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郝杰——第一書記有“辣”招
2020年9月17日，陳郝杰在甘肅鎮原縣毛庄村接受記者採訪。如今，這片辣椒是毛庄村的重要產業。
“同學們，我們攤上大事兒啦！攤上好事啦！”9月18日上午，在甘肅省鎮原縣的郭原初中，校長對師生說道，“我們要感謝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感謝陳郝杰書記”。
2015年，中央要求各級機關和國企、事業單位向黨組織軟弱渙散村和建檔立卡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任期一般為兩年，任務是建強基層組織、推動精准扶貧。
陳郝杰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干部，該院定點幫扶鎮原縣，已向該縣派出三任駐村第一書記，陳郝杰是第三任。
幫扶單位會因地制宜為貧困縣提供資助，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就在毛庄村援建烘干車間和辣椒種植基地。不久前，院長曲青山到村裡調研指導扶貧工作時還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精神，確保奪取脫貧攻堅戰的最后勝利。此外，他們還和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對接，給當地中學捐資，創建“周恩來班”。這是甘肅省首個“周恩來班”。當地教育資源匱乏，學校難得有了更好教學條件，校長一激動，才說了這番話。
到紅軍打過游擊的地方扶貧
從外地進入毛庄村的路程像極了紅軍征戰陝甘寧的景象。這裡地處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干旱少雨。記者從慶陽市往西行，途經一片片塬和溝圈，在盤山公路上仿佛坐過山車。此處萬裡晴空，視野清晰，一抬頭就瞧見阡陌縱橫和鑲嵌在山溝的窯洞。
“這裡特別適合打游擊戰，當年敵人在對面山頭，紅軍在這頭的窯洞，直線距離不過幾百米，可隔著山頭，紅軍鑽進窯洞就消失了，看得敵人心痒又毫無辦法！”陳郝杰皮膚黝黑，說話透著一股勁兒，重音錯落有致，很有穿透力。他三句話離不開老本行，在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工作時，主要從事毛澤東思想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研究。幫扶期間，第二研究部就向毛庄村黨支部捐贈了有關毛澤東和周恩來研究的全套書籍及《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等黨史基本著作，很多黨員讀得津津有味，手不釋卷。
去年陳郝杰得知外派，自己本就很想去西部基層做點事，但而立之年的他有個難題。當時他和女朋友已談婚論嫁，“放她一人在北京，覺得特別對不住她”。未婚妻哭了，兩人處了好幾年，從沒長時間分離過。陳郝杰給她做工作：“農村天地廣闊，很鍛煉人，我答應你，這次分別是暫時的。”去年，陳郝杰生日那天，他和未婚妻領証了。后來，妻子了解到扶貧的重要性，很支持他。
剛到毛庄村那天，“一下子變身村民，說實話心裡有點落差”。在一些山溝裡，“通信靠喊、交通靠走、治安靠狗”。住的條件也差，每天要把生活污水提出去倒掉。吃炒面、饃饃，“面食吃多了長胖，瞧我，胖了是工傷！”陳郝杰開玩笑。黃土高原紫外線強，陳郝杰黑了幾個度。
最難的是語言。鎮原縣位於隴東，屬於陝甘寧三省區的交會處，從地圖上看，就像嵌入陝甘寧的“尾巴”，因此毛庄村有濃厚的陝北民風，人們大多說陝北話。“剛來那幾天，隻聽得懂3個字‘陳書記’。村民對我說‘陳書記啊’，后面一句都聽不懂。”他隻好請駐村工作隊的同志當翻譯。2013年建檔立卡時，毛庄村有297戶貧困戶，去年他到這裡還有65戶未脫貧。他帶著“翻譯”挨家挨戶了解情況，一個多月后聽懂了帶各種口音的方言。
但一年來，有件事他還沒那麼適應：“挨罵”。
2020年9月18日，郭原初中成立“周恩來班”。陳郝杰出席大會。
貧有千種，困有百樣
“嫂子，你聽我說，你如果不滿意，我給你反映，這個問題是一級一級的嘛。”9月17日下午，在毛庄村部二樓的辦公室裡，記者撞見陳郝杰正在勸說未脫貧的一戶楊姓夫妻。前陣子，他們反映房子有問題，要求村上維修，但因專業機構鑒定為B級安全住房，沒達到維修標准，雙方爭執起來。夫妻倆指著陳郝杰：“你不是第一書記嘛，怎麼不給我們處理？馬上給我們解決了！”
突然，陳郝杰一拍沙發，沖記者說：“我先下去一下。”記者追上，過了一陣子他說：“剛才差點發火了。我是獨生子女嘛，在家裡、參加工作了也很少被指著鼻子罵一頓，更重要的是這種問題不易解決，更覺得自責。”
但他也知道百姓發怒背后是對貧窮的恐懼。夫妻倆曾經勤懇勞作，后來妻子遭遇事故手臂殘疾了，家裡生活困難。貧有千種，困有百樣。“家裡的勞力突然中風、偏癱，家裡要有人服侍他，這一家就失去兩個勞動力，陷入深度貧困。這些就要做兜底保障。”
觀念問題是脫貧最大的障礙之一。以合作醫療為例，貧困人口參保率要達到100%，每人每年交250元，國家補助80元，相當於每人交170元，住院便能報銷，普通住院報銷率在85%，之后還可享受大病保險和醫療救助。但一些農戶覺得自己沒病，不想提前交錢。基層干部沒法完成指標，隻好花錢替他們交上，百姓白得了80元。其他人見不交錢也有“收入”，紛紛不交了，制約脫貧。
還有天價彩禮。陳郝杰走村入戶時發現，嫁女兒叫“賣女兒”，女兒出嫁后不必承擔贍養義務，家裡就要想辦法拿彩禮。娶兒媳婦的一家就得提供至少20萬元，把牲口和家當賣了也攢不夠錢，加上農村家庭崇尚養兒防老，大多生四五個，辦幾場親事就負債累累。陳郝杰在四川綿陽長大，那裡農村大部分隻生一個。他給農民做思想工作，開玩笑道：“娶我們四川姑娘嘛，不用彩禮！”
郭原鄉黨委書記馬龍告訴記者，希望百姓找到其他謀生方式，便鼓勵村民外出打工。縣上有勞務辦，收集外地的打工信息，曾組織30輛大巴車，帶上千人去打工﹔而對體力不好的老年農民，就幫他們安排塬上清潔衛生等崗位。目前，村裡隻剩7戶未脫貧。
農村百姓不習慣超前消費，更喜歡把每一分錢花在看得見的地方。陳郝杰發現，有時候把這種心理轉化到掙錢這件事上，還能幫助脫貧。
陳郝杰在辣椒地裡幫村民提剛摘下來的辣椒。
一頭牽著農民，一頭牽著市場
“老楊，這樣，你明天規定他們一人（摘）一行，不准兩人一行。他們摘半紅不熟（的辣椒），一斤隻能拿兩毛錢，紅辣椒就拿5毛。不能讓日鬼了。”
“日鬼”是當地方言，意思是忽悠。陳郝杰正和地裡的一名老農民說道。記者眼前是一片辣椒地，40多名村婦正在摘辣椒。去年，陳郝杰在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支持下，利用村辦合作社向農民流轉土地，建了600畝辣椒種植基地，還建立了烘干車間，烘干后賣給一家貴州食品企業，掙回錢來分發給農民。
一開始，合作社採用包工，農民摘一天拿80塊錢。陳郝杰琢磨：“拿固定工資沒法激發老百姓的積極性，而且農民朴實、直接，最相信實實在在握在手裡的錢，要讓他們切實感受到憑自己的勞動得到了收入。”
於是，他讓村干部楊偉給農民現結：根據摘的重量當天給錢。有名農婦很勤奮，摘完一趟，一稱，能有六十幾塊錢，拿支筆寫在手臂上，下地繼續摘。日落前，楊偉提著公文包給農婦記錄摘的辣椒，算工資，有的用微信轉賬，有的給現金。那名農婦掙了200塊錢，緊緊攥著現金，開心得不得了，沖陳郝杰說：“明天還來！”甘肅的脫貧收入指標是每人每年有4000元收入，一些農戶在養牛養羊的基礎上，再摘辣椒，實現了脫貧。
這一片是名為艷椒的朝天椒，易栽植，高辣、高抗病，可以提煉辣椒油。“而且畝產高，一畝能有2860斤，一斤算一塊錢，也有近3000元，而玉米一畝地最多隻有1000多元。更重要的是，它具備政治、經濟和文化效益。按傳統種玉米穩賺不賠，但需要工夫少，帶貧效益不明顯，種辣椒要栽植、打藥、鋤草、採摘，能‘生’很多活兒給老百姓干。”
當時陳郝杰到各地跑市場，找到貴州一家食品公司，簽下風險共擔的合作模式，先給公司一半的種苗錢，確保種出來的辣椒，公司一定要收購，談判后定下紅辣椒每斤1.4元，青椒0.95元的收購價。“合作社到外面打開市場，讓農民知道種得好，一定能賣出去，這樣就能激勵他們。我一天給老百姓送兩千塊錢，有什麼用？最重要是留個產業。”
陳郝杰（右）探訪住在山區窯洞的老張。老張行走不便，但很勤奮，種地養牛，已實現脫貧。
幫扶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為養牛戶補助養牛和建牛棚。農戶一頭牛能賣一兩萬元。
村干部楊偉（左二）給農婦發現金或微信轉賬。農婦在紙上簽字。
“陳書記，你水挑得好啊”
9月18日晚，毛庄村下轄的毛庄村民小組負責人老賈過壽，邀請了其他8個村民小組負責人及其親屬吃飯過壽。陳郝杰給他們敬茶，喊著“老陳”“老楊”，從種幾畝地、養幾頭牛，到閨女何時結婚，聊起家常。
要了解駐村第一書記工作，就要先知道中國村庄的概念。在當今中國，村分為兩種：自然村與行政村。行政村有村民委員會，是行政區劃體系中最基層的一級。相對的是自然村，村民長時間聚居，形成血緣、親緣或地緣為主的村落，也就是村民小組。一般來說，行政村由幾個自然村構成。毛庄村是行政村，是社會管理單位，下有9個自然村，是農民日常生活的單位，共2143口人。在陳郝杰眼中，9位村民小組負責人就像“大家長”，深諳各戶情況，許多政策到了基層，就由他們溝通協調。
毛庄村村情復雜，歷史遺留問題多。陳郝杰記得，歷史上村裡因治理不善，班子內部有隔閡，個別黨員長期不在組織、不起作用，村民常上訪，曾有兩任村班子被“一鍋端”。2018年，賈璧任毛庄村第十五任村支書，主持工作，才有了些改變。52歲的賈璧是乾隆四十五年武狀元賈碩復的第八代后人，操著濃重的陝北口音。據考証，賈家后代在清末遷居鎮原縣，留下許多宗親，因此毛庄村有很多人姓賈。賈璧在幾個村當過村支書，還辦過磚廠，熟悉經營，到毛庄村后發展種植600多畝黃芪和丹參，還給村民主持公道。后來，老百姓大小事就認村支書。一名農婦家門口的路要修，維修隊承諾給她補貼，農婦不信，非要找賈璧打白條擔保，才肯作罷。
村支書熟悉各個自然村，在百姓之間有威信，對村庄運作很重要。而第一書記是外來者，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同村支書密切配合。賈璧向記者回憶，去年陳郝杰到任，辦公室本在一樓，一天，陳郝杰說想搬上來和他一起辦公，方便請教，此后經常詢問百姓的情況。在給老賈過壽時，陳郝杰坐在賈璧身邊，聽他介紹村史，有時賈璧聊開了，還會講干部的情況。久而久之，陳郝杰越來越了解村庄生態。曾經，班子凝聚力不強，陳郝杰根據了解到的情況，和村裡干部談心、做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八個字：抓黨建，促脫貧攻堅。班子是戰斗堡壘，把基層干部團結起來，他們有干勁了才能做好扶貧。今年我為村上黨員挂牌亮明身份，接受監督。另外，有少數群眾會耗費掉你很多精力，他們是咋想的，我該咋辦，就要向村裡干部學，向老百姓學。”
陳郝杰說，以前會背概念，但當了駐村第一書記才知道什麼叫“群眾”。毛庄村一有人家舉辦白事，陳郝杰都去慰問。“老百姓會覺得，陳書記是中央來的人，是共產黨的干部，來家裡了，就覺得高興、有面子。群眾工作並不是我把中央文件一翻，照著念第一書記的職責，給別人派任務。你過生日，我來參加，給你敬杯茶，肯定比你在工作上給他安排一百件事讓他對你更上心。”
今年開春，陳郝杰在辣椒地裡見農婦挑水，就上前搭把手，旁邊一人用手機拍下來發到快手上，在村裡傳播開了。后來他去超市，村民見他就喊：“陳書記，你（挑）水挑得好啊！”“第一書記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群眾工作。”話音一落，他又蹲下去，摘了幾隻鮮紅的朝天椒。
記者手記
在毛庄村的幾天，記者一直跟隨著“陳書記”。他一見村民就問辣椒收成，一到辦公室就琢磨如何改善，早上7點醒來就跑去地裡看辣椒長勢。扶貧地點若有了長久的產業，老百姓便能一直享福。
截至2020年9月，中國有約20萬名駐村第一書記，活躍在10多萬個貧困村，其中有不少是像陳郝杰這樣的“90后”，他們本是“局外人”，在村裡經歷了兩重“變形”，穿衣、吃飯、說話變得接地氣，更重要的還是思想的轉變，從概念到具體、從書本到實踐。我們所書寫的不只是陳郝杰，而是千萬個第一書記。他們像企業家，發展產業﹔ 像教師，改變觀念﹔像建筑師，搭建基層班子。如果說扶貧事業是由一塊塊磚搭建起來的，那第一書記應該是磚塊之間的黏合劑。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2020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