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及其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准確把握網絡社會發展的新動向和新特點，密切結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與網絡信息工作實踐，高度重視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從“最前沿”“最大變量”和“維護國家政治安全”“長期執政”等角度不斷推進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現代化，讓網絡空間主旋律更加響亮，正能量更加強勁。
一
意識形態安全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同樣也是如此。網絡的快速發展，對黨的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都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黨管媒體就是要把各級各類媒體特別是網絡新媒體都置於黨的領導之下，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把網信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裡，這也是打贏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根本政治保証和組織保証。要使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變成事業發展的最大增量，必須“加強黨中央對網信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網信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為了加強黨中央對網信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開創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新局面，我國不斷完善網絡安全工作頂層設計，推進體制機制建設。2014年，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集中統一領導全國互聯網工作。2018年，黨中央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改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負責網信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中央網信辦統籌協調，各地網信機構逐漸建立，網絡安全管理工作格局逐步成熟。中央、省、市三級網信管理工作體系逐步建立起來，省市網信辦又進一步向區和縣延伸，市、區、街鎮三級網信工作體系和縣、鄉（鎮）、村三級網信工作體系也日益健全完善，形成了全國一盤棋的網信工作格局。各級黨委都把維護網絡意識形態安全作為守土盡責的重要工作，對於黨牢牢掌控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工作的主導權和主動權，不斷鞏固網絡意識形態高地具有重要意義。
網絡是多元主體共同活動的虛擬空間，網絡問題的復雜性、系統性，決定了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既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又要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參與作用，形成黨委領導、政府管理、企業履責、社會監督、網民自律等多主體參與，經濟、法律、技術等多種手段相結合的綜合治網格局。網絡安全為人民，網絡安全靠人民，維護網絡安全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廣大網民共同參與，共筑網絡安全防線。黨委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領導力量﹔政府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主導力量，公安、情報和司法部門的作用尤為重要﹔企業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關鍵力量﹔社會組織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協助力量﹔網民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基礎力量，尤其應該充分發揮其作用。將動員機制與利益機制緊密結合，注重信息技術人才隊伍的培養和引進，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的力量與作用，健全權責意識，走出一條齊抓共治、良性互動的治理之路。
二
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技術屬性非常鮮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設網絡強國，要有自己的技術，有過硬的技術。”技術治理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關鍵性手段，要“以技術對技術，以技術管技術，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掌握網絡核心技術，就很難在網絡應用、監管和意識形態安全治理上佔據優勢。但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高端芯片、開發平台和基本算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和局限。網絡核心技術主要包括基礎技術、通用技術，非對稱技術、“殺手锏”技術以及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必須在這些領域構建戰略發展、安全可控的核心技術體系，從根本上完善我國網絡治理的技術支撐，並充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全面推動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科學化、智能化和精准化。
依法治理是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的基礎性手段。網絡空間是現實社會的延伸，並不是法外之地，必須堅持依法治網，讓互聯網始終在法治軌道上健康運行。2016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審議通過，2017年6月正式施行。此后，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等法律條例，出台了《網絡安全審查辦法》《雲計算服務安全評估辦法》《黨委（黨組）網絡安全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和《黨委（黨組）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細則》等政策文件，制定了網絡安全審查、雲計算服務安全評估和數據安全管理等規章制度。2020年3月，《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開始施行。這一規定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網絡信息內容治理，明確了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使用者、服務平台和監管部門等的行為邊界和懲罰機制，進一步推動了網絡空間生態治理法治化水平的躍升。
三
隨著信息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媒介技術的不斷演進，網絡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對信息資源的掌控和壟斷，成為信息傳播的主渠道，傳統黨報黨刊黨媒面臨著新的挑戰。基於這一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探索有利於破解工作難題的新舉措新辦法，特別是要適應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的新情況，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充分運用新技術新應用創新媒體傳播方式，佔領信息傳播制高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媒體融合發展先后經歷了啟動爬坡、攻堅推進、深度融合等不同階段。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對推動媒體融合發展提出了明確要求，作出了總體部署。2020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快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意見》，從重要意義、目標任務和工作原則等方面明確了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總體要求。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既要堅持導向為魂，注重內容為王，又要堅持技術賦能，注重技術創新，從而讓內容提質和技術創新雙輪驅動，讓網絡正能量與大流量同頻共振。
2013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了“講好中國故事”的明確要求。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上再次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網絡信息傳播是沒有國界的，做好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治理，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把握國際傳播領域移動化、社交化、可視化的趨勢，在構建對外傳播話語體系上下功夫，在樂於接受和易於理解上下功夫，讓更多國外受眾聽得懂、聽得進、聽得明白，不斷提升對外傳播效果”。要進一步提升我國參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能力與水平，加快提升我國對網絡空間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不斷通過網絡傳播技術創新來提升在國際網絡傳播治理中的輻射力，不斷通過網絡傳播內容創新來提升在國際網絡傳播治理中的影響力，不斷通過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來提升在國際網絡傳播治理中的感召力，推動全球互聯網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邁進。
（作者：魏曉燕，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22年09月29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