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創造“第三新文明”

1918年，李大釗發表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指出：“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

近代以來，現代性從西方興起並沖擊了一切古老文明，在應對挑戰中謀求新生成為中國面臨的重大主題。中國作為一個文明體蘊含巨大的發展潛力。建設現代中國、實現古老文明的新生，這是從大歷史的視角、從中國作為文明體的立場認識到的主題，其方向是創造“現代文明”。李大釗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格局中認識當下和未來，在思想上超越了時代的局限。這種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為黑暗時代的中國點亮了一盞明燈，讓人們看到了中華文明走向新生的光明前景。

“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是中華文明發展的方向

“再造中國”需要反抗列強求得獨立解放，同時需要探尋走向現代文明的新方案。在新的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指引下，李大釗以開放的視野和寬容的心態對待一切，從社會歷史變遷的根本趨勢中揭示了現代中國的發展方向，提出了創造“第三新文明”的現代性方案，這是中國現代文明發展思想基因的基本內核。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干將，李大釗探討和傳播了“民主”“自由”等現代性的核心思想和價值。他抨擊專制政治依靠暴力進行統治的舊制度，看到了基於民主之上的現代政治發展的大勢：“Democracy就是現代唯一的權威，現在的時代，就是Democracy的時代。”基於人類政治發展的這一大勢，以自由、民主等理念改造傳統中國，這成為思想先驅們的共同選擇。

同時，李大釗以客觀立場和辯証方法看待現代性的二重性。現代性在創造了工業文明成就的同時也帶來嚴重問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雖緩解了沖突但無法克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這些矛盾最終以世界大戰的形式爆發出來。大戰不只是歐洲民族國家的利益沖突，更是現代性內在矛盾激化的結果。李大釗觀察到了這種局限，因而對西方文明持有理性的批判態度。他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局限並提出了發展民主的新思想，他認為，歐美的民主將女性排除在外，這不是真正的民主﹔有了婦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實現。他還提出，民主精神不僅是政治上投票選舉，還體現為人們有均等的機會去學習知識發展自己。對西方現代文明，有人從自我中心出發全面抗拒，有人不加辨別地主張全盤接納。李大釗則既保持開放立場又不盲目崇外，而是以批判態度認識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正是由於立場的開放性與方法的辯証性，他在探索改造中國的道路時能夠形成獨特的認識。

在對東西方文明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李大釗提出了創造“第三新文明”的現代性方案。他客觀分析比較了這兩種文明不同的特質，認為二者體現出靜與動、保守與進步等特征。東西方兩種文明基於不同的世界觀之上，各有優缺點，而二者的調和融會則是創造新文明的動力。從現實看，東西文明各陷入其內在的危機中不能自拔，“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便是中華文明發展的方向。這種新文明的崛起需要東西方文明從世界觀層面進行反省和改進。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啟發了人們，展示了超越資本主義建設新社會的另一條道路，一種新的現代性方案展現出來。李大釗敏銳地把握到了這一歷史的新方向，以唯物史觀認識世界歷史及中國命運，認為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套新的現代性方案。

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李大釗反對生搬硬套而主張以客觀和批判的立場把握其本質精神。新文化運動引入科學與民主作為核心價值，自由主義者將自由奉為最高價值。李大釗主張，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同樣建立在科學、民主、自由這些價值之上，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不僅不是自由民主的敵人，相反，它們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並以實現更高水平的民主和自由為宗旨。在分析自由與秩序的關系時，李大釗認為主張自由的個人主義和主張秩序的社會主義是統一的，不能割裂開來孤立看待。“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

在探索中國現代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李大釗始終保持客觀、獨立、開放的立場，揭示了現代文明發展的正確方向。李大釗從中華文明和西方現代文明的碰撞中找尋歷史的方向，著眼於新文明的創造而做出了超越時代局限的判斷，甚至不局限於某一種理論或制度而是從實踐出發去裁判和創造理論，而這也恰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精神。

彰顯中華文明的主體性

“第三新文明”的現代性方案本身包含了對歷史主體的再認識。構建中國的現代性意味著將傳統性與現代性、中國與世界、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立足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實際探索文明發展的新道路。正如李大釗所主張的，“變‘人’之文明為‘我’之文明”。這揭示了中國新文明創造的主體擔當，也構成中國現代文明思想基因的關鍵支撐。

中華文明是一個獨立的生命體，中國現代文明的創造則是古老文明的自我發展與演繹的歷史進程。在漫長的演化與變遷過程中，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鮮明特征和強大適應性的系統結構。作為一個“生命體”，它在挑戰面前展現出強大的適應性與創造性，由此形成吸納其他文明養分、在革新中實現自我發展的機制，積澱下剛健有為、革故鼎新的精神傳統。這種傳統支持中國人創造了古代文明，孕育了在異域文明沖擊下奮力走向新生的動力，也是支撐人們創造現代新文明的精神文化根基。簡言之，中華文明是一種流動的、充滿靈性的、活生生的存在，它在人的生命創造實踐中展現出來，億萬民眾的創造實踐正是文明發展的深厚動力。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奮起抗爭追求新生的歷史便是直接寫照，表現出中華文明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將西方現代性、社會主義的探索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關鍵是彰顯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在批判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的啟蒙背景下，批判傳統、學習西方成為主導方向。在文化保守主義和激進自由主義之間，李大釗不像陳獨秀、胡適激進反傳統，也不像文化保守主義者固守教條，他是一位溫和的革命者，既堅定追隨現代文明的方向，又寬容地接納傳統文化的合理性，進而在此基礎上探索未來。他提出：“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對待源於西方的現代性的核心價值如民主、自由等，李大釗主張的方法論是將之與具體的時間、空間、條件等相結合，在切實的社會運動中予以創造性的運用和發揮。在這裡，主體性表現為“我”不是被動臣服於外在強力的支配，而是作為主體站在歷史的高處面對挑戰。這不僅是肯定和拯救“傳統文化”，更是在比較中認識自我的價值，進而以主體的姿態創造屬於自己的新生活。由此，鴉片戰爭以來形成的“貧弱愚昧的中國”形象被打翻，中國作為一種文明體不再是被改造的客體，而變成了能動的富有創造性的主體，由此再次確認了中華文明的主體地位。

對中華文明主體性的肯定是否會走向民族主義、東方中心主義的窠臼？在列強欺凌的時代，李大釗以對人類的博愛看待他者，主張以后的新生活、新社會“應是一種內容擴大的生活和社會——就是人類一體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會”。他提出，建設“少年中國”應是世界的，不應受狹隘愛國心的束縛，而是在世界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明的‘少年中國觀’，決不是要把中國這個國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國競爭場裡爭個勝負，乃是要把中國這個地域，當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們居住這個地域的少年朋友下手改造，以盡文明對於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責任。”李大釗以博大心胸和寬厚人格看待自我和世界，在融入世界中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既是傳統中國“天下責任”的傳承，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追求人類解放的立場，展現出中華文明雍容大度的胸懷和滿滿的文明自信，具有超越時空的歷史意義。

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基因

近代以來，中國走上了“現代化”道路，撇開“現代化理論”潛在的西方中心論來看，向現代社會轉型是歷史的客觀趨勢。思想旨在認識歷史的趨勢，一旦認識到它，這種思想便可成為人們行動的指南。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艱難地探索現代文明發展的道路，最終實現了思想的覺醒和認識的突破。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思想先驅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等多重維度的沖突中激發出新思維，孕育了中國現代文明發展的思想基因。這種思想基因不只是思想家個體的認識，更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它不斷生長壯大並最終形成中國現代文明發展的基本形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所總結的，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從歷史事實看，中國現代文明發展的思想基因展現了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即立足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將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現代思想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探索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道路，最終走出文明復興的中國道路。從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到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從陶行知創辦曉庄師范到晏陽初進行鄉村建設，從社會主義建設到改革開放並最終探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根本方向便是立足中國實際探索現代文明，最終走出一條多元現代性的中國道路。這些都體現了20世紀初形成的中國現代文明發展的思想基因所昭示的方向。

基於20世紀中國現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及其演化的歷史經驗可以推論，21世紀中國的復興將是這一思想基因的再度展開，而且它將引發中華文明爆炸式的成長，這不僅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演化的直接延續，還意味著在眾多深層次問題上進行創造性的探索，中華文明在苦其心志中走向新生。當然，這種文明的演化需要通過社會變革的集體行動來實現。面對現實社會文化結構中的重重阻力，推動古老文明的復興需要繼續進行深度的變革。抱著真理必勝的信念和視死如歸的精神，李大釗以其壯烈的犧牲鳴奏了中國探索民族復興歷史進程中的絕響，其深刻思想和精神人格化成一座豐碑佇立在神州大地。今天的中國人需要傳承這種思想和精神人格，克服私利與偏見的障礙，在自我變革中創造中華新文明。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23年3月13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