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彥軍 龔育之 汪裕堯 馮蕙
研究建國以來毛澤東的文稿，對於我們黨的干部和理論工作者總結建國后27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加深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和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
舊中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在這樣的國家共產黨人如何領導人民革命，奪取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面臨的全新課題。現成的答案是沒有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艱難的探索，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在總結成功和失敗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毛澤東為杰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終於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找到了中國革命的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中國革命的自己的理論。人民大革命的勝利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創造——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性的有力証明。
建國以后，共產黨人如何領導人民在舊中國遺留的落后的經濟和文化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面臨的又一個全新課題。現成的答案仍然是沒有的。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新的艱難的探索。人們本來希望，同革命道路的曲折相比較，在建設上可以少走一些彎路。實踐的結果，曲折未能避免。毛澤東領導下建國以后的27年，我們黨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又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總結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鄧小平為杰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恢復和發揚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經過撥亂反正和全面改革，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開始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始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9年來我們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就是這個理論的真理性的初步証明。
但是，我們的實踐還不夠，我們的路線和理論還有待於成熟，還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經受檢驗和不斷豐富發展。要深刻理解和堅持發展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一是要面對現實，研究新情況、新經驗、新問題﹔一是要研究歷史，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歷史，總結經驗和教訓。不研究歷史，就不了解今天的現實是怎樣發展而來，對現實的了解就缺乏歷史的深度。歷史上無論是成功的經驗或是挫折的教訓，都是極可寶貴的思想財富。隻考察一個側面不行，必須考察成功和挫折、正確和錯誤兩個側面，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滲透，相互轉化，才能如實地了解歷史，從比較中加深對歷史的認識。
對建國后的毛澤東文稿(包括他寫的文章、指示、批示、講話提綱、批注、書信、詩詞，在文件上成段加寫的文字﹔經他審定過的講話和談話記錄稿﹔經他審定用他名義發的其他文稿)，我們擬按時間順序陸續進行研究和介紹。最近，我們研究了1949年10月至1950年12月的毛澤東文稿。其中比較有內容的共500多篇，有159篇公開發表過，另有57篇已編入《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本)，其余300多篇沒有公開發表過。這段時間保存下來的講話、談話記錄稿，數量不多，主要內容大都在已成文的文稿中可以見到。這些文稿反映了毛澤東在新中國誕生的最初一年零三個月裡，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所進行的國內國際的重大政治活動，所思索的問題和形成的政策與理論觀點，歷史地記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完成大陸解放，恢復國民經濟，實行土地改革，加強政權建設，進行抗美援朝所走過的一段光輝歷程。
一、開國的歷史文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經過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准備。從建國綱領的准備來說，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和毛澤東向這次全會所作的報告，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從整體上勾畫了清晰的藍圖。7月1日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從理論上論述了新中國的政治綱領。這些雖然屬於建國以前的文獻，對於從總體上理解建國后的毛澤東文稿和中央文獻，是必須熟知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是開國的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的開幕詞，他為會議起草的宣言，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以及毛澤東在天安門開國大典上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開國的文獻。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是甩一句話概括起來的雄偉壯麗的開國宣言，它凝結了中國人民一百多年革命斗爭的歷史成果，強烈地表達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歷史使命感。人們在印象中常認為這句話是毛澤東代表中國人民在天安門開國大典上宣告的，其實，這句話出現在政協開幕詞中，而不是在天安門上宣讀的政府公告裡。《共同綱領》是新民主主義的建國綱領。它以毛澤東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為基礎，特別是以七屆二中全會報告和《論人民民主專政》為基礎。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派主持了綱領的起草工作。毛澤東多次審閱了起草中的綱領草稿，並作了修改和寫了一些批語，反映了《共同綱領》的起草過程。《共同綱領》這個名稱，就是毛澤東提出的。
1950年6月召開的七屈三中全會，是開國不久黨的最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書面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和講話《不要四面出擊》，闡明了黨在這個時期的基本策略方針和具體行動綱領，是我們了解和研究建國初年歷史的一個綱。毛澤東那時在中央領導第一線主持工作，他起草了大量的具體指導各方面工作的電報，數量甚多，頭緒紛紜，隻有掌握住這個綱，才能綱舉目張，提起這段時間文稿的全網。
二、黨的工作重心由軍事向經濟的戰略轉移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從全國主要的地域來看，軍事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但是，華南、西南還有大片國土仍在國民黨政府殘余軍隊的佔領之下，中國人民要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就待解放地區而言，進軍仍是主要任務。這個時期毛澤東寫下了大量指揮進軍的文電。由於敵軍崩潰之勢已成，毛澤東提出“遠距離包圍迂回”的作戰方針。它的基本內容，就是不理會敵人的臨時部署，遠遠超越他，佔領他的后方，堵住他的退路，以達到全殲國民黨殘敵於中國大陸的目的。在這個方針指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相繼取得了徹底殲滅白崇禧集團的衡(陽)寶(慶)戰役、廣西戰役的勝利，和徹底殲滅胡宗南集團、宋希濂集團的貴陽戰役、重慶戰役與成都戰役的勝利。在整個解放戰爭結束之期已不在遠的時候，毛澤東敏銳地抓住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進攻金門島失利的教訓，要求全軍引為深戒，嚴重注意克服輕敵急躁情緒。在他提出的“充分准備確有把握而后動作”的作戰原則指導下，於1950年4月取得了海南島戰役的勝利。在席卷中國大陸的軍事勝利的形勢下，又相繼用和平方式解放了雲南和四川、西康的廣大地區。到1950年6月，共殲滅敵軍130萬人，完成了除西藏外的全國大陸的解放。
隨著軍事任務的完成，恢復和發展生產的經濟任務立即提到全黨工作的首要的、中心的位置上。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從現在起，開始了全黨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轉移﹔“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①在開國的政協會議上，他又指出：“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②隨著中南全境的解放，1949年12月18日他在給林彪的電報中指出：“整個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軍事轉到經濟與土改”。1950年5月20日，他在給饒漱石等的電報中，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負責同志必須親自抓緊財政金融經濟工作，各中央局會議必須經常討論財經工作，不得以為只是財經業務機關的工作而稍有放鬆，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區黨委亦是如此”，並說“中央政治局現在幾乎每次會議都要討論財經工作”。七屆三中全會確定以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作為全黨工作的中心，是有重要意義的。毛澤東這段時間所寫的文稿，相當一部分是關於經濟工作的，包括統一財經、調整工商業、統籌外貿、安置就業、治理淮河、生產救災和軍隊參加生產建設等許多方面，提出了渡過暫時困難，恢復國民經濟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這種情況，明顯地反映了全黨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全黨工作重心不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才轉入經濟建設的。在建國初，隨著軍事任務的完成，黨的工作重心向經濟領域的轉移即已開始。當然，這個轉移有一個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前，工作重心雖已轉入經濟，但經濟建設和社會改造是相並行的。隻有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才有條件轉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階段。
三、建國初期的主要社會矛盾和戰略策略方針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國家面臨著非常復雜的社會情況，各種社會矛盾交錯在一起。一方面，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已經成為主要任務﹔另一方面，還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尚待進行，還有復雜的階級斗爭繼續存在。所以，把握建國初的主要社會矛盾及其變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③這個分析對於我們考察建國初期諸多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及其變化，給予了基本的指導。
大家知道，從工人階級取得政權、領導社會經濟生活開始，他們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逐漸突出起來。如何判斷和對待這種矛盾，關系極其重大。很容易出現這種傾向：注意力被這種逐漸突出的矛盾所吸引，不能從復雜交錯的階級關系的全局看問題，而把這種矛盾看作主要矛盾，把反對資產階級當作主要任務，急於把資本主義經濟搞掉。1950年4月，毛澤東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記錄稿上，針對其中表露出來的這種傾向，寫了幾段重要批語。他強調指出：我們“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余，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是採用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我們“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它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展”。他還提出國營商業不要壟斷一切，除食鹽以外，隻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布、油、煤)的一定數量，應當同私營商業劃分經營范圍。
在糾正急於排擠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傾向，謹慎地調整工商業的過程中，毛澤東1950年4月16日給陳毅的復電內，肯定了上海市在處理稅收問題和失業問題時採取征得各方同意后妥慎進行的正確做法，並從原則上提出了這樣一個重要思想：“目前處在轉變的緊張時期，力爭使此種轉變進行得好一些，不應當破壞的事物，力爭不要破壞，或破壞得少一些，你們把握了這一點，就可以減少阻力，就有了主動權。”
在1950年6月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不要四面出擊”這個鮮明的指導思想。所謂“不要四面出擊”，就是說，要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任務，孤立和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他強調指出：“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④為此，他提出了合理調整工商業，實行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並且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以孤立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和地主階級。這是對於建國初期主要社會矛盾問題的精辟分析和關於戰略策略方針的重要指示。
1953年毛澤東在修改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的時候，回顧建國初年我國革命發展的歷史，寫了這樣一段話：“我們說標志著革命性質的轉變、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不是說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國一切方面著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時，我們還須在廣大的農村中解決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即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那時在農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面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因此需要有兩年至三年時間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社會主義的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同時在全國范圍內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並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所有這些顯示著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復雜的形象。”
四、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
新中國成立后，在三億一千萬人口的新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最大任務，也是我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改革運動。毛澤東把土地改革的完成列為實現建國初期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
建國后土地改革所面臨的政治形勢和社會情況，同建國前相比較有了很大的變化：人民革命戰爭在中國大陸基本結束，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成立，某些過去反對人民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階級的政治態度一般地也有了改變，中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經濟建設，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適應這一基本形勢和基本任務，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不但應當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而且在政策方面也應有所調整。
主要的政策調整，是改變過去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財產的政策，而實行保護富農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富農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動的政策。早在1949年11月，毛澤東在一次有華東局、華中局負責同志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上，就提出要考慮暫時不動富農的土地財產的問題。1950年2月，他在蘇聯訪問期間，曾和斯大林討論這個問題。2月17日，他和周恩來給劉少奇的電報中，轉達了斯大林關於分配地主土地與分配富農土地分成兩個階段來做，目前不要征收富農土地財產的建議。訪蘇歸來后，3月12日毛澤東發電報給鄧子恢並各中央局、分局負責同志，征詢他們對保存富農經濟的意見。，他闡述了這樣做的理由是：第一，可以更好地保護中農，徹底孤立地主，防止土改中發生過左偏向﹔第二，減少土改所引起的社會震動，使黨和政府在政治上更有主動權﹔第三，可以穩定民族資產階級，進一步鞏固同他們的統一戰線。⑤此外，在階級成分劃分上，中央還提出將主要因從事其他職業或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少量土地的(不超過當地人均土地數的200%)，劃為小土地出租者，進一步縮小了土改中的打擊面。經過不同意見的充分討論，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在土地改革中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同時確定各省有權根據情況決定是否征收富農出租的小量土地。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將這些政策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
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是黨系統地論述土地改革的偉大意義、根本目的、歷史經驗和當前政策的綱領性文件。在起草過程中，毛澤東多次審閱了這個報告稿，作了重要修改，並有信件給劉少奇討論報告中的重要問題。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的總結發言，還就討論中涉及的關於解放戰爭時期土改中的“左”傾錯誤的估計和產生的原因的爭論，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其主要思想表達在毛澤東修改劉少奇報告時加寫的一段話⑥中。
對待富農的新政策，無疑有利於建國后土地改革的順利推進。至於新區土改中富農經濟的變動情況，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歷史問題。廖魯言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周年而寫的《三年來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勝利》一文說，新區富農經過土改后保留的土地，一般仍相當於當地農民平均佔有土地量的2倍。不過，整個說來，中國的富農經濟本不發達，在農村經濟中佔的比例很小，封建性又較強，雇人耕種的部分比重不大。老區土改消滅了富農﹔新區土改，按新的土地改革法征收了富農大量出租土地的全部或一部，許多地方還征收了富農小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大部。這樣，保存下來的富農經濟並不多，在農村生活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沒有成為大問題。
五、民主政治建設和民族團結問題
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開端的新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開創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真誠合作，共商國家大計的新格局。新中國的政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統一戰線的人民民主政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在中央一級政府機關中，有相當一部分黨外人士擔負領導職務。從1949年10月起，毛澤東在給葉劍英、陳毅、彭德懷等地方領導人員的一些電報和信函中，提出要組成中共佔比較多數同時團結各方面民主人士在內的地方政權機構。毛澤東非常注意發揮民主人士在政府工作中的作用，親自同他們商談國家大事，還經常把黨中央的一些文件和地方機關的一些報告送給他們閱看，使他們了解情況。對於他們反映的問題和提出的意見，及時批轉有關方面認真調查研究，作出負責的處理和答復。1950年5月，他在收到黃炎培關於反映蘇南川沙、奉賢等縣征糧工作中存在偏差的意見書后，兩次發電報要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派專人或親自去調查這件事，叮囑他“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有則說有，無則說無，是則是，非則非，逐一查明，並加分析具報”。
毛澤東把普遍召開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為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一環，為此先后發了好幾份電報。他指出：“這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國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全縣代表會來，並能開得好，那就會對於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群眾的工作，對於使黨內外廣大干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在他的指導和推動下，各地先后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為以后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准備了條件。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很關緊要。1949年11月14日毛澤東發電報給彭德懷和西北局，指出在少數民族地區，一切工作中要堅持執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政策，大量吸收少數民族中能夠同共產黨合作的人參加政府工作，強調“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⑦。這個電報，對少數民族工作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對指導和平解放新疆、西藏兩大少數民族地區，毛澤東起草了不少的電報，為在少數民族地區處理各種復雜矛盾、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思想。毛澤東一再強調，軍隊進駐這些少數民族地區，不得侵擾人民，不要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一切軍需物資包括糧食在內統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1949年10月23日他在給彭德懷並西北局的電報中說，維吾爾族人口300多萬，是新疆地區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軍隻有和維吾爾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關系，才有可能建設人民民主的新疆”。在強調人民解放軍要同人民群眾搞好關系的同時，毛澤東還十分注意爭取和團結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1950年5月他在審閱西南局草擬的同西藏地方當局進行談判的10項條件時，隻作了一處帶實質性的修改，這就是在第八項條件(原文是“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採取協商方式加以解決”)中，“由西藏人民”之后，加寫了“及西藏領導人員”7個字。
六、外交政策和對外貿易
毛澤東在建國初期寫的有關論述同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的原則及具體指導進行建交談判的電報，和他出訪蘇聯期間有關處理中蘇關系和其他國際問題的講話、電報，是研究我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的珍貴文獻。在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鄭重聲明：“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系。”⑧鑒於建國初期所處的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我國在對外關系方面，將發展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外交關系放在第一位。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第一次出國訪問蘇聯。他在訪蘇期間的講演和電報，反映了我國在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合作關系方面所奉行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關於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兩條原則，即：第一，這些國家必須同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系﹔第二，要通過一定的談判手續來確定建立外交關系。這是他在1949年12月19日關於同緬甸建立外交關系等問題的電報中提出的。
對外貿易既是經濟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又是外交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推行和平外交政策起著重要作用。1949年12月22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在准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籌統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准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其范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這說明，閉關鎖國並不是我黨歷來的政策，經濟封鎖是人家強加給我們的。至於在對外開放方面指導思想發生偏差，那是以后的事情。
七、關於文化教育工作
建國之初，毛澤東在致力於推進我國經濟建設事業的同時，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的建設。他強調文教工作要協助中心工作並為其服務，1949年10月15日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說，恢復人民經濟，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提高人民政治覺悟水平，“這些任務均有待於文教工作的協助”⑨。他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⑩既反對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也反對過於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對於知識分子中的思想問題，毛澤東提倡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來解決，幫助他們逐步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和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1950年8月，他在給研究少數民族史的陳寄生的復信中說，中國的歷史學，“若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勢將徒費精力，不能有良好結果”[11]。對於國家工作人員中違反黨的文教工作方針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傾向，毛澤東一經發現即進行嚴肅的批評。1950年7月，他看到一份材料，反映北京農業大學主要負責人違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排擠壓制研究和講授摩爾根學說的教授。他兩次批示必須徹查農大領導，並作出適當處理。后來教育部、科學院對這位同志進行了嚴肅批評和處理。毛澤東的這些思想是以后黨確定的學術上實行百家爭鳴政策的發軔。
毛澤東還非常重視學校教育中德智體三方面的全面發展。1950年6月，他看到反映學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寫信給教育部長馬敘倫，富有遠見地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這對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長和提高我們民族的身體素質，具有深遠的意義。
為適應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必須提高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的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水平，並從軍隊中培養大批的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任務。1950年8月1日，毛澤東以軍委主席的名義頒布了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人民解放軍在今后一個時期內，以提高文化為首要任務，組織指戰員參加初小、高小、中學或專修班等文化學習。這個指示，后來由於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沒有完全實施，但它對全軍掀起學文化的熱潮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八、抗美援朝的決策和兩次戰役的勝利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政府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公開宣布武裝干涉朝鮮，同時派兵侵佔我國領土台灣。對這一突發的國際事件，毛澤東和黨中央十分關注，並預見到美軍參戰后朝鮮戰局發展的嚴重性，及時地採取了對策。1950年7月7日，由周恩來主持軍委召開了專門討論保衛國防問題的會議，作出調集4個軍3個炮兵師於7月底以前全部到達東北邊境集結，組成東北邊防軍等5項決議。毛澤東同意照此執行。此后，毛澤東曾幾次發電報，要求邊防軍限期完成作戰准備，待命出動。9月15日，美軍在仁川港登陸，朝鮮戰爭形勢急劇逆轉。9月30日，周恩來總理代表我國政府發表中國人民對美國侵略自己的鄰國不能置之不理的聲明，並通過外交途徑警告美國軍隊不要越過三八線。但美帝國主義不顧我國政府的抗議聲明和警告，公然於1950年10月上旬越過三八線，向朝鮮北部大舉進攻，同時還以其空軍侵襲我國領土，嚴重地威脅我國的安全。
在這嚴峻的形勢下，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首相的請求，毛澤東和黨中央毅然決定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同朝鮮人民軍共同打擊侵略者。10月2日，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電報還對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是否能取得勝利，戰局發展可能出現的最不利的情況，以及這一情況對我國的安全和經濟建設工作將會產生的嚴重影響，作了透辟的分析和充分的估計。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發布正式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要求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12]，任命彭德懷為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中國人民志願軍從10月19日開始進入朝鮮，到12月底，連續進行了第1、第2兩次戰役，取得重大勝利，扭轉了朝鮮戰局。毛澤東指導這兩次戰役的大量作戰電報，主要內容包括：先打弱敵后打強敵，初期作戰以先打偽軍為主，而后再打美英軍，務求初戰必勝﹔集中優勢兵力，對敵人實行分割包抄，各個殲滅﹔誘敵深入，以利聚殲﹔樹立長期作戰思想，反對速勝觀點等。這些電報，主要的均已收入《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本)。
對入朝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如何搞好同朝鮮人民和軍隊的關系，團結一致，協同作戰的問題，毛澤東始終極為重視。他在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中，諄諄告誡：“必須對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軍、朝鮮民主政府、朝鮮勞動黨(即共產黨)、其他民主黨派及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愛和尊重，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13]在作戰過程中，他仍不斷提醒志願軍注意這個重要問題。第2次戰役結束后，在1950年12月26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強調要整頓紀律，改善中國同志與朝鮮同志的關系，改善軍隊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嚴格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做好居民群眾工作(包括幫助受難人民解決一部分物質困難)，並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動員。
在志願軍赴朝作戰的同時，國內掀起了全國性的抗美援朝的群眾運動。毛澤東充分估計了這一群眾運動的深遠意義，指出：全國人民結成一條比過去更加鞏固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線，就預示著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神聖斗爭中一定要得到最后勝利。[14]這場運動，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忱，打破了一部分人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使全國人民增強了抗擊侵略者的決心和信心。
除上述幾個主要方面以外，1949年10月至1950年12月的毛澤東文稿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這裡不一一列舉，隻提一下關於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方面的幾篇文稿。1949年10月26日他在給延安各界人民的復電中說，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15]。1950年9月，他得知湖南正在為他修繕韶山故居和修建從長沙通往韶山的公路，馬上寫信給湖南省委負責人黃克誠等，請他們立即加以制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同年5月和10月，他先后在沈陽市政府和北京市政府關於修建毛澤東銅像的報告上批示，堅決反對這樣做，說這樣做“隻有諷刺意義”。他寫給親朋故舊的許多書信，也從側面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對他的至親楊開智的工作問題，他嚴格堅持原則。1949年10月9日，他親筆起草給王首道的電報，說：“楊開智等不要來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不應允許”。同時通過王首道轉一電報給楊開智本人，叮囑他：“湖南省委派你什麼工作就做什麼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16]
總之，在新中國誕生的最初年代裡，毛澤東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日夜操勞，嘔心瀝血，日理萬機。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創造性地精心處理各類矛盾，制定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沿著正確的道路邁出了歷史的第一步。在我們閱讀這些文稿時，這些感人的情景躍然紙上。我們對建國最初十五個月毛澤東文稿的我略介紹，遠遠不能包容文稿的豐富的深刻的內容，只是學習和研究的初步體會。
注釋
① 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6頁。
② 見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頁。
③ 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1頁。
④ 見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頁。
⑤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頁。
⑥ 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頁注〔2〕。
⑦ 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販)第349頁。
⑧ 見1949年12月2日《人民日報》。
⑨ 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頁。
⑩ 見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頁。
[11]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頁。
[12][13]見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頁。
[14]參見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報》。
[15]見毛澤東《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頁。
[16]兩電分別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頁、第343頁。
（來源：《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