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的歷史研究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推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通考》100卷，有著特殊的含義。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和中國共產黨有著必然的聯系。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在五四運動之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零星的、偶然的，沒有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是最早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人。1896年9月至1897年6月，孫中山生活在倫敦，考察歐洲社會現象，去大英博物館閱讀各種書報，了解到馬克思恩格斯，接觸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和當時其他的社會主義書刊。1899年2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第121期上連載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節譯、蔡爾康撰寫的介紹本杰明·頡德所著的《社會進化》一書部分內容的文章，名為《大同學》,文章提到了馬克思的名字，這在漢文刊物中是首次。

五四運動之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和傳播在中國開始形成熱潮，越來越成規模和系統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主要來自幾個途徑，分別是以更早一些留學日本的學生為主體、以赴英法德等國留學的學生為主體、以留俄留蘇的學生為主體等，在國內的傳播者大多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和黨的一大代表們。

建黨初期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形式主要有四種：

一是出版進步刊物來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李大釗創辦的《晨鐘報》,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創辦的《每周評論》,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李達主編的《共產黨》月刊，成為傳播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舞台。

二是成立學習和研究的社團組織。1920年3月李大釗領導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四五月間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9月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成立“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些社團成為學習、研究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園地，經常組織學員和進步青年學習研究《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和一些進步刊物上的文章。

三是通過出版書籍來宣傳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事件是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出版。黨的一大之后，我們黨就決定成立人民出版社，李達親自任社長，制訂了一個宏大的出版計劃。盡管該出版計劃沒有完成，但還是出版了馬克思的《工錢勞動與資本》、列寧的《勞農會之建設》《列寧傳》等書籍，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19—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有21種，其中大多是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如《價值價格及利潤》等。

四是創辦各種培訓學校來講授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上海早期黨組織創辦的培訓干部的學校“外國語學社”,主要是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和社會主義理論，其中包括李漢俊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和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李達還在上海創辦了平民女校。1921年8月，毛澤東和何叔衡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培訓革命骨干和進步知識分子，組織他們學習馬列主義，除了學習《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外，還將李達翻譯的《哥達綱領批判》等作為教材。

回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史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點是，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但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后，就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體力量。第二點是，中國共產黨人注重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中國共產黨人翻譯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過程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是同步的，翻譯和傳播使我們加深了對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反過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又增加了對於經典文獻翻譯和傳播的需求，促進了對經典文獻的翻譯和傳播。可以說，經典文獻的翻譯和傳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傳播通考》通過對經典文獻原版本和中譯本的考釋以及譯文的解析，將這些經典著作放在經典作家撰寫它們和中國引進它們的不同時代背景的對照中來考察，放在西方與中國不同歷史社會文化傳統的交融中來考察，放在中西不同話語體系和語言表達的差異和契合中來考察，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研究，讓讀者能夠從歷史縱深和現實需要的宏闊視野中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理解。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原院務委員、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學術委員）

（來源：《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