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黨領導消滅血吸虫病的歷史經驗

毛澤東就防治血吸虫病致沈鈞儒的信（1953年9月27日）。資料圖片

各地群眾撒藥粉消滅血吸虫病傳染源——釘螺。資料圖片

各地群眾撒藥粉消滅血吸虫病傳染源——釘螺。資料圖片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人民群眾健康問題，始終把防疫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血吸虫病是一種傳染極廣、危害極大的寄生虫病，在我國流行的歷史長達兩千多年。20世紀50年代，面對血吸虫病疫情的嚴重危害，毛澤東同志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虫病”的號召，親自領導和部署消滅血吸虫病的斗爭，並取得重大勝利。回顧這段歷史，總結其經驗，對於做好衛生防疫工作，保障人民群眾的健康安全，具有啟示意義。

在我國南方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地區，血吸虫病長期肆虐，給人民留下刻骨銘心的慘痛記憶。在江西省余江縣曾流傳著這樣的民謠：“身無三尺長，臉上干又黃。人在門檻裡，肚子出了房。”“婦女遭病害，隻見懷胎不生崽。難聽嬰兒哭，十有九戶絕后代。”余江縣的藍田坂地區，在1956年開始大規模防治血吸虫病前的近50年間，有3000多人因患病死亡，20多個村庄完全毀滅，1.4萬多畝田地變成荒野，真是到了“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境地。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高度重視血吸虫病的防治。1951年3月，毛澤東同志派人到余江縣調查，首次確認余江縣為血吸虫病流行縣。1953年4月，他又派醫務人員到余江縣馬崗鄉進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點實驗研究。1953年9月，在上海養病的沈鈞儒發現周圍一些農村血吸虫病十分猖獗，便給毛澤東同志寫了一封信，建議加強並改進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這封信讓毛澤東同志意識到，血吸虫病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重大問題，他很快復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衛生部門和有關地方大規模的摸底調查發現，該病的危害比當時其他慢性傳染病要嚴重得多。

一是流行性廣。病害流行遍及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雲南、廣東、廣西、福建和上海等12個省市的350個縣市，患病人數約有1000多萬，受到感染威脅的人口則在1億以上。二是傳染性強。血吸虫病大多流行在水稻種植區，農民在水田耕作和日常生活中，都隨時與水接觸，極易在不知不覺中遭受感染，不易引起注意。而且病害傳播迅速，據浙江省統計，病區每年新增病患約10%。三是死亡率高。在病害嚴重地區，甚至出現整戶整村人口死亡的情況。江蘇省高郵縣新民鄉，在1950年到1951年兩年內，因患病死亡1006人，佔全鄉人口總數比例達18.2%，其中全家死亡的共計31戶。

面對這樣的嚴峻形勢，毛澤東同志心情很沉重。1955年11月，他在杭州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省委書記開會研究農業問題期間，特意把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叫來，要他詳細匯報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他一邊聽匯報一邊強調指出：“這麼多病人，流行的地區又那麼大，要認識到血吸虫病的嚴重性，我們一定要消滅血吸虫病。”“廣大農民翻了身，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必須幫助農民戰勝危害嚴重的疾病。”1956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號召：“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虫病。”

在全黨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很快取得重大進展。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江西省余江縣首先消滅血吸虫病的喜訊。毛澤東同志看后“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欣然寫下那兩首膾炙人口的七律《送瘟神》。回顧歷史，我們黨領導人民群眾同血吸虫病進行堅決斗爭的歷史經驗，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統一領導，形成合力。長期以來，血吸虫病難防難治，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的領導。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雖然注意到了血吸虫病的疫情，但因領導無方，舉措不實，無法遏制病害的發展。針對這樣的問題，我們黨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成立黨委統一領導的防治機構。1950年4月，衛生部發布《關於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採取了一些防治措施，但事實表明這項工作絕非衛生部門孤軍作戰就能完成的。1955年11月，毛澤東同志指出：“光靠衛生部門是不行的，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領導小組”。隨后，直屬中央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組成立。1957年7月又在上海成立衛生部血吸虫病防治局，與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領導小組辦公室合署辦公，加強各血吸虫病防治機構之間的協調和配合。此后，血吸虫病流行地區縣以上黨的組織以及大部分鄉以上黨的組織，都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領導小組，大部分地區鄉以上的各級人民委員會都建立了防治委員會，一舉扭轉了防治血吸虫病缺乏統一領導的局面。

統籌調動全國力量。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領導小組充分整合了衛生、農業、水利、化工、商業、教育、民政等部門，以及軍隊和共青團、婦聯等方面的組織資源。在地域上，整合了華東局、江蘇、浙江、福建、安徽、上海等流行區的組織資源。此外，黨中央強調要克服“條件較好地區部分同志的自滿思想和條件較差地區部分同志的畏難情緒”，對一些重災區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給予支持。當時參加滅螺工作的不僅有流行地區的群眾，而且還有大量非流行地區的農民、學生和解放軍官兵。國務院特別強調，對血吸虫病流行的少數民族地區，要“在經濟上和技術上給予他們大力的幫助和支持”。全國各地紛紛發揚同舟共濟精神，伸出援助之手，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給予災區人民極大支援。

制定全國性防治計劃。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並非易事，毛澤東同志充分考慮到它的嚴重危害和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在討論研究后，將工作時限明確為七年。他在關於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時鄭重提出：“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若干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其中列舉的第一種疾病就是血吸虫病。為完成這一目標，1957年4月20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消滅血吸虫病的指示》，對這項工作作出總體部署。隨后，黨中央發出《關於保証執行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要求各有關省市都要制定本地區防治血吸虫病的計劃，並將執行情況每半年向中央作一次專題報告。

第二，科學防治，中西醫結合。長期以來，由於醫學知識的不足，血吸虫病的發病機理沒有搞清楚，防無妙法，治無良方，有的地方甚至“制鐵符鎮之”，導致群眾把這種“大肚子病”視為絕症、恐怖的“瘟神”。我們黨相信科學、依靠科學，找到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有力武器。

堅持走科學防治的軌道。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黨中央認真聽取科學家和專業人員的意見。1956年2月，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水生動物研究專家秉志來信建議，在消滅血吸虫病工作中，土埋滅螺容易復出，對捕獲的釘螺應採用火焚的辦法，才能永絕后患。毛澤東同志接到信后非常重視，當即指示一定要邀請這位專家參加隨后將要召開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會議。1959年10月30日，毛澤東同志在得知血吸虫病的療法取得重大進展后，強調：“這是個上軌道的問題，上了軌道就好辦了。”

支持和推動科學研究工作。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員會，加強血吸虫病防治的科研工作。該科研組織整合了江蘇、浙江、安徽、上海等地醫學院、血吸虫病防治所和有關研究單位的專家學者，明確了科學開展防治工作以及血防干部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在該機構之下，各省、市、區都成立了對口的血防科研組織。國務院在《關於消滅血吸虫病的指示》中指出，不僅要積極地幫助和支持科學家的研究工作，“還應當隨著防治工作的發展，經常地向科學家提出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農業部門也組織獸醫專家，積極開展防治牲畜血吸虫病和科學研究工作，並動員流行地區所屬畜牧獸醫部門，同衛生部門共同消滅危害人體和牲畜健康的血吸虫病。

堅持中西醫結合。各級黨組織整合中醫研究院、衛生實驗院、中央和各地的衛生研究院等醫學科研組織，發揮血吸虫病防治和科研攻堅的合力作用。1956年4月，徐運北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了關於防治血吸虫病的具體建議，並附上中醫、中藥治療血吸虫病的驗方一份。毛澤東同志指示把這份報告分發黨內外高級干部及各省委書記。各地中醫通過獻方等措施，發掘了一大批能夠有效防治血吸虫病的中草藥和藥方。比如浙江的“腹水草”、江蘇的“老虎草”、安徽的烏桕樹根皮、湖北的“全生腹水丸”、湖南的“加減胃苓湯和絳礬丸”，等等。

第三，全民動員，因地因時制宜。長期以來，人民同血吸虫病的斗爭是自發的、分散的。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的社會改革任務尚未完成，也難以廣泛動員廣大群眾來進行全面的防治，盡管疫區的衛生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未能從根本上控制血吸虫病的流行和蔓延趨勢。黨中央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虫病”的號召之后，各級黨委和政府緊緊依靠群眾，眾志成城打響了防治血吸虫病的人民戰爭。

把消滅血吸虫病作為政治任務。毛澤東同志明確要求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虫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他后來解釋說：“就血吸虫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於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虫。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疫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把消滅血吸虫病作為政治任務，對於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起到重要作用。

加強宣傳教育和思想動員。《關於消滅血吸虫病的指示》強調，“必須經常地、反復地向群眾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和思想動員”。相關部門通過編輯出版通俗小冊子，把消滅血吸虫病的知識和方法向群眾進行宣傳。各級黨委和政府通過各種報刊、廣播以及農村的牆報、廣播喇叭等各種宣傳工具，廣為宣傳，凝聚共識。

充分發揮群眾的力量。防治血吸虫病是千百萬群眾對病害的一場斗爭。打贏這場仗，既是為了群眾，也要依靠群眾。在各級黨組織的發動下，各地群眾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消滅釘螺運動。比如，江蘇省昆山、嘉定兩個縣動員全縣絕大部分勞動力，車干了幾千條河的水﹔安徽省蕪湖縣發動20萬人連戰18天，挖螺土260多萬平方米，實現了基本無螺縣的指標。截至1958年5月，全國血吸虫病流行區的12個省市消滅釘螺15億多平方米，充分彰顯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

結合農業生產綜合施策。消滅血吸虫病要在消滅釘螺、治療病人、管理糞便、安全用水、個人防護等多環節一齊動手。因此，黨中央一再強調因地因時制宜的原則，根據農業生產活動的規律和每項防治措施的適用時間、地點，確定防治工作每個時期的工作重點和進行工作的方式。例如，冬季農民較閑，水位低落，大部分釘螺暴露在地面上，防治重點是大規模治療全勞動力病人，結合興修水利來土埋和開墾滅螺，同時進行糞便管理。夏秋季農民下水割草、積肥、插秧、施肥等生產活動頻繁，感染血吸虫病概率大，防治重點是糞便管理和個人防護，結合治療半勞動力和兒童患者。暑期則重點治療學生患者。把疫情防控和生產活動相結合，也是做好衛生防疫工作的一條基本經驗。

（作者：班和，本文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辦公廳智庫專題課題組集體成果，課題組成員：曲青山、王全春、高陽、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