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領導作用

毛澤東在1938年5月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的《論持久戰》，成為指導全民族抗戰勝利的思想燈塔。

百團大戰將《論持久戰》的思維理念和靈活制敵的戰爭方略發揮得淋漓盡致。圖為百團大戰中的我軍機槍陣地。

面對中日兩國的懸殊力量對比，毛澤東站在戰略哲學的高度，預測了中國戰場從戰略防御到戰略相持、再到戰略反攻的三大階段進程，提出了以持久對速決、以游擊對進攻、以反包圍對包圍等靈活戰法，為中國人民指明了抗日戰爭勝利的路線圖。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領導核心和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體現在引領方向、明確方針、制定戰略、指揮戰爭、團結力量、凝聚民心等很多方面，是堅持全面抗戰的中堅力量。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深刻認識戰爭本質和規律的基礎上，以科學的預見和戰略性判斷，以明確的綱領和方針，以堅定的信念和過硬的執行力，引領抗日戰爭的發展方向，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

關於領導權和領導地位問題，毛澤東曾經有過經典論述。1937年6月22日，他在鳳凰山的窯洞裡會見美國客人時指出：“領導權並不依賴於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領導者的綱領和所做的努力。”1945年5月31日，他在黨的七大結論報告中強調，領導必須有戰略預見能力，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預見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要在事物萌芽狀態時就能預先看到它將來的普遍意義。這就是說，領導權和領導地位主要不是看當下的力量有多大，關鍵是看能否以科學理論、行動綱領、戰略決策來動員、組織群眾，能否在政治思想、戰略方向上發揮引領作用，能否前瞻性地抓住事物本質、預見事物發展方向，制定符合規律的科學決策。

局部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逐步從戰略高度和全局視野，對抗日戰爭的本質和趨勢做出戰略預判，前瞻性地提出了抗擊侵略的戰略應對，率先提出並推動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戰略、總綱領。“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於1931年9月20、22、30日連續發布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等三個重要文件，指出日本發動的戰爭就是要“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全國勞苦民眾要團結起來在“爭取中國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實行堅決的斗爭”。在這種戰略判斷下，中國共產黨組建了東北抗日聯軍，領導人民發起局部抗戰。1933年1月17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等人的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准備在三項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1月26日又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二六指示”，提出建立廣泛反日統一戰線的戰略主張。1935年5月，馮玉祥等建立抗日同盟軍進行抗戰，黨迅速加強在同盟軍中的工作，支持愛國將領的抗日斗爭。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倡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合作對日作戰、成立國防政府、組建抗日聯軍等，並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指出日本侵華戰爭的實質就是准備並吞全中國、把全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中國人的“唯一的道路”，就是開展“神聖的民族戰爭”，“為保衛自己的國家而血戰到底”。會議根據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轉變的客觀形勢，及時轉變黨的政治路線，做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決策。此后，黨經過艱苦努力，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迅速從戰略高度做出了全局性的科學分析，制定並實行了具有戰略全局意義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和推動抗日戰爭朝著有利於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解放的方向發展。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即發出《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在第一時間做出明確的全局分析和戰略判斷，把這個事變看作全民族抗戰爆發的標志，指出這個事變之后將會有“新的大事變”即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通電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軍隊要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驅逐日寇出中國。這個通電站到了全民族的立場上，站到了道義的制高點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智慧和全局觀念，同國民黨把事變僅僅看作並竭力限制為“地方事件”的判斷形成了鮮明對比。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堅持和發展人民戰爭思想，闡述了全面抗戰的路線，從戰略方針、抗戰方法、民族前途的高度提出，抗戰存在著兩種方針、兩套辦法和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抗戰的方針，另一種是妥協退讓的方針﹔一套是動員全國人民、全國軍隊並爭取廣泛外援的辦法，另一套是與此相反的辦法﹔一個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另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全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一切愛國的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全國的愛國同胞、愛國軍隊、愛國黨派要團結起來，堅決地實行第一種方針，採取第一套辦法，爭取第一個前途。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宣傳提綱，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戰略方針和具體道路，強調抗戰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是堅持全面抗戰路線，要把實行全民族抗戰與爭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把反對外敵入侵同推動社會進步統一起來，正確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牢牢堅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全面抗戰爆發不久，中國共產黨就深刻揭示抗日戰爭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科學把握戰爭雙方實際特點及發展變化，對抗日戰爭的發展階段和趨勢做出正確判斷，從戰略高度指出了抗日游擊戰的重要地位，系統闡述了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思想。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中指出，抗日游擊戰爭主要不是在內線近距離的戰役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不是小規模的而是大規模的，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必須放在戰略高度予以重視。他全面分析了中日戰爭的時代特點和中日雙方的實際情況，闡述了抗日持久戰的總方針，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勝的，戰爭的結果必然是中國勝利、日本失敗﹔中國持久抗戰將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准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在每一個時期都要根據具體情況變化採取相應的戰術策略﹔堅持持久戰的關鍵是要貫徹全面抗戰路線，堅持人民戰爭思想，牢記“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共產黨的這種堅持全面抗戰路線、緊緊依靠廣大民眾的抗日持久戰戰略方針，同國民黨的脫離民眾的、單純依靠政府軍隊作戰的、作為軍事戰術思想甚至是機會主義策略的“持久戰”思想，有著本質性的區別。黨的抗日持久戰思想堅定了人民堅持抗戰的勝利信心，為奪取抗戰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和發展道路。

在抗日戰爭發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戰爭的重大歷史階段和時間節點做出准確的科學預見，並基於這種預見制定了前瞻性的、全局性的、戰略性的應對方針和政策決策。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后，中國共產黨迅速做出相持階段到來的判斷，並根據相持階段到來后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堅決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制定了抗戰、團結、進步三大方針，形成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重大政策，有力阻止和打擊了投降行為，維護和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發起百團大戰等重大戰斗，激發國民政府和廣大將士的抗日信心。1943年，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發展，黨對戰爭的發展趨勢甚至戰爭結束的時間都做出了驚人准確的預見，毛澤東在1月5日講到抗戰尚需准備兩年時間，3月16日講到抗戰有打七八年的可能、還要堅持兩年到兩年半，4月30日講到要准備再作兩年至三年的極端艱苦斗爭。1944年秋，在抗戰轉折點到來前夕，中共中央未雨綢繆地規劃戰后中國發展問題，提出了“聯合政府”的戰略主張，引領戰后中國的發展方向。1945年8月，在大反攻到來之際，黨立即發出“對日寇最后一戰”的命令，推動抗日戰爭迅速取得最后勝利。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軍事力量並不足夠強大，但卻擁有不可置疑的領導權。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人民必勝的堅定信念，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並根據中國具體實際加以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始終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作者金民卿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國家監委特約監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