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倡導“開短會”、“講短話”

孫業禮

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鄧小平說了這樣一段話：“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准備的會。會上講短話，話不離題。議這個問題，你就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贊成或反對，講理由，扼要一點﹔沒有話就把嘴巴一閉。不開空話連篇的會，不發離題萬裡的議論。即使開短會、集體辦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議過去議過來，那也不得了。總之，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這段寓意深刻的話，在當時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改革開放之初，百業待興，但“文革”遺留下來的開長會，講空話、套話、長話風氣卻嚴重影響工作效率，引起人們的反感。陳雲曾經氣憤地說“開會不要開死人”。1980年1月，胡喬木也給鄧小平寫信，希望他能在中央全會上就集體辦公和改變冗長會議問題講一講。

鄧小平的這段話是針對當時的情況有感而發，也是他的一貫作風。早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說過：“如果每一件事情都開委員會討論，開書記處會議討論，這樣開會要開死人的呀。”鄧小平反對會多、會長，更反對講長話，講空話。他出席會議時盡量講短話，沒有話寧可不講。

1981年11月5日，中共全國政協機關黨組向鄧小平報送了《關於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會務工作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並請他致開幕詞。鄧小平批示：“不致開幕詞，因為沒有必要，無話可講，但我可主持會議。”1982年10月30日，中共全國政協機關黨組再次請鄧小平出席全國政協五屆五次會議並講話，鄧小平仍然這樣批示：“沒有新的話要講。閉幕時我出席，但不講話。”

鄧小平講話，一般不用事先准備稿子，隻有在一些重要場合，一些重大問題需要進行深入闡述時才由別人幫助起草稿子。即使這樣，他也總是要求起草人要從政治角度看問題，要能抓住要害，文字不能太多，而且都是自己先寫出簡明的提綱。比如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他自己寫的提綱隻有四頁紙，但要講的問題，要突出的觀點都有了。1979年3月27日，為了准備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他專門把胡喬木等同志請到家裡，談稿子的起草問題。看了已經起草的稿子，他說：現在文字太多，枝葉太多，比較平淡，吸引力不夠。現在要強調的只是幾個問題，語言太多，把要突出的問題沖淡了。這篇講話是政治性的講話，不需要講很多理論的話。鄧小平的這段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他對講話稿的要求。

鄧小平不僅自己率先垂范，對黨內的重要會議、匯報，重要領導人的講話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早在1956年，討論中共八大報告和發言稿的起草時，他就說過：“八大大會發言要精彩、生動、多樣性，還要短。”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國務院工作。8月26日，在與胡喬木等同志談中國科學院起草的匯報提綱時，他說：稿子太長了，中央的同志沒有可能看，要短一點。話要少說一些。1982年6月25日，黨的十二大報告框架出來以后送他審閱，他在同有關同志談報告修改時說：報告架子可以，但要寫得精彩些、短些。1983年12月，他在審閱有關同志起草的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的講話稿時，作出批示：“一個問題幾句話就夠了，不宜解釋太多。我看文字壓縮一半，更為恰當。”

總之，在如何開會講話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基本觀點是：“重復的話要講，但要精簡。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他還說：“毛主席不開長會，文章短而精，講話也很精練。周總理四屆人大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得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嗎？我建議抓一下這個問題。”

有什麼樣的話風，就有什麼樣的文風。鄧小平的文風也和他的話風一樣，言簡意賅。他曾經說過：“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對於自己已經講過的話，整理出版時，鄧小平要求盡量簡化。1987年10月5日，中央文獻研究室整理了他1950年《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准備作為《劉鄧大軍征戰記新聞編》的代序言。他看過后批示：“可以，就是羅嗦了些，最好刪節一半。”《鄧小平文選》三卷，內容豐富精深。全書共收錄文章119篇，最短的不足百字，最長的一篇即南方談話，7500字，是根據他在四個地區的講話綜合而成的。

鄧小平簡約、高效的話風值得我們認真體會、品味。前一時期，網上評出“最令人反感的十句話”，其中一些領導干部在會場上的開場白“下面我簡單講兩句”名列前茅。人們反感的不是真正的“簡單講兩句”，而是這一開場白之后的長篇大論。開長會，講長話，形式主義的話風已經成為人們痛恨的頑疾。因此，學習鄧小平，學會開短會、講短話，對領導干部十分重要。

講短話，有助於提高發言人的思維、表達能力，展現發言人的綜合素質。要“長話短說”，就必須對所談話題有所研究，胸有成竹，如此才能刪繁就簡，言近旨遠。做不到長話短說，說明對問題沒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抽象、概括能力不高，抓不住問題的要害。鄧小平講話一般不用稿子，但事先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講短話，能提高效率，用省下的時間去想問題、干實事。魯迅說過：“時間就是性命。無端地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學會講短話，節省了自己的時間，也節省了他人的時間，對自己有好處，也是對他人的尊重。這也是鄧小平強調講短話的道理之一。

講短話，只是鄧小平話風的一個重要方面。鄧小平的話風還有許多特點，比如講新話。短話如果空洞無物，無病呻吟，老生常談，同樣不招人喜歡。相反，長話如果有內容，有新意，同樣能引起人們的興趣。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口頭報告，整理出來長達3萬多字，幽默風趣，充滿新意，當時的聽者一直難忘，今天讀來也啟發多多。鄧小平的講話，不管長短，總是針對性強﹔針對性一強，就有新話，沒有新話他寧可不講。

“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一段時間，一些領導干部的講話喜歡引用經典著作，連篇累牘，但卻沒有新意，看不出針對性，看不出自己的觀點。鄧小平對此進行了尖銳的批評。1977年8月3日，他與胡喬木、於光遠、鄧力群談話，商議為他起草在中共十一大的講話稿、撰寫一篇關於三個世界的文章。他說：我在這個會上想講一講，不要太長。特別指出：講毛澤東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話，而在發揮他的根本思想。只是把語錄集中起來不好，不要這樣，我向來引用少。同一天，他看了英國作家兼電影制作者費裡克斯·格林6月4日同新華社記者談關於中國對外宣傳存在“八股調太重”、“缺少新鮮的思想”等問題的談話記錄后，作出批示：“我認為格林的意見都重要，無論宣傳和文風等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建議印發給作宣傳、外事的同志看看。”11月3日上午，在會見美籍華人王浩教授時，又指出：格林提的意見很好，已印發所有搞宣傳的人，主要是反對不真實、八股調。我就不願意看那些八股調。

在此前后，他多次跟參與起草文件和講話的同志談話，強調不要光講現話，要講幾句新話。光講現話沒有人願意看。稿子應有新內容，要回答和解決一些問題。隻要有新意就好。

不光是講新話，還要語言朴實，這是鄧小平話風的又一個特點。他反對一些領導干部為了出新，嘩眾取寵，滿口新詞卻沒有新意﹔也反對一些人故作玄虛，玩弄所謂專業名詞，以為老百姓聽不懂就是深刻。鄧小平晚年曾感慨：“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朴實的東西，很朴實的道理。”鄧小平講話，思想新、內容新，卻很少用新詞、生詞，都是實話，都是老百姓一聽就懂的語言。比如，“打破思想僵化”，“解放思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是達到小康水平”﹔“要堅持兩手抓”，“兩隻手都要硬”﹔“教育全國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等等，所有這些提法針對性都很強，講得實實在在、簡明有力，同時又都是思想深刻、識見高遠、新意迭出。正因為如此，鄧小平的這些重要思想、論斷，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人們慣常的用語，以至成為引領時代風尚的箴言。

總之，會風、話風不是小問題，它是領導干部思想、作風、經驗、智慧和形象的具體體現，也是黨風文風的重要體現。如果我們的領導干部都注意開短會和講短話、講新話、講實話，那麼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就會更加密切，工作就會更加實事求是，我們的黨風文風也會展現出新的面貌。

（作者：孫業禮，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