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黨內“共同語言”

毛澤東曾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生動地比喻為黨內“共同語言”，要求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把辯証法唯物論作為基礎科學和必修科目，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具體問題。

“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毛澤東在青年時期，就注意結交有“共同語言”的朋友。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畫生”之名，向長沙各校發出征友啟事，表示“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提出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准備為國捐軀的青年。長沙第一聯合中學的羅章龍看到啟事后，當即與毛澤東相約見面，暢談治學、處世、人生、宇宙觀和社會改造問題。分別時，毛澤東高興地對羅章龍說：“我們談得很好，‘願結管鮑之誼’，以后要常見面。”

當時，毛澤東身邊聚集著一批志趣相投、意氣風發的同學和朋友。他們朴實而充滿朝氣，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也正因為一起追求進步，立志改造社會，這批青年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學會。毛澤東后來提及學會的發起經過，指出第一個根本原因就是：“這些人大概有一種共同的感想，就是‘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大家通過深入交流，“得到一種結論，就是‘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於是乃有組織學會的提議，一提議就得到大家的贊同了”。可以說，“奮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觀”就是他們的“共同語言”，“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就是在這一“共同語言”基礎上形成的氣質和風採。

無論是一個政黨，還是一個團體，“共同語言”的根基在於主義。“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1920年2月，毛澤東致信在長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學會會員陶毅，明確提出：“我們要結合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對於改造社會，要有共同的討論，討論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再討論方法怎樣實踐。這樣，將來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備，共同的破壞和共同的建設。1920年11月，他在寫給羅章龍的信中進一步強調，新民學會的結合要有共同信守的主義，“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經過反復比較和深入思考，毛澤東最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1921年1月，他復信蔡和森時表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証實而容易被人搖動。”他認為蔡和森關於組織共產黨等問題的意見“見地極當”“沒有一個字不贊成”，並告知陳獨秀等人正在推進建黨一事，上海發起組出版的《共產黨》月刊無愧於“旗幟鮮明”四個字。

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深刻認識到，要想改造中國與世界，就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要有共同奮斗的思想基礎。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唯物史觀這個“共同語言”的基礎上，毛澤東作為湖南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與來自五湖四海的黨內同志，克服種種困難，聚集一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正是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一起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

“沒有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面對的特殊國情是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落后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及其社會影響根深蒂固，又遭受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經濟文化十分落后，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遇到的從未有過的難題。如果只是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機械地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革命會遭受嚴重挫折。這讓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即便是匯聚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同志，也會出現認識上的分歧，缺乏行動上的“共同語言”。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有些同志自以為馬列主義很多，其實一接觸到實際工作，可以說連馬列主義的氣味都未聞到一點”。

通過反思革命斗爭的失誤教訓，毛澤東得出一個極端重要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換句話說，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應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具體地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唯有如此，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才會有真正的“共同語言”。在起草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時，毛澤東著重分析了黨內的錯誤思想，指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導，其必然伴隨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糾正這個錯誤，就要“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這次會議確定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對黨和人民軍隊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接著，毛澤東總結多年來從事調查研究的經驗，寫出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深刻闡述了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應該採取的正確態度：“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証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

到達陝北后，毛澤東為了消除教條主義的影響，帶頭鑽研馬克思列寧主義，大力倡導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1937年夏，他在抗日軍政大學講了3個多月的辯証法唯物論，每星期二、四上午講授，每次講4小時，下午還參加學員討論，共授課110多小時。他在精心准備的講課提綱中寫道，辯証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無產階級就用辯証法唯物論作為他們斗爭的精神上的武器，作為他們各種見解之哲學基礎”。在毛澤東看來，隻有自覺地研究與了解辯証法唯物論，貫穿於各項工作之中，才能避免在革命運動中走入歧途。

學習掌握辯証法唯物論，就是要熟練掌握黨內“共同語言”，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於中國具體實踐。1938年10月，毛澤東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針對黨內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抗日戰爭問題出現的不同聲音，毛澤東下決心開展整風運動，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內歷次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分析，讓全黨同志樹立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

整風運動所整頓的，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其中，克服黨內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樹立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優良作風，則是重中之重。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鮮明地指出主觀主義的態度和作風，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1942年2月，他又接連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強調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必須“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學說，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廣大黨員干部開展了深入的學習和討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經過整風運動，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范圍內深入人心，“實事求是”成為黨內“共同語言”。陳雲多年后回憶說：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於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要學馬克思主義，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語言”

干革命需要“共同語言”，搞建設也不例外。在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之際，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強調要熟練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出：“我們有些高級干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上也有不同的語言，原因是學習還不夠。現在黨內的語言比較一致了，但是，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為此，他要求黨員干部必讀《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12本著作，強調黨內“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

帶著這樣的認識，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一如既往重視全黨的理論學習，反復強調“學哲學（宇宙觀，方法論）極為重要”，“學馬克思主義，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語言”。1955年3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証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1957年3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專門就知識分子同工農群眾結合的問題指出：“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又在同工農群眾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有所了解，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如果這樣，大家的工作就一定會做得好得多。”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黨內“共同語言”的認識之深刻，也足見他對加強全黨理論學習的工作之重視。

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向全黨明確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1956年9月，他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強調：“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經過艱辛探索，毛澤東提出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等。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成為我們黨內的“共同語言”。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