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自信的學術建構——讀《曲青山論文精選》

〔導讀〕2023年6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曲青山論文精選》（上、下卷），集萃作者近40年工作實踐、學術研究的思想精華，生動展現作者在黨的歷史與理論研究、宣傳思想工作、民族學、宗教學等多個領域的創見思考，是一本集政治性、理論性、思想性、學術性、實踐性於一體的綜合學術論文集。《精選》聚焦黨和國家重大理論問題，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選題宏大高遠、內容經世致用，體現出強烈的使命情懷、責任擔當﹔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治史研學，體現出以唯物史觀治學的深厚哲學素養﹔既堅持黨中央已有的結論和判斷，又結合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提出不少具有創新性、時代性的觀點和論斷，體現出“成一家之言”的創新精神、可貴勇氣﹔涉獵面廣泛、史料厚實豐富、考據細致扎實，堅持小切口、深挖井，體現出言必有據、篤實求真的史學傳統﹔扎根現實、立足實踐，既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又以豐富經驗指導實踐，體現出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語言鮮活、生動形象，用通俗語言講明深刻道理，深入淺出、入腦入心，體現出“短、實、新”的朴實文風。

2023年6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曲青山論文精選》（上、下卷）（以下簡稱《精選》），集萃作者近40年工作實踐、學術研究的思想精華，生動展現作者在黨的歷史與理論研究、宣傳思想工作、民族學、宗教學等多個領域的創見思考，是一本集政治性、理論性、思想性、學術性、實踐性於一體的綜合學術論文集。

細細品讀《精選》的每篇文章，無論是深刻闡釋中國共產黨百年的歷史經驗、生動總結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輝煌，還是從理論維度認識把握“兩個確立”、學習領會黨的二十大精神﹔無論是富有創見地提出新時代在黨史、新中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義，還是從哲學高度認識把握“四個全面”以及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無論是漫談宣傳思想工作，還是思考網絡文化﹔無論是探討實現中國夢的起點、“四個偉大”的由來及相互關系，還是考訂《鄧小平時代》若干史實及文字、黨史編寫中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表述使用、《晉書·四夷列傳·吐谷渾》的相關史料﹔無論是探討歷輩達賴喇嘛轉世、金瓶掣簽的產生及歷史作用，還是管窺土族喪葬習俗、研究少數民族族稱，都能深刻感受到作者始終站在時代前沿、心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堅定歷史自信的強烈使命情懷、責任擔當﹔都能深刻感受到作者從事研究的鮮明立場和深厚哲學素養﹔都能深刻感受到作者堅持守正、勇於創新的理論品格，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治學本色，求真務實、知行合一的優良學風，簡短精練、富有新意的朴實文風。

一、《精選》聚焦黨和國家重大理論問題，立時代之潮頭，發思想之先聲，選題宏大高遠、內容經世致用，體現出強烈的使命情懷、責任擔當。

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他號召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成為先進思想的倡導者、學術研究的開拓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黨執政的堅定支持者，要做到方向明、主義真、學問高、德行正，自覺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己任，以彰顯中國之路、中國之治、中國之理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決事關黨和國家全局性、根本性、關鍵性的重大問題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庄嚴使命。

讀完《精選》裡的文章，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始終將個人研究工作與黨和國家中心工作緊密聯系起來，時刻關注黨和國家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始終堅持與時代同步伐，研究時代重大課題，始終與黨同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行,體現出作者關注大問題、做真學問的使命情懷、責任擔當。

比如，2022年發表在《時事報告（黨委中心組學習）》第4期的《從理論維度認識把握“兩個確立”》一文。作者選擇這樣一個題目，難度極高、意義重大且需要很大的理論勇氣。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第三個歷史決議，其最大亮點、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兩個確立”。如何准確把握“兩個確立”的本質內涵，如何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成為黨的思想理論工作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課題。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從唯物史觀的兩個基本原理，即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立論﹔從兩個基本原理具體展開的八個觀點，即每個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都起一定作用的觀點，杰出人物對歷史發展有著深刻影響的觀點，無產階級必須要有自己的領袖的觀點，無產階級領袖具有以往任何階級的杰出人物、偉大人物所不可比擬的優秀品質和偉大作用的觀點，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堅定不移地維護領袖權威的觀點，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科學理論武裝自己的觀點，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向廣大群眾灌輸科學的理論、引導他們前進的觀點，無產階級政黨要與時俱進、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的觀點切入﹔從把握好“兩個確立”相關的三個理論問題，即黨的領袖與黨的理論創新的關系問題、黨的領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黨的領袖與民主集中制的關系問題收尾，最后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兩個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該文通過兩大基本原理、八大理論觀點、三大理論問題，以科學的哲學原理、嚴密的邏輯力量、透徹的學理分析，對“兩個確立”的理論依據進行深刻闡釋、透徹解讀。

比如，2022年11月3日發表在《中國紀檢監察報》的《深入學習領會黨的二十大精神》一文。作者在深入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黨章修正案以及黨的二十大其他重要文件的基礎上，提出至少需要關注八個方面的重大問題，也就是在“八個深入學習領會”上下功夫，即深入學習領會黨的二十大的重大意義，深入學習領會黨的二十大的主題，深入學習領會過去五年工作和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的重大意義，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入學習領會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深入學習領會對未來五年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戰略部署，深入學習領會以黨的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要求，深入學習領會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堅持團結奮斗的時代要求。這“八個深入學習領會”，抓住了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許多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觀點、重大論斷、重大舉措，是對報告全面、系統、權威的解讀。

比如，2017年11月15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正確認識和把握歷史方位、旗幟和核心問題》一文。作者認為，黨的十九大報告博大精深，可以從多方面、多領域、多角度去認識、體會和解讀，黨的歷史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作者提出，為什麼我們黨歷經快一百年，還始終充滿生機和活力，對世界各國還有著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並且凝聚力、感召力越來越強？應該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去思考回答這個問題。至少有三條經驗至關重要：一是明確歷史方位至關重要﹔二是堅持高舉旗幟至關重要﹔三是堅決維護核心至關重要。作者認為，黨的歷史表明，歷史方位就是實際，歷史方位就是國情，歷史方位就是發展趨勢，歷史方位就是時代坐標。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適應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及時標定歷史方位的歷史﹔黨的歷史表明，旗幟就是信仰，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旗幟就是力量。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理論創新，高舉思想理論偉大旗幟的歷史﹔黨的歷史表明，核心就是領袖，核心就是統帥，核心就是主心骨，核心就是掌舵人。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不斷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形成不同時期黨的領導核心的歷史。明確歷史方位、堅持高舉旗幟、堅決維護核心，這三大問題，抓住了黨的十九大報告的靈魂和主旨，抓住了最本質、最核心的問題，是對黨的十九大報告的深入解讀、權威闡述。

《精選》中還有不少這樣的文章，比如，《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發揚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與歷史主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三重邏輯》《人民群眾：共產黨的根基、血脈和力量源泉》《學習領會黨的十九大報告需要准確把握的幾個重大問題》《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憲法、黨章及相互關系》《群眾路線永遠是黨的生命線》，等等。這些文章的選題，都充分體現了作者從當代中國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主題、捕捉創新靈感，站在時代前沿、傾聽時代足音、把握時代脈搏，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的鮮明立場，充分體現了作者發揚歷史主動、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政治自覺的可貴精神。

二、《精選》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治史研學，體現出以唯物史觀治學的深厚哲學素養。

對哲學社會科學而言，堅持什麼樣的立場觀點方法進行研究，直接決定其成果水平和社會貢獻。人們必須有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更好地觀察和解釋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各種現象，揭示蘊含其中的規律。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的物質性及其發展規律、人類社會及其發展規律、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等原理，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觀、方法論。隻有真正弄懂了馬克思主義，才能在揭示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上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號召我們的同志要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真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我國，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哲學社會科學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最終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曾說：“研究科學要佔有資料，但是資料不等於科學，要從資料中提煉出科學的論斷，那就要依靠抽象的力量，依靠理論的邏輯工作，而這種抽象力量與理論的邏輯工作，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是不行的。”

《精選》裡的許多文章，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各種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對歷史資料、歷史過程、歷史現象進行全面、辯証分析后，得出一些揭示歷史發展規律、昭示未來發展的真知灼見。比如，2021年發表在《歷史研究》第2期的《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作者研究的視角貫通黨的整個歷史，從縱向論述中國共產黨執政基礎的奠基和探索、中國共產黨執政新路的開創和拓展、中國共產黨執政新境界的開辟和升華﹔然后進行橫向分析，總結出“十三個必須堅持”的執政經驗，即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必須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須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必須堅持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必須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這“十三個必須堅持”是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共產黨執政歷程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一個邏輯嚴密、系統完備、內涵豐富的有機整體，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全面、深刻、系統總結。

比如，1996年發表在《青海社會科學》第3期的《從哲學的高度把握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一文。應該說，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廣大理論和實際工作者寫了不少有價值、有分量的理論和宣傳文章，但從哲學層面進行深層次的理論研究和概括卻較為欠缺。作者從“系統”“矛盾”“過程”這三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分析把握三者的關系，認為從聯系的觀點看，改革、發展、穩定是一個完整的大系統，下面分三個子系統，即改革—動力系統、發展—目的系統、穩定—保障系統。每個子系統內又分眾多要素，比如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發展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等﹔穩定包括政治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秩序穩定、人心穩定、國家外部穩定等。由此，作者認為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發展是整體的發展、穩定是全局的穩定，不能把三者分割開來，要從“系統”上把握三者的關系，必須講整體、講聯系，堅持適度原則。從辯証的觀點看，改革、發展、穩定是一個矛盾集合體，存在著兩類矛盾，一類是改革、發展、穩定相互間的矛盾，另一類是改革、發展、穩定自身內部的矛盾，三者運動的最大特點和最顯著特征就是不平衡性。從不平衡到平衡，再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往復，以至於無窮，這就是三者矛盾運動的總規律。不從“矛盾”上把握三者的關系，就認不清事物的本質，就找不到解決問題的“鑰匙”。從“矛盾”上把握三者的關系，必須講辯証、講變化。從發展的觀點看，改革、發展、穩定還作為一個“過程”而存在，有全局范圍內三者關系的“過程”，又有局部范圍內三者關系的“過程”，還有三者各自的“過程”。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及特點。不從“過程”上把握三者的關系，就會使事物發展的進程中斷，模糊視線，使工作無著落、無頭緒。從“過程”上把握三者的關系，必須講歷史、講發展，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章最后呼吁，要始終不渝在思想上確立起協調三者關系的意識，就可以盡量防止和減少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發生，避免大的波折。可以說，整篇文章充滿著哲學的智慧，處處體現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既有深邃睿智的哲學思辨，又有務實管用的現實指導，既有理論，又有實踐。文中不少觀點，決不是坐在書齋裡能夠寫出來的，今天讀來，一股清新之風扑面而來，仍有很強的指導性、實踐性和生命力。

比如，1998年發表在《青海社會科學》第6期的《論新時期的思想解放》一文。作者在回顧新時期三輪思想解放的基礎上指出了新時期思想解放的任務，即“一個尋找”，就是尋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一個關鍵”，就是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兩個再認識”，就是對當代資本主義和當代社會主義進行再認識﹔“三個沖破”，就是沖破思想戰線撥亂反正上“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沖破發展市場經濟上姓“資”、姓“社”的思想束縛，沖破尋找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上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縛﹔“三個解放”，就是把人們的思想從教條化、固定化、極端化的思維方式中解放出來。在此基礎上，作者總結出新時期思想解放的基本經驗，即思想先行是前提、實事求是是歸宿、人民群眾是主體、領導干部是關鍵、大膽探索是途徑、不搞爭論是原則、聯系實際是重點、解決問題是目的、“三個有利於”是標准、制度建設是保障。同時得出了幾點深刻的啟示，即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黨要有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黨要敢於和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及時糾正錯誤。作者最后指出，20世紀在向我們揮手告別，21世紀正在向我們招手迎接。新世紀將是中華民族崛起和社會主義復興的世紀，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再造輝煌的世紀。在走向新世紀的征途上會面對許多從來沒有遇到過的艱巨課題，這就要求我們增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自覺性、堅定性。時間已經過去20多年了，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開辟新境界，再認真讀讀這篇文章，我們對思想解放的歷史必然性、根本任務和重大意義的認識會更加深刻。

收入《精選》的《從哲學高度認識和把握“四個全面”》《認真學習和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與矛盾法則》《正確認識和把握黨和法的關系》《從五個維度認識和把握中國夢的創新意義》等文章，都是作者熟練運用唯物史觀研究黨和國家重大理論問題的思想結晶，在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上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同時，作者還把在長期研究中形成的哲學素養運用到指導黨史和文獻工作中去，提出要抓住三點：一是抓住全局和系統的觀點，可以概括為系統論﹔二是抓住兩點論，就是要講辯証法﹔三是抓住重點論，也就是要著眼於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些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推動新時代黨史和文獻工作高質量發展具有長遠指導意義。

三、《精選》既堅持黨中央已有的結論和判斷，又結合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提出不少具有創新性、時代性的觀點和論斷，體現出“成一家之言”的創新精神、可貴勇氣。

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創新。創新是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永恆主題，也是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歷史前進對哲學社會科學的必然要求。原創能力是哲學社會科學的核心競爭力。衡量一部著作、一篇文章是否有價值，其重要標志就是看作者能否敢於提出自己獨到的原創性見解。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史學研究的最高境界，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讀完《精選》后，一個十分突出的感覺就是，作者在堅持黨中央已有的結論和判斷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發展、實踐深化，經過深入思考與研究，提出不少具有原創性、時代性的新觀點、新論斷。比如，2019年發表在《求是》第19期的《新時代在黨史、新中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義》一文中，作者鮮明提出，新時代標注了黨和國家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它既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延伸，同時又是新的歷史階段的開始。作者認為，新時代是黨史、新中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把黨的歷史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創建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我們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我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從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到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是我們黨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從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召開開始，我們黨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同時，2019年發表在《中共黨史研究》第11期的《新時代是黨史新中國史研究的新領域》一文中，作者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這段歷史至今雖然僅僅7年，但如果計算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時間長度應該是38年左右，用關鍵詞概括叫復興。這是關於黨的歷史分期的一個重大創新觀點。傳統的說法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作為一個歷史分期正式提出，在學術界尚屬首次。其實，這一觀點在黨的十九大召開不久，作者就已經開始醞釀。2017年11月13日發表在《學習時報》的文章《學習領會黨的十九大報告需要准確把握的幾個重大問題》就已經明確提出，從黨的十八大起，我國社會發展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比新時期、新階段更鮮明、更響亮、更具感召力，更能反映時代的本質特征。黨的十八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坐標點，是重大歷史節點。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作者於2月3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一文，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可以劃分為四個歷史時期，這是對《求是》文章觀點的進一步拓展。該文在社會各界產生了廣泛影響，不少人贊譽“這篇文章把百年黨史講透了”。

比如，收入《精選》的第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經驗研究》。該文發表在《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1、第2期，研究闡釋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提出的“十個堅持”的歷史經驗。作者明確提出，堅持黨的領導，是黨總結百年奮斗歷程得出的第一條歷史經驗。這條歷史經驗是從黨的初心和使命來講的，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是什麼、要干什麼這個根本問題，闡述的是近代以來歷史和人民為什麼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黨的領導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的重要作用是如何發揮的。作者指出，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就肩負起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歷史使命。作者認為，這一條歷史經驗強調的是領導力量問題，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在“十個堅持”中起著打頭和管總的作用，其他所有歷史經驗都是圍繞著這一條而展開和敘述的，也都是對這一條歷史經驗的充分論証和強有力支撐。由此作者認為，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強調的是價值立場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來實現的﹔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理論創新，強調的是思想旗幟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理論創新來贏得的﹔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強調的是自信自立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獨立自主來體現的﹔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中國道路，強調的是方向途徑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中國道路來彰顯的﹔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胸懷天下，強調的是世界情懷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胸懷天下來展示的﹔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開拓創新，強調的是前進動力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開拓創新來強化的﹔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敢於斗爭，強調的是策略手段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斗爭得來的﹔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統一戰線，強調的是團結聯合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統一戰線來鞏固的，統一戰線是通過黨的領導來發展壯大的﹔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自我革命，強調的是生機活力問題，黨的領導是通過自我革命來保証的。作者認為，堅持自我革命這條歷史經驗是收尾的、壓底的，在“十個堅持”中起著關鍵作用，與第一條歷史經驗遙相呼應，形成完整的體系，對堅持黨的領導起著重要的政治保障作用。自我革命做到和做好了，黨的領導就有保証和保障了，黨就會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就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是黨能夠取得百年輝煌的根本所在，是黨總結所有經驗的落腳點。應該說，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通過后，“十個堅持”的歷史經驗研究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在對相關學術文章進行閱讀后發現，該文對“十個堅持”的豐富內涵以及邏輯關系的闡釋極富新穎性，是作者在經過深思熟慮后得出的獨創性見解，令人耳目一新、豁然開朗﹔該文也是迄今為止對“十個堅持”歷史經驗最為系統、權威、生動的學理化闡釋。

在《精選》中還有不少文章提出了富有創見的思考。比如，關於“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法，有人認為其不是管長遠的，是短期的、階段性的，主要依據就是第一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20年就實現了，這個戰略布局到2020年也就完成使命了。針對這一觀點，作者在“四個全面”提出不久，於2015年發表在《時事報告（黨委中心組學習）》第3期的《認真學習和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一文中極富預見性地提出，“四個全面”集中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它貫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抓住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對“四個全面”的具體內容和目標任務來說，具有時間性和完成的時限，但抽象地說，上升到思想理論層面，它則形成了如何發展、如何改革、如何依法治國、如何管黨治黨的重大理論原則和思想，從方法論、認識論上講，這些內容則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根本性和長遠性，“四個全面”就成為新形勢下黨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和戰略思想。2017年11月13日發表在《學習時報》的《學習領會黨的十九大報告需要准確把握的幾個重大問題》一文中，作者認為，黨的十九大已經明確提出了新的目標，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后，第一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所替代，“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依然是一個戰略目標，仍然是管長遠、管根本的，至少要管到本世紀中葉即2049年或2050年。眾所周知，2020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正式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修改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比如，1997年發表在《攀登》第5期的《關於改進和加強理論宣傳工作的思考》一文。作者從宣傳學的角度，對理論宣傳的工作過程和制約因素進行了分析，提出理論宣傳是由宣傳主體、宣傳內容、宣傳鏈條、宣傳客體、宣傳效應五個要素組成﹔指出了理論宣傳存在的一些問題，如方式、方法單一和陳舊，文風浮躁和針對性不強，混淆理論研究成果與理論宣傳內容的界限，隊伍素質參差不齊和不配套。由此，作者提出了改進和加強理論宣傳的思路，即“以鄧小平理論為根本指針，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為主要任務，以提高人們的理論素質為著眼點，建立靈活、高效的工作運行機制，充分發揮理論宣傳的灌輸功能、解釋功能、激勵功能、導向功能、調節功能和傳播功能，實現理論宣傳工作從點到面、從線形到網狀、從死板到活潑、從單一到綜合、從局部到超時空的轉變”。作者還提出了改進和加強理論宣傳工作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三對關系：一是理論宣傳與理論研究的關系。認為進行理論研究需要堅持“雙百”方針，鼓勵大膽探索，但是對理論研究取得的成果，如何宣傳、什麼時候宣傳、用什麼方式宣傳、在什麼范圍宣傳，則要依據黨在各個發展階段的任務和工作需要由黨中央統一部署和確定，這是黨的宣傳紀律所要求的。作者認為，要做到“學術無禁區，宣傳有紀律”。二是真實宣傳對象與虛擬宣傳對象的關系。真實宣傳對象就是現實中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真實有形對象，特指靜態條件下所有的受傳者﹔虛擬宣傳對象就是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無形對象，特指動態條件下宣傳者轉換成受傳者之后，在意識中產生的另一個虛假的工作對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作者分析認為，教育者先受教育，宣傳者先受宣傳，這是規律。盡管宣傳者職業是從事宣傳，但接受別人傳遞的信息時實際上已變成受傳者，在宣傳者身上這種轉變經常發生，當宣傳者轉換成受傳者后接受信息時，意識中必然產生一個虛假的工作對象。由此作者認為，如果理論宣傳者不說服虛擬對象，對現實中真實對象的宣傳就會感到“理不直，氣不壯”，成效則會事倍功半。三是階段性宣傳內容與長久性宣傳內容的關系。長久性宣傳內容強調理論的整體性、系統性，階段性宣傳內容強調理論的某一局部、某一方面。不管階段性內容如何調整，黨的基本理論、靈魂、核心、精髓、本質、戰略、原則等基本內容不能變、不能轉、不能淡、不能丟。文章還提出改進和加強理論宣傳工作需要解決好四個問題，即方法問題、文風問題、載體問題、隊伍建設問題。這篇文章從理論到實踐、從現象到本質，透徹、完整、清晰地闡釋了理論宣傳工作的基本內容、存在問題、內在規律、實踐路徑，很多觀點都很有價值，特別是鮮明提出正確處理理論研究與理論宣傳的關系，在今天仍具指導意義。

四、《精選》涉獵面廣泛、史料厚實豐富、考據細致扎實，堅持小切口、深挖井，體現出言必有據、篤實求真的史學傳統。

注重史料、精於考據，這是史學研究的必經門徑，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也是衡量史學家修養的重要標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長”的“史學”，強調要廣泛佔有史料，搜集、鑒別和運用史料，有廣博豐富的知識。清朝乾嘉學者尤擅“考據”“考証”，主張“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並將其作為衡量學術價值、評價學人水平的重要標准。梁啟超說過：“無論做哪門學問，總須以別偽求真為基本工作。因為所憑借的資料若屬虛偽，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偽，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了。”郭沫若強調：“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可以說，佔有資料和考証資料是歷史研究的入門功夫和必備能力，也是最能看出學者治學功力和治學態度的。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說的都是史料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從《精選》收錄的文章看，作者治學的領域非常廣泛，有研究黨的歷史、黨的理論、黨的建設的，有研究宣傳思想工作、網絡文化、理論宣傳的，有研究少數民族族稱、喪俗的，還有研究藏傳佛教活佛轉世、金瓶掣簽的，涉及政治學、歷史學、黨史黨建學、新聞學、民族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多個學科，反映出作者廣博的知識和開闊的視野, 在研究中能夠做到“融會貫通, 打成一片”，從而使自己的研究自成體系，取得豐碩成果。

作者出身歷史學專業，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十分注重史料的挖掘與辨偽，《精選》收錄了不少這樣的文章。比如，1986年發表在《青海社會科學》第6期的《我國少數民族的族稱》一文，對55個少數民族歷史上的族稱逐一進行梳理，又對自稱、他稱的民族進行詳細考証，並在此基礎上，對少數民族族稱的起源及規律進行了研究。該文資料之翔實、內容之豐富、研究之沉潛、論証之綿密，是常人難以企及的。1987年發表在《青海師專學報》第2期的《〈晉書·四夷列傳·吐谷渾〉芻議》一文中，作者對二十四史的《晉書》記載吐谷渾歷史的史料進行考証，指出了其中的紕漏和誤筆。比如《晉書》記載，吐谷渾在其父涉歸在世時曾分得1700家的人口，但作者根據《魏書》《北史》《宋書》的考証與分析，認為“七百戶”的記載較為真實﹔指出葉延長子的名稱應為碎奚，而不是《晉書》記載的辟奚﹔等等。2010年發表在《中共黨史研究》第3期的《關於黨史編寫中表述使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提法的幾個問題》一文，針對一些編修黨史的學者主張不再使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提法、建議用“林彪、江青集團”取而代之的觀點，作者認為，這是編修黨史的一個重大問題。為此，作者對我國某些黨史權威出版物表述使用這一提法進行了考証辨析，對這一提法的來源和依據進行查証，認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表述提法的法律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審判結果，黨的文獻依據則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下的結論。作者還查閱了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法規，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有關講話，認為要繼續使用這一表述，並提出了需要把握的方法原則。2014年發表在《中共黨史研究》第1期的《〈鄧小平時代〉若干史實及文字考訂》一文，對美國哈佛大學資深教授傅高義的專著《鄧小平時代》史實的錯訛之處進行了詳細考証，列出85條修訂意見。比如，書中記載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時國內黨員隻有大約50人不准確，應為50多名﹔書中記載淮海戰役中共動員100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這個數字說少了，據有關軍事資料記載，淮海戰役支前民工達到543萬人﹔書中說中國有2000多年的歷史不正確，我們經常所說的中國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說法是有科學依據的﹔書中記載“（1980年）12月25日，在為籌備六中全會和十一大而召開的一次為期10天的會議……”作者指出，中共十一大是1977年召開的，這裡所籌備的會議應該是中共十二大﹔等等。《“文化大革命”時期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考析》《改革開放以來六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的主題、結構和創新》《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若干重大歷史事件時間考辨》《關於中國共產黨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評價研究》等，都是史料扎實、考據精密、極見功力的史學研究上乘之作。

對於一名史學工作者來說，沒有扎實的史料考証功夫，沒有鑒別考証史料的經驗和修養，是很難成為真正的史學家的。讀完《精選》收錄的這些考証文章，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作者講求博征、長於考証、分析縝密、扎實嚴謹的治學風格，特別是這些文章的選題都是小切口，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從而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大問題。這種治學風格，也對作者探索研究黨史和文獻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產生影響。比如，作者提出黨史和文獻工作要堅持好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強調要使我們拿出的每一份歷史資料、每一個研究結論、每一份論証意見都立得住、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檢驗，做到言必有據、言之有物，從而正確認識、全面記載和客觀反映黨的歷史﹔提出要傳承好腳踏實地的優良作風，不虛浮、不急躁，求真務實、真抓實干，一步一個腳印地認真做好每一項工作。作者的這些觀點和認識，都是經過長期學術訓練和實踐鍛煉得出的經驗總結，對治學者都是有益的。

五、《精選》扎根現實、立足實踐，既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又以豐富經驗指導實踐，體現出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

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也是我們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學風關乎黨風政風民風，也關乎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毛澤東高度重視學風問題，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諄諄告誡全黨要“認真地研究現狀”和“認真地研究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大力倡導和弘揚優良學風，指出領導干部要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帶著問題學，拜人民為師，做到干中學、學中干，學以致用、用以促學、學用相長，千萬不能夸夸其談、陷於“客裡空”。這既是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明確要求，也是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對一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而言，在研究工作中既重視理論，又關注實踐，能夠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並且又具備勇於理論創新、解決現實問題的奉獻精神，這應該是學術追求的最高境界。

《精選》收錄的《宣傳思想工作漫談》《宣傳思想戰線要走在解放思想的前列》《關於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的思考》《論網絡文化及其表現特征》《論青海在穩定發展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就是作者在長期從事宣傳思想工作的豐富實踐中，邊學習、邊調研、邊思考、邊總結，在干中學、學中干中提煉出來的帶有規律性的理論思考。

比如，2007年發表在《西海記者》第10期的《宣傳思想工作漫談》一文。作者以漫談的方式，面對面地交流自己多年從事宣傳思想工作的體會、感受和思考。作者在文中說：“我到省委宣傳部工作20多年了，可以說彈指一揮間，這個選擇讓我無悔，也讓我熱愛上了宣傳思想工作，甘願奉獻於宣傳思想工作，更讓我堅守信念，甘於清苦，苦中取樂，我感到很充實。”正是憑著對宣傳思想工作的這份執著和熱愛，作者從豐富的實踐中總結出很多規律性認識和富有創新性的做法。比如，把宣傳思想工作的體會概括為苦、難、險，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如負泰山”形容宣傳思想工作的風險和責任﹔宣傳思想工作創新，主要是創新理念、創新內容、創新形式和手段﹔提出扭住“六個抓手”、提倡“三個讀”的基層文化工作思路。“六個抓手”是指電視、廣播、文化室、閱報欄、流動文化服務車、文化中心戶。“三個讀”是指一張報紙大家讀、機關報刊基層讀、固定圖書流動讀。特別是創建文化中心戶，是作者經過調研，從青海湖鄉一個村黨支部書記的做法中得到啟示，然后進行推廣，典型引路，全面開花的。作者還提出實施宣傳青海的品牌戰略，策劃以王洛賓的《在那遙遠的地方》為主題的中央電視台“心連心”藝術團演出、打造三江源品牌、制作《三江源》文化專題片、策劃三江源國際攝影節等等。作者在文章中還介紹了如何把握宣傳思想工作、如何提高宣傳思想工作者素質兩個問題，提出宣傳思想工作者的基本能力要求是坐下來能寫、站起來能講、走出去能協調。對宣傳思想工作隊伍建設也是三句話的要求——政治強，業務精，作風硬。如何提高宣傳思想工作者自身的素質？作者提出“四個字”——學習實踐和“兩句話”——在學中干、在干中學。可以說，認真讀讀這篇文章，就會對什麼是宣傳思想工作、如何做宣傳思想工作有一個全面、生動和深刻的認識。

比如，1998年發表在《青海社會科學》第3期的《論青海在穩定發展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作者從歷史和現實、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通過對青海地理、民族與人口、政治與軍事、經濟、文化、宗教影響的相關要素進行分析，明確提出歷史上各相關要素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明確提出要維護西藏穩定、促進西藏發展、加快西藏改革，就必須重視與青海有關的一系列問題的研究，並建議中央應從戰略的高度從長計議，將格爾木納入對西藏整個援助和建設的規劃之中，今后青海也應強調和突出穩定和發展西藏的內容。這些觀點是作者在多年從事青海的工作實踐研究中得出的，是極富戰略遠見的，對今天仍具啟發意義。

比如，研究網絡文化的一組文章，即《淺議國外網絡文化管理的經驗及啟示》《關於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的思考》《論網絡文化及其表現特征》，寫作時間是2008年、2009年，也就是我國接入國際互聯網剛剛十幾年。作者敏銳抓住這一前沿課題，前瞻性地提出，人們對互聯網的認識已知遠不如未知，其技術發展和社會影響還將發生深刻變化，必須從佔領文化傳播制高點和掌握信息化條件下宣傳思想文化主導權的高度，抓住信息化的歷史機遇，善於運用先進技術傳播先進文化，積極發展中國特色網絡文化。作者深刻闡釋了網絡文化的概念及其表現特征，指出網絡文化是以互聯網為主要載體的文化形態，是人們通過計算機等在網絡上生產、傳播、儲存、交流、獲取、消費各種信息產品和服務的活動。網民接觸網絡，網絡作用於網民，才會產生和形成網絡文化。作者分析了網絡文化的表現特征，主要有:大眾化，沒有門檻、沒有限制，凡有條件有能力上網的人都可以進入其中﹔多媒體，在網上可以讀書、看報、看電影、閱讀期刊、欣賞電視劇、聽音樂、聽廣播、購物等﹔個性彰顯，大家可以隨時發布信息、提意見、談想法、發議論，虛擬社會使“一個人”的世界開始來臨﹔娛樂游戲，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豐富﹔新新人類，許多年輕人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依戀互聯網、離不開互聯網，培養和造就了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完全有別於上輩人的新一代人類﹔情緒宣泄與民意匯集，形成新的民間輿論場﹔信息海量與包羅萬象，為人們提供一種內容的無限性、發展的高速性、傳播的廣泛性、吸納的可選擇性的多元文化﹔社會群聚和即時動員，使互聯網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動員和組織方式。在此基礎上，作者對加強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提出了對策和建議，比如，加大網絡立法力度﹔將網絡文化管理中的所有事項統統納入一個部門進行管理，統一決策，統一部署，統一執法，統一監管﹔加強網絡輿論引導，必須主動及時、實事求是、權威統一、分級管理、協同互動和源流並重﹔對涉及民生利益的熱點問題主動開展輿論引導，對公共突發事件的輿論引導力求做到“盡早講”“准確講”“持續講”，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思想引導，本著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態度，冷靜觀察、辯証分析、區別對待、審時度勢、正確把握、妥善應對，等等。今天中國的互聯網上網人數已超10億，互聯網已經深刻融入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再回過頭看作者十幾年前發表的這組文章，其提出問題之超前、觀點分析之新穎、對策建議之長遠，都是令人嘆服、印象深刻的，很多觀點、建議在今天依然管用、一點也不過時。

比如，1994年發表在《青海社會科學》增刊的《論鄧小平致富思想及其實踐意義》一文。作者分析了鄧小平致富思想的基本內涵和邏輯關系，指出這一思想是從“打破平均主義”入手，提出了部分先富的問題，強調允許部分先富，必須防止兩極分化，必須時刻不忘共同富裕。可以說，鄧小平致富思想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開始立論，提出了部分先富和共同富裕的偉大思想，思路連貫、脈絡清晰、內容新穎、含義深刻，以獨特的思維方式，開創了一條經濟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嶄新道路。作者認為，鄧小平致富思想，從哲學上講，包含了先富與后富、先進與落后、部分富裕與共同富裕、手段與目的、政治與經濟、眼前與長遠、多與少、大與小、加速與逐漸、自力更生與外力支援、量與質等眾多哲學矛盾對子，強調了打破平均主義與防止兩極分化的兩點論﹔從政治經濟學上講，尊重了價值規律，體現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從科學社會主義上講，符合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思想清晰、深刻表述了社會主義的致富目的，既閃爍著哲學的智慧，又體現了經濟的發展規律，還堅持了黨性原則，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全方位、多側面、多角度、多領域，相互論証，相互支持，相互滲透，是這一思想的顯著理論特點。作者指出，學習鄧小平這一思想，還給我們一些重要的警策和啟迪，包括要適度保持差距，允許差距、承認差距、鼓勵差距、容忍差距，是我們工作的起點，但差距必須適度，過大了不行，過小了也不行。要消滅絕對貧困，緩解相對貧困，相對貧困的消除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絕對貧困的消滅是確定在特定的時間內的。要變“輸血”扶貧為“造血”扶貧，扶貧要實行戰略性的根本轉變，即變救濟式扶貧為開發式扶貧，變封閉性扶貧為開放性扶貧，變行政命令型扶貧為經濟協作型扶貧，變單項政府扶貧為全社會扶貧，重在走科技扶貧、教育扶貧、政策扶貧、扶貧扶志之路。要堅持正確的致富導向，倡導一部分工人、農民、科技人員先富，以辛勤勞動致富，以科學技術致富，以文化知識致富。要加強法制建設，保護合法致富。要在效率優先的前提下兼顧公平。要正確看待理論與政策的異同。今天，我們已經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在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再回頭看這篇寫於將近30年前的文章，就會發現一些觀點很具前瞻性、指導性、准確性。

六、《精選》語言鮮活、生動形象，用通俗語言講明深刻道理，深入淺出、入腦入心，體現出“短、實、新”的朴實文風。

文風不是小事。毛澤東指出，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早在1942年，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就深刻分析了黨八股的種種表現、危害及其根源，強調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翻開《毛澤東選集》，鮮明朴實的文風扑面而來，生動活潑的語言引人入勝，深入淺出的論述讓人茅塞頓開。在這方面，毛澤東為我們樹立了光輝榜樣。習近平總書記同樣高度重視文風問題，強調人們從文風狀況中可以判斷黨的作風，評價黨的形象，進而觀察黨的宗旨的貫徹落實情況，反對“長、空、假”，倡導“短、實、新”的文風。《之江新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著作選讀》等重要著作，為我們樹立了典范。

《精選》雖是作者的一本論文集，但仔細讀完后，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傳承了我們黨的優良文風，每篇文章讀來都能讓人願意看、讀得懂、說服人、打動人，可謂觀點鮮明清晰、語言簡潔明快、形式生動活潑、說理通俗易懂，做到了寓黨性、思想性、學術性於優美流暢、平實精練、邏輯嚴密的文字語言中，形成了作者獨特的語言風格。

《精選》文風的突出特點主要有：一是精當凝練、觀點鮮明。全書的語言簡短精練、直截了當，但又言簡意賅、思想深刻，絕不拖泥帶水、繞彎子，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刪繁就簡三秋樹”。比如，2015年1月7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遵義會議精神永放光芒》一文，是作者為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撰寫的文章。作者指出，遵義會議為什麼能成功召開，為什麼能夠產生如此重大的歷史作用和意義，最主要、最基本原因在於實事求是是根本、獨立自主是關鍵、民主集中制是保証、黨指揮槍是原則。這四句話，語言極其精練、內涵極其深刻，給人以強烈的沖擊力。比如，2016年6月2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一文。作者用“史之用”“史之律”“史之悟”三個形象的小標題，深刻闡釋我們為什麼要學習黨的歷史、怎樣認識和把握黨的波瀾壯闊的豐富歷史、黨的歷史給我們的啟示三個宏大的主題。在闡述“史之用”時，作者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寫的是歷史，敘的是奮斗，述的是大道，探索的是規律，啟示的是當下，燭照的是未來。學習黨的歷史有用，不僅有用而且有大用。黨的歷史中有信仰，有意志﹔有目標，有方向﹔有宗旨，有傳統﹔有成就，有警示﹔有勇氣，有定力。一言以蔽之，黨的歷史能夠給我們提供無窮的智慧、豐富的營養和前行的強大力量。這幾句話，把黨的歷史的作用講透了、講活了，也折射出作者深厚的史學素養、家國情懷。

二是思想深刻、富有新意。《精選》裡很多文章不落俗套，講了很多前人沒有講過的話，用了很多富有個性、特色鮮明、生動活潑的文字，也就是古人所說的“領異標新二月花”。比如，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輝煌》一文中，作者對百年黨史作了這樣一段描述：“從1921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整整一百年的歷程。這是用鮮血、汗水、淚水、勇氣、智慧、力量寫就的百年﹔是篳路藍縷、披荊斬棘、艱苦創業、砥礪前行、充滿艱險、充滿神奇的百年﹔是苦難中鑄就輝煌、挫折后毅然奮起、探索中收獲成功、失誤后撥亂反正、轉折中開創新局、奮斗后贏得未來的百年。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不懈奮斗史’‘理論探索史’‘自身建設史’，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主流和本質﹔把革命、建設、改革、復興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鮮明特征﹔逐步實現救國、興國、富國、強國的奮斗目標，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庄嚴使命。”這段話短短200余字，卻生動、深刻、全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程，讀完后讓人心潮澎湃、回味無窮。這段話在許多媒體上廣為流傳，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比如，在《宣傳思想工作漫談》一文的最后，作者說：“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們要超過前人，后人也會超過我們。我們今天評價歷史，歷史將來也會評價我們。”這段話也是富有哲理、飽含智慧、極具啟發性的，讀后令人掩卷深思、回味悠長，內心激起層層波瀾。比如，2003年發表在《青海學刊》第2期的《弘揚和培育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一文中，作者對民族精神的概括就富有新意。作者指出，民族精神就是一個民族共同生活、共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被本民族絕大多數成員所認同、所接受、所追求的思想品格、價值取向、道德規范，是一個民族的心理特征、思想情感的綜合反映。從一個民族的文化看，文化蘊含精神，精神是文化的本質和靈魂﹔從一個民族的發展看，民族的繁衍、生存、延續與發展離不開精神的支撐，精神是民族向心和凝聚的紐帶，是激發活力、迸發力量的源泉﹔從一個民族的歷史看，歷史是精神的積累和沉澱，精神是貫通歷史的正氣和閃光點﹔從一個民族所處的時代看，時代內含著精神的需求，精神則是時代特征的凸顯和折射﹔從一個民族的對外關系看，開放對精神的豐富和發展充實內容，精神則成為民族相互區別的顯著標識。作者界定的這個概念，從民族的文化、發展、歷史、所處時代、對外關系入手，把民族精神的內涵闡述得既透徹深刻又富有新意。

三是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用通俗的語言講明深刻的道理，做到深入淺出，是理論著作撰寫的最高境界。該書沒有採用一些晦澀難懂、抽象化、專業化的概念，而是用干部群眾能聽懂、能悟透、能信服的話語闡述理論問題，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能懂。比如，2021年6月9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與歷史主動》一文，涉及的是嚴肅宏大的主題，但作者巧妙構思，用“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成立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發展的必然方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史發展的必然抉擇：實行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五個鮮明響亮的小標題，一下子就把這個問題講清楚、講明白了。比如，2022年發表在《中國新聞發布》第1期的《牢記黨的初心和使命》一文。作者指出，初心要回答的問題是“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使命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了誰”，我要干什麼、應該干什麼？這兩個問題涉及的都是我們黨立黨執政的根本性問題。作者從黨的旗幟、黨的歷史、黨的擘畫三個維度，通過生動的事例，把黨的初心和使命這一重大命題解讀和闡釋得權威通俗、系統深刻。這篇文章在“學習強國”的閱讀量達到了1200多萬人次。可以說，《精選》的文章，無論是理論探討、學術研究，還是黨史工作、宣傳實踐，都帶有這個特點，形象生動、娓娓道來，循循善誘、春風化雨，句句入腦入心，故事性、可讀性、說服力非常強，不經意間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仿佛一位摯友與你面對面傾心暢談，是理論研究與宣傳的精品之作，也體現了作者豐富的歷史認知、強烈的歷史主動、堅定的歷史自信。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