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擺脫貧窮和落后”

在鄧小平著述中，中國要“擺脫貧窮和落后”是經常出現的一句話。這個貧窮是指中國人民的貧窮，這個落后是指中華民族的落后。擺脫落后，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的先進行列”﹔擺脫貧窮，使中國人民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這是鄧小平始終不變的初心，始終肩負的使命，始終奮斗的目標。

中國要“擺脫貧窮和落后”，必須通過革命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革命勝利后必須以發展生產力為第一要務，使中華民族在站起來的基礎上富起來、強起來，使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鄧小平是在這兩大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歷史偉人、民族英雄。

“那是吊起腦袋在干革命”

鄧小平回憶他的革命經歷時曾說：“那是吊起腦袋在干革命。”干革命，隨時有丟性命的危險，或被捕入獄丟性命，或槍林彈雨中丟性命，或生活艱難困苦中丟性命。鄧小平是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又是怎樣走過革命道路的？他在革命中經歷了哪些幾乎丟性命的危險？這是我們認識鄧小平初心的起點。

一、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

1904年8月22日（農歷七月十二），鄧小平出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有四十畝田和幾萬株桑的小地主之家。這樣的家境使鄧小平能上私塾，上新式初小、高小讀書，后來考入廣安縣立中學。但是，整個國家景況日下，鄧小平這樣的家庭也在破產中掙扎著。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壓迫下覺醒起來抗爭的一次偉大的愛國運動。15歲的鄧小平在廣安縣立中學參加了愛國學生的游行、集會、宣傳、罷課和抵制日貨等活動。從這時起，鄧小平萌生中國落后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要救國救民的認識。這年9月，他考入重慶留法預備學校，一年后以勤工儉學生赴法，是抱著“工業救國”“學點本事”的想法去的。鄧小平說：“一到法國，聽先到法國的勤工儉學生的介紹，知道那時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兩年，所需勞動力已不似大戰期間（即創辦勤工儉學期間）那樣緊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資也不高，用勤工方法來儉學，已不可能。隨著我們自己的切身體驗，也証明了確是這樣，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難，哪還能讀書進學堂呢。於是那些‘工業救國’、‘學點本事’等等幻想，變成了泡影。”

鄧小平到法國勤工儉學，隻在巴耶中學學習了五個月，就因欠學校費用、生活無著落而結束了“儉學”生活。此后不得不到工廠做工糊口。他先后到施奈德鋼鐵廠、哈金森橡膠廠、雷諾汽車廠做過工。鄧小平說：“我在法國待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廠勞動了四年，干重體力勞動。我的個子小，就是因為年輕時干了重勞動。當時工資很低。但也有個好處，這樣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做工過程中，鄧小平與住在一起的中國勤工儉學生中的進步分子結識，受他們影響，閱讀進步書刊，逐漸接受革命思想。1923年6月，鄧小平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7月，他當選該組織執委會書記局成員，自動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鄧小平對在法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曾這樣自述：“最使我受影響的是《新青年》第八、九兩卷及社會主義討論集。我做工的環境使我益信陳獨秀們所說的話是對的，因此，我每每聽到人與人相爭辯時，我總是站在社會主義這邊的。”“一方面接受了一點關於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一方面又受到了已覺悟的分子的宣傳，同時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參加革命組織的要求。”晚年鄧小平說：“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鄧小平走上革命道路，第一個原因是對救國救民的認識。他是抱著救國、學點本事的目的去法國的。到了巴黎，在王宮陳列所裡看到一些雕刻碑文，把中國甲午之戰、庚子之戰……種種失敗痛史，逐一記載出來，更增強了他的救國之心。他針對“關稅鹽稅之外人管理，鐵路航路之利權喪失”等被殖民的現實，呼喚“全中國人民反抗起來啊！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第二個原因是做工所受的壓迫和痛苦，使他感受到人剝削人的社會是要不得的。第三個原因是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使他初步掌握了救國干革命所需要的理論。第四個原因是參加刻印和編輯《少年》《赤光》雜志等實踐活動，使他增加了對革命道理的認識。他走上革命道路就表露初心、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願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二、怎樣走過革命道路的

從1920年10月到1926年1月，鄧小平在法國生活了五年半。1926年，他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近一年。1927年回國，他受黨派遣先在西安馮玉祥部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造成變局后，他於7月到漢口中共中央機關擔任秘書工作。八七會議期間，他擔任記錄。不久，他隨中共中央機關秘密遷入上海，1927年底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那時，他才23歲。

當時的中共中央秘書長雖隻負責中央機關的一些事務性工作，但“也為中央起草一些次要性質的文件（如對次要省區的指示）”。例如，1928年6月，鄧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給湘西特委的信指出：“過去各地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注意到群眾工作的結果，不但軍事上得不到勝利，即政治上也得不到勝利。”“目前湘西的主要工作是發動群眾和發動群眾組織的工作，特別是在有黨的組織及群眾工作較有基礎的地方要注意這一工作。”從這封信的內容可以看出，鄧小平已是一位老練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了。

1929年8月，鄧小平離開中共中央秘書長的崗位，前往廣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做上層統戰工作和領導廣西黨組織的全盤工作。25歲的他領導了廣西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領導創建了紅軍第七軍、第八軍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據地，開始做軍事工作。1931年夏，鄧小平到達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后擔任瑞金縣委書記、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進一步積累了根據地工作經驗。第三次反“圍剿”后，王明路線奪了毛澤東對紅軍和根據地的領導權，1933年鄧小平以“毛派頭頭”受到錯誤處分。

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后，鄧小平再度擔任中央秘書長。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他以中央秘書長身份出席會議擔任會議記錄。他回憶苦難輝煌的萬裡長征，隻講了三個字：“跟著走”。但那是走過了萬水千山的“跟著走”，是將生死置之腦后的“跟著走”。

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有句名言：“中華民族的兒女，是要站在最前線與日寇拼命的，他們是能夠以自己的血肉，換取民族的解放的。”他擔任八路軍三大主力之一的一二九師政委，與師長劉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一起創造和發展根據地，共同書寫了晉冀魯豫敵后抗戰艱辛而光輝的歷史。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鄧小平和劉伯承率部開創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塊根據地已基本上連成一片，成為擁有2400萬人口、30萬軍隊的全國最大的解放區。

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同劉伯承一起堅決執行毛澤東關於從內線作戰轉向外線作戰的戰略決策，率領晉冀魯豫部隊強渡黃河，鏖戰魯西南，千裡躍進大別山，揭開了大轉折性質的戰略進攻的序幕。他擔任總前委書記，指揮兩大野戰軍奪得了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的勝利，宣告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他率部進軍大西南，參加領導和平解放西藏，完成中國大陸的解放。

鄧小平走過革命道路的歷史，就是“吊起腦袋干革命”的歷史，吃苦是家常便飯，還曾多次遇險。

上海地下工作期間，鄧小平經過好幾次危險。他曾回憶道：

“最大的危險有兩次。一次是何家興叛變，出賣羅亦農。我去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后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后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多一分鐘的時間。后來羅亦農被槍斃了。

“還有一次，我同周總理、鄧大姐、張錫瑗在一個房子裡。那時我們特科的工作做得好，得知巡捕發現了周住在什麼地方，要來搜查，他們通知了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志就趕緊搬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裡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裡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時間，我們連那個弄堂都不敢走。

“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兩次危險。那個時候很危險呀！半分鐘都差不得！”

在紅旗飄過左右江的日子裡，鄧小平也遇到過危險。他說：“在百色、龍州起義過程中，有一天我在百色地區活動，在一條偏僻的小山路上遇到幾個攔路搶劫的土匪。土匪拔出尖刀頂住我的額頭，頭皮被刺出了血。后來，搶走了我二十塊光洋，才幸免脫險，終於擺脫了歹徒的糾纏，順利到達目的地。”

長征途中，鄧小平也遇到過危險。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時，在紅四方面軍的傅鐘看到鄧小平衣著破爛，當即送給他一匹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在征途勞頓中馬可代步，而衣食無著時狐皮大衣和牛肉干都是救命的。所以這三件禮物一直被鄧小平稱為“三件寶”。其中，狐皮大衣這件寶還在危險中給鄧小平擋過子彈。那是直羅鎮戰役期間，鄧小平和羅榮桓等到前線了解戰況，有一回正在一個山頭上觀察，突然遭到一小股敵人的襲擊，鄧小平身上穿的傅鐘送給他的狐皮大衣被打了好幾個洞，所幸沒有負傷。危急關頭，紅軍的一個連沖了上來，掩護他們撤了下去。

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強渡黃河、鏖戰魯西南，這是大轉折的開始。強渡黃河前后，鄧小平和劉伯承曾遇到兩次險情。據段君毅回憶，強渡黃河前，他們乘車檢查渡口准備情況，途中汽車左輪忽然陷進泥裡，車子翻了。段君毅說：“我和李達參謀長趕快從車裡鑽出來，將劉鄧首長扶起來。幸好都沒有傷著。劉司令員平靜地拍拍身上的泥土，找到掉了的眼鏡戴上，忙問小平同志傷著沒有。小平同志一面問：‘劉司令員沒事吧？’一面招呼說：‘大家都來推車。’”“事后，一些將領聞訊無不驚嘆：‘好險！大軍未過河，兩帥就翻車，萬一有啥不幸，怎麼得了！’我確實受到一次虛驚，想起來都后怕。”

強渡黃河后，立即發起魯西南戰役。此間，訛傳駐菏澤敵軍要扒黃河堤壩放水，阻攔解放軍進攻。段君毅說：“8月5日深夜，劉司令員親自給我打電話，要我和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王秉璋凌晨趕到司令部。我們奉命按時趕到后，隻見劉鄧首長住室已被水淹，鞋子也漂了起來。見面后，鄧政委立即向我詢問黃河水情，擔心黃河決口。我捧起屋子裡的積水對他說：‘不會是黃河決口，如果是黃河水，定是泥湯，水會繼續上漲。現在屋子裡是清水，也沒有上漲，說明是雨水泛濫。’鄧政委雖表示‘你是黃河邊人，有此經驗，說得有道理。’但劉鄧首長仍然心急如焚，一面指定王秉璋等乘車前往黃河堤壩探明水情，一面要李達參謀長和我研究，一旦黃河決口，10萬部隊的轉移方案。后經查明，沒有黃河決口的險情，但小平同志曾說：‘我這一生，這一時刻最緊張。聽到黃河的水要來，我自己都聽到自己的心臟在怦怦跳動！’”人民解放戰爭全國性戰略進攻的序幕，就是在這樣的險情中拉開的。

“中國不能安於落后”

1988年10月24日，鄧小平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意味深長地說：“中國不能安於落后”。鄧小平一生都在為擺脫中華民族的落后而奮斗。

中國近代以來落后的一個原因是工業化、現代化沒有搞起來。西方歐美國家普遍是機械化、電氣化大生產了，中國90%的人依然是依靠手工搞飯吃。鄧小平出川准備去法國勤工儉學時，在長江上乘坐的是法商吉慶洋行的“吉祥”號客輪。他去法國在大海上乘坐的是法國郵船“盎特萊蓬”號。當時的中國在長江和大海上航行的還是帆船，還造不了以蒸汽機為動力的大輪船。鄧小平在法國施奈德鋼鐵廠、哈金森橡膠廠、雷諾汽車廠做工時，所見的和人工操作的普遍以電動機為動力，而當時中國國內絕大多數人還沒見過電動機。

工業化、現代化沒有搞起來，直接的原因是科學技術和教育沒有發展起來。在文化落后的大國，搞工業化、現代化必須先解決文盲問題。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始終把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放在戰略位置上。

新中國成立后，接收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的攤子。“拿工業來說，一九四九年接收舊中國的遺產是多少呢？工業隻佔工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十七。”新中國成立時，鋼隻有幾萬噸，現代化工業除了輕紡工業外什麼也沒有，完全是白手起家。佔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這樣的一窮二白的狀況不可能一下子改變過來。1959年2月，鄧小平分析當時的中國，“總的說來，科學技術、工農業水平，我們還是落后的。照毛主席的話，還要加上個‘很’字，還是很落后的。我們國家‘一窮二白’的形勢，還沒有基本解決，當然有所改變，但是還沒有基本改變。”第一個五年計劃后，中國建設了一些工廠，但生產力水平還是遠遠落后於西方國家。1964年7月，鄧小平視察第一汽車制造廠時說：“現在，全國汽車行業有十六萬人，相當於美國福特汽車廠的一半。人家一年生產三百萬輛汽車，我們隻能生產幾萬輛，這說明我們的生產力水平落后。”鄧小平對中國的落后刻骨銘心，總是承認落后，想辦法擺脫落后。他說：“‘文化大革命’時有個‘風慶輪事件’，我跟‘四人幫’吵過架，才一萬噸的船，吹什麼牛！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國去留學時，坐的就是五萬噸的外國郵輪。”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多次講“承認落后就有希望”，就能“想出好方針、政策和辦法來干”。

為擺脫落后，鄧小平始終把發展生產力放在最高位置上。怎樣發展生產力？他的最突出的做法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學”。這雖是他對農業如何發展提出來的，但對整個發展道路具有普遍性意義。

一靠政策。

首先，實行對內改革的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但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缺乏經驗，追求“一大二公”、計劃經濟、平均分配，產生了活力不足、效率不高的問題。鄧小平領導的改革，舉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制定和實施的政策使公有制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兩個輪子一起轉動起來，使市場和計劃在經濟運行的不同方面共同發揮作用，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實行這樣的政策，幾十年下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對內改革的政策是從農村搞起來的。當時，中國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村的面貌和農民的精神狀態沒有變化，就不可能有整個中國的變化。20世紀60年代經濟困難時，鄧小平就認為“農業要恢復，要有一系列的政策”，要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他提出“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支持包產到戶的做法，提出“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提出要讓生產隊有自主權，要讓農民“開動腦筋想辦法”。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熱情支持農村涌現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民的經營管理自主權，號召“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發展農村經濟，並一再強調穩定農村政策的重要性。后來，他對來訪的外賓說：“我們首先解決農村政策問題，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搞多種經營，提倡科學種田，農民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這些政策很見效，三年農村就發生了顯著變化。”農村改革對全面改革起了示范和推動作用。

其次，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鄧小平認為，不開放不行，任何國家閉關自守都不可能發展起來。他說：“不要搞封閉政策”“不要關起門來”“不要脫離世界，否則就會信息不靈，睡大覺，而世界技術革命卻在蓬勃發展”。

怎樣實行對外開放？第一，實行逐級推進的開放。根據鄧小平的決策和指導，中國的對外開放採取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內地這樣四個層次的框架結構，滾動式地由南向北，由東向西，由沿海沿邊沿江到內陸的逐級推進。第二，對一切國家、一切地區全方位開放。鄧小平說：“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裡來。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這也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這裡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第三，多形式的開放。鄧小平不僅重視擴大對外貿易、利用國外資金、引進先進技術，而且重視利用外國智力、吸取國際經驗和掌握發展信息。

為保証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鄧小平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他既反對固步自封、閉關自守的傾向對改革開放的阻礙，也反對全盤西化、丟失自我的傾向對改革開放的干擾。

二靠科學。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鄧小平強調發展生產力，強調生產力最終起決定作用﹔他倡導改革開放及實施一系列重大政策都是為發展生產力這一中心任務服務的。在生產力內在諸因素中，鄧小平強調科學技術是越來越重要的生產力，是第一生產力，從而把科學技術的發展看成是擺脫貧困、富民興邦、推動社會進步的關鍵。

1977年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自告奮勇管科學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說：“我知道科學、教育是難搞的，但是我自告奮勇來抓。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教育搞上去，培養出各種人才，才能提高科學技術水平。他指出：“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他認為科學技術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社會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在於生產資料是同一定的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生產資料，勞動者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勞動者。

鄧小平高度重視科學技術，植根於他對經濟建設實踐活動的觀察、思考和總結。1983年初，鄧小平視察江蘇，看到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江蘇省從1977年到1982年6年時間工農業總產值翻了一番。特別是蘇州市1982年工農業總產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江蘇的路子是怎樣走的？鄧小平了解到“是依靠了上海的技術力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獲得巨大發展，第一是政策的作用，第二是科學技術的作用。鄧小平總結道：“農民把科技人員看成是幫助自己擺脫貧困的親兄弟，稱他們是‘財神爺’”“他們從親身的實踐中，

懂得了科學技術能夠使生產發展起來，使生活富裕起來。”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視察中深有感觸地說：“我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一二十年，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領域的一個突破，帶動一批產業的發展。我們自己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得這麼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這既是從科學技術的角度總結了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原因，也是對未來的經濟發展、現代化戰略目標的實現更多地寄希望於科學技術的突破及推動作用。

鄧小平尤其重視高科技領域的突破。他指出：“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他認為高科技“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回顧歷史，他說：“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瞻望未來，他說：“下一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現在必須抓緊努力，“要不然我們很難趕上世界的發展。”“現在世界的發展，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裡，中國不能安於落后，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

“必須擺脫貧窮”

在鄧小平著述中，擺脫落后與擺脫貧窮是放在一起講的。他的初心使命就是“使我國消滅貧窮，走向富強，消滅落后，走向現代化。”落后主要指生產力水平低下，貧窮主要指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發展生產力擺脫落后，是為了讓人民擺脫貧窮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他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

一、“我們太窮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

落后就必然貧窮。鄧小平對中國人民的貧窮刻骨銘心，總是以負疚之心看待人民的貧窮，想辦法使人民擺脫貧窮，使人民的生活好起來。

革命勝利了，人民當家作主了，人民的生活應該逐漸好起來。鄧小平主政大西南時說：“如果過去吃不到鹽，現在還是吃不到鹽﹔過去穿不上衣服，現在還是穿不上衣服﹔過去吃不飽，現在還是吃不飽，這個國家究竟可愛不可愛呢？還是值得懷疑的。”“更根本的問題，是要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經濟生活一天天好起來。”“譬如解放前每年隻能吃一斤鹽，解放后能吃到兩斤，甚至三四斤，大家就會覺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在這樣一個國家裡，大家就會覺得前途光明，希望無限。”他提出各級人民政府要注意盡量設法幫助各兄弟民族逐漸改善人民生活，“沒有鹽吃就想法有鹽吃﹔沒有糧食就想法解決糧食問題﹔生產少就設法使生產增多﹔疾病多就設法防治”“多做一些有利於人民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鄧小平疏散到江西，親眼目睹了老百姓生活貧窮的狀況。1972年11月中旬，他到三灣村看到老俵們初冬時節大都僅僅穿著一條單褲且都是自織的土布，住房比較差，吃的、生活還是很苦，人均收入每年就是三十幾塊到四十幾塊錢。對此，鄧小平就講了一句話：“今后的日子會好起來的。”這是他下定決心要改變老百姓貧窮狀態時說的一句話。1975年，鄧小平主持黨中央的工作，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讓人民生活好起來成為他心中的大局。

1977年11月，鄧小平到廣東考察。針對不少人偷渡到香港的問題，他敏銳地指出，生產生活搞好了，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1978年9月，他在東北地區考察，看了當地的生產生活，指出：“馬克思主義認為，歸根到底要發展生產力。我們太窮了，太落后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1978年10月、11月，鄧小平先后訪問了日本和東南亞的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親眼看到當時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不僅與日本比有很大的差距，就是跟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比也有一定的差距。他到處講當時中國窮的問題，表達了消滅貧窮的決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主導的政策就是一門心思搞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解決人民貧窮的問題。他憤怒地批判“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也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論調，認為“那是荒謬的”。他堅定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他對工人的月平均工資隻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憂心如焚，果斷地將全黨工作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到處要求一心一意搞建設。他強調：“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消滅貧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源自鄧小平人民是歷史主人的歷史觀。他堅信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共產黨是在人民需要中產生、發展的，“共產黨如果能給人民做好事情就有存在的必要，否則，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他強調“聯系群眾是我黨的生命”，就像英雄離不開大地一樣，中國共產黨“隻要還是與自己的母親即民眾保持著聯系，那他們就能始終穩有把握地保持住他們那種不可戰勝的地位。”

消滅貧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也源自鄧小平共產黨做事以人民擁護、贊成為准則的價值觀。20世紀50年代，鄧小平從西南調到北京。怎樣在中央做好制定方針政策的工作？他認為黨的方針政策要讓人民群眾擁護、贊成才能行得通，才是好的方針政策。“群眾不擁護，要想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群眾不贊成，我們什麼事情也搞不成功。”60年代初的經濟困難中，他支持包產到戶的做法，提出“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因為這樣可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新時期，他支持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強調“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1979年1月，他會見美國新聞工作者時說：政策的持續性，不是由個人因素決定的，關鍵在於這些政策是否正確，人民是否贊成，對人民是否有好處。如果這些政策是正確的，對人民有好處，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續性就有了保証。3月，他會見瑞士客人時又說：政策是否有連續性，關鍵是看它對不對。如果這個政策對，符合國家利益，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歡迎，誰也變不了﹔如果這個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就沒有連續的必要。后來，鄧小平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價值觀，即政策好不好，“判斷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消滅貧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還源自鄧小平特別重視的群眾路線。在講黨的作風時，鄧小平認為“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什麼是群眾路線？1954年12月，鄧小平在全國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會議上說：“群眾路線就是任何工作、任何活動都要在群眾自覺自願的基礎上進行。”黨的八大會議上，鄧小平解釋群眾路線，一方面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另一方面採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消滅貧窮，提高人民生活是為了人民，還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努力去實現，其辦法和智慧也要從人民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人民群眾中堅持下去。1992年1月，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7月，他審閱黨的十四大報告稿時又說：“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群眾在實踐中提出來的”“鄉鎮企業是誰發明的，誰都沒有提出過，我也沒有提出過，突然一下子冒出來了，發展得很快，見效也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是由農民首先提出來的。這是群眾的智慧，集體的智慧。我的功勞是把這些新事物概括出來，加以提倡”。

二、“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

消滅貧窮，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鄧小平的突出貢獻是在發展路徑上提出“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提出了“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的具體的發展目標，使小康成為溫飽—小康—現代化三步變化、三步發展的橋梁環節。

“小康”是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著作和談話中使用頻率最多的用語之一。從人民普遍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社會狀況看，他稱之為“小康社會”﹔從家庭這個社會細胞的富裕狀況看，他稱之為“小康之家”﹔從家庭和社會的富裕程度看，他稱之為“小康水平”。這三個概念，他用得比較多。他還用過“小康生活”“小康目標”“小康狀態”等概念。鄧小平第一次講“小康”時講的是“小康之家”，是1979年12月6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來的。鄧小平第一次講“小康社會”，是1980年10月15日在一次會議上講“到本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至1000美元，進入小康社會”。

三步變化是1985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提出來的。他說：“現在人們說中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我對一些外賓說，這只是小變化。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可以說是中變化。到下世紀中葉，能夠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那才是大變化。”三步發展是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會見外賓談話時提出來的。他說：“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隻有250美元，翻一番達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一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后來，他又說：“第一步是達到溫飽水平”“第二步是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下個世紀再花五十年時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三步變化、三步發展，從相互銜接的目標看，又被鄧小平稱為三個目標：“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解決溫飽問題，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第二個目標是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三個目標是在下個世紀的五十年內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擺脫貧窮，實現小康，在鄧小平心中具有極重的分量。1982年11月16日，鄧小平和王震會見日本社會黨朋友時說：“我們現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佔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擺脫飢餓和貧困，達到小康狀態。”他認為三步發展“關鍵是本世紀內的最后十年”“三步走的關鍵在第二步，第二步為第三步打基礎。”

由鄧小平設計，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小康社會的目標在20世紀末如期實現，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在這個基礎上，2000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首次提出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階段。黨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從十六大到十九大，“小康社會”都出現在大會報告的標題上。十六大報告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十七大報告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十八大報告是《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十九大報告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正是在這20年鍥而不舍的奮斗中，黨領導全國人民奪得了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勝利。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五編研部巡視員，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