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產生過程、主要內容及深遠影響

〔摘要〕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在總結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艱辛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鄧小平用 “小康之家”形象化地概括 “中國式的現代化”，改變了過去長期以來的趕超目標，代之以實事求是的、承認落后和差距的現實的目標。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由其本人進行論述和闡釋、黨和國家重要報告加以歸納和概括，有著豐富而完整的內涵。它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對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進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必將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產生深遠影響。

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在總結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艱辛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發端於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實踐中將繼續發揮指導作用。

一、另覓新徑：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促使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長遠目標的設計思路另覓新徑。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確立后，如何進行現代化建設是嶄新的歷史課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進行的探索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經歷了嚴重曲折。１９５６年９月黨的八大把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 “四個現代化”目標寫進了黨章。其時，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傾向，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在下半年及時作了 “反冒進”的努力， “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初步遏制了冒進傾向”[①]。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８年上半年，在開展反 “反冒進”中掀起 “大躍進”運動，提出用 “１５年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②]的口號。 “大躍進”運動造成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加上其他方面的疊加原因，“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③]。在國民經濟調整的基礎上，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 “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分 “兩步走”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發展戰略，即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個 “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已經調整到３５年后的２０世紀末了，目標還是 “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④]，時間段雖然拉長了，但目標沒有變。

“文化大革命”后期，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申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建設 “兩步走”發展戰略，並明確提出在２０世紀末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的時間表和具體任務。具體為：第一步，用１５年時間即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２０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粉碎 “四人幫”、結束 “文化大革命”后，我國經濟工作中又出現急於求成的現象，一些 “左”傾政策繼續發展。１９７８年２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在２０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 “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⑤]的總目標，顯然是受 “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對當時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提出了過高的目標，[⑥]延續了 “大躍進”前后不切實際的冒進做法。因此，１９７９年４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八字”方針，“堅決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過去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 ‘左’傾錯誤影響”[⑦]。同年６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提出，要集中三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調整，並對原訂的十年規劃綱要進行必要的補充和修訂。

早在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工作時，鄧小平就開始思考和西方國家相比較，我們的“現代化”含義到底是什麼。１９７５年４月和６月，他兩次會見美國客人時，一方面說 “我們這個國家還很落后”，另一方面說我們的 “雄心壯志”是２０世紀末 “接近或比較接近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⑧]這個水平不是從 “人均國民收入”的角度講，而是從鋼產量等工業指標方面講的。[⑨]改革開放起步后，鄧小平對 “現代化”的思考更深入。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２日，他對金日成說： “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后。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⑩]同年１０月份他出訪日本，進一步近距離感知 “現代化”。這些思考的初步結論就是，從生產力的角度講，中國與世界現代化先進水平差距太大，我們從五、六十年代起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工業生產指標為中心的現代化藍圖設計有根本缺陷，隻有跳出這個思路重新設計才能走出一條新路。

１９７９年３月，陳雲和李先念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期，國家計劃委員會黨組向中央提交了 《關於修改１９７９年計劃的匯報提綱》。３月２１∼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和討論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報告，對國民經濟進行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調整，意味著２０年來現代化建設藍圖的設計思路走進了死胡同，必須另辟蹊徑才能跳出高指標———比例失調———經濟調整的惡性循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國民經濟調整問題，促使鄧小平清晰明確地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長遠目標的設計思路另覓新徑。

二、偶然與必然：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產生的歷史過程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用 “小康之家”形象化地概括 “中國式的現代化”，看似偶然，實則有其必然性。

（一）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

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經濟調整問題的同一天，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上午，鄧小平會見英國客人時就給 “現代化”的含義作出了全新的解釋， “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這個 “現代化”相當於西方發達國家 “七十年代的水平”。[11]３月２３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講話說：“過去提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現在到該總結的時候了。一個國家的工業水平，不光決定於鋼。”[12]他重申了３月２１日同外賓談話提出的新概念： “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隻能達到發達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13]

這個表述改變了過去長期以來的 “趕超”目標，代之以實事求是的、承認落后和差距的、現實的目標。在鄧小平看來，我們當時的技術水平是西方國家５０年代的水平，考慮到同步發展的因素 （即我們發展了別人也在同步發展），２０世紀末我們能達到西方國家７０年代的水平，也就是說仍然有２０年的差距。他指出： “就是達到這個水平，也還要做許多努力。由於缺乏經驗，實現四個現代化可能比想象的還要困難些。”[14]這樣就放棄了過去一段時間脫離實際的單憑熱情和豪言壯語而規劃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做法，代之以漸進的、按照社會經濟客觀規律發展所能達到目標的規劃之法。

（二）形象化的概括：“小康之家”

如何用大眾化的口號語言來概括 “中國式的現代化”呢？

首先，確定原則。鄧小平指出： “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比方說，現代化的生產隻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人口這樣多，怎樣兩方面兼顧？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15]說到底，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不得不降低原來的高目標，代之以低目標。目標雖然降低了，但是很實在，工作可以抓得很細、很具體，從而也就很有效。

其次，數據化。目標的實現需要具體數據支持，此前的設計都是以鋼鐵、糧食等工農業生產指標數據來支持。 “中國式的現代化”用什麼指標作為參考數據呢？鄧小平看到一份澳大利亞的統計材料，這份材料說： “一九七七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為八千七百多美元，佔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萬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萬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16]１９７８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２５０美元，２０世紀末提高到多少呢？鄧小平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出發，設計 “中國式的現代化”的目標數據。１９７９年７月２８日，他在接見山東省委和青島市委負責人時提出翻兩番達到１０００美元的具體數據： “如果我們人均收入達到１０００美元，就很不錯，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17]這樣，鄧小平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１０００美元的標准來設計 “中國式的現代化”的目標數據。為了使這一數據給人帶來更具體、更直觀的感受，鄧小平用 “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來作解釋。其實，這個提法早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后制定 “三五計劃”時就已經有了。１９６４年編制的 “三五計劃”就是 “吃穿用計劃”，是按照 “首先解決吃穿用的原則”來安排國民經濟。當時鄧小平曾指出： “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要落實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同時著眼於搞吃穿用。吃穿用搞好了，我們國家的腳跟就站穩了，基礎就穩固了，發展速度也會更快一些。總之，第一是搞吃穿用，第二是搞基礎工業，第三是搞國防，要以這三點為綱，來制訂我們的計劃。”[18]可見，鄧小平在設計 “中國式的現代化”的目標數據時，參照的仍是此前艱辛探索現代化建設歷程的寶貴經驗。

再次，形象化。一個目標用大眾化、形象化的語言概括出來，能起到團結、鼓舞、凝聚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巨大作用。 “中國式的現代化”用 “小康之家”這一形象化的概念表達出來，看似偶然，實則有其必然性。

改革開放起步后，中國決定積極利用外國資金、技術與設備來加快現代化建設。１９７９年９月，中國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貸款事項。同年１２月５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國，向中方通報了１９７９年度向中國提供５５０億日元貸款事項，日本因此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向中國提供政府貸款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經濟界和輿論非常關心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如前所述，１９７８年２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２０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而１９７９年６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則提出要集中三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調整，這種長遠目標上的明顯變化引起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日本經濟界和輿論對此加以評價並表示強烈的歡迎，普遍認為這種調整是適時的，但對計劃的制定和實施仍抱有疑慮。因此，大平正芳見鄧小平時，除通報政府間日元貸款事項外，坦陳了日本各界對中國現代化建設藍圖的疑慮，期待從鄧小平這裡得到權威解釋。他詢問鄧小平， “中國將來會是什麼樣的情況，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的”[19]。

這個問題顯然出乎鄧小平的意料，他略微思考了一下。不過，正如馬克思指出： “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20]正是這一 “偶然”提問，產生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必然”理論。“小康”概念在鄧小平回答大平正芳的提問中脫口產生。鄧小平這樣回答：“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 ‘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一千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21]

這次談話內容沒有在國內媒體上公開， “小康”一詞在１９７９年的 《人民日報》上沒有出現過，此后第一次出現在 《人民日報》國內要聞上是１９８０年６月３日該報第七版登載的新華社記者穆廣仁寫的一篇通訊報道。文中寫到： “中國人民正在爭取在本世紀末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到那時，生活可以達到一個 ‘小康’的水平。”“中國式的現代化”、“‘小康’的水平”，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的兩個重要論斷都在這裡出現了。

鄧小平為什麼會用 “小康”一詞描繪 “中國式的現代化”？

首先，這個概念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的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的對衣食無憂生活狀態的描繪。“小康”最早見於 《詩經》，西漢儒家經典 《禮記》把它作為一種理想的社會模式，近代康有為則把它看成是通往 “大同”的中間環節。這個概念在民間深入人心、耳熟能詳，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其次，我們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曾使用過這一概念。鄧小平長期主管黨的理論宣傳工作，對這個概念是熟悉的。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小康”通常作為貶義詞用來描寫農業合作化之前那種 “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的小農經濟殘余，意指右傾保守的 “中游思想”與 “中庸之道”。 《人民日報》曾刊文指出：“那種 ‘小康之家’的幻境，不過是些很可憐的個人庸碌的打算，根本不能和無產階級大公無私、氣勢磅礡的共產主義的雄心壯志相比擬！”[22]不過，“文革”期間很少使用這個概念，因此，１９７６年粉碎 “四人幫”、結束 “文化大革命”后，人們對這個概念還是略顯陌生。在全面撥亂反正的背景下， “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經濟領域的撥亂反正，正面使用 “小康”一詞不但不會成為一種禁忌和顧慮，相反，這個詞恰恰能緊扣時代脈搏，反映人民熱切盼望。因此，這一概念提出后，讓人耳目一新，以其新穎性和概括性而迅速傳播開來。

再次，“小康”一詞反映出來的人民群眾對富裕生活的向往和鄧小平此時思考的 “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主旨高度契合。粉碎 “四人幫”、結束 “文化大革命”后，我國面臨的狀況是 “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23]。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３∼２０日，鄧小平先后在本溪、大慶、哈爾濱、長春、沈陽、鞍山、唐山、天津等地發表著名的 “北方談話”，推動黨和國家重新奮起。在這次談話中，他反復強調 “人民生活困難，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中心思想，他說： “國家這麼大，這麼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麼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麼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24]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25]“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26] “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27] “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麼？”[28] “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29]這些言辭體現了鄧小平希望人民群眾能早日過上富裕的 “小康”生活的迫切心情，因此，在回答大平正芳的問題時，“小康”一詞就非常自然地 “既偶然又必然”地脫口產生。鄧小平一生對人民懷有深厚感情，忠誠踐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時時刻刻把讓中國老百姓過上 “吃得好、穿得暖、用得好”的幸福生活作為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他脫口提出的 “小康”一詞是和他對人民的大愛之情息息相通的。這一詞語富有親和力和感染力，一經提出就很快成為體現黨的根本宗旨的鮮活語言，展現出持久的活力和強大的生命力。

三、豐富而完整：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的主要內容

鄧小平在提出 “小康之家”的概念后，對此進行了多次論証和闡述。１９８３年２月蘇、浙、滬考察后，他總結出小康社會的六條標准[30]，之后，在多個場合闡釋了小康社會理論。與此同時，全國人大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有關報告也從大政方針的角度對 “小康水平”進行了歸納和概括。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使用了 “力爭用二十年的時間使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使人民的消費達到小康水平”[31]的提法。之后，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報告都對“小康水平”進行了規劃，從而為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使用 “小康社會”的概念奠定了基礎。下面從鄧小平本人的論述和闡釋以及黨和國家重大報告中的歸納和概括兩個角度，梳理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的主要內容。

（一）鄧小平關於小康社會的論述和闡釋

鄧小平關於小康社會的論述和闡釋包含如下內容：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２５０美元，翻兩番達到１０００美元。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的２０年分前后兩個１０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別翻一番，人民生活由貧困進入溫飽，由溫飽達到小康，２１世紀初進入小康社會。“那時候我們叫小康社會，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會。”[32]

——中國的國情有兩個重要特點，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因此，小康是 “中國式的現代化”，相當於西方國家２０世紀 “７０年代的水平”，是 “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33]，“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34]。“雄心壯志太大了不行，要實事求是。所謂小康社會，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35]

——小康社會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共同富裕的社會。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以公有制為基礎，沒有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36]至於地區差距問題，“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37]。

——小康社會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發展。 “真正到了小康的時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質是基礎，人民的物質生活好起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會有大變化”[38]，“社會存在的問題能比較順利地解決”[39]。

——小康社會為到２１世紀中葉實現振興中華的雄心壯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果實現了翻兩番，那時會是個什麼樣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團結是肯定的。國家的力量真正是強大起來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也會大大不同了。”[40]在此基礎上，全國人民繼續艱苦奮斗，到２１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

（二）黨和國家重大報告對 “小康水平”的歸納和概括

１９８２年９月黨的十二大報告描述的小康水平是：“我國國民收入總額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將居於世界前列。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過程將取得重大進展，城鄉人民的收入將成倍增長，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41]該報告指出：“到那個時候，我國按人口平均的國民收入還比較低，但同現在相比，經濟實力和國防實力將大為增強。”[42]

黨的十二大以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到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黨的十三大時，國民生產總值、國家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平均收入都大體上翻了一番。因此黨的十三大報告有把握地說：“現在看來，到本世紀末實現十二大提出的經濟發展目標是完全有把握的。”[43]黨的十三大報告把 “三步走”發展戰略中實現小康水平的第二步描繪成 “人民普遍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 “比較殷實的小康生活”的狀態： “實現了第二步任務，我國現代化建設將取得新的巨大進展﹔社會經濟效益、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明顯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所佔位次明顯上升。工業主要領域在技術方面大體接近經濟發達國家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農業和其他產業部門的技術水平也將有較大提高。城鎮和絕大部分農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當於高中的職業技術教育。人民群眾將能過上比較殷實的小康生活。”[44]

我國１９９０年國民生產總值比１９８０年增長１．３６倍，國民收入增長１．３１倍，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增長６８．１％，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１２３．９％。絕大多數地區解決了溫飽問題，開始向小康過渡。[45]因此，同年１２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 “八五”計劃的建議》對下一階段的 “小康水平”進行了明確定義： “所謂小康水平，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這個要求既包括物質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實﹔既包括居民個人消費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會福利和勞動環境的改善。”[46]小康水平的總體描繪是：“人民生活從溫飽達到小康，生活資料更加豐裕，消費結構趨於合理，居住條件明顯改善，文化生活進一步豐富，健康水平繼續提高，社會服務設施不斷完善。”[47]實現的途徑是不同地區不同要求：“到２０００年，目前已經實現小康的少數地區，將進一步提高生活水平﹔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的多數地區，將普遍實現小康﹔現在尚未擺脫貧困的少數地區，將在溫飽的基礎上向小康前進。”[48]

１９９２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新的階段，１９９２年１０月黨的十四大鄭重宣示， “十一億人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正在向小康邁進”[49]，重申了 “三步走”戰略。在小康水平的描述上，黨的十四大報告比“八五”計劃又進了一步，指出 “到本世紀末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綜合國力將邁上一個新的台階。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原定比一九八年翻兩番的要求。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顯著增加。產業結構和地區經濟布局比較合理。科學技術和管理水平有較大提高，一批骨干企業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人民生活由溫飽進入小康”[50]。實際結果是，１９９５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６１３４０億元，提前５年實現原定２０００年比１９８０年翻兩番的目標。[51]１９９７年又提前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

通過以上兩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雖然在１９９７年之前黨中央文件並沒有正式使用 “小康社會”的概念，但鄧小平的論述和闡釋、黨和國家重大報告中的歸納和概括，已經形成了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的基本概念、主要原則和邏輯框架，它的內容是豐富而完整的。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構成了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理論體系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繼往開來：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的深遠影響

小康社會建設是億萬群眾廣泛參與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因此，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具有極強的實踐性，是動態開放、充滿活力的體系。它產生於全面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在一代代共產黨人接續奮斗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

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鄧小平逝世。在即將進入２１世紀的時刻，１９９７年９月黨的十五大報告完全有把握地說：“我們黨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的目標，能夠如期實現。”[52]展望２１世紀，黨的十五大提出了 “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 “新三步走”戰略，即把鄧小平 “三步走”戰略中２１世紀前５０年的第三步再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前兩個１０年和后一個３０年，這樣形成 “新三步”。后一個１０年和３０年又分別是建黨１００年和建國１００年 “兩個百年”奮斗目標。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使用 “小康社會”概念，指出 “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國度裡，進入和建設小康社會，是一件有偉大意義的事情。這將為國家長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礎，為更加有力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新的起點”[53]。

之前黨中央文件正式使用的概念都是 “小康”“小康生活” “小康水平” “小康之家”等表示社會生活狀態的詞語，而 “小康社會”概念的正式確認，則具有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形態理論的重大意義和實踐意義。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 “小康社會”指向 “新三步走”中的第一步，即２１世紀前１０年，這時的目標是 “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54]，全國人民過上的小康生活是 “努力增加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拓寬消費領域，引導合理消費。在改善物質生活的同時，充實精神生活，美化生活環境，提高生活質量。特別要改善居住、衛生、交通和通信條件，擴大服務性消費。逐步增加公共設施和社會福利設施。提高教育和醫療保健水平。實行保障城鎮困難居民基本生活的政策”[55]。

進入２１世紀，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這個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因此，２００２年１１月黨的十六大報告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首次作出２１世紀頭２０年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決策，把這２０年作為實現現代化建設 “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並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規劃了具體任務。簡言之，全面建設的小康社會就是 “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56]。

黨的十六大以后的前五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取得重大進展。２００７年１０月黨的十七大報告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重申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和國家到二二年的奮斗目標”[57]，在黨的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首次在 “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大建設之外提出 “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個方面規劃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具體任務。黨的十七大描繪的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藍圖是：“到二二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時，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將成為工業化基本實現、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成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生態環境良好的國家，成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權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質和精神追求的國家，成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更加充滿活力而又安定團結的國家，成為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的國家。”[58]

在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２０１２年１１月黨的十八大報告 《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前兩次黨代會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提出到２０２０年要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 “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大建設之外首次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形成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從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雖一字之差，但意義重大。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黨的十八大報告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規劃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具體任務。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從黨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 “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２０１７年１０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強調從當時起到２０２０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決勝期”。報告提出要按照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各項要求，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 “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59]。

黨的十九大報告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畫出新的宏偉藍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將２０２０年至２１世紀中葉分前后兩個１５年的階段來安排：第一階段，從２０２０年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２０３５年到２１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60]這樣，黨的十九大把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中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第三步戰略目標的時間提前了１５年，規劃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藍圖。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２１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人民從此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時代，為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畫上完滿的句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仍將以其獨特的光輝，照亮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壯美歷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編審）

（來源：《鄧小平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