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話題與冷思考——新冠肺炎疫情與國際關系未來走向

﹝編者按﹞ 2020 年伊始，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點爆發，給世界各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帶來巨大威脅，給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帶來巨大挑戰。重大傳染性疾病是全人類的敵人，世界疫情的防控不僅需要每個國家的努力，更需要全人類同舟共濟。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個突如其來的“黑天鵝”事件，國際政治經濟走向將發生何種轉變？ 世界各國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表現如何？ 我們從中應該吸取哪些經驗教訓？ 各國應對新冠疫情的舉措將對國際格局、國際合作和全球化產生哪些影響？ 經過此次疫情，世界各國能否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更進一步？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本刊特邀國際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逸舟教授，就相關問題進行深入解讀。

▲人類文明史也是一部與病毒不斷斗爭的歷史。歐洲黑死病、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西班牙大流感都曾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乃至整個世界歷史的走向。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在全世界多點爆發，這場疫情有可能對未來的國際政治經濟走向產生何種影響呢？

●首先，我想對當前的形勢做一個我自己的、未必是成熟的研判。我覺得國內現在對疫情的看法多半比較偏樂觀，這是我比較擔心的。通過和國外一些朋友的交流，加上這些天也看了一些國際組織、國外智庫的分析，我覺得國際形勢比我們國內普遍想的要嚴重。未來局勢的發展有最好、中間和最壞三種可能性。

比較好的，根據我們國內現在看到或者估計的，大多數人認為疫情即便不是很快，但是也終究將會在今年下半年的某個時間點結束。然后經濟逐漸開始報復性反彈，最后重歸原來的軌道。我覺得這個判斷主要是根據國內早先兩個月抗擊疫情的形勢作出的，中國確實在較快時間內遏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但是國際上不是這樣的，我覺得中間的可能性更大，疫情持續的時間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長得多，死亡人數可能也會更多。4 月1 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發布會上表示: “在過去的五周中，我們見証了新增確診病例呈指數級的增長。在過去一周中，死亡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在接下來的幾天中，我們將見証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升至100 萬，並有5 萬人死亡。”[①]截至北京時間6 月1 日16 時，全球確診病例已超過615萬，死亡人數超過37 萬。這一死亡人數已經相當於一場中小規模的戰爭，經濟上的損失更難估計。這種預估仍是對疫情發展中間可能性的估計，但是還有最壞的結果。

最壞結果是什麼呢？ 我們可能會真正見証到，在發達國家、新型大國疫情得到緩解的同時，在大多數地區出現大范圍的死亡、飢荒、失業，然后一些地方可能出現動蕩、騷亂、戰亂、難民潮和政權更迭。現在，我覺得這一種可能性在增大。人們現在主要關注中日韓、歐洲和美國的疫情，但是這些都是相對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以及新興大國，只是很小一部分。在大多數地區，比方說非洲、中東、拉美、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可能出現更大范圍的死亡。因為很多地方尚沒有足夠的檢測和治療手段。按照國際傳染病的一般規律，可能會出現比較大規模的人群感染和一小部分人群的死亡，但隨之而來更嚴重的則是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經濟的衰退可能會導致工廠失去訂單，很多公司、廠家、商店尤其是小商戶倒閉，大量工人失業。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的生計會出現問題，進而出現搶劫、暴動、騷亂，政府一旦失控便可能採取一些鎮壓措施。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我們目前沒法預期的可能性。疫情的發展可能要比當前的形勢嚴峻數倍甚至數十倍，這可能是繼一個世紀以前的大流感之后，死亡人數最多、傳染范圍更廣的一場全球流行傳染病。但是，在全球經濟相互連通、世界相互依存的條件下，它帶來的后果可能會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得多。在向一些國家提供初步的醫療衛生援助的同時，我們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全球糧荒、經濟衰退、大范圍暴亂和難民潮等情況要提前做出預判和准備。總而言之，這是一場大疫情，也可能是大衰退或大騷亂。因此，我們在談國際格局、談大國作用、談全球化之前要先對總的形勢做好上中下三種不同的思想准備。往好處著想，往最壞處做准備，這樣的話才能應對不同的形勢。

▲新冠肺炎疫情演變為全球公共衛生大危機，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百年大變局的一種映射。相關變量和趨勢苗頭早已顯現，疫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並更加顯在性地呈現出了這種“大變局”。法國總統馬克龍稱，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法國百年未遇的公共衛生危機; 德國總理默克爾說，疫情是德國二戰后面臨的最大挑戰。歷史証明，貌似突如其來的“黑天鵝”事件往往伴隨和昭示著百年大變局的必然性。大國興衰的肇因常常是大規模戰爭或危機，大國借由契機完成權力的重組、國際影響力和道義合法性的重構。當前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又可能對國際格局產生何種影響呢？

●從全球化，從歷史、人類文明發展和國際格局角度來看，我覺得約瑟夫·熊彼特( JosephSchumpeter) 的觀點特別有啟發。他說，歷史的演進往往不是一個平滑的曲線，不是一個沒有呈現波段性的發展，相反它呈現為一種“創造性毀滅”“創造性破壞”，通過各種重大的打擊，淘汰掉一些落后的產能、產品或者產業，一些落后的體制、手段，然后又締造出新的產業結構，包括產品和制度。歷史上，特別是進入現代化、工業化社會以來，這種創造性破壞、大浪淘沙的過程，多次重現。往往一個大的危機之后，就會看到一批國家倒下，一些貌似巨人的曾經很出眾的國家黯然失色。而一些在危機中抓住了商機，或者捕捉到了前沿信息、前沿手段、前沿領域的國家又脫穎而出，開始成為地區乃至於全球的領導者。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示，全球化本身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我們現在常講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但全球化本身是有周期性的，它有的時候是比較快地、比較順利地往前走的，不管是就業、經濟增長、貿易指數，還是個人的收入等，看上去都是高歌猛進的。但是，往往在這個過程中間，全球化又醞釀著新的周期。例如，有的產能過剩了，有的技術過時了，有的勞動力自身技能跟不上了，這時候就開始醞釀出一些產品的過剩、產業結構的老化，或者說某些體制機制的不適應，就開始出現危機。然后一個大的問題出來以后，例如，戰亂、傳染病或者一個地區政治上的動蕩，造成了連帶效應，帶來了蝴蝶沖擊波，最后就形成了一個大的形勢———衰退、下降。全球化周期性的起落一直是存在的，而且現在技術、信息的穿透力越來越強，周期越來越快，科學家研制的手段、溝通的渠道越來越多，越是在這一過程中間，這種張力就越是顯著。顯得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所以，現在全球化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讓一些掌握了新的技術，在危機中間能夠找到機會的國家或者是產業、人群從中獲利，能夠在大浪淘沙之后崛起; 另一方面，也使那些相對比較落后且手段比較貧乏的地區、國家和人群出現大面積災害，出現較大問題。

▲為應對這次疫情，各國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措施，這實際上也是一場“大考”，既是對各國綜合國力、治理和應變能力的綜合考量，又是對各國糾錯能力的測試。您怎麼評價世界各國在這次抗擊疫情當中的表現？

●對於全球應對疫情的評估可以採取不同的尺度。其中一種尺度，傾向於對所謂“強力國家”或者強政府和所謂弱政府進行比較，或者說對東方和西方不同文化的差異進行比較。在紀律性比較高、集體意識比較強、政府比較有力的地方，例如，新加坡、韓國、中國、日本，顯然這些所謂的東方國家動員能力比較強，它們的治理效率比較高，處理危機很快，能集中資源，在短時期內採取了強力的物理隔絕手段，包括必要的“封城”“封國”等一些強制性的手段能很快到位。而一些西方國家，比方說像意大利、西班牙、法國，這些國家一向比較浪漫、比較散漫，政府更迭比較多、治理能力相對較差、掌握的資源比較少，在這些地方疫情擴散就比較快，后果比較嚴重。而且政府的很多措施，不管是“封城”也好，或者是頒布“居家令”也好，看上去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這是現在人們分析當前情況時常用的一個尺度——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有的人講中國比較重視家庭、重視老人、重視集體，強調個人服從整體或者是少數服從大局，西方國家剛好相反。對這一解釋我覺得是合理的，但是不要把它絕對化，變成單一的尺度。

我們還看到很多不同的現象，比方說同樣是在西方，德國和一些北歐國家這次很明顯就控制得比較有效。德國現在號稱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雖然在4 月底德國的感染人數也超過了15 萬，但是死亡率是非常低的。那麼，這就不是簡單的東西方文化差異能夠解釋的了，這也和所在國家的社區、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公民守法自保意識等因素有關。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同樣是在東方、在亞洲，如印度、印尼、孟加拉這些地方，現在危險正在蔓延。因此，還需要考慮其他的評估尺度，比如剛才說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公民的權利意識、法律的效力、社區的管理體系等。

第三個評估尺度就是領導人的國際視野和領導力。同樣是大國，有的國家很明顯採取了多邊的、合作的、協調的方式，也有的大國雖然有很多的資源，但是採取了孤立主義的、以鄰為壑的、推卸責任的態度。

所以，當我們在進行國際比較特別是大國比較時，我們應當更加細致地採取多視角的、多元的方法，一定要避免用簡單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或者東西方差異進行單一的解釋，這些因素確實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的最終作用是多種力的一個合力，而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

▲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前任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 Kurt Campbell) 和耶魯大學中國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拉什·多西( Ｒush Doshi) ，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發表《抗擊新冠病毒可能會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稱，美國作為超級大國70 年靠的不僅僅是財富和實力，更是其絕無僅有的三大法寶———國內有條不紊和卓有成效的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及引領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和意願。文章指出，美國正在經歷對自己的“三大優勢”的又一次考核，目前的成績是不及格。如果說1956 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暴露了大英帝國的無能為力並使其丟失了超級大國的資格，這次抗疫或許會成為美國的“蘇伊士運河時刻”。您是否認同這一看法？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歷史上看，在過去幾百年間，美國也是在重大的危機、挑戰中逐漸構筑它現在的地位的。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以后，既有重大的成功和經驗，也有重大的失敗和教訓。我覺得對中國人來說，在觀察國際格局和各國抗疫表現時，美國是一個非常好的借鑒點，當下在評估各大國表現時對美國的研判可能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想說美國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包括美國現任政府上台以后的國際表現應該打低分。在這次疫情中，美國可以說遭遇了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情報失敗。有人說，這次比“9·11”美國遭受恐怖襲擊時，美國中情局和五角大樓出現的信息盲點還要嚴重，因為它對全球的信息研判基本上沒有發出預警。而且一開始很多美國人甚至認為疫情不可能蔓延。政客不作為是這次應對疫情不力的原因之一，但也說明了最近這些年美國的醫療衛生體系盡管很強大，卻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看到歷史上美國充當世界超級大國以后，提供了很多國際公共產品和領先產品，不管是制度的還是各種各樣的器物的。從電燈泡到航母、原子彈，到各種藥品，再到各種各樣的硅谷創新，美國人都是遙遙領先的。但是跟過去不同，現在，包括在疫苗的研制方面，美國雖然在抓緊，但是至多算是第一梯隊，中國和德國在疫情的應對、疫苗的研發、信息的傳遞方面做得不錯，相比之下美國表現很糟。

還有，現在的美國在國際領導力、國際協調、多邊的應對方面基本上是一個“跛腳鴨”，不是領導者，而是拖后腿者。在國際社會共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時期，美國卻依然拖欠甚至暫停繳納世界衛生組織會費並計劃大幅削減全球衛生項目撥款。在國內也是這樣，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科研、教育、醫療、福利方面都是大幅削減投入。這任政府此前最大的成就是在股市，此外在和其他國家的經貿談判中討價還價美國確實有一手，但是總體來說，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國際形象都是在減弱的。在這次重大疫情擴散中，美國完全沒有協調力，沒有公共產品，跟世界衛生組織可以說格格不入。甚至在聯合國層面，在美國不斷拖欠會費情況下，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合國總部的秘書處這次反過來還專門給美國人提供了一些口罩。[②]美國從援助者變成被援助者，這一點是很諷刺的。

但是，我又不太贊成現在國內外很多批評者的觀點，認為現在就意味著美國世紀的終結。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從美國在過去一個世紀的表現，從一戰以后美國逐漸成為世界主導國家的歷史來看，美國這個民族有一種特殊性。美國在政治上如果犯了錯誤，可能帶來重大的災難，但是當一個重大的挑戰或者危機最終激發了整個民族的潛力的時候，它又能夠化險為夷，從危機中取勝。例如，在一戰后期，美國開始是置身事外的，但是威爾遜總統后來提出了“十四點原則”，推動建立國聯，倡導所謂弱小民族的自治，美國開始逐漸從一個奉行孤立主義的大國變成了一個具備軟實力的大國。二戰前后也是如此。美國實施羅斯福新政后國內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后來不僅在擊敗日本、德國等法西斯國家的過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且在研發核武器、創建聯合國、實施馬歇爾計劃中，都體現了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強烈的主導意識，極大地扭轉了自身的局勢。在20 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曾經一度看上去是攻勢迅猛，在發射衛星、生產鋼鐵和潛艇方面都超過了美國。美國人當時驚呼美國有可能被蘇聯擊敗，但是從肯尼迪到后來裡根的“星球大戰計劃”、美國的阿波羅登月等，它又激發出極大的潛力。美國是很奇怪的，它犯的錯誤大，但動員起來的力量也大。越戰也好，“9·11”也好，就是美國犯的非常大的錯誤，或者說是戰略失敗。越戰讓美國深陷泥潭，而且造成了心理上的越戰后遺症。“9·11”以后，布什主義一度把在中東的反恐，把到處圍剿反美政權作為它的頭等大事，使得美國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泥潭。但是，是不是說這些災難就讓美國陷進去，一直無法自拔呢？ 並不是，我們看到最終它又挺過來了。

現在我注意到美國社會、地方政府、智庫和一些公司又開始自發地動員起來。所以，下一階段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在疫苗研發中，在協調盟國中，美國扮演的角色還有待觀察。美國的《國防工業生產法》利用起來以后，解決危機我覺得是有可能的。雖然這一次美國可能是遭遇了“9·11”以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最大規模的死亡，但是美國是否會因為這樣就衰落下去呢，我覺得還要再看一看，不要輕易下結論。

▲在此輪疫情中，中國最先陷入危險境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以舉國之力、付出巨大代價，率先迎來轉機，在基本控制住國內疫情的基礎上向國際社會伸出援手。不少國際輿論指出，抗疫成果凸顯了中國體制的優越性。而與此同時，國際輿論上也出現了一些指責甚至“污名化”中國的聲音。您怎麼看待中國本次應對疫情的表現呢？

●我覺得當前的疫情以及抗疫的進展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中國這次確實有重大的貢獻、重大的利好、重大的成就，但是也有一些潛在的缺失、挑戰、盲區和隱患。

從中國作出的貢獻，從形勢利好的情況來說，我們現在看上去在大浪淘沙，在“創造性毀滅”這樣一個新的關口，中國確實似乎處在第一梯隊，似乎是一個乘勢而上的大國。我們不僅在很短時間內有效地控制了湖北武漢的疫情，在全國范圍內使疫情擴散迅速得到了控制，在全國范圍動員了四萬多名醫護人員支援湖北，還調集了全國上下各種經濟、財政資源幫助湖北，顯示了強大的動員能力。而且現在總體而言，不光疫情得到了有效的緩解，而且社會、經濟都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局面。從對外舉措來看，中國第一時間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 截至4 月7 日，中國已與全球180 個國家、10 多個國際和地區組織分享疫情防控和診療方案; 向世衛組織提供2000 萬美元捐款; 向120 多個國家和4 個國際組織提供口罩、防護服、核酸檢測試劑、呼吸機等物資援助，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爾維亞、柬埔寨、巴基斯坦、委內瑞拉、老撾等國派遣醫療專家組……[③]4 月下旬，中國又向世衛組織追加3000 萬美元捐款用於抗疫。中國解決了本國內部問題以后，開始向國際上一些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未來我估計還有更多的這種需求，涉及糧食和其他的基本需求，隨著全球范圍的危機加劇，中國還會量力而行地提供援助。總體來看，中國採取了一個多邊主義的、國際協調的立場，所以很多人說，相較於美國的乏力、無所作為甚至是單邊主義，中國扮演了一個比較積極的角色。由此來判斷，中國可能在新一輪的國際競爭、國際格局變化中佔據潮頭。我現在不敢這麼肯定，但可以這麼說，中國的抗疫外交、跟抗疫相關的國際合作確實取得了不錯的進步。

但是從大的全球格局來看，我們更加要小心謹慎。我們要看到，當前外部已經有一種越來越偏頗的、傾向於固化的錯誤認識。現在國外不要說美國、歐洲發達國家，甚至包括一些亞非拉國家確實有個別人認為“病毒的源頭是中國”，這並不是科學的判斷。雖然像是《科學》等雜志有文章指出病毒的源頭可能不是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它是一種自然的、不斷衍生的病毒，經過好多代，最后因一個偶然原因在這兒爆發，[④]但是許多人並不管具體的科學研究，他們覺得“病毒就是從武漢爆發的”，疫情開始從中國向東亞其他地區擴散，然后從東亞向世界擴散。這種歸咎於中國或者歸咎於東亞的情緒和不滿，被一些自己管理不好、治理不當又需要有一些宣泄口的政客所利用。在未來一段時期，這種相當普遍地蔓延開來的“中國責任論”“中國是危機源頭”的說法不論是對我們的抗疫外交，還是對抗疫外交之后中國的國際關系、國際形象以及我們作出的國際貢獻都有相當大的負面作用。

▲我們在未來應對疫情的過程中還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呢？

●我們現有體制既有重大的優點、優勢，也有一些不足。如在舉辦奧運會等重大活動和應對如地震、疫情甚至戰爭等危機的時候，相對比較集中、高度統一的體制通常能夠在短時期內展示出強大的動員力或者說優勢。但是，如果進入到一個中長期和平發展、常態發展的時期，就不能單純看動員能力了，而要看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包括公民個體，包括中小微企業，包括不同的層級、單元，要看它們積極性的釋放如何。

西方一些國家現在由於個人主義優先，平常比較散漫，都是各自為戰，所以顯得手忙腳亂，不得不去動用軍隊或者動用聯邦的資源，看上去總是慢半拍，損失嚴重。但是，一旦度過了眼前的困境，進入到一個長期的相對比較平靜的、和平的時期以后，它們的個人積極性、企業的創造性、市場的“吃螃蟹效應”，可能又成為一種優勢。越是在這種緊要關頭，我們越需要比較冷靜地思考，充分看到我們的長處，也要清醒意識到我們的不足。例如，這次我們前期存在很大的一個問題，地方一級怎樣及時、有效地去釋放信息，保証公眾的知情權，使得我們一些解決問題的方法能得到更好的落實，是需要反思的。現在不是我們所有做法都要常態化，有些是要有退出機制的，在經過特殊的危機之后，有一些是有優勢的，長期要保留，要繼續; 有一些屬於臨時性手段，要有適時審視和退出機制。

現在的國際情勢既是一場抗疫外交或者大國博弈的“大考”，也是對我們自身的體制、產業、能力和技術升級換代的一個“大考”。它需要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應對，而是看中國能不能實現跨越式的進步。前些年，中國主要是靠規模，靠體量，靠龐大的市場潛能，靠廣大的農村人口紅利，靠從農業化向工業化、城鎮化轉變，靠從一個封閉經濟體向國際化轉變過程中釋放的巨大的潛能和紅利，來推動中國崛起的，相對而言比較粗放，技術含量不那麼高。未來中國如果想要佔據國際高地，能夠真的引領新的國際格局，還要靠我們自身的改革、創新和發展。沒有大的創新，沒有國內各種活力的釋放，包括科技創新，包括我們的產業結構、產品，從比較粗放發展進入比較高品質的發展，包括對落后的產能、產品的淘汰和升級換代，沒有這樣一整套東西，中國想要引領風氣之先，或者實現世界百年格局變遷，作為新的領先者，隻能是一個空話。我們看到過去一段時期，中國取得了重大成績，國內保持了穩定，有效地阻截了疫情，在國際上開始施以援手，但推動全球防止疫情擴散的同時，一定要避免盲目自大。

▲面對世界百年格局變遷，中國應該採取怎樣一種態度呢？

●當我們說百年格局變遷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有這樣一種眼光，對於這個百年變局，千萬不要認為它是始於中國，終於中國，認為中國崛起的這百年間世界上就出現大變局了，然后百年變局最終結果就是中國取代美國。我覺得不是這樣。我們不講很久遠的過去，就看一看最近100年，世界上就出現過很多重大的危機，它們是連綿不絕的、周期性呈現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表現。我們確實可以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這500多年來，全球化呈現為一個逐漸加速的趨勢，各國、各地區、各種人群之間的相互交流或者說相互依存在加強，但是這個過程不是一步到位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民族解放，一些中小國家獲得主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聯合國建立，大多數亞非拉國家獲得新生、開始崛起; 然后再到20 世紀90 年代以后兩極格局的終結，冷戰的結束; 直到21 世紀以來，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金磚國家經濟上的快速崛起……這些都構成了這個百年格局不同的板塊、不同的要素。我們要避免以下這種情況: 如果在一些重要媒體上缺乏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的話，我們的公眾就可能會以為這個百年格局變遷就是中國在21 世紀崛起以后，在全球范圍由中國來引導出現的，認為西方尤其是美國突然間就乏力了，衰敗了，然后面臨危機了，再經過一段時間努力，到了21 世紀中葉，中國超越了美國以后成為世界頂級超級大國，這個百年格局就結束了，就意味著人類進入一個新的高點，世界格局從敵強我弱反轉過來變成了非西方國家佔據了領導地位。我覺得持這種看法的人越來越多。而且由於這次應對疫情我們相對成功，無形中加強了這種看法，認為我們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特有的做法可能會有一種全球性的輻射效應、傳感效應、傳導效應或者說示范效應，隻要全世界各國、各地區向我們這個榜樣學習，輸入我們的經驗和做法，包括中國特有的制度安排，這個世界就會煥然一新。要避免這種宣傳，避免這種狹隘的、偏頗的認識。

另一方面，我們的目光不能局限於短期應對疫情。現在我們主要靠強政府、靠有效的管理和動員，使得國內疫情勢頭得到有力的遏制，開始調動我們的資源對外援助了。但從中長期來看，我們在技術突破方面做得怎麼樣？ 現在很難說。經歷這種“破壞性毀滅”或者說是歷史性的大浪淘沙，一定是要有技術上的突破的。例如，像一戰、二戰，像20 世紀70 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后都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技術突破，比如海上航行技術的突破，原子武器的突破，石油危機以后新材料、新產業的突破，然后使得掌握這些突破性技術的國家或者地區開始領風氣之先。因此，下一步還要看我們的研發水平怎麼樣，狹義上是在醫療領域，如疫苗的研發，廣義上就是后危機時代，在全球經濟、貿易、金融，包括國際組織中話語權、領導力和很多新的制度安排的創新方面。例如，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世界衛生組織的地位再審視和重塑，還有很多多邊機制的調整，在這些過程中，中國是— 9 —本期聚焦否能夠積極引導、積極發力、積極策劃和重構？ 還是隻能隨波逐流，沒有大的能力和作為去改變它。如果是后一種情況，那麼可能幾個月、幾年甚至十幾年過后就會看到，這不過就是一個大的危機和震蕩，並沒有帶來中國的異軍突起，帶來中國領導力、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公信力的領先。

從疫情的應對來看國際格局的變遷以及大國的角色和應對，與一般的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的分析是不一樣的。我在近幾年講“仁智大國”的時候，特別強調內外要聯動，要相互激勵。一個有強大向心力的、能夠提供好的國際公共產品的國家，不光是靠外交官的智慧、手段或者博弈，很大程度上還要依賴於體制本身的堅韌、有效、開放、靈活，要取決於國內的社會進步、經濟開放、科技創新。中國未來在世界上的角色、在國際格局變遷中的這種動能，很大程度上既取決於我們的抗疫外交、我們的外交官、我們的國際協調行動，也取決於我們自身對問題和不足的反思和改進，取決於國內的進步和發展。真正從長遠來看，怎麼實現卓有成效的、可持續的國內治理和對全球公共產品和國際制度的供應和再造，這些問題現在都還是懸而未決的，還遠沒有答案。在這種情況下，保持一個比較冷靜的態度，保持一個虛心去學習、去觀察、去考量的心態會比較好，要戒驕戒躁，遇到任何質疑或者不同意見的時候也要冷靜應對。

▲全球化是21 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突出特點，與人類的共同價值一脈相連。近年來，雖然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等逆全球化思潮有抬頭之勢，多數國家依然相信全球化和加強國際合作是解決全球性問題和加強全球治理的最好途徑。然而這次疫情初期一些國家採取了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做法，您認為這將對全球化和國家間合作帶來怎樣的影響？

●因為目前仍處在“撞擊反射”階段，各國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阻斷國際傳播和防止外來疫情的輸入上，顯得有些手忙腳亂。對於國際協調，自然做得不太夠，出現了一些以鄰為壑、相互封閉的現象。但是我相信從中長期來看，經過一段時期以后，隨著危機的蔓延或者是危機下一階段的出現，這些大國領袖就會意識到，病毒是無國界的，病毒的傳染不是簡單靠物理上的隔絕就能阻斷的，最后還是需要靠協調、靠信息的交流、靠疫苗出現以后的分享、靠全球性的合作。而這個過程中誰做得更快、做得更好，誰就有可能佔據潮頭，引領下一輪的全球發展進程。例如，在歐洲，德國這次就做得比較穩妥，不僅本國的死亡率比較低，研發還比較快，在這個過程中間它已經開始著手協調。我的看法是，德國現在穩定了自己以后，開始要協調歐洲，援助一些鄰國了。這就跟那些手忙腳亂並且頑固地以鄰為壑的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的實力遠遠超出德國，但是美國現在還是忙於“打隔斷”，政客之間相互爭吵，聯邦和州之間相互拉扯，現任美國政府完全沒有在國際上發揮公共產品供應者、國際合作協調者的作用。所以，我們看到“撞擊反射”階段過后，就能夠顯示出各國的差距，顯示出各國在全球治理、全球公共產品供應、全球格局重塑中的位置。

哪怕很小的國家，比如說像以色列，它的死亡率很低，研發速度據說也在加快，如果能夠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新研發的技術出來———就像在海灣戰爭期間，以色列在一些軍事技術上獲得突破，最后使得它在后來幾十年的全球軍事武器、信息技術和金融領域佔據高點一樣———它就有可能繼續成為中東乃至於整個世界上一個比較領先的角色。這跟國家的規模、人口、幅員、自然資源等不是成正比的。例如，沙特的石油很多，很有錢，但是它在這方面卻沒有作為。未來一段時期，主要考驗各國的治理能力，各國在內部防疫、維持社會穩定、恢復經濟中的表現以及在國際上提供公共產品、提供示范作用的能力，這兩重行為將決定未來若干年國際格局的演變。中國現在可能相對處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不是沒有並行者，甚至不是沒有潛在的超越者。在某些技術、某些領域、某些重要的國際制度設計方面，我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進行更多的思考。

▲這場前所未有的“戰疫”，為中國提供了一次展示綜合實力和外交理念的窗口期。中國的綜合實力和治理舉措經受住了疫情的大考，同時還對外提供有形的物資援助並與其他國家分享抗疫經驗、分享新冠病毒及疫苗研發相關信息等全球期盼的公共產品。中國與亞非歐多國開展了積極的“抗疫外交”，用實際行動維護互惠互利的全球化理念、詮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在未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首先我覺得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非常好，最近幾年中國領導人、中國政府在各種場合，尤其是在聯合國、在其他國際組織和多邊的會議上一直強調，這一概念也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提出一個好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吸引更多的受眾，獲得更高的接受度。但是，僅僅有一個概念是不夠的，而應當構建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上面有概念來引導，即中國要成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參與者、引領者。但是做法上需要多管齊下，是要各個方面去具體落實推進的。例如，在應對疫情過程中，除了政府提供一些醫療物資，提供一些醫療咨詢之外，社會現在也開始行動起來，在一些民間志願者中涌現出了很多感人事跡，這也很重要。這次疫情中，馬雲、姚明等以個人的名義捐款捐物或獻血，讓其他國家和地區看到中國民間人士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它們會覺得中國人所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有人情味，更有包容性。

中國的抗疫外交要避免“救世主”的心態，不要把我們看成好像是“世界末日”的拯救者。我們基於同情心和商務原則進行國際援助，對外國人有利，對我們自己也有好處，大家同舟共濟。除了疫情應對之外，未來全世界可能還會出現一些社會問題，如動亂、糧荒等。一旦到了那個時候，不靠國際協調，隻靠單打獨斗是控制不住的。除了一對一的援助之外，也要考慮多邊協調的救助。例如，為了應對埃博拉病毒傳播，美國充當了某種多邊協調者、組織者的角色，而且積極與世衛組織合作。中國當時也作出很多貢獻，提供了七億多人民幣的醫療物資，包括軍隊醫療隊的援助。但是那個時候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並不是國際醫療或者是防治埃博拉疫情總體協調行動的領導者、協調者，而主要是雙邊的援助者或者物資的提供者。這次情況不太一樣了，中國面臨更大的壓力、更多的期待與機遇。

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也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國。那麼在政治、安全、社會、科教文衛各個領域，包括下一階段國際疫苗的研發、信息交流方面，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出發，我們可以有更多的推進、更多的做法、更多的嘗試。不僅是當下這次應對疫情，未來我們還會面對很多重大的國際挑戰，例如如何重新活躍國際金融、重振國際貿易。我們要學會充分運用國際多邊機制，如聯合國安理會、G20，還有很多區域性國際組織，要盡量去發聲，盡量去加強協調，不要單打獨斗，不要指望以一己之力就能夠拯救全球，這點是非常重要的。而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要善於傾聽，善於學習，去掌握一些過去未能掌握的本領，提出一些國際上多數國家能夠接受的動議，更好地調動全球性資源。其實歷史上很多重大國際決議形成過程中都體現了這一點。例如，新加坡在早期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形成過程中表現得就很有智慧，非常善於去同其他國家協調，不管是拉美的一些中小國家，還是其他的一些小島國等，甚至包括大國。再比如，瑞士的很多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包括像達沃斯論壇，在全球經濟金融活動中，經常是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這些我們都要細心揣摩、比較、借鑒。總而言之，在未來新一輪的多邊機制的重構過程中，在國際組織的活躍化和效能化的啟動上，中國要更好地發揮作用，不要把這次抗疫看成是畢其功於一役的行動，而要看成是一個廣義上中國參與世界，深入參與國際協調的一個長期的進程。

（作者單位：王逸舟，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瑾，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年玥，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原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雙月刊）2020 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