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話語體系中“同志”概念的歷史流變

中共話語體系中“同志”概念的歷史流變

馬明沖

[摘要]在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同志”一詞是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從概念史的角度來考察“同志”一詞，多為黨內稱謂，指向共同的政治追求和價值訴求。作為中國共產黨話語體系中極為重要的詞語，“同志”本身就彰顯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和意蘊。考察“同志”概念的歷史流變，對於明晰中國共產黨人尋求志同道合之士、厘清革命操守標准和凸顯黨內平等作風等有著啟示性意義。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基層黨組織整體功能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17YJC10059）

一、“同志”概念的引入

“同志”一詞，在中國古代話語裡也有使用，但多指志向相同、志趣相合。如《國語·晉語四》中有“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后漢書·劉陶傳》中有“所與交友，必也同志”，《晉書·王羲之傳》中有“嘗與同志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的論述。鮑照《代悲哉行》中“覽物懷同志，何如復乖別”，“同志”則是指代夫妻。

在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中，“同志”概念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19世紀70年代后，馬克思恩格斯開始大量使用“同志”一詞，並將其賦予鮮明的階級立場，即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工人階級且思想一致的無產階級政黨內之成員。列寧也將政治主張相同者，將廣大工人和普通勞動者稱呼為“同志”。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同志”稱謂指代具有共同革命情懷和政治色彩的黨內成員。翻閱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我們可以看到，“同志”是用以區分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重要語意表述，主要是在無產階級政黨成員之間使用的稱呼，多用來指代有共同的階級身份和共產主義理想追求的人。

我國近代以來使用的“同志”概念，與日本的話語影響有關。明治維新后，“同志”一詞在日本流行起來，一些以“同志”命名的社團、黨派、機構，如“同志會”“同志社”等，紛紛出現。黨派人士之間也經常用“同志”互指，其政治色彩愈來愈濃。隨著中國的一些志士仁人前往日本尋找救國真理，努力汲取各種新的科學知識，他們也逐漸接受並使用了“同志”的稱呼。1893年，梁啟超在《致王康年書》中就用“同志”來稱呼立志於維新變法的同伴：“啟超半年以來讀書山中，每與同志縱論事變，迻匆慮而熟思之。”【陳書良選編《梁啟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605頁。】1898年，他更是宣稱：“吾國人不能舍身救國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輩以此相約：非破家不能救國，非殺身不能成仁，同此義者皆為同志。”【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7頁。】這時，“同志”一詞已經具有了明確的革命含義。中國的資產階級政黨組織興起后，也借用了這一概念。中國同盟會將該詞引入組織內加以使用。后來，在中國國民黨內部成員間亦互稱“同志”，孫中山在臨終的政治囑托中就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王天獎、劉望玲：《辛亥革命史》（下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7頁。】的著名表述。

在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中，“同志”概念在不同時期的使用蘊含不同的意指。考察“同志”概念在中共話語體系中的歷史流變，對於明晰中國共產黨人尋求志同道合之士、厘清革命操守標准、凸顯黨內平等作風等有豐富啟示意義。

二、“對比”用——中共話語體系中“同志”概念之形成

“同志”成為中共話語體系中經常使用的稱謂，經歷了一個比對選擇的過程。與“同學”“同胞”相較，它內涵著朋友情誼基礎上的深入探尋、尋找志同道合者的意蘊﹔與“兄弟”“姊妹”相較，它內涵著兄弟姐妹情誼之上的情感升華意蘊﹔與“先生”相較，它內涵著尊稱基礎上的平等，內涵著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中恰如其分稱謂的意蘊。

（一）“同志”與“同學”“同胞”之比較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共話語體系中“同志”是組織層面的代名詞，“同學”“同胞”是社會層面的代名詞。1922年，王盡美在京奉鐵路山海關工人俱樂部為支援開灤礦工痛告全國同胞書中稱：“全國各界同胞們”，“凡我全國工友們，父老兄弟姊妹們，大家還有良心嗎？請一致起來為我們慘死的苦同胞們報仇啊！”【《王盡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1頁。】1923年9月26日，向警予在《告絲廠勞苦女同胞》一文中，用“同胞”來指代社會女工。【《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頁。】1925年5月29日，她又在《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為日人慘殺同胞宣言》中稱：“同胞們！我們有一大部份被國家所棄的男女同胞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地獄裡生存呵！”【《向警予文集》，第245頁。】1926年3月13日，向警予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擴大會議上接受獻旗時的講話》中，用“同志們”代替“同胞們”“姊妹們”，並開始大量使用“同志”一詞。【《向警予文集》，第253頁。】這裡比較明顯地表明，在社會層面彼此稱呼用“同胞”，組織層面彼此稱呼用“同志”。李達指出：“勞動者若真有自謀解放的決心，就要急起直追來干勞動立法運動。機會不可失，全國勞動同胞團結起來！”【《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1917.11—1923.7）》（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頁。】在李達的文章中，同胞是與“外敵”“外侮”對比而經常使用的詞語。“從歷史上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經過說明出來，藉以喚起同胞反抗外侮的勇氣。”【《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1917.11—1923.7）》（上冊），第184頁。】1923年11月，王盡美在山東國民運動和勞動運動發展情況中稱黨內人士為“同志”，其中指出：“黨務：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時開第二次地方全體大會，同志十三人，又新介紹同志三人，共十六人。”【《王盡美文集》，第68頁。】1925年8月，王盡美在遺囑中寫道：“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斗到底！”【《王盡美文集》，第88頁。】“同志”一詞的意蘊更為豐富。

在革命年代，革故鼎新是社會發展之基本要求，也是革命之必然要求。從組織層面來看，這就要廣泛爭取和聯合一切進步力量，在同胞中不斷地尋找同志。1920年11月7日，鄧中夏高呼：“我最親愛的勞動同胞呀”，“我們更希望國內的勞動同胞與我們攜手”。他希望勞動同胞能夠信任“熱心社會改革的人”，並能夠將自己工作、生活和感想等情況隨時告知他們，“以去求解決的方法”。【參見《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頁。】1921年9月1日，彭湃在《告同胞》一文中，希冀在“同胞”中尋找“同志”。“諸君！有志者事竟成！我們既承認現社會之種種罪惡，種種缺陷，有不得不實行社會革命之決心，我們就應當趕快覺悟”，同胞們覺悟后“互相研究！互相團結！互相聯絡！互相扶助而為之”【《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即可發展為“同志”。這種朴實的話語表述和實實在在的行動，充分地體現了“同胞”與“同志”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同志”與“兄弟”“姊妹”之比較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黨的早期領導人曾用“兄弟”代指具有志同道合的革命情懷的朋友和學會會員。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兄弟”“姊妹”是非組織事宜的溝通稱呼，而“同志”是組織內嚴肅的稱謂，突出了“同志”一詞在黨內使用時具有的嚴肅性特點。

1917年12月22日，周恩來在寫給陳頌言的信中說：“弟現預備日文，無大困難。”【《周恩來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305頁。】1918年，他在日記中記述：“下午送冠賢【冠賢即童冠賢，時為新中學會干事長，為周恩來加入該會的介紹人。】至站。晚與山【山即王朴山，1913年至1917年與周恩來同在南開中學讀書。】兄食於中國飯店源順號。”【王永祥、〔日〕高橋強：《留學日本時期的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頁。】1920年8月，在蔡和森寫給毛澤東的信中，以及同年12月毛澤東的回信中，都以“兄弟”之稱代指為中國革命而奮斗的同盟者。毛澤東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信中，稱“和森兄子昇兄”【《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信中，稱“和森兄”“弟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5、16頁。】。1921年1月28日，致彭璜信中，稱“蔭柏兄”“弟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7、19頁。】。1923年11月12日，鄧恩銘在關於青島擬設書社事致劉仁靜信中，稱呼“仁靜兄”【《鄧恩銘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頁。】。向警予曾多次用“姊妹們”這一稱呼指代女權運動的社會基礎。1924年4月9日，向警予撰寫文章談直隸第二女師學潮。她用姊妹來指稱具有反抗精神、正義主張的革新女子。“姊妹們！我們底先鋒已在前線進攻了！我們還是冷眼旁觀呢？還是桴鼓助戰呢？”【《向警予文集》，第188頁。】12月27日，她再次提到“姊妹們，女界先覺的姊妹們！寒假到了，我們趕快到婦女群眾中去努力宣傳”【《向警予文集》，第201頁。】。1925年4月13日，在論及應力爭婦女團體參加國民會議時，向警予進一步指出：“姊妹們！國民會議條例第十四條的修正是不成問題的，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力爭婦女團體代表參加國民會議！姊妹們，不要忘記了，婦女團體參加國民會議是我們最初的主張，我們要堅持到底！”【《向警予文集》，第225頁。】

1923年9月24日，鄧恩銘在關於青島事致仲澥（鄧中夏）信中，稱呼“仲澥兄”，信的結尾又以同志相稱，“祝你和諸位同志努力和健康”【《鄧恩銘文集》，第29頁。】。1923年，鄧恩銘在關於青島團支部成立情況及增寄刊物事致仁靜信中，由之前的“仁靜兄”改稱“仁靜同志”。同年11月21日，在關於青島將於近期成立地方團組織及工人團體組織等情況致劉仁靜信中，一直稱“仁靜同志”【《鄧恩銘文集》，第47、52頁。】。1924年4月1日，彭湃給劉仁靜信中將“同志”作為黨內稱謂來稱呼，“祝諸同志安好！”【《彭湃文集》，第62頁。】可見，若是嚴肅的問題稱“同志”，其他非組織事宜的溝通稱“兄弟”“姊妹”。

（三）“同志”與“先生”之比較

相互尊敬稱呼“先生”。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初，曾多用“先生”一詞互相稱謂。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在給陶毅（談女子發展計劃問題）的信中，用“先生”指代團體內部成員。“和森先生說陳啟民、何叔衡兩先生都可以從事鼓吹。蕭子昇先生所教的楚怡高小學生，是極有擔負極有訓練的，這次很可以同去發動中學男女共學的要求。”【《向警予文集》，第8—9頁。】1920年6月2日，向警予在給彭璜、毛澤東的信中，稱彭璜、澤東先生。“和森意欲澤東先生於湘事定后，頓湘兩年，注意小學教育、勞動教育，為積極的根本的徹底的文化運動，此意我極贊成，不知澤東先生以為何如？”【《向警予文集》，第23頁。】李達在《陳獨秀與新思想》中，曾四次稱“陳獨秀先生”【李達：《陳獨秀與新思想》，《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19年6月24日。】。1920年7月9日，毛澤東致胡適信中，稱胡適為“適之先生”【《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1917.11—1923.7）》（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87頁。】。1921年9月29日，毛澤東在致楊鐘健的信中，曾用“先生”指代革命的群體。【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頁。】1923年11月24日，瞿秋白在《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中用“先生”來稱呼丁文江和胡適等，“今年春夏間，《努力周報》丁文江、胡適之先生等與張君勱先生辯論科學與人生觀”【《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頁。】。在中國社會文化中，“先生”一詞有著深厚的歷史土壤，因其社會屬性而廣泛使用，用“先生”主要是表示尊敬。

志同道合稱呼“同志”。中國共產黨黨內廣泛使用“同志”一詞始於1923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革命者之間稱謂逐漸以“同志”取代了“先生”“同學”“兄弟”“姊妹”等詞。在對敵斗爭復雜艱難的條件下，一聲“同志”讓從未謀面的共產黨人迅速找到認同感。在國共合作推動革命進展的背景下，1925年1月19日，赴法勤工儉學的李富春在柏林給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的一封信中曾用“同志”一詞指代“革命黨人”。信中說：“我現時東歸，與諸同志暫別了。旅歐國民黨在王京岐同志的領導下，支持已有兩年。在這兩年的奮斗中，我亦竭盡綿薄之力，隨諸同志之后，擴大本黨組織，宣傳本黨主張，使駐法總支部能在法、比、德、意各國中佔一相當位置。”【《李富春選集》，中國計劃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通告第三十號——關於加強對國民黨的工作》中指稱黨內成員為“同志”：“中山逝世后，國民黨頗有發展的趨勢，我們的各地同志即應趁此趨勢活動起來……”【《張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頁。】。在這份行文簡潔的文件中，“同志”指稱明確，“各地同志”“我們的同志”合計使用了6次。同年，劉志丹在為陝西旅京學生進步社團共進社第二次代表大會的題詞中寫到：“共進！共進！同志引著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進攻！”【《劉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頁。】蔡和森大量使用“同志”一詞，是在1926年。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蔡和森，應莫斯科中山大學旅俄支部邀請作《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其使命》的報告，在報告中他51次提到“同志”一詞。【參見《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5頁。】筆者認為，以蔡和森為代表的中共早期領導人此時已經初步形成了區別指稱“同志”的思想，即站在革命戰線尤其是黨內共同信仰和政治追求的人之間互稱同志。同年，王若飛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政治報告發言中，也大量使用“同志”一詞，僅發言記錄稿第三問題A部分的節選就使用了13次。【參見《王若飛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1頁。】

團結合作稱呼“同志”。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亦曾以“同志”稱呼國民黨黨員。趙世炎在《國民黨過去的經驗與今后的使命》中呼吁：“國民黨的同志，現在應該十分明了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國民黨的同志現在應該排斥一切軍閥之老政客與新聞記者妄用革命的名詞……身為國民黨員而是真實的中國民族革命分子，請你們在此千鈞一發的時候，認清方向努力起來！”【《趙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169頁。】他在《中山北來與帝國主義之壓迫》一文中，更是多次用“同志”指稱願意團結合作革命的人，“國內革命的民眾、社會各團體的分子，國民黨的同志，乃至一切表同情於中山先生的人”，“此時更要覺悟”，“絕不當畏縮不前對於帝國主義之壓迫軟化”，“絕不要躲避對於帝國主義者之戰斗”。【《趙世炎文集》，第174、176、177頁。】

分道揚鑣后統戰聯合對象稱呼“先生”。1927年國共合作走向破裂，中國共產黨人對國民黨內同情革命、在統戰工作中需要聯合的人仍稱呼“同志”，對反革命者則不再以“同志”相稱。4月4日，在《我們目前的兩個大斗爭》中，董必武提出：“各位同志，目前革命形勢的發展，引起了國際間的重大變化，同時因國民黨內被封建勢力把持，引起了國民革命的危機。我們怎樣應付國際間的重大變化，我們怎樣排除封建勢力，這是我們每個同志應該注意的，而且是我們每個同志馬上就要來工作的。”【《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頁。】4月12日、7月15日，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在漢口舉行（八七會議），與國民黨劃清了界限，國共兩黨黨內互稱“同志”的稱謂至此告終。蔡和森明確指出：“星期評論社，此社為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所組織，他們以前都是我們的同志，但現在完全反對我們而成為國民黨右派的首領或反革命派了。”【《蔡和森文集》（下），第792頁。】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加劇，團結國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抵御外侮，成為時代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共對統戰工作中需要聯系的對象以“先生”相稱。毛澤東在與國民黨的要員進行通信時皆恢復為以“先生”【1936年5月25日，毛澤東致閻錫山信中，以百川先生稱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閻錫山﹔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在致宋哲元的信中，以明軒主席先生稱呼時任國民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詳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4、40頁。】之稱代。到1930年代，毛澤東致杜斌丞的信中，稱“斌丞先生”，將楊虎城稱之為“先生”，把我們黨內的成員張文彬稱之為“同志”【《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6、38頁。】，區別“同志”和“先生”使用的語境已然清晰。在《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式好不好？》中，陳雲提到，“農業工人工會有一個很努力工作的巡視員，他的工作優點是能夠深入到支部中去，這是一個很好的同志”【《陳雲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頁。】。這表明中國共產黨人使用“同志”“先生”等稱謂的甄別標准已日漸形成。

三、“主義”用——中共話語體系中“同志”使用的成熟

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斗爭中對“同志”稱謂的使用，多體現的是這一概念的政治屬性，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話語。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同志”一詞的使用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強烈的革命情懷和特定的“主義”追求。

（一）“革命的三民主義者”是“同志”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把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者統稱為“同志”。1925年2月10日的報告中，彭湃用“同志”稱呼革命之三民主義者。【參見《彭湃文集》，第83頁。】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毛澤東曾指出：“我們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應乎中國被外力、軍閥、買辦、地主階級重重壓迫的客觀環境，為我們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的偉大領袖雖死，革命的三民主義不死。怎樣使革命的三民主義在廣東實現，乃是廣東同志的唯一工作。”【《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趙世炎說：“中山先生逝世以后惟一可貴的存在就是孫中山主義。中國革命的民眾，特別是國民黨的同志，從今以后，應把孫中山主義當作行動的口號，民族革命信仰的中心，在他的旗幟之下奮斗，在他的標幟四圍，為民族革命而工作。”【《趙世炎文集》，第237頁。】同年12月，趙世炎亦將革命的三民主義者與其他人區別出來。“老實說：共產黨的真敵人，除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地主、軍閥、官僚及其使用人外，有些時候右派還不一定是敵人，何況實踐中山主義的同志呢！”【《趙世炎文集》，第343頁。】

1927年4月1日，蔡和森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歡迎會上的演講詞中，將信奉三民主義之革命思想的人稱之為“同志”，“此次回湘所見所聞，較三年以前之湖南不同，現在的湖南已注意到社會革命基礎，這是各位同志努力所致”，“要扶助農工，即須與共產黨合作。且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其結果即是共產主義。如須包括資本主義，應為四民主義。如謂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則須除去民生主義，應為二民主義。希望各同志擁護總理遺下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以糾正右派理論”。【蔡和森：《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歡迎會上的演講詞》，《湖南民報》1927年4月2日。】張太雷在《到底要不要國民黨？》中更直白地指出：“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的目的是要把國民黨變成一個全國革命分子的結合﹔黨要成為一個革命分子的結合方能成為真正能領導國民革命的黨”，因此，“革命同志”應該積極維護革命的“結合”，打破反動派的陰謀。【參見《張太雷文集》，第300頁。】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后，蔡和森強調，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兩黨信仰既不相同”。革命的思想是“同志”共同的目標追求，“黨的第五次全國大會的精神，即在指出目前的革命潮流，並非低落，全國工人農民須在目前加緊爭斗為創造黨的前途而奮斗，希望大會的團員同志，一致向此目標奮斗”。【《蔡和森文集》（下），第813、867頁。】1930年，蔡和森更是嚴厲指出，要從“同志”中剔除兩面派和小團體主義者，“應當堅決的和兩面派的手段斗爭呵！這是我們的敵人呵！”【《蔡和森文集》（下），第1006頁。】。

（二）“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是“同志”

中國共產黨的真正的“同志”要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具有政治的堅定性和革命的斗爭性。蔡和森指出，我們的“同志”要警惕無政府主義，“在上海仲甫同志發起組織黨時，連沈仲九（沈玄廬、李漢俊等的朋友，與五四運動頗有關系）也拉進來，並且在當初有相當的作用和益處。馬克思主義者在上海仍佔多數﹔在北京開始組織黨部時有五個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如黃凌霜等五人，而我們的同志則有李守常、羅章龍、張國燾三人﹔在廣東的黨部又為無政府黨人佔多數，尤其是青年團大部分為無政府主義者”【《蔡和森文集》（下），第809頁。】。盡管如此，“主義”改變后也將有機會成為我們真正的“同志”。后來，“有無數個無政府主義者，成為我們的同志了，或者拋棄無政府主義了”【《蔡和森文集》（下），第810頁。】。

李達認為，“無政府黨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我們的同志”，“無政府黨要推倒資本主義，所以是我們的朋友。無政府黨雖然要想絕滅資本主義，可是沒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所以不是我們的同志”。【李達：《無政府主義之解剖》，《共產黨》第4號1921年5月7日。】而真正的“同志”，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要干這種革命事業，必定要具有一種能夠作戰的新勢力方能辦到的。說到這裡，我要推薦馬克思主義了”。【《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選編（1917.11—1923.7）》（上冊），第92頁。】聯合進步力量，廣泛地擴大“同志”組織的實力和基礎。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同志於組織工人組織學生組織中小商人許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這裡說的“同志”是指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斗。”【《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9、64頁。】黨內的同志，應該是有共同的“共產主義思想和行動”【《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70頁。】的。

四、“平等”用——中共黨內民主作風的規矩指向

黨內互稱同志是中共黨內民主生活的一貫要求和政治規矩。1921年7月，中共一大黨綱規定：“凡承認本黨綱領和政策，並願意成為忠實黨員的人，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黨內文件中仍以“同志”來稱呼。毛澤東曾明確指出：“毫無疑義，上下級的關系應當密切，應當是一種同志的關系。”【《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頁。】當“大家有意見，有氣，就應該打開窗戶，讓他們把氣出完，把意見都說出來。隻有這樣，才能團結同志，統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頁。】。為了確保形成平等的黨內同志關系，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專門就黨內稱呼問題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要求“今后對擔任黨內職務的所有人員，一律互稱同志”【《中共中央文獻選集（1949.1—1966.5）》第49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頁。】。

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明確指出：“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頁。】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明確規定：“所有的黨員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戰友，黨的領導干部要以平等的態度待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80頁。】。鄧小平說：“我們的組織原則中有一條，就是下級服從上級，說的是對於上級的決定、指示，下級必須執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黨內同志之間的平等關系。”【《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頁。】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重申，要“堅持黨內民主平等的同志關系，黨內一律稱同志”【《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頁。】。同時，我們要注意處理好黨內組織之間、同志之間關系，“黨內組織和組織、組織和個人、同志和同志、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等重要關系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來設定和處理，不能缺位錯位、本末倒置”【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頁。】。習近平指出：“對干部經常開展同志式的談心談話，既指出缺點不足，又給予鞭策鼓勵，這是個好傳統，要注意保持和發揚。”【《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頁。】

結語

特定歷史境遇和社會條件的變遷、發展是某一概念演變的重要驅動力。任何一個概念語義的流變，都有著特定的話語背景和價值指向。縱觀中共話語體系中“同志”概念的使用，我們可以發現，這一概念內涵的發展變動，彰顯了從傳統到現代、從階級意識的確立到革命斗爭的實踐再到話語體系構建的一個動態演變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同志”一詞的內涵和外延都超越了“同心”“同德”，超越了純粹語義上的“志同道合”，進而豐厚和深化了其語境意義。“同志”更加明確地指向了政黨政治概念，並最終成為了黨員之間彼此稱呼的正式用語。同時，“同志”一詞的表述和使用集中地體現了我們黨對黨內平等作風的倡導、對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尊崇以及對共產主義奮斗目標的永恆追求。總之，不論是烽火連天的革命年代，還是和平發展的建設歲月，“同志”概念都體現出了一種濃郁的政治色彩。

（本文作者：馬明沖，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山東濟南250100）

（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