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空間治理：疫情防控的一條重要思路

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是一個治理水平提升的時間進程，也是一次治理空間的變革轉型。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既凸顯了我國空間治理的優勢和效能，也為提升與完善空間治理帶來了新方向。
　　具體來說，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具有鮮明的空間特征，其擴散和影響程度高度依賴於空間的聚集性和流動性。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由於人口密集，武漢這個超大城市在短時間內成為疫情中心地區，並且疫情隨著人員的流動向周邊地區擴散。二是由於疫情發生在春節前后，人員已經開始大規模跨區域流動，加速了疫情在全國范圍內的傳播。三是由於前期人員高度聚集的醫院、部分社區淪為傳染源，未能充分發揮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線的功能。四是疫情短時間在特定空間的集聚暴發，打亂了這些地方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超出了當地的應對能力和治理承受能力，造成了短時間的治理超負荷。因此，我國將其定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一次大考。
　　從空間治理角度，我國的防控措施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首先，針對空間的流動性，採取了一系列隔離措施。通過聯防聯控、群防群控機制，將這些措施落實到全國范圍的社區、村庄、單位以及家庭等基本空間治理單元中，將高度聯系的社會區隔開來，使快速流動的社會整齊地停了下來，最大限度實現了病毒傳播空間的最小化，降低了病毒的擴散速度。以果斷的措施，嚴格管控湖北的人口外流，尤其對武漢這個超大城市進行了“封城”﹔向全社會發出減少人員流動、協同抗擊疫情的號召，採取延長春節假期，延遲開學，停運部分公共交通，鼓勵錯峰出行上班，盡量不出門、不集會、不聚餐等，得到了全社會的積極響應，大大降低了人員流動性，達到了全社會自我隔離的效果。
　　其次，針對空間的聚集性，採取了分類治理方法。通過降低特定空間的活動聚集，分流了特定人群，提高了應對效果。除了取消或推遲大型公共活動、關閉各類公共設施、部分企事業單位停工停業外，最為重要的是在疫情嚴重的地區，採取了分類辨識、分批安排的治療措施，分流了蜂擁進醫院的人員，緩解了醫院這種特定空間的治理壓力，提高了治理的精准效果。將受疫情直接影響的群體分為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以及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等四類，然后對確診患者集中收治，疑似患者集中隔離，發熱患者、密切接觸者集中隔離觀察。針對這四類群體數量的增加，除了增加現有醫院床位外，還快速建立了新的專門收治醫院，利用公共設施建立方艙醫院、集中隔離點等，有效控制了傳染源，切斷了傳染途徑，遏制了疫情擴散。
　　再次，針對醫療機構特定空間治理資源和能力不足的情況，通過集中援助的方式，以全國的醫療力量緩解局部地區的治療壓力，為疫情防控有利局面的形成打下了基礎。集中援助是中國國家治理的一項成熟做法，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為了解決武漢和湖北其他地區醫療機構應對疫情能力超載問題，中央集中全國的醫療專家、醫療人員和相關資源，馳援這些地方，組織全國力量進行科研攻關，研制檢測試劑盒，不斷完善醫治方案，加快醫療物資生產的恢復和擴產。如此，大大緩解了武漢和湖北其他地區的收治壓力，大大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以醫療效果緩解了社會的恐慌心理，並逐步幫助一些受疫情沖擊嚴重的醫療機構恢復了醫療秩序。
　　最后，針對事件的突發性，通過高速有效的工作，達到了以效率換取更大行動空間的目的。要有效應對突發事件，首先要快速正確決策，及時有力行動。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黨中央高度重視，迅速作出部署，採取堅決行動，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在隨后的事件發展過程中，准確研判，緊緊抓住了各個階段的重要關節點，及時進行再部署、再落實。通過10天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定點醫院等多項工作，創造了防控疫情的中國速度，逐漸掌控了疫情的進程，拓展了行動空間，一舉扭轉了疫情暴發初期的不力局面。防控是否有效，不單純是個醫療救治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治理問題。在集中力量短時間實現重點地區收治率和治愈率提高、感染率和病亡率降低的雙重目標過程中，維護好社會穩定，做好各個地區的防控聯動。待取得階段性成果后，分類分層推動復工復產，逐步恢復生產生活正常秩序。
　　同時，由於這次疫情是互聯網傳播進入web2.0和自媒體時代之后的第一次全國性公共衛生事件，功能更加完備的網絡空間在疫情防控中主要發揮了三個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升了疫情防控集中統一領導的效率。雖然進行了物理空間的隔離，但是信息空間保持了充分的互聯互通，使得疫情發展信息能夠及時收集匯總，相應決策能准確科學制定，疫情防控要求可以馬上送達安排，各個地方各個部門都能密切對接協調，確保了全國一盤棋的工作局面。二是對疫情防控措施進行強有力糾錯。互聯網傳播的即時性、彌散性和立體化，使得各項措施的確定和執行都處於透明狀態下，不同群體從不同立場和利益出發提出意見與訴求，形成了與救治行動同步的高度活躍的輿論空間。三是推動了社會成員的自我救助行動。雖然人們的行動范圍被阻隔，但人們依托它進行信息交流，建立各種形式的社群，疏解心理壓力，開展自我救助，對接政府服務，打通了疫情防控各項舉措向社區、個人延伸的“最后一公裡”，這種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的社會行動彰顯了中國社會的成熟與團結。
　　綜上，這次疫情的防控，充分反映出空間治理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因此，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提升空間治理的效能。首先，在城市空間規劃中，除了重視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還應高度關注社會效益，將衛生、健康、安全、交往等人的社會需求納入規劃之中，並採取各項具體有效的措施，使城市在規模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聚集的同時，提升城市治理的韌性。其次，充分發揮空間治理的基礎單位社區的作用，解決其發展不均衡、功能不完備、能力不充分的問題。社區治理水平反映並決定著城市的治理水平。在這次疫情防控中，一些社區由於基礎數據完備，對居民情況掌握充分，因而能夠將疫情防控的各項要求落實到位，有力保障了居民的健康﹔一些社區在嚴格實行自我管理的同時，積極開展自我服務，居民相互協助，關愛弱勢群體，成為疫情洶涌中的平安“方舟”。再次，完善公共空間的建設和功能匹配。公共空間建設既反映了城市建設的理念，也是提高城市抗擊風險沖擊韌性的基礎。大量實踐証明，規模適度、分布合理的公共空間是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有效屏障，可以及時進行功能轉化，滿足應急所需。如方艙醫院、集中觀測點的快速建成，就有賴於對現有展覽館、體育館、學校、黨校等公共設施進行功能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