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第一年的偉大實踐看如何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開始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新目標而奮斗。新中國建立的第一年（1949—1950），黨領導人民謀和平、蕩殘敵、除匪患、穩物價、抓生產、保民生、治水患，在披荊斬棘、攻堅克難中取得偉大成就，新生的人民政權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打開了局面，得以邁開大步向前進。重溫新中國第一年的偉大實踐，對於我們努力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開好局起好步，具有深刻啟示意義。

新中國站穩腳跟的關鍵戰

萬事開頭難。新中國宣告成立時，全世界都在注視著這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觀察其能不能站穩腳跟，是繼續前進，還是走向失敗。究其原因，在於當時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嚴峻復雜的國內外形勢，肩負著繁重緊迫的建設任務，許多困難亟待解決。面對種種考驗，黨中央沉著應對、果斷決策，抓住主要矛盾帶動全局工作，在穩住局面的基礎上推動各項事業發展。其中，以下幾個方面的斗爭尤為關鍵。

一是穩定物價、統一財經，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經濟局面是否穩定，事關全局能否穩定，這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舊中國金融中心上海解放僅半個月，市軍管會就果斷查封金融投機的大本營証券大樓，精准打擊了非法買賣銀元、外幣的投機活動，取得“銀元之戰”的勝利。不甘失敗的投機商又大量囤積糧食、棉紗等生活必需品，再次哄抬物價，擾亂市場。對此，黨中央經過周密部署，在全國范圍內集中調運物資，保証市場供應，同時收緊銀根，使投機商因資金周轉失靈而紛紛破產，取得“米棉之戰”的勝利。1950年3月，政務院發出《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物資調度、現金管理，並採取緊縮編制、加強稅收、發行公債、節約開支等措施，當年就實現財政收支接近平衡。與此同時，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起國營經濟，具有光榮傳統的工人階級全力恢復工業生產，1950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36.4%﹔在新解放區推進土地改革，促進農業生產，翻身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1950年糧食、棉花、油料作物等農產品的產量大幅度增加。實踐充分証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二是堅決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構建政令統一暢通的新格局。人民解放軍遵照中央軍委的部署，在華南、西南消滅了白崇禧和胡宗南兩個軍事集團﹔實現新疆和平解放，入疆部隊完成了千裡挺進邊陲的壯舉﹔強渡瓊州海峽，取得解放海南島作戰的勝利……截至1950年10月，人民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28萬余人，實現了除西藏、台灣和少數島嶼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的解放。在新解放區，人民解放軍進行了大規模剿匪作戰，清剿股匪逾百萬人，解決了長期以來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匪患問題，安定了社會秩序，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在徹底粉碎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機器后，各地開始陸續舉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地方人民政府，並在城市建立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在農村選舉鄉政府委員會，成立鄉人民政府。經過系統改造，人民政府的組織系統從中央、大行政區、省、地（市）、縣、區一直延伸到社會的最基層，初步形成了上下貫通、集中高效、具有高度組織動員能力的國家行政體系。這是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一次重大變革，為打開工作新局面提供了堅強組織保障。

三是制定和實施新的外交方針，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完整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新型外交關系。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審時度勢，一方面實行“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不繼承舊中國政府同各國建立的不平等外交關系，並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和影響﹔另一方面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和世界和平民主陣營一邊。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成功訪問蘇聯，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使新中國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伙伴。同時，黨注重發展與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還同瑞典、丹麥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邁出了打破帝國主義國家孤立和封鎖的重要一步。外交戰線的勝利，一掃舊中國的屈辱歷史，讓新中國以嶄新面貌步入世界舞台，也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四是保持“兩個務必”，用實際行動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翻身成為國家的主人，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認真辦好關乎民生的各項事宜，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為了讓全黨同志始終牢記黨的性質和宗旨，嚴厲懲處黨員干部隊伍中出現的貪污腐化分子，1949年11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檢查中央直屬部門和各級黨組織及黨員違犯黨的紀律的行為。1950年5月，黨中央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總結工作，分析情況，著力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傾向，糾正黨員干部中存在的驕傲自滿情緒，嚴格整頓全黨作風，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經過一年的努力，中華大地不再是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而是呈現出萬象更新的嶄新局面。正如周恩來在建國一周年慶祝大會上所說：“國內外的人民都看到：經過了這一年，中國已經比過去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經歷了更重要的變化﹔舊面貌的中國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國已經確定地生長起來了。”

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經過70多年的接續奮斗，黨領導人民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始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要從新中國第一年的偉大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征程上譜寫新篇章、展現新作為。

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最大優勢。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長期奮斗中得出的基本結論。但在革命剛剛取得勝利時，有人認為共產黨能夠“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攻擊“共產黨軍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經濟上0分”，上海投機商更是狂妄地叫囂，“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隻要控制了兩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於死地”。在沒有硝煙的經濟戰場上，黨領導人民埋頭苦干、勇毅前行，接連取得“銀元之戰”“米棉之戰”等重大勝利，不僅克服了極大的財政經濟困難，而且為各項事業的開展創造了必要前提。這啟示我們，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前進道路上，隻要我們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就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和挑戰。

必須堅持人民至上這一根本立場。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黨的力量源泉。我們黨始終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中凝聚前行力量。比如，舊中國留下了龐大的失業群體，僅1950年初，上海就有近12萬工人失業。這些失業工人生活極為困難，有的甚至上街乞討度日。為此，黨和政府採取以工代賑、生產自救、還鄉生產、發放救濟金、轉業訓練等辦法，多措並舉推動解決失業救濟問題。又如，1950年夏，淮河因遭遇大暴雨而發生決口險情，津浦鐵路兩側變成一片汪洋。黨中央把生產救災擺在重要位置，組織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群眾性治淮運動並很快取得明顯成效。這啟示我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是推動黨的事業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堅實根基和最大底氣。

必須堅持統一戰線這一重要法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我們黨取得革命勝利的一條寶貴經驗。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662名代表，來自46個單位，代表著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形成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群眾共襄建設新中國大業的政治局面。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明確提出“不要四面出擊”，強調要處理好同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啟示我們，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必須始終堅持統一戰線，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通過各項實際工作，“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必須堅持革命到底這一斗爭精神。從奪取革命勝利到執掌全國政權，黨身處的環境和肩負的責任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到城市，廣大黨員干部的任務不再是進行軍事斗爭，而是投身經驗並不豐富的經濟建設和社會治理工作。另一方面，一些黨員干部滋生了“革命到頭”思想，出現了以功臣自居、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等情緒。深諳歷史的毛澤東，在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時，就提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要求。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平時，他又將此比作“進京趕考”，強調“決不當李自成”。他在七屆三中全會上再次提醒全黨：我們當前的總方針，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解放台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正因為堅持發揚斗爭精神，新中國的第一年才成為黨領導人民在各條戰線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這啟示我們，隻有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准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始終保持革命到底的勁頭，才能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新的優異答卷。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2023年第10期《黨建》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