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1942年5月，為了解決延安文藝界脫離實際的問題和各種不良傾向，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界的座談會。座談會對統一藝術家們的思想認識發揮了重要作用。《講話》倡導的“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針，改變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帶來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文藝的繁榮，成為中國共產黨文藝政策的基石。《講話》中關於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文藝與生活的關系、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生活美與藝術美的關系等一系列論斷，對於當下彌漫於文藝界的某些不良傾向，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警醒作用。

1943年10月19日，距離文藝座談會召開已經有一年半的時間。毛澤東選擇在魯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紀念日，也是整風運動的高潮之時，將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日報》上全文刊發，顯示出對統一延安文藝思想的精心安排和深思熟慮。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召開文藝座談會？又是如何召開的？文藝座談會與延安整風有什麼關系呢？

延安文化人的“個人”與“集體”問題

抗日戰爭爆發后，大批進步青年和文化人匯聚到延安，使這裡很快成為全國著名的文化城。先后來到這裡的，有歷史學家范文瀾，哲學家艾思奇，文學家丁玲、周揚、徐懋庸、田間、何其芳、柯仲平、張庚、蕭軍、艾青、高長虹，藝術家呂驥、蔡若虹、力群、江豐、王式廓等著名文化人，還有留法博士陳學昭、何穆夫婦，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等。

為了盡快培養源源不斷來到延安的青年學生，中共中央陸續創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延安女子大學等，尤其是創辦了以培養藝術人才為目標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又將奔赴延安的文藝工作者集合起來建立了抗日劇社、西北戰地服務團等藝術團體，其中最重要的是1938年9月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人們習慣把這個團結了邊區大部分作家的文藝組織簡稱為“文抗”。

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

由周揚擔任主持工作副院長的“魯藝”和由丁玲擔任主任的“文抗”，匯集了延安最重要的文化人和藝術家，這兩個機構之間帶有宗派傾向的相互指責和矛盾，成為召開文藝座談會、開展文藝整風的重要誘因之一。

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揚談話

從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藝界最自由、活躍的時期。這一時期，在物質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對於外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在政治和生活上給予了特別的照顧。在“文抗”的駐地藍家坪，先后有三十多位作家藝術家在這裡居住過。這裡建有圖書室、俱樂部，作家們在相對安定、自由的環境裡過著戰時供給制的生活。它佔據了延安最好的建筑—橋兒溝大教堂的魯藝校園，匯集了從淪陷區和大后方來到延安的許多藝術家。這裡彌漫著西洋音樂的琴聲，漫畫和木刻引領全國潮流，周立波講授的《安娜·卡列尼娜》吸引著全校師生。這裡不但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而且還上演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契科夫的《蠢貨》、莫裡哀的《偽君子》、包哥廷的《帶槍的人》等中外名劇，甚至把蘇聯著名導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也引入戲劇教學之中。

但是，文藝界不切實際、脫離群眾、脫離抗戰現實需要的“大洋古”（指演大戲、古戲、洋戲）的藝術傾向引來許多老干部尤其是軍隊干部的反感，也讓延安的老百姓敬而遠之。

1942年1月，魯藝音樂系舉行了一場正規而隆重、具有鮮明學院派風格的“大音樂會”，被譽為“延安音樂演奏活動上一次空前的盛大的演出”。當時擔任延安澤東青年干校教員的王仲方老人回憶說：“魯藝的歌唱家們表演得很得意，名家都出來了，唐榮枚唱高音，杜矢甲最后唱低音。唱完以后問老百姓說好不好，老百姓說好，說怎麼樣好，說這個女的唱的跟貓叫一樣。說那個男的呢，說男的跟毛驢叫喚一樣。這對魯藝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那麼努力的給大家唱，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不能理解。”

延安文藝界忽視抗日和實際斗爭的需要，沉醉於高雅藝術趣味的傾向，早就引起部分中央領導人，尤其是軍隊干部的不滿。1940年6月，朱德總司令在紀念魯藝成立兩周年大會上特別指出，希望文化人“要習慣過集體的生活”，不要做“渺小”的個人，應當學習軍事，參加實際的武裝斗爭。

1978年4月，七十多歲的周揚在接受著名美籍華人記者趙浩生的採訪時，對召開文藝座談會的背景這樣表示：延安雖然落后，但畢竟是一個新的時代。上海、重慶來的作家們隻覺得工農兵頭腦簡單，身在延安，心在上海、重慶。你以為這個問題簡單嗎？結合？怎麼結合得了啊？這些人都三四十歲了，有自己的一套。

文化人對延安的批評有些刺耳

除了創作上脫離群眾的傾向外，延安有些作家對延安的批評也引起人們思想上的混亂。

1941年4月，中央青委機關的幾個年輕人在延安的文化溝口辦了一份牆報，取名《輕騎隊》，對延安出現的一些現象進行諷刺和批評。一時間，這些言辭激烈的文章在延安造成很大影響。

1942年春天，蔡若虹、華君武和張諤三位漫畫家在軍人俱樂部舉行漫畫展，展覽會上的漫畫對延安的某些現象有許多諷刺和批評，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參觀者蜂擁而至，甚至連俱樂部的門都給擠破了。華君武回憶說：“很多人都來看，當時轟動了簡直是，后來開到差不多一半的時候，毛主席也來看，那天正好我在值班，毛主席看了一遍就問我。有的畫他懂，他就不問了，有的畫不明白他就問，這張畫什麼意思，那張畫什麼意思。我就給他做了解釋。”

與寶塔山隔河相望的清涼山，被稱為延安的文化山。

創刊於1941年5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就位於山頂平台這幾排石口窯洞裡。擔任延安“文抗”副主任的作家丁玲，當時是《解放日報》文藝欄的負責人。1942年3月，《解放日報》副刊先后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等文章，這些文章以知識分子的眼光對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有些文章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印刷散發用來攻擊解放區，造成不良的影響。

《解放日報》文藝欄編輯黎辛回憶說：“像《三八節有感》，國民黨就編成戲演出，說你延安作家自己寫的，你延安有什麼好，延安還不是很糟糕，這是在國民黨區。在延安有些人看了不滿意，當時報紙上都有讀者來信批評。為《野百合花》，毛澤東拍過桌子，胡喬木也講了，說是王實味挂帥，不是馬克思挂帥。為什麼看得這麼重呢？列寧講不怕敵人借題宣傳，你理論是這麼說，實際上它發表后有了很大影響，對國民黨有用了。”

毛澤東決心親自抓文藝界的問題

延安文藝界多年存在的理論紛爭和文學家、藝術家們表露出來的某些創作傾向，引發毛澤東深深的憂慮。1942年春天，是毛澤東一生中同文藝界接觸最頻繁的時期，僅4月這一個月裡，有文字記載的就有一二十次。

1942年初，毛澤東單獨約見艾青，明確提出：“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麼辦？”

艾青說：“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

毛澤東謹慎地問道：“我說話有人聽嗎？”

艾青說：“至少我是愛聽的。”

與艾青的這次談話更堅定了毛澤東召開文藝座談會的想法。過了兩天，毛澤東又給艾青寫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談有關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此致敬禮！”在“反面的”三個字上面打了三個圈。

不久，艾青應邀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對於這次談話，艾青回憶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

毛澤東談話時，“我准備記錄，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搖晃，我跑出窯洞去找小石片來墊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馬上揀來小瓦片墊上，桌子不再搖晃了。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不要說他是革命領袖，就連一個連長也不會那麼快跑去揀石頭”。

1938年丁玲在西戰團

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回憶，在這次會議上，賀龍和王震兩位將軍都對丁玲提出尖銳的批評。“賀龍說，丁玲，你是我的老鄉啊，你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話說得比較重。當時我感到問題提得太重了，便給毛主席說：‘關於文藝上的問題，是不是另外找機會討論？’第二天，毛主席批評我說，‘你昨天講的話很不對，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問題，你就看不出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頁）

1942年的4月9日，毛澤東又邀請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歐陽山、草明夫婦到家裡來了解情況。據草明回憶：“我和歐陽山收到毛主席的信，邀請我們去一下，我們馬上扣好扣子就去了。很順利的就到了毛主席那裡，結果我看到毛主席的衣服比我們的還破，一個洞一個洞的，都是煙燙的，很隨便，本來有點緊張，但是一看就很自然的坐下。主席就說准備開一個會，征求下大家的意見。叫歐陽山先講，他講了很多很多，講完以后毛主席就問我，草明，你有什麼意見？我一想，我說這個文藝界有宗派主義不好。”

4月13日下午，周揚和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嚴文井等黨員教師應邀來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處。比起與黨外人士的談話來，毛澤東與他們的談話更直截了當。

據陳荒煤回憶，毛澤東一見面就問：你們幾個是主張歌頌光明的吧？被諷刺為“歌德派”，聽說你們有委屈情緒。毛澤東沉吟了一下又說道，知識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把延安的一切都想的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毛澤東突然指著牆上的煤油燈說：“我毛澤東，也就是這麼點特殊照顧嘛，為什麼我毛澤東點煤油燈，他（指某位作家）就沒有煤油燈？就要看誰寫的東西更重要了……”

2002年冬天，我在北京晨光街10號的一幢高干公寓採訪了已經87歲的劉白羽。劉白羽雖然因中風后行動不便，講話也有些吃力，但他拄著拐杖站起來時，高大的身材和嚴肅的表情依然顯出昔日的威嚴。他一字一頓地講道：“為什麼有延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找我去，講了兩句，這個話非常之重要，從這個話才能理解延安文藝座談會。他說邊區的經濟問題我們現在解決了，現在我們可以騰出手來解決文藝界的問題。你們懂得這個意思嗎？這時候有問題，才解決，文藝界要沒有問題他不會講這個話。什麼問題呢？就是當時文藝界有些思想很混亂，議論很多。他最后說你們文抗作家黨員很多，給我一個任務，讓我把他的話傳達回去，征求他們的意見。所以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前后后是有斗爭的，是存在著嚴重問題的。”

劉白羽還回憶說：“當時陳雲是組織部長，把我和丁玲兩個人找到他那兒去，實際上就是動員我們要站在黨的立場上，要做一個正確的發言。我們兩個人商議，丁玲發言，這個時候丁玲思想已經跟黨一致了。陳雲同志一找我們去，實際就是組織上，中央組織部長代表黨跟我們兩個人談話。”

擔任文化俱樂部主任的蕭三，是毛澤東的老同學，談話自然要深入一些。毛澤東很直接地對蕭三說，“我本來不管文藝的，現在文藝的問題碰到鼻子上來了，不能不管一下”。

如此廣泛地找人談話，足見毛澤東當時要弄清文藝界問題的決心之大，方法非常精細，態度也十分謙虛。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專門召開工作會議，研究召開文藝座談會的問題，文藝座談會就此提上工作日程。

4月27日，毛澤東約周揚、舒群等共同草擬了一份參加座談會的名單。審閱通過后，以毛澤東和中宣部代部長凱豐的名義發出請柬：“為著交換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於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以請柬的方式，邀請文藝家們開會交換意見，拉近了黨和文藝家之間的距離。這既表現出黨的領導人對文化人特別的尊重，也透露出這樣一種歷史信息：這是一次政治領袖與文藝家們平等的對話。

蕭軍的頭一炮引發激烈爭論

5月2日的午飯之后，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們從藍家坪、橋兒溝等地匯集到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大院。

會議開始，毛澤東說：“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當他說到魯總司令時，全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毛澤東在闡明文藝工作與其他革命工作應當協調發展的基本觀點后，提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等問題供大家討論。

討論開始后，一時沒有人願意第一個發言。毛澤東提議請蕭軍第一個發言，丁玲也說：“蕭軍，你是學炮兵的，你就第一個開炮吧！”

對於蕭軍參加文藝座談會前后的情況，蕭軍的夫人王德芬回憶道：“蕭軍雖然很積極地為毛主席收集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卻不打算參加文藝座談會，因為他知道自己口直心快，脾氣急躁，耐心不夠，如果參加座談會，很可能在某些問題上，會和某些同志意見分歧，發生爭論沖突，弄得不愉快。幾次借口到延安附近各縣去旅行，請毛澤東給王震同志要一張通行証。”

毛澤東沒有答應蕭軍的請求，一再寫信請蕭軍留下來，就文藝界的問題多交換意見，請他開完會再去旅行。盛情難卻，蕭軍也就留下了。

1945年，蕭軍、王德芬夫婦與女兒蕭耘在延安橋兒溝東山

蕭軍直言不諱的發言，果然語出驚人：“紅蓮、白蓮、綠葉是一家，儒家、道家、釋家是一家﹔黨內人士、非黨人士、進步人士是一家﹔政治、軍事、文藝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們的輩分是平等的，誰也不能領導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那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

蕭軍的發言，顯然跑題走調，而且非常不合時宜。毛澤東一邊聽，一邊記，有時點點頭，有時淡淡一笑。

蕭軍的話一完，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一下子站起來，與蕭軍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對於胡喬木和蕭軍的爭論，與會者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都有清楚的回憶。

劉白羽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他的發言根本是荒謬的，完全跟毛主席的文藝思想相反的。他一味強調作家、個人、魯迅。他在延安，在這之前他很囂張，他講他的一支筆可以指揮兩個黨。這麼多年了，我沒有公開講過這個話，這次我下決心講了，因為是歷史不講清楚不行。他講話一完，胡喬木一下就站起來了，跟他展開了論戰，批評他。”

羅工柳回憶說：“蕭軍就講我是天下第六，為什麼說天下第六呢？馬、恩、列、斯、毛，第六就是他了。這是他的個性了，他願意這樣講也可以，講就講嘛。”

胡喬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前后后的回憶》裡也詳細地回憶了他與蕭軍爭論的過程。胡喬木還回憶道：“對於我的發言，毛主席非常高興，開完會，讓我到他那裡吃飯，說是祝賀開展了斗爭。”

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秘書溫濟澤回憶說：“吳亮平、李又常等同志都發言批評蕭軍。贊同蕭軍的人就起來反駁，說你不要在這上課了，這不是課堂。當時會場很活躍，爭論很激烈。當時毛主席就坐在那裡聽，不動聲色。罵到那種程度，也沒有說什麼話。”

在第一天座談會上發言的還有艾青、丁玲等人。

開會頭一天，就爭論得這樣厲害。毛澤東此前找了那麼多作家談話，並從不諱言自己的觀點，卻仍然有不少文藝家在這樣公開的場合發表相反的觀點。這說明1942年之前的文藝界還是很活躍的，藝術家們不但可以與黨的領袖展開平等對話，還敢就某一問題發表“過激”言辭。由此可見當時文藝界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分歧是多麼大，文藝家們真正從思想上接受黨的文藝政策、觀點，確實需要一個漫長而不平靜的過程。

臨近傍晚，凱豐與毛澤東輕聲商量了一下，宣布休會，同時要大家准備意見，在16日上午繼續開會。

第二次座談，會場氣氛比較輕鬆

5月16日全天，座談會召開了第二次座談。

文藝座談會的請柬

這次會議上，蕭軍、羅烽、艾青與胡喬木、吳亮平等人就“人性是不是文藝的永恆主題”再次發生激烈的爭論。魯藝戲劇系主任張庚在發言中還為魯藝的正規化和專門化進行了辯護，認為提高還是必要的。

會議上的爭論，顯示出文學藝術家們在創作思想上存在著差異和分歧，也顯示出座談會自由平等的民主氣氛，讓黨的領導人聽到了藝術家們發自內心的聲音。

八路軍一二○師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是從前方回到延安的。座談會前，歐陽山尊曾經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前方很需要文藝工作者的問題，毛澤東很重視，並親自給他寫了回信。

歐陽山尊回憶道：“信裡隻有七個字，前面就‘歐陽山尊同志’，七個字是‘你的意見是對的’，下面‘此致，布禮，毛澤東。’我得到這封信，很興奮，我的膽兒就大了，我就敢於發言了。我結合前方實際在座談會上說，前方戰士和老百姓迫切需要文藝工作，文藝工作者應該有一份熱、發一份光，在實際中也會學到更多的東西。這麼多文學藝術家集中在延安干什麼？應該上前線去，誰到我們戰斗劇社來，我舉雙手歡迎！”

因為面對的都是中央領導和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山尊同志對自己的發言感到惴惴不安。事實証明，歐陽山尊多慮了，他回憶說：“沒有想到，直到建國以后，有一次周揚同志告訴我，說毛主席聽了我的發言后對他說，到底是從前方回來的。這個話對我鼓勵很大，當然不是對我一個人。”

柯仲平是延安詩歌運動中最活躍的詩人之一。

1938年，他發起成立了民眾劇團，幾年間他們走遍了邊區的每一個村鎮，創作演出了一大批深受戰士和群眾歡迎的劇目。

他對魯藝“關門提高”早有看法。在座談會上，柯仲平自豪地說起他們給老百姓演《小放牛》時的情景。他有一句話，是有一點半開玩笑，但是也是真的很自豪。他說，你們到山溝溝裡去看，哪裡雞蛋皮多，哪裡就是我們這個劇團走過的地方。什麼意思呢？看戲不交錢了，不花錢了，老百姓為了感謝就給他們送雞蛋，吃了雞蛋就扔了雞蛋皮，所以他們在哪裡走得、待得時間長，吃的雞蛋就多，雞蛋皮就多。

毛澤東聽后詼諧地說，你們要經常演些新節目給群眾看，否則人家就不給你們雞蛋吃了。

就在座談會召開的時候，遠處偶爾傳來幾聲隱隱的炮響。會上有幾位女同志關切地詢問毛澤東，國民黨是否會進犯延安？毛主席就笑了，他說得很輕鬆，他說他來我就讓給他，無非是打碎一些壇壇罐罐，聽說你們把下蛋的雞也殺了吃了，別那麼忙嘛。大家哈哈笑，都很輕鬆。

女作家白朗與毛澤東很熟悉。她開玩笑說：“主席，是不是要請大家吃一頓？”毛澤東笑著說：“當然，白米飯是有的。”會議期間，毛澤東請大家吃了一頓延安難得一見的大米飯、紅燒肉、紅燒雞。這樣的晚餐在困難時期堪稱豐盛。

毛澤東自言自語：這個文章很難做

5月23日下午，座談會舉行第三次座談。在文藝家們踴躍發言之后，朱德總司令對某些作家瞧不起工農兵的問題進行了批評。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人不要眼睛長得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得由工農兵群眾批准才行。八路軍、新四軍為國家為民族流血犧牲，為什麼不應該歌頌呢？”朱老總的話朴實無華、言簡義重，在與會者心中引起很大震動。

5月23日晚飯之后，毛澤東對前幾次討論進行了總結性發言。中央機關的很多人都趕來了，因為人數增加了許多，會場隻好臨時改在院子裡。

據與會者回憶，工作人員在樓前小廣場上用三根木棍搭起一個架子，在架子上懸挂起一盞今天已經很難見到的汽燈。對這天晚上毛澤東講話前的情景，羅工柳給我講述了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我看到毛主席和鄧發兩個人一塊從他住的窯洞坡上下來的，他講話的時候已經天黑了。我就坐在主席站著講話的桌子旁邊，挨著他很近。毛主席拿著稿子，一邊看一邊自言自語，這個話可能就是我聽到的，他自言自語地講，哎呀，這個文章很難做。這是毛主席說的，我聽到了。”

“你覺得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當然，文藝問題很復雜了，意見很多了，說到大家能夠接受，能夠同意，確實是難度很大的。”

干學偉先生這樣回憶說，“他的講話現在有些文字上沒有，他非常幽默的。他說我們開了幾次會，開的很好，我向同志們學了很多，很謙虛的。我對文學藝術是小學生，是個門外漢，今天呢，大家考我一考，題目呢就叫作《結論》。大家嘩的一聲笑起來了，非常幽默，非常輕鬆、詼諧，但是內容是非常深刻的。”

晚上掌燈時分，人們聚集在汽燈周圍，中央辦公廳大院被汽燈照耀得一片通明，毛澤東那口濃重的湖南話像磁鐵一樣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毛澤東以他一貫的幽默和比喻把深刻的理論問題闡述得透徹明白，人群裡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和笑聲。他說：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藝作品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這樣集中地闡述自己的文藝思想，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文藝問題歸結為一個“為什麼人”的問題，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幾十年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幾位與會者，還這樣對我回憶聽完毛澤東講話后的感受：

“他的講話，對於我這個人來說，完全是想不到的，他提出為工農兵服務這一點，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在上海畫畫的時候，隻曉得為革命，不曉得為工農兵，我是想一個空頭的革命，不曉得具體的工農兵。從這一點上，我的腦子打開了。”時任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的蔡若虹如此說。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漫畫家華君武回憶，“毛主席講，你是從上海亭子間走到延安這個廣大工農兵的天地當中來了，你東西要變化，你不變化你是獨角龍。毛主席的講話，也不是聽了馬上就懂的，差不多在這以前，這兒以后還看了毛主席的有些著作，慢慢慢慢地體會，你要改，怎麼改你自己實踐去，摸索去”。

美學家王朝聞說：“我覺得毛主席講的這個理論是美學，毛主席講話本身就是藝術理論，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的，但是他沒有因為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問題，就違反了美學，他本身既是政治的觀點，又是美學的觀點。”

延安整風運動進入高潮，《講話》正式發表

座談會速記員周昆玉回憶說：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事先有一份提綱。提綱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負責人和身邊工作人員商量后親自擬定的，后來正式發表的文字是胡喬木同志根據這篇速記稿整理而成。整理的時候主要是調整一下文字順序，使之更有條理。

但是，這篇重要的講話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借魯迅逝世七周年紀念日的機會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當時擔任《解放日報》副刊部編輯的黎辛老人這樣回憶文章的發表過程，“胡喬木說為什麼這麼晚，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慎重，一個是太忙，我說是慎重，不是忙。毛澤東是忙的，可是他整風報告三四個月就發表了。毛澤東一個禮拜能給報紙寫三個社論，一個禮拜能寫三個頭條新聞，看中央負責同志的文章，看清樣看稿子不知有多少，從來沒有耽誤過一分鐘時間。文藝欄的主編是舒群，他跟毛主席比較熟。舒群見著他就催，九月也催他，他最后就說，你不要催了。他說我知道，這個問題我要考慮考慮，我寫好了就送給你們，你們以后不要再催了。可是到四三年發以前我們就沒有催，他忽然送來的”。

1943年10月19日，是魯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的紀念日。毛澤東選擇這一天發表他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顯然是經過精心考慮的。

《講話》整篇近二萬字，全文在19日這一天登完，佔用了頭版和第四版全版，以及第二版的半個版面。

《講話》正式發表之際，正是延安整風進入高潮的時候。由於《講話》論述的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非常切合整風運動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需要，《講話》就被列為《整風運動二十二個重要文獻》之一。

七十年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和延安文化人的1942，已經永遠定格在中國現代歷史的風雲之中。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時光淘洗，我們已經越來越能夠撥開歷史的迷霧，尋找、審視歷史的真相，能夠相對超脫地回顧、看待糾纏多年的是是非非了。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先生曾對這段歷史評價說：“毛澤東文藝思想作為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理論產物，當然有其局限性，你不能要求它解決古今中外所有的文藝問題，你不能要求它像職業的文藝理論家提出的學說那樣去解決一些細節規律。而且它的每個判斷並非都絕然正確並適合於今天，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同時，在作價值評判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完全依據今天的好惡和是非，同樣要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和方法。”

我以為，這個評價和態度，是令人信服的。■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原載《炎黃春秋》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