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鄧小平領導抗疫的歷史經驗

[摘要]當前我國正進行一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阻擊戰，其殘酷程度不亞於一場真正的戰爭。1944年延安瘟疫流行和1988年上海甲肝暴發是黨的歷史上兩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給黨的應對能力帶來巨大挑戰。毛澤東、鄧小平兩位領袖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如加強黨的領導、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科學技術等，使得疫情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和消除，沒有造成嚴重后果。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毛澤東、鄧小平展現出高超卓越的領導藝術，可以為我們有效防控當前疫情提供重要的參考經驗。

1944年延安瘟疫流行和1988年上海甲肝暴發是黨的歷史上兩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給黨的應對能力帶來巨大挑戰。毛澤東、鄧小平兩位杰出的領袖分別憑借各自高超的領導藝術，依靠群眾，迅速平息了疫病的流行，也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愛戴。

一、1944年延安瘟疫流行與毛澤東的應對之道

1944年年初，延安出現了嚴重的傳染病疫情。疫情最初出現在延安郊區，並逐漸蔓延到延安市。患者大多感覺心痛頭昏，上吐下瀉，有的兩三天就死去了。“從一月到現在病死者已達五百人，其中約有半數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川口區死一〇四人，其中有六十六名為婦女﹔柳林區病勢最為激烈，如圪賴溝一村就病死十四人，全區共死二二九人，其中一一〇人為最近二十天中死亡的﹔金盆區亦有一一〇人得病而死。河庄、豐富二區雖沒有上述三區厲害，但最近蔓延的趨勢亦屬駭人，如河庄區三鄉新窯溝村，在四月廿五日一天就病死八人。”[1]到5月底延安市死亡人數達242人，當地群眾迅速陷入惶恐之中。隨后，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延安軍民上下齊心、共同努力，很快遏制住瘟疫的發展態勢。到6月份發病率和死亡率明顯下降。“據醫大醫療隊統計，在川口區三鄉未經過治療的病人死亡率佔百分之九十八（六十人中僅一人未死），而經過醫療者卻隻死去百分之二十，其原因尚多由於群眾迷信巫神拒絕復診，或病勢稍輕時即參加勞動復發后難以醫治而來。”[2]這場疫病的平息，體現出毛澤東卓越的領導力和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的崇高使命。

（一）心系人民安危、關心群眾疾苦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根本

當延安群眾的生命安全受到危害時，毛澤東心急如焚。他指出：“近來延安疫病流行，我們共產黨在這裡管事，就應當看得見，想辦法加以解決。”[3]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共中央迅速成立防疫委員會，組織流動醫療隊，由各醫務機關、醫院，分別劃定區域負責治療。中央衛生處負責延安市西北區、延安縣河庄區﹔留守兵團衛生部、和平醫院、醫科大學負責延安縣川口、金盆區﹔邊區衛生處負責延安縣柳林、豐富兩區。在發生瘟疫的地方以救治為主，未發生的地區以防疫為主。凡醫務所所在地皆負責為群眾治療。在瘟疫防治過程中，防疫委員會還努力提高廣大群眾的衛生防疫意識。由於當時邊區文化落后，文盲佔多數，因此衛生部門利用張貼宣傳圖畫、排演秧歌話劇等文藝形式，深入群眾中進行衛生宣傳。如1944年春節，中央衛生處在安塞真武洞等地演出以宣傳衛生防疫為內容的秧歌劇，人稱“衛生秧歌”。正是在中央領導的悉心指導下，延安各部門積極配合，採取了防治結合的有力措施，迅速控制住疫情，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

（二）堅持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是毛澤東最基本的領導方法

毛澤東認為：“隻有領導骨干的積極性，而無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相結合，便將成為少數人的空忙。但如果隻有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而無有力的領導骨干去恰當地組織群眾的積極性，則群眾積極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方向和提到高級的程度。”[4]由於飲用水不潔和居住環境不衛生是此次瘟疫暴發的主要原因，毛澤東提出在延安大力開展以滅蠅滅蛆滅虱為主的群眾運動。1944年3月中央療養所響應中央總衛生處號召掀起滅蠅運動，“全所的工作人員，輕的病人都自己動手做了許多布制蠅拍，廚房、廁所、小便池、垃圾坑旁邊到處可以看見拍蠅的”。[5]“保育院小學學生從今年開凍以來，即號召全校小朋友捕滅蒼蠅，已打死二十多萬個﹔且到附近村庄去捕滅蒼蠅。由於這個緣故，該校學生今春尚未發現急性傳染病。”[6]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整潔衛生的居住環境對防控疫情起到重要作用。

（三）協調各方矛盾、建立統一戰線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重要內容

毛澤東強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態中所顯現的面貌。”[7]可見，調和是矛盾的正常狀態。毛澤東擅長在復雜的事物中協調各方矛盾，從而建立統一戰線。中醫是我國歷代醫學家心血積累的結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於中醫的經驗性成分頗多而西醫更加注重實証，導致中西醫學論戰不斷。對此，毛澤東主張中西醫結合：“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還有醫術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贊成中醫或者不贊成西醫。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8]中西醫學各有特點，在相互借鑒的基礎上，共同承擔著保障人民健康的責任，中西醫結合是符合現實需要的正確政策。在這次疫情危難面前，中醫發揮了特殊有效的救治作用。陝北著名中醫李鼎銘、畢光斗等人憑借高超的醫術挽救了許多患者的生命，在抗擊疫情上作出重要貢獻。

（四）尊重知識、培養人才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又一鮮明特征

毛澤東很少直接使用“人才”這個詞，使用比較多的是“干部”和“知識分子”。他認為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9]。因此，在延安他主張大力培養醫學人才，為根據地人民提供較好的醫療服務。在瘟疫盛行的情況下，他贊成周揚的意見：“要開一個衛生班，學一點東西。每個鄉要有一個小醫務所，邊區一共一千個鄉，一百五十萬人裡頭找出一千個人來學醫，學他四個月、一年也好，然后到醫務所當醫生。”[10]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陝甘寧邊區政府舉辦了多期培訓班或訓練班，培養了大批中西醫人才，為改善當地落后的衛生醫療狀況、解決群眾看病難的問題起到重要作用。在防控疫情的過程中，毛澤東關心群眾疾苦的為民情懷得到充分展示，與此相似的情形也體現在新中國成立后消滅血吸虫病上。血吸虫病是危害群眾身心健康、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疾病。早年血吸虫病在我國流行甚久，對於人民的健康危害極大，人民群眾把血吸虫病叫作“瘟神”。如何消滅血吸虫病成為壓在毛澤東心頭的一塊巨石。因此，他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虫病”的指示。1958年當他得知江西余江縣消滅了為害百姓的血吸虫病時，那種激動欣喜之情頃刻間化作了不朽詩句：“坐地日行八萬裡，巡天遙看一千河”“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將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愛民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1988年上海甲肝暴發與鄧小平的應對之道

上海市場供應的毛蚶大多來自山東濰坊附近的海域。而1987年底，江蘇啟東毛蚶大豐收並涌入上海市場。當時啟東水域環境受到大量人畜糞便的污染，毛蚶也被甲肝病毒所污染。上海人喜生食，因而在1988年年初突然大規模暴發甲肝疫情，2月上旬形成流行高峰。截至3月18日，上海累計有292301人患甲型肝炎，死亡11例。上海市委、市政府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採取了多管齊下、防治結合的措施，很快在3月中旬控制住疫情的發展，到4月份逐漸消除了疫病危害。上海甲肝疫情的防控，體現了鄧小平高超的領導藝術和用科學技術防控疫情的現代化意識。

（一）強調共產黨員的責任意識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核心

黨員干部的責任意識來自於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對祖國的熱愛，對人民的負責。上海甲肝疫情大暴發時，很多人對上海唯恐避之不及。鄧小平卻冒著被傳染的巨大危險，主動到上海來過春節，以穩定廣大民眾的心。當他提出這個想法時，工作人員非常驚訝，急忙跟他說：上海正在鬧“毛蚶病”（甲肝），是不是等過一個階段再去。鄧小平毫不猶豫地說：“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過春節，毛蚶病有什麼了不起啊。”在上海市春節聯歡會演出結束后，鄧小平還主動走上台與前排演員一一握手，並俯下身子親吻一個雜技小演員的臉蛋。鄧小平正是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鼓舞了當地民眾抗擊疫情的信心，也體現一名領導人勇於擔責的意識。

（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總抓手

鄧小平指出：“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11]面對突如其來的甲肝疫情，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上海市成立了肝炎防治工作領導小組，統一指揮肝炎防治工作，各區政府、工廠、企業、街道也成立了肝炎防治領導小組，以加強對肝炎防治工作的領導。衛生防疫部門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努力做到“盡一切辦法接收病人。多一個病人留在醫院外,就多了一個傳染源”。面對大量涌入的疫病患者，各級醫療機構紛紛挖掘內部潛力，千方百計增設床位。“上海各家醫院，包括肝炎等傳染病房，以及所有的內外科病房，當時總共有病床5.5萬張，但甲肝病人數以萬計,且發病時間十分集中，即使醫院裡任何病人都不收治，騰出所有床位，也無法解決他們的住院問題。於是我們要求本市的一些大中型企業盡可能開出臨時病房，收住本企業的甲肝病人。另外,適逢中小學放寒假，有的區就把部分學校的教室辦成病房。一些小旅館也被要求把客房改作臨時病房。部分正在進行改建的房子，也暫時停工，用來接收病人。浦東乳山新村當時是個新建設的小區，大約有20幢多層房屋還沒人入住，就全部充當甲肝病人的臨時病房。”[12]正是發揮了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才使得疫情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有效控制。

（三）踐行群眾路線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基礎

鄧小平強調：“黨隻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13]在甲肝疫情流行時，鄧小平主張廣泛發動群眾，形成群防群治的堅強防線。在此期間，衛生防疫部門共發放230萬份預防肝炎傳單和35萬份“肝炎專刊”送到千家萬戶。街道、居委會則挨家挨戶發宣傳單，排查居民有沒有甲肝症狀，對於一些家裡沒有廣播、電視的居民，居委會上門做宣傳。同時，報紙電視等媒體輪番播出節目，讓市民了解甲肝是怎麼傳染的，怎麼預防，家裡如何進行消毒。這種宣傳方式起到了良好效果。在很短的時間裡，上海市民提高了防病意識、養成了飯前洗手的好習慣。疫情防控的成效，取決於全民參與的廣度。正是動員了全社會力量聯防聯控、群防群治，才及時阻斷了疫情傳播途徑，贏得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

（四）重視科學技術是鄧小平領導藝術的重要特征

鄧小平根據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和現狀，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4]。這一著名論斷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理論和科學發展觀。科學的力量在防控甲肝疫情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上海市組織了12個區1200多名防疫人員，進行急性肝炎病例配對和居民整群抽樣等流行病學調查，基本認定上海的甲肝流行是因食用毛蚶引起。但是，為了更加准確判斷甲肝的傳染源，市衛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對多批毛蚶鰓和消化腺的提取物進行甲肝病毒的檢測。結果証實毛蚶是甲肝的傳染源，為隨后的抗疫行動指明了方向。同時，按照鄧小平的指示，上海市在多個醫療機構中設立了監測點，每日報告診斷肝炎的病例數及肝功能校測異常數。衛生部門採取多種措施，如發動干部挨戶調查發病數、每天報告確診甲肝患者數及將甲肝由旬報改為日報等，加強疫情監測，從而為分析疫情趨勢和研究防治對策提供了信息支持。正是有了科學技術的介入，防控疫情的措施減少了盲目性、避免了走彎路，做到了有的放矢。

在防控疫情的過程中，鄧小平熱愛人民的情懷得到充分體現，這也是他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正是懷著這樣的情感，他在1992年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為中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鄧小平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15]這質朴的語言，集中表達了他對人民無比熱愛的偉大情懷。

這兩次大規模疫病流行，由於我們黨採取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使得疫情在短時間內得到控制和消除，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正是在防控疫情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鄧小平兩位領導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擔當作為和高超智慧。這也可以為我們防控當前疫情提供重要的參考經驗。

注釋：

[1]延縣各區疫病流行邊府緊急動員防疫[N].解放日報,1944-05-12.

[2]邊區防疫委員會集會總結醫療隊下鄉工作延縣急性病大致停止慢性病仍嚴重存在[N].解放日報,1944-6-13.

[3][8][10]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M]//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54,154.

[4]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M].//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8.

[5]孟靜仁.及時掀起滅蠅的熱潮[N].解放日報,1944-03-28.

[6]小平.保小學生積極捕蠅[N].解放日報,1944-5-24.

[7]毛澤東.矛盾論[M]//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2.

[9]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M]//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8.[11]鄧小平.黨員要遵守黨的紀律[M]//鄧小平論黨的建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91.

[12]上海市現代上海研究中心編.口述上海一寸丹心圖報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382.

[13]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M]//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42.

[14]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M]//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274.

[15]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222.

（作者單位：王剛，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員、二級調研員﹔李芳菲，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藥衛生科技發展研究中心中級統計師。）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2020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