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瑞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時間考
1933年瑞金“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時間考
王進
1933年秋天，共產國際派到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瑞金。幾天后，中央就在李德住處召開軍事會議，即“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革命軍事委員會”，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從此時起，李德實際上正式開始“掌握了紅軍行動的決定權”，“在客觀上篡奪了紅軍在一年期間的指揮權”。【《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頁。】然而，李德到達蘇區的具體時間以及這一會議的召開時間，卻存在不同說法。筆者試根據相關文獻資料以及檔案材料對這兩個時間進行考証，以求教於學界同仁。
一、關於李德到達瑞金的時間
李德回憶：“1933年秋，我來到中央蘇區。”【《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第344頁。】關於他到達瑞金的確切時間，有多種說法。
有說是1933年9月。《毛澤東年譜》的記載是，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一百萬軍隊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於二十八日佔領黎川。此時，共產國際東方部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李德，已從上海到達瑞金。”【《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博古傳》稱：1933年9月李德到達瑞金，受到博古等黨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幾天后，在李德的住處召開了軍事委員會會議，博古在會上向大家作了介紹，從此李德直接參加中革軍委的工作。【參見李志英：《博古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頁。】《劉伯承傳》說，1933年9月，李德進入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已經開始。【參見《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頁。】《項英傳》的記述則是，1933年9月25日后，共產國際所派軍事顧問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從這時起，實際上控制了中革軍委的領導權與指揮權。【參見王輔一：《項英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頁。】
有說是1933年10月。《張聞天年譜》稱：1933年10月上旬，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到達瑞金，博古、張聞天同去會見並向他介紹蘇區情況。【參見《張聞天年譜(1900—1976)》，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頁。】曾經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1933年初，臨時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李德也在同年十月，被秘密護送到中央蘇區。李德一到蘇區，就趕上第五次反‘圍剿’。”【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105頁。】而同樣也曾擔任李德翻譯的王智濤則回憶，李德是1933年10月2日到達瑞金的。【《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02頁。】
李德到底是何時到達瑞金的？他本人回憶“我們到了紅色首都瑞金，那時瑞金幾乎已經被國民黨飛機全炸毀了。當天晚上，博古和洛甫來看我，博古和洛甫向我簡略地介紹了中央蘇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形勢，幾乎就在我到達的同一天，傳來了黎川失守的惡訊。”【〔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李逵六等譯，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43—45頁。奧托·布勞恩，即李德。】而黎川失守發生於1933年9月28日，因此，李德到達中央蘇區瑞金的時間應該是1933年9月28日左右。《毛澤東年譜》記載的時間是比較接近的。
查已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相關檔案文獻，《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0月1日於上海)提到：“瓦格納到達【瓦格納，即李德。瓦格納到達，是指他到達中央蘇區。】后，我們想往四川派個人去。”【《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頁。】這表明李德在1933年10月1日前已經到達中央蘇區。而《施特恩關於中國紅軍在1933年8、9月間的軍事行動進程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3年10月1日於上海)的《附言》說：“在局勢快發生變化之時，瓦格納於9月26日到達了首府【指中央蘇區首府瑞金。】。”【《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第541頁。】在該文件中，李德到達瑞金的時間十分確定，為9月26日。
又據李德回憶：“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蘇區的准備工作一切就緒。在與共產國際代表團全體成員最后一次見面時，我們又一次討論了形勢。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弗雷德給我的指示和建議最多。他要我負責在中央蘇區嚴格執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據是，他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軍事代表。為了保証在危急情況下能夠直接聯系，他同我商定了一個密碼，這個密碼隻有我們兩人知道。”【《中國紀事(1932—1939)》，第40—41頁。】這裡的弗雷德，就是上文中向共產國際報告李德達到瑞金的施特恩。
以上史料表明，李德把自己到達中央蘇區的時間匯報給了自己的上司施特恩。由此，前文《附言》內容提到的李德到達瑞金的時間即1933年9月26日，應該是准確的。再結合“幾乎就在我到達的同一天，傳來了黎川失守的惡訊”，綜合分析可以確定，李德到達中央蘇區瑞金的准確時間，就是1933年9月26日。
二、關於1933年10月2日發出的軍事命令《東方軍應消滅硝石等地敵人》《對東方軍中央軍作戰行動的指示》
據李德回憶，到達瑞金幾天后，就在他的住處“召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劉伯承傳》也記述，10月初，在李德的住處“獨立房子”，召開了有黨和中革軍委的主要負責人出席的軍事會議。【參見《劉伯承傳》，第60頁。】王智濤回憶，1933年10月8日，博古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向領導人介紹李德。【《從共產國際歸來的軍事教官——王智濤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02頁。】這些記述，指的應當是同一次會議，在此會上，李德同中共中央領導人正式會面並討論軍事問題。但開會的時間究竟是何時，卻需要仔細考証。
李德回憶，到達中央蘇區的當天晚上，“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后勤的組織等問題。我們還完全一致地明確規定，我對政治領導不進行任何干涉。因此，我在以后的時期內隻參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討論軍事問題的會議，當然這樣的會議也是相當多的。”【《中國紀事（1932—1939）》，第46頁。】而就在“這次談話后過了幾天，在我住處召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國紀事(1932—1939)》，第47頁。】
李德還回憶了該會的詳細內容：“討論了群眾動員和供應問題。接著項英作了一個關於前線形勢的報告，報告說，整個中央紅軍已出發開往北線。有人問我，對以后的兵力部署如何設想。我想到弗雷德的指示，就建議，通過地方武裝，以陣地戰把敵人牽制在北部贛江和盱江之間，並且如一年前所計劃的那樣，把五軍團（一個師）放在黎川以南進行防御，命一、三軍團（五個師）繼續向東北方向挺進。這個建議被採納了，並且作出了相應的決議。我之所以如此詳盡地敘述這一次討論的過程，因為以后對形勢的判斷和作出的決議似乎都是按照這個模式的。”【《中國紀事(1932—1939)》，第47頁。】
既然在此會上李德有所建議，而會議討論后還按照此建議作出了“相應的決議”，那麼考察一下這些決議，應對考証會議時間有所幫助。
據《周恩來年譜》，“1933年10月2日，博古、李德為急於收復黎川，由李德制定了硝石、資溪橋作戰計劃，以中革軍委名義致電朱德、周恩來，命令東方軍兼程北上，消滅硝石、資溪橋以及黎川附近之敵﹔命令中央軍由永豐、樂安地區東移，攻擊、牽制駐守南城、南豐的國民黨軍。”【《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頁。】查這兩個命令，就是1933年10月2日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出的《東方軍應消滅硝石等地敵人》和《對東方軍中央軍作戰行動的指示》。
其中，前一份命令提出：“東方軍要消滅硝石、資溪橋以及黎川附近之敵，才能貫徹這次戰役之目的。開展戰局，要在戰術上作連貫的步驟，特別注意加速行動的時間，攻佔黎川僅數日當不能造成強固的堡壘。張宗遜到永樂要帶獨一團及其電台去。”【《項英軍事文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頁。】后一份命令提出：“（一）東方軍的左縱隊是以箝制黎川敵人，萬不可再從其左縱隊派十三師從黎川東南去打敵人，減少決戰兵力，特別是薛岳判斷我出其左側背。該師取道須隱蔽，最好在杉嶺山脈中間，不可突然出熊村，而右側敵運動。（二）中央軍主要在宜、南間北出，抓住撫河以西的敵軍，便於我撫河以東的決戰。（三）彭、滕又要圍攻邵武，忽視上級命令或將延誤軍機。戰機緊迫，對於命令執行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請注意。”【《項英軍事文選》，第197頁。】
這兩份命令體現了李德作為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具體建議與實際指導，開始負責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那麼，它們是否就是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根據李德的建議作出的“決議”呢？
三、這兩份軍事命令是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制定的
1933年9月25日，國民黨北路軍三個師突然對中共閩贛省委、閩贛軍區駐地黎川縣城發起進攻，揭開了國民黨5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的序幕。共產國際遠東局和軍事總顧問施特恩等籌劃已久的“分離作戰”第三階段行動計劃已無法實施。9月26日，博古、項英等決定結束東方戰線的作戰。東方軍遂向泰寧集中，准備返回江西作戰。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不得不於1933年9月29日從上海致電中央蘇區，指出：“軍事委員會採取的措施完全符合業已出現的危急形勢。其他的建議和批評現在看來都不合時宜。因此作為我們的意見和建議的出發點，我們考慮的是10月2日之前可能出現的形勢，這與我們部隊完成軍事委員會命令的情況和敵人的行動有關系，是可以預見到的。”“我們應該明確承認的第一點是，我們不得不在這個時候放棄最初擬訂的長遠計劃，以消除因蔣介石採取的第一步行動而出現的直接危險。”
此電報還指出：“軍事委員會命令中規定的新措施，應該在最短時間內在黎川以北地區帶來決定性的勝利。……在這裡，我們主要是指即將在黎川周圍進行的戰斗。如果我們能在很短時間內使黎川戰斗變成很大勝利，那麼蔣介石以后的行動就會更加謹慎。這之后我們可以採取機動靈活的戰術，推遲和避免戰爭，以贏得時間進行持久防御。”“東方軍在迅速完成力量集中之后，為了作戰應該沿著福建省邊界向黎川以北推進。如果能夠按時進入資溪地區，再從這個地區轉向西和西北，那就會對作戰更加有利。”“鑒於爭奪黎川的戰斗不能推遲，新命令中對中央軍團的作戰部署是正確的。不然，當敵人從樂安、宜黃地區開始向前推進時，它的位置可能很容易受到打擊。在黎川受到的威脅未解除之前，中央軍團應該堅決掩護南城以南和南豐以北的撫河扇形地區。”【《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第512、513、514頁。】
這個電報的記載，與李德回憶，即“我想到弗雷德的指示，就建議，通過地方武裝，以陣地戰把敵人牽制在北部贛江和盱江之間，並且如一年前所計劃的那樣，把五軍團（一個師）放在黎川以南進行防御，命一、三軍團（五個師）繼續向東北方向挺進”【《中國紀事(1932—1939)》，第47頁。】，是基本吻合的。再參閱《東方軍應消滅硝石等地敵人》和《對東方軍中央軍作戰行動的指示》的具體內容，也符合李德關於“這個建議被採納了，並且作出了相應的決議”【《中國紀事(1932—1939)》，第47頁。】的說法。同時，也印証了《周恩來年譜》“1933年10月2日，博古、李德為急於收復黎川，由李德制定了硝石、資溪橋作戰計劃”【《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53頁。】的記載。
四、這兩份軍事命令是李德在會議上對“以后的兵力部署如何設想”的具體回應
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和劉伯承根據前四次反“圍剿”經驗提出，仍以游擊戰、運動戰為作戰指導思想。然而，李德提出：我們不要被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要敢於和敵人打陣地戰，把敵人消滅在陣地前。【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第343—352頁。】這一頗具煽動性的講話著實打動了一些人。接著，李德按照總軍事顧問弗雷德的指示提出對策。於是，毛澤東、劉伯承的意見被否決，李德的意見與臨時中央的領導人不謀而合，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計劃就按照李德的“新原則”展開了。
那麼再來看《東方軍應消滅硝石等地敵人》和《對東方軍中央軍作戰行動的指示》這兩份命令，是否就是李德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對“項英作了一個關於前線形勢的報告，報告說，整個中央紅軍已出發開往北線。有人問我，對以后的兵力部署如何設想”的具體回應呢？
據參加了該會議的劉伯承回憶，在會上，由代理軍委主席項英作了關於前線形勢的報告。李德在會上提出了建議，成為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的戰略方針。根據李德的意見，10月中旬，中革軍委令第三軍團貿然進攻黎川以北敵人的鞏固陣地硝石，未獲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軍團第十三師去打黎川東北敵人的鞏固陣地資溪橋，又遭到挫折。【《劉伯承傳》，第60頁。】
又據當時具體指揮作戰的聶榮臻回憶：“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入中央根據地。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博古、洛甫等同志先后到達瑞金。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也於1933年9月到達瑞金。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博古、李德等實行的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方針。這個方針是這麼來的：9月28日，敵人佔領黎川。‘左’傾冒險主義者不採取過去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方針，卻命令紅軍北上就敵，企圖恢復黎川，保住‘國門’。這時，我們的三軍團在黎川東北的洵口，與敵人吳奇偉的第六師十八旅三個團打了一個遭遇戰。仗是打的不錯的。可是，‘左’傾冒險主義者卻不這樣看，硬是夸大它有普遍意義，並引以為據，主張普遍陳兵根據地邊緣，實行‘御敵於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到了十月上旬至十一月中旬，‘左’傾冒險主義者甚至命令紅軍主力，進攻白區有敵人重兵扼守的硝石、資溪橋、滸灣等據點，結果，都遭到了失敗。”【《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189頁。】
另據《聶榮臻年譜》記載，1933年10月4日，中革軍委指示：為配合東方軍消滅硝石、資溪橋、黎川地域之敵，“中央軍應即以小部進攻南城附近之敵，以主力出新豐、裡塔地帶，力求消滅敵人實力，來吸引敵軍”。【《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頁。】
由此可知，正是在這個“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德作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與地位得到中央蘇區領導人的正式確認。李德親自制定的硝石、資溪橋作戰計劃，以中革軍委名義致電朱德、周恩來的《東方軍應消滅硝石等地敵人》和《對東方軍中央軍作戰行動的指示》，就是李德在這次會議上對“以后的兵力部署如何設想”的軍事建議。換句話說，《東方軍應消滅硝石等地敵人》和《對東方軍中央軍作戰行動的指示》即是李德所說，在“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這個建議被採納了，並且作出了相應的決議”。【《中國紀事（1932—1939）》，第47頁。】
根據以上考証，筆者認為：李德到達瑞金的時間，應是1933年9月26日﹔而“過了幾天之后”召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應是召開於1933年10月2日。
（作者王進，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上海200241）
（責任編輯：劉志輝）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