從中央管理，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甚至無視俄聯邦憲法，擅自通過與憲法相違背的地方法律規章。

2000年5月12日，普京簽發總統令，決定俄羅斯將按地域原則建立由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組成的7個聯邦區，原89個聯邦主體分別劃歸這7個聯邦區。每個聯邦區任命一位總統全權代表。5月17日，普京通過電視講話宣布開始對俄羅斯國家權力機關進行改革，並將幾個改變國家管理制度的法律草案提交國家杜馬審議。這些法律草案的實質可以歸結為三個基本部分。第一，改變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的組成原則。目前聯邦委員會代表由各地區的行政長官和地區議會領導人自動擔任，但憲法並沒有做這樣的規定。普京認為，各地區首腦應當集中精力解決本地區的具體問題，應該由他們的代表來擔任經常性的和專職上院議員。地區行政長官事實上被剝奪了進入聯邦委員會的權利。第二，聯邦中央有權解除違反憲法的地區行政長官的職務和解散不遵守聯邦法律的地區立法會議。第三，地區領導人也應當享有解除其下屬權力機關領導人職務的權力。

普京的政權體系改革無疑觸動了地方長官們的切身利益，因而遭到強烈的反對，但是這些提案在經過了多個回合的較量之后還是被通過了，盡管普京也作了一些細小的讓步，地方長官們為自己爭取回了一些權利，至少派駐上院的執行權力機關代表可由自己自主任命和召回，而不是像普京最初提議的經選舉產生。但克裡姆林宮也有更進一步的成績，那就是總統有權罷免選舉產生的州長，地方長官們則失去了早先提案中賦予他們的解除聯邦主體自治機關領導人的職務及解散地方自治機關的權力。這樣一來，總統真正實現了垂直管理。與取得的成就比起來，讓步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普京第二任期，鑒於別斯蘭人質事件之后國家面臨的嚴峻的反恐形勢，普京提出要確保國家政權的一體性，中央與地方必須聯合參與地方政府的組閣。為此進一步改變了聯邦主體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由當地民眾直選改為由總統提名並經地方立法會議投票認可，然后再經總統任命。這樣，地方政府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如同聯邦政府總理的產生方式，總統在地方機構組建中具有了決定作用。盡管地方議會仍將就總統的提名進行投票，但這種投票的實際意義有限，因為無論如何，地方議員都隻能選舉由總統提名的候選人。駐7大聯邦區的總統全權代表擁有向總統提供全國地方主要官員任命名單的權力，從而進一步加強了總統制下的垂直控制體系。

2005-2007年是俄地方長官換屆的高峰期，到目前為止，已經有絕大部分聯邦主體的長官得到了總統的重新任命而得以留任，隻有個別地方長官是總統新提出的人選。但是無論如何，總統對地方長官的人選和地方權力機構的形成擁有了絕對支配權，葉利欽時代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地方長官各行其是的局面得以徹底改觀。

在整頓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方面，普京還在合並聯邦區、恢復強力部門和政黨體系在地方的權威、劃分聯邦預算和稅收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利於加強聯邦權力的重大政策調整。

第三，懲治寡頭，控制媒體。

在俄羅斯社會轉型過程中，伴隨著休克療法特別是私有化的推進，從前蘇聯權勢集團蛻化出來的一批精英階層迅速實現了對國家財富的合法佔有甚至是掠奪，形成一個龐大的寡頭集團，並日益滲透到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傳媒等廣泛的社會領域。寡頭們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積極地涉足國家政治並干預國家領導人的變更和重大決策的產生，對中央權威產生了嚴重的威脅和挑戰。普京上台后明確表示要改變俄羅斯寡頭干政的狀況，要求寡頭“平等地遠離政治”，宣稱，“我們將同這種寡頭做無情的斗爭”[1]

但是普京打擊寡頭有一個明確的政治規則，那就是專門針對那些敢於干涉政治的膽大妄為者。俄最大的傳媒帝國的領頭羊古辛斯基最終遠避以色列。古辛斯基賴以批評政府的主要陣地——獨立電視台也被政府收購。葉利欽時代最能呼風喚雨的寡頭別列佐夫斯基逃往倫敦申請政治避難，而且在克裡姆林宮的壓力下被迫賣掉了他控制的最有影響力的公共電視台。這樣，俄羅斯最具政治影響力的三家電視台——俄羅斯電視台（本來就是百分之百國有）、俄羅斯公共電視台和獨立電視台都受到了國家的掌控。曾貴為俄羅斯首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年輕的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也因為經濟犯罪（當然不只是經濟犯罪）而要在西伯利亞的監獄中度過他漫漫的9年刑期。對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打擊還加強了國家對戰略資源的控制。

正像流亡在外的別列佐夫斯基所坦言的：“無論是1996年那樣的寡頭政治，即克裡姆林宮在幾個大的商業集團的利益之間搞平衡，還是1999年那樣的寡頭政治，即克裡姆林宮與相處友好的寡頭們一起聯手反對那些不友好的寡頭們，都不再存在。總之，通常概念意義上的寡頭政治無論如何不會再有了。從寡頭手中把國家搶回來所用的時間要比寡頭們為把國家搞到手所用的時間少得多。現在大資本家已經不再是通過總統來管理國家，而只是羞答答地建議總統領導他們這些資本家。”[2]普京在他的兩個任期裡使俄羅斯徹底擺脫了寡頭干政的局面，也通過對這幾位俄羅斯最著名的寡頭的懲治將俄羅斯的主要媒體控制在國家手中。可見，在財富與權力的較量中，終歸權力才是強者。

第四，堅決打擊恐怖主義。

車臣戰爭曾經是普京總統聲名鵲起、鑄造輝煌的契機，然而車臣的問題並沒有或者說從來沒有徹底解決。普京就任總統以后，車臣非法武裝以每年數百起的速度頻繁制造恐怖事件，包括震驚世界的莫斯科軸承廠文化宮劇院人質事件、別斯蘭學校人質事件等。對此普京的態度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普京打擊車臣恐怖主義的政策和行動有幾個特點：（一）對待恐怖分子堅決打擊、決不妥協。普京總統的一句名言是：“我們要徹底消滅恐怖分子。即使他們藏在馬桶裡，我們也會將他們沖掉。”（二）加強軍事清剿的同時謀求政治解決的途徑。2003年10月5日，車臣共和國進行了總統選舉，在聯邦政府的強大支持下，車臣共和國行政長官卡德羅夫以80.84%的高票當選車臣總統。盡管卡德羅夫后來被恐怖分子炸死，但普京總統“以車制車”戰略仍在繼續。（三）對內強化反恐措施，包括出台《反恐怖法》、延長恐怖分子刑期、加強內務機關改革等。（四）拒絕西方的指責，謀求反恐國際合作。9·11事件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逐漸淡化了對俄羅斯車臣問題的指責，這為俄羅斯對車臣叛軍的打擊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在普京執政的這幾年中，車臣非法武裝的幾大匪首（哈塔卜、馬斯哈多夫、巴薩耶夫）相繼被剿滅，特別2006年7月巴薩耶夫的被炸死被認為是車臣戰爭的轉折點，車臣現任總統阿爾哈諾夫更稱是為俄軍反恐行動畫上了句號。當然，三大匪首被消滅，車臣反政府武裝又推出新的領導人烏馬羅夫，但是其威望和整合不同派別武裝的能力受到質疑。

第五，整合各派政治力量，構建成熟的政黨體制。

蘇聯解體以后，盡管憲法確立了俄羅斯多黨制原則，但是沒有一個專門規范政黨行動的政黨法。按照1995年頒布的《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的規定，根據年滿18歲的3個俄聯邦公民的倡議就可以成立包括政黨在內的社會聯合組織。因此轉軌之初以至於整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政黨林立，政黨活動非常活躍，黨際斗爭也非常激烈，但是國家還沒有形成一個能夠發揮作用的政黨體系。正因為如此，普京上台以后逐漸對俄羅斯的政黨制度進行了改造，提出要在俄羅斯實行有兩三個和四個政黨參加的多黨制，把政黨活動納入法制軌道，在議會中形成支持政府的穩定多數派。

2001年7月經過多年討論反復修改的《俄聯邦政黨法》正式頒布。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是規定成立全國性政黨的主要條件是人數必須在1萬人以上，在半數以上聯邦主體設有分支機構，且每個分支機構的人數不得少100人。隻有符合這些要求的政黨才能注冊並推舉自己的候選人參加議會選舉。2004年《政黨法》修訂時再將這些指標提高到黨員總數不少於5萬人，半數以上聯邦主體設分支機構且每一分支機構人數不少於500人。2005年4月出台的新的《選舉法》還將進入國家杜馬的門檻從5%提高到7%。上述這些措施使得社會上各種政治力量不得不進行重新整合，為培育全國性的大黨創造條件。盡管今天的俄羅斯政黨還不能像西方的政黨那樣發揮系統的作用，因為俄羅斯實行的是總統集權制，但可以想見，2007年的議會選舉，能夠突破7%大關進入議會的政黨將進一步減少（2003年隻有4個政黨進入議會），俄羅斯向兩黨制或三黨制發展的趨勢更趨明顯。而普京對政黨制度所進行的改革及其對政權黨的支持，已經使議會形成了支持總統和政府的穩定多數。

普京走上俄國政治舞台之后的一個半任期內，通過對俄羅斯政治的全面整肅，有效地化解了府院之爭、削弱了地方勢力、打擊了干政的寡頭，將俄羅斯政壇上的各大主體——政府、議會、各聯邦主體、各主要政黨和媒體悉數控制在手中，在憲政體制的格局內一種中央集權的垂直的國家政權體系得以確立，一種權威主義的治國模式——“可控民主”制度基本形成。

“可控民主”作為轉軌之初特定的國內國際環境下為有效地促進經濟發展、保持政治穩定和打擊恐怖主義而採取的過渡形式，作為俄羅斯強國路途中的一個步驟，應該說是基於俄羅斯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狀況的一種合適的選擇。2005年春天俄羅斯官方更把這種“可控民主”演繹成“主權民主”。“主權民主”依然是“可控民主”，但卻是普京對國家控制的進一步強化和延伸，可控不只是控制國內的政治秩序，還不允許西方的染指，同時，也是對國內意欲倚仗西方勢力伺機而動的反對派提出警告，進一步壓縮反對派的活動空間。從葉利欽時期的“自由民主”到普京時代的“可控民主”再到“主權民主”，反映了俄羅斯在民主制度發展過程中正在做適合本國國情、追求國家利益的逐步調整。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伴隨著總統和聯盟中央權力的集中和加強。總統的絕對控制力量保証了各種政令、法案的通過暢行無阻，克裡姆林宮各項改革政策能夠順利推行，但總統的權力超越了一切社會政治力量之上，國家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也就失去了有效的制衡，在國家統一和可控的目標下潛藏著一種危機，那就是俄羅斯的命運過於維系於普京。隨著普京第二任期過半，俄羅斯各界開始對2008年國家何去何從感到擔憂。

二、俄羅斯未來政治走勢分析

俄羅斯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列瓦達分析中心最近兩年內以“是否希望通過修改憲法使普京總統連任”為主題作了多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越到普京任期臨近結束，俄羅斯人越顯示出“不願意讓普京離開”的情緒。2006年6月公布的一次調查結果，有59%的被調查者希望通過修改憲法使普京總統連任。[3]有人指這樣的民意調查也許有克裡姆林宮操縱的痕跡或者導向，但是普京在任總統的這些年裡帶領俄羅斯走出經濟困境實現快速增長、擺脫社會動蕩、實現政治穩定、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和俄羅斯國家地位所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在任期內的社會支持率居高不下，老百姓舍不得失去這樣的總統也是顯而易見的。

對俄羅斯來說，普京的去留問題已經不只是一個人政治權力的延續問題，它關系到俄羅斯國家政權和制度的繼承性，關系到國家的發展。

從普京本人來說，從開始其第二個總統任期以來，已經在不同的場合多次重申他將會維護憲法的尊嚴，不會尋求第三個總統任期。但是不謀求連續第三個總統任期，不表示普京要退出俄國政壇，在不久前與百姓進行直播連線時普京曾表示，將繼續對國家形勢保持影響。在2005年4月訪德時普京自己還說過：“憲法並不禁止非連續性地第三次參選”。

事實上，俄政權高層和親普京勢力一直在謀劃現政權的連續問題，比如說就修改憲法賦予總統第三任期的權力舉行全民公決﹔比如說通過組建俄白聯盟國家使普京出任聯盟國家總統，在不修改憲法的情況下繼續其第三任期﹔比如說選出一個普京信任的人擔任總統，而普京先作為“統一俄羅斯黨”領袖組閣成為握有實權的總理，也有提法是普京先在聯邦委員會主席或者國家杜馬主席位置上過渡4年，最近還傳出一個說法，說克裡姆林宮正考慮創建一個新職位——總統國家安全顧問，2008年將由退休的普京接任，總之是讓普京2012年再重返總統寶座。有關2008年普京何去何從的爭論從沒停止過。

我們就可能的幾種情況分別進行分析。

首先，修改憲法就普京連任進行全民公決。這樣的聲音一直存在，2006年7月俄羅斯56個聯邦主體對這一倡議表示支持 。但是，這一方案基本上不可行。一方面普京總統堅決反對，對憲法的尊重從未動搖，另一方面俄議會兩院國家杜馬主席格雷茲洛夫和聯邦委員會主席米羅諾夫以及俄中央選舉委員會鑒於總統的態度逐漸與總統保持了一致，對公決的提議分別明確表示了拒絕。

第二，組建俄白聯盟使普京出任聯盟國家總統。2006年9月21日，俄白聯盟國務秘書博羅金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宣布當年12月將就組建俄白聯盟國家未來前景問題舉行全民公決。俄白聯盟國家進程的突然提速又給人以普京將可能繼續執掌俄羅斯的第三個總統任期的希望。但是，俄白聯盟國家的組建在過去的一些年裡磕磕絆絆，俄政權高層的願望未必就能付諸實施。而且，俄聯邦憲法規定，全民公決不能在俄聯邦總統、國家杜馬任期的最后一年以及在選舉活動期間舉行。國家杜馬的換屆選舉將在2007年12月2日舉行，因此在2006年12月2日之后，法律將不允許進行任何全民公決。從今天看，第一種倡議和第二個願望事實上已經破產。

第三，尋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讓普京在政府或議會的位子上過渡4年。前面的兩種可能基本上被否定了，尋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看來是唯一現實的選擇。2005年11月普京增設第一副總理職位，任命原任總統辦公廳主任德米特裡·梅德韋杰夫擔任，總統辦公廳主任一職由西伯利亞地區秋明州州長謝爾蓋·索比亞寧接任，同時增設1個副總理職位——任命俄國防部長謝爾蓋·伊萬諾夫擔任並兼國防部長，此外還更換了俄總統在地方上的兩名全權代表。這是繼2004年初總統大選之前的那次政府改組之后規模最大的一次政府人事變更，且也是在普京總統第二任期將半社會各界紛紛猜測接班人選的時候，因而普京的這次行動在俄羅斯各界引起強烈反響，紛紛將此舉與2008年的大選聯系起來。人們普遍認為，普京此次所作的政府人事變動拉開了接班人競爭大幕。有人看好梅德韋杰夫，有人認為伊萬諾夫潛力更大，還有人認為新任總統辦公廳主任索比亞寧機會也不小。身兼議長、議會黨團主席、“統一俄羅斯”黨主席三大要職的格雷茲洛夫和聯邦會議上院主席米羅諾夫也被推到前台。

作為政權黨的“統一俄羅斯黨”在這幾年裡蓬勃發展起來。從最初的“團結”聯盟，到“團結黨”，然后與“祖國”和“全俄羅斯”合並成為“統一俄羅斯黨”，今天已經在國家杜馬450名議員中有370名議員、89個聯邦主體中55名行政長官，匯集了國家杜馬主席格雷茲洛夫、政府副總理茹科夫、緊急情況部部長紹伊古、莫斯科市市長盧日科夫等一批國家政要。該黨成員在2003年議會選舉前夕有60萬，2004年6月增加到80萬，到2006年4月，已超過100萬，超過其他各派政黨的總和。[4]普京在2005年《國情咨文》中提出，今后在地方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的政黨，將有權提名聯邦主體的領導人，最后由總統批准。“統一俄羅斯”黨在當年進行的20個地區的議會選舉中，在18個地區位居第一，在其余2個地區名列第二。統一俄羅斯黨成為名符其實的政權黨 ，其他政黨無與爭鋒。

統一俄羅斯黨的發展歷史是俄羅斯政壇的一個特殊現象，就像普京之迅速崛起和超高支持率是俄羅斯現代政治生活的神話，而這二者無疑是密切相關的。隨著黨派斗爭已經不再成為統一俄羅斯黨所要關注的重點，該黨開始謀求新的政治理想——發揮執政黨的作用。2005年11月26日該黨六大把其工作重心轉向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2006年12月該黨七大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國家未來十年的發展戰略問題。

從前段政府人員的變動及俄政權黨的發展情況看，尋找合適的接班人，普京作某種意義上的過渡還是存在可能的，盡管普京目前還不是統一俄羅斯黨的成員。不過也僅僅是存在可能而已，因為俄羅斯是總統集權制國家，新任總統即便沒有普京那樣大的魅力和威信，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並不缺少什麼。新總統上任后能否讓普京像預期的那樣順利過渡，並在2012年重返總統寶座顯然還存在太多的或然因素。況且屆時普京本人的意願如何也是個未知數。俄羅斯政壇出人意料的人事變動和政局變化已經成為現代俄羅斯政治史上的一大景觀和傳統。

在最近幾年俄羅斯各種分析調查中心所作的民意調查中，普京被認為是“最聰明、最誠實的俄羅斯政治家”、是1917年以來“最成功、最優秀的國家領導人”。列瓦達分析中心2006年10月份的調查顯示，在把普京總統列入調查名單時，最有可能成為接班人的梅德韋杰夫與伊萬諾夫的支持率分別隻有2%和1%[5]。可見，普京的離去不可避免地會成為俄羅斯人的傷痛，這也許是民主制度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不管怎樣，無論2008年后的普京何去何從，應該說葉利欽時代開創、普京時代調整和鞏固的俄羅斯民主政治格局不會改變，俄羅斯國家向著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邁進的步伐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