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回憶和講述都是對那段歷史的銘記

原標題:每一次回憶和講述都是對那段歷史的銘記
作者:曹繼軍 顏維琦    發布時間:2020-09-10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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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審判,因為我們逐漸成為保護我們文明世界不因為戰爭而走向毀滅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正義來懲罰那些已經造成並且給文明帶來巨大災難的個人,正義本身將淪為笑柄。”1946年6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季南的開場陳詞擲地有聲。

74年后,最后一位在世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全程親歷者、上海海事大學教授高文彬9月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9歲。由此,在那場歷時兩年半之久的審判中,將日本戰犯送上歷史絞刑架的17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全部謝世。

那是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一場審判。當歷史的身影漸漸遠去,關於歷史的記憶不容忘卻。

高文彬是上海人,1922年12月出生,法學家、翻譯家、歷史學者,上海民盟盟員。1945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因東京審判的需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語翻譯,經東吳大學教授劉世芳推薦,高文彬參加考試並被成功錄取,自此與東京審判結緣。

1946年5月,高文彬遠赴異國,隨身攜帶的,是幾大箱從國內帶去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中文資料,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的証據。法庭審判全部使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的翻譯工作。由於工作出色,結束翻譯工作后,高文彬被向哲浚檢察官留下當秘書。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間,年輕的高文彬與其他成員一道,配合中國檢察組起訴、舉証、辯論、庭審和量刑,最終將日本戰犯繩之以法。

在東京審判上,中國代表勢單力薄,那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博弈。據高文彬回憶,當時中國代表團僅派出了17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人。當時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而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竟多達112人。與此同時,此次審判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中國相關,中國是此次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當時軍事法庭採取英美法訴訟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國提出的一紙戰犯名單,而是要看控辯雙方提出的証據是不是有力,能否駁倒對方,並被法官團採納。

時間緊迫,人手奇缺,再加上大多數中國代表對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實踐,抗戰期間國內沒有條件也無意識系統收集日本侵略罪証,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銷毀了大部分罪証,搜集証據極為艱難……重任落在了中國檢察組肩上。

在翻看檔案材料時,高文彬發現了一份讓人震驚的材料。在1937年12月《東京日日新聞》(今《每日新聞》)中,他發現了標題為《百人斬超紀錄》的報道,文中寫道,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兩少尉在從上海進攻南京途中,約定以先殺滿100個中國人者為勝,因一人斬了105個,一人106人,決定重新開始150人競爭,報道配圖就是南京大屠殺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斬殺人競賽”實照。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競賽”,竟被當時的日本政府當作一種榮譽大肆宣揚。高文彬立即將報紙復印了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寄給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作為中方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兩人的証據。因為証據確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經法庭審判,在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

經過艱苦卓絕的起訴、舉証、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將日本戰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認的1937年“七七”事變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說服了“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証﹔在他們再三堅持下,終於得以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罪証。

讓高文彬和中國代表們欣慰的是,最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全體日本戰犯有罪,並判決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判決書開頭寫道:“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

作為東京審判的全程親歷者,高文彬認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讓更多的人知道那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審判。“現在的很多年輕人不清楚,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東京審判那段歷史,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沒有聽說過。讓更多人知道並了解那段歷史,非常有必要。”高文彬說,每一次回憶和講述,都是對那段歷史的銘記。

如今,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懸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滔天罪行中提供的重要証據。

1979年,58歲的高文彬成為上海海運學院(現為上海海事大學)國際航運系教授,主講國際法、國際私法、海洋法等。1997年,已然退休的高文彬教授與同樣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的潘漢典、周枬、王名揚等知名教授一道,參與了《元照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這些平均年齡達84歲高齡的老教授,在缺少經費、辦公場所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十余年細致認真的編撰,使得《元照英美法詞典》順利出版,成為法學領域的權威參考資料。

“我這一生做了兩件很有意義的事,一件是二戰后參加東京審判,另一件是參與編纂《元照英美法大詞典》。”高文彬曾這樣對自己的人生作出評價。

在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四樓的院史館,陳列著高文彬珍藏了幾十年的親筆正楷書寫的教案。他的一生,就是以自己所學的法律專長報效祖國的一生。

(本報上海9月9日電 本報記者 曹繼軍 顏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