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習仲勛1961年在長葛縣的調查

2023年10月15日，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為表達對習仲勛同志的深切緬懷，《百年潮》雜志社特邀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副主任、研究員，《習仲勛傳》編寫組成員王雙梅撰寫紀念文章，與廣大讀者一起重溫習仲勛同志的光輝事跡，銘記他的革命功績，追思他的崇高風范。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是黨百年發展一以貫之的寶貴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這是由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所決定。毛澤東指出：“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隻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今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將其作為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以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這讓我們又回憶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1961年帶領中央調查工作組在長葛的日日夜夜。

“真理必須到群眾中去找”

那是正值上個世紀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期的1961年，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力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隨后中共中央又於3月下旬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給中央、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封信》，要求把1961年作為“實事求是年”“調查研究年”。為此，各中央領導人率先垂范，分別率領調查組深入農村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以帶領全國人民盡快走出經濟困境。其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遵照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安排，帶領一個調查組深入到河南省長葛縣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而他所帶領和親自指導的調查組則將調研活動一直持續到年底，時間長達半年多，並先后寫出十幾個專題調查報告，在中央書記處派出的10個調查組中成績突出，為黨的“調查研究年”歷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4月10日，習仲勛率領國務院副秘書長曾一凡、趙守攻和幾個直屬局正副局長一行12人，集體乘坐一輛中型客車，來到長葛縣進行調查研究。調查組到達長葛縣政府后不顧一路風塵和勞累，當即聽取長葛縣委書記張漢英的工作匯報。之后，習仲勛親切地對他說：“你們縣委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不要為我和工作組的到來忙碌，隻要抽一些同志參加中央工作組一起搞調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照顧。”當時，縣委決定由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繼增等同志和工作組一起進行調查研究，並選定在問題較多、情況比較復雜的和尚橋公社開展調研。

1961年，中央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4月至5月間，習仲勛帶領工作組到河南省長葛縣進行調研。圖為習仲勛（前排右四）等同當地干部群眾合影

習仲勛出身農家，有在陝甘根據地長期從事農運，同農民群眾長期摸爬滾打在一起的實踐，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領導農業生產和主持全面工作的豐富經驗。惟其如此，他才能在調查中扑下身子，沉得下去，查得實情，提出切合實際情況、符合群眾要求的實招。而且他在多年領導工作中對調研工作本就十分重視，並善於從調研中總結和發現經驗與典型，用以推動面上的工作。他和同行的兩位副秘書長說：“如果領導機關、領導干部不經常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到有問題的地方去、深入到有經驗的地方去，怎麼能夠接近群眾，了解群眾？怎麼能夠知道群眾在想什麼，做些什麼，有什麼要求、意見和建議？又怎麼能作出正確的決策？”他指示工作組的同志們，下去搞調查研究要真的能夠放下架子，隻有幾裡的路程就不要坐汽車，也不要騎自行車，步行去最好。不要打官腔，要當好群眾的學生，在和農民交談時，說話要深入淺出，能讓農民聽得懂，能讓農民說心裡話。群眾要求急需解決的問題，你要真心實意地去辦。比如眼下群眾迫切需要干紅薯葉下鍋，需要豆腐渣充飢，你就要想方設法去辦到，群眾才會把你當成自己人，當成知己，才會向你說出真心話。否則群眾把你當成領導，當成當官的，那你就什麼也了解不到了。同時，他還指示工作組成員“不要隻聽各級干部們的口頭匯報，一定還要深入實際和社員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與群眾打成一片”。他提醒兩位國務院副秘書長：“不要讓保衛人員老是尾隨緊跟，機關放電影要和同志們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眾劃界隔離。”

習仲勛在長葛的一個多月中，扑下身子，為長葛的老百姓實實在在地解決了許多問題，至今仍讓長葛人民念念不忘。當時，河南正處在連續兩年遭遇旱災之后的又一個特大干旱時期，正值春耕大忙季節，卻天旱無雨，麥苗大面積枯萎，夏糧眼看就要絕收。習仲勛看到此情況，立即協調縣委、縣政府召開緊急會議，長葛縣委及時發出抗旱澆麥的號召，發動全縣廣大干部群眾掀起抗旱保苗、力爭不讓夏糧絕收的抗旱運動。習仲勛率領中央調查組也深入到田間去參加勞動，同農民一起推水車、絞轆轤、挖渠、打井。他們在同群眾的廣泛接觸中，深入了解群眾的思想情緒。有群眾問：“你們北京來的咋這樣好？不像過去的參觀團，汽車一響都得去歡迎”。習仲勛率領的工作組不擺架子，不耍官腔，認真負責，和藹可親。習仲勛在和農民群眾聊天時，常說一句話：“老鄉，和你一樣，我也是農民的兒子。”他仿佛又回到了陝甘群眾中，村民們也很快與這些“沒有架子的干部”交上了朋友，把村裡的實情和心裡話說出來。

一天，宗寨村農民李恩和李三運在田間一口土井旁絞轆轤用倒灌提水抗旱澆麥，習仲勛路過井旁，見李恩絞轆轤很吃力，便脫下鞋襪挽起褲腿，從李恩手中接過轆轤把兒，熟練地替他絞轆轤提水澆麥。李恩見習仲勛絞轆轤動作很熟練，夸他是個好把式。習仲勛說：“老鄉，我是農民的兒子，從小在家學用倒灌澆過菜園子。”

由於麥子長勢不好，農民擔心絕收挨餓，紛紛攜家帶口擁向火車站，爭先恐后扒貨車外出逃荒，造成大量勞動力外流。習仲勛聽說此情況后心裡十分著急，親自帶領工作組人員趕到火車站，勸說群眾回鄉堅持生產。他對聚集在火車站的群眾飽含深情地說：“鄉親們哪，咱們這裡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災，大家生活困難，我們非常理解！我也是咱們河南人哪，老家在南陽鄧州，我爺爺時鄧州遭遇飢荒，全家人逃荒到了陝西。那時是舊社會，老百姓的死活沒人管﹔現在是新社會，我們有黨和政府做靠山。今年咱這裡的情況我們已經向黨中央和毛主席作了匯報，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決，縣委、縣政府也在想方設法籌集糧款進行救助，讓鄉親們度過飢荒。我們中央工作組同鄉親們一道克服困難，堅持抗旱，爭取不讓夏糧絕收，種好早秋，度過災荒。”習仲勛深情的話語感動了准備逃荒的群眾，他們紛紛離開火車站回家抗旱，參加生產自救。

在習仲勛強有力的指導下，縣委和全縣干部群眾行動起來，“能澆一分是一分，能澆一畝是一畝”，掀起了抗旱保夏糧的高潮，從而避免了夏糧絕收，使兩個月后的夏收取得了差強人意的收成，除上繳公糧后每個人還保留了五六十斤的口糧，再加上採取的其他措施，初步扭轉了上年那樣嚴重困難的形勢。

“黨的領導應該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到第一位”

來到長葛的第二天，習仲勛便根據縣委的建議，來到存在問題最多、情況最復雜、比較能折射當時農村實際情況的和尚橋公社進行重點調研，並仔細聽取了公社黨委書記孔憲瑞的匯報。孔憲瑞匯報了農村生活困難。之后，習仲勛同工作組與縣委以及公社商量，確定對和尚橋公社的宗寨、王庄、樊樓、杜村寺等一、二、三種不同類型的生產大隊進行分類調查，深入了解生產大隊在貫徹中央“十二條”和“六十條”指示的情況，並著重調查了解人們當時所反映最迫切的食堂問題。

民以食為天。當時廣大農民群眾最關心的就是公共食堂問題。農村大辦公共食堂，食堂吃飯不要錢，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這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集中表現，是共產主義的新生事物，人們對待食堂的態度被看作是否堅持社會主義的大問題。但食堂問題一直是群眾意見最多的問題之一，“六十條”草案對食堂的規定比較靈活，提出可以辦多種多樣形式的食堂。那麼食堂到底應該怎樣辦，這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這一次號召調查研究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為了了解群眾的真實意願，習仲勛率領調查組逐隊逐戶進行調查、座談，征求群眾意見。他親自到樊樓大隊第五生產隊調查走訪，了解群眾對公共食堂是繼續辦或是解散的真正意願。除了3戶高成分的地主、富農家庭，他到了46戶走訪，與社員促膝談心，逐人征求意見。結果，其中43戶男女老少都不贊成公共食堂再繼續辦下去，隻有五保戶願意吃公共食堂，而單身漢同意辦農忙食堂。這種全面深入的調查沒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是了解到真實存在的現實情況，“徹底駁斥了貧雇農和下中農願意辦公共食堂，而中農不願意辦公共食堂的荒謬觀點”。調查組還在宗寨大隊第四生產隊召開婦女調查會，座談食堂問題和如何解決食堂散伙后各家做飯所存在的問題。結果，參加會議的婦女一致不贊成辦食堂，一致要求回家做飯，進一步驗証了在樊樓第五生產隊調研的情況。在此調查基礎上，習仲勛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深入研究得出結論：辦食堂口糧低，困難多，佔用勞動力多，弊多利少，還是不辦為好，同意群眾解散食堂的意見。在那時公開解散食堂是件天大的事情。

4月23日，在頭十幾天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習仲勛向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央寫出了第一份調查報告。在這份報告中，習仲勛首先向中央匯報了他們初步了解的農村形勢。指出：中央“十二條”指示和“六十條”指示下達后，形勢急劇好轉，外流的勞力大部分已經回來，生產大隊紛紛添購農具、牲畜、架子車等。廣大農民都積極起來，不光出勤率高，干活質量也好。社員對自留地普遍感到滿意，種得特別好。喂豬、喂雞、養羊的人家正在逐日增多。更可喜的是群眾的政治熱情逐漸提高，民主空氣開始發揚。群眾發動好的地方，到處可以聽到群眾在議論一些政策問題。但習仲勛也實事求是地指出：當前農村在生產和生活上也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困難，河南今年又遭大旱，夏糧肯定減產，春荒尚未完全度過，夏荒跟著又至。長葛縣的整風搞得比較粗糙，中央指示的貫徹也還不夠深入，生產隊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兩個平均主義問題沒有認真解決，群眾思想仍有顧慮，“怕政策再變”。加上人的體力很弱，牲口減少，農具缺乏，因此群眾的熱情還不穩定，生產積極性還沒有充分調動起來。然而，無論社員還是干部，對“六十條”是非常擁護的。

其次，習仲勛的報告重點匯報了公共食堂問題。他經過這一時期的深入了解，看到和尚橋公社的食堂大部分已經在3月初散伙，長葛全縣70%以上的食堂也都相繼停辦。余下來的一小部分食堂，群眾也都在觀望等待，隻要干部一鬆口，馬上也會停辦。從已解散回家吃飯的群眾生活來看，群眾回家吃飯並沒有佔去干活的時間，有輔助勞力的連在家做飯的時間也不佔，大大改善了過去在食堂站隊打飯和經常吃不到熱飯熱菜的現象。而且可以把30%多的勞力從食堂節省下來，全部投入農業生產。同時，食堂散伙以后，燃料和運輸力量也不那麼緊張了。習仲勛重點調研的宗寨大隊14個食堂，平均每人每天燒煤一斤半。散伙以后，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拾柴燒飯，不再買煤，即使燒煤的也比過去節省了許多。特別是讓群眾感到滿意的是，在家做飯能夠吃夠口糧標准，吃得飽，而且又熟又熱，干淨衛生。因此，食堂散伙以來，小孩的面色也好看了很多，人們干活也有勁了。更重要的是食堂散伙以后，由於伙食供給制取消，剩下的隻有糧食半供給制，這就大大增加了工資在分配中所佔的部分，在食堂方面存在的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現象自然就克服掉了。

在調查中，習仲勛就人民公社和農村食堂存在的問題向中央作了匯報。圖為中央辦公廳轉發的習仲勛調研報告

由此，習仲勛深感過去把辦食堂的社會主義原則強調得過分了，結果束縛了群眾和干部的思想。誰要反映真實情況，對食堂提出不同意見，就被戴上“損害大集體，反對社會主義”的罪名，受到批判和打擊，這一政策確實應該立即調整。同時習仲勛也細心地指出，停辦食堂一定要慎重從事，不要一哄而散。即使群眾要求停辦，也要讓群眾做好充分准備，把炊具、燃料等安排妥當以后再停辦。食堂停辦后的善后工作也要妥善處理好，原來平調社員的房屋、家具、炊具等應當退回去，幫助社員解決在家做飯以后的一些困難。伙食委員會應當擴大改組為生活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其任務是安排群眾生活，幫助群眾解決生活問題。當然，個別食堂有條件辦得好的，群眾也真正自願繼續辦的，也應當繼續辦下去。單身漢和在家做飯有困難的家庭，如果要求辦食堂，干部應當幫助他們繼續辦，並且積極地辦好。今后辦食堂可以搞小型的、多樣的，而且一定要搞企業化，實行經濟核算，自負盈虧。

最后，習仲勛得出結論：“總之，從當前情況看，在低標准和辦食堂不企業化的條件下，食堂不宜再辦，還是把糧食分到戶，是更便利群眾，有利生產，爭取更快地扭轉農村困難局面的一個有效措施。”這一結論，為中共中央在4月底發出調整食堂政策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在不久后召開的長葛縣委擴大會議上，習仲勛“要求立即解散所有農村公共食堂，實行口糧直接分到戶的辦法，讓群眾吃夠最低口糧標准，實行瓜菜代，拯救了一方民眾”。

平調的一切東西都要退還

食堂問題解決后，退賠問題又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經過十多天的調查研究，習仲勛率領工作組，初步摸清宗寨公社干部的官僚主義、作風輕率和瞎指揮是阻撓公社經濟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個公社在1957年大辦水利時，就刮起“共產風”，無償調用勞動力和建筑材料。1958年秋鄭州會議后，雖然搞了一段退賠，但在1959年廬山會議后，這些錯誤愈演愈烈。那時這個社辦了三個試驗場和一個豐產方，圈去大隊土地7300畝，約佔公社整個耕地的10%，平調各種農具、家具近6000件，總額達130萬元。公社還辦了一個萬頭養豬場，從各大隊分別調走350頭豬。但總的說，這個公社的工作還算是做得比較好的，“是一個二類社”。

有一次，習仲勛在王庄同農民召開座談會時，一位老農說：“農民以種地為生，現在地少了，沒地了，怎麼生活？”習仲勛聽后非常重視，經過調查發現，縣、公社機關佔了他們幾百畝地。於是，他動員縣、公社各級領導將機關、工廠、大街沒搞基建的土地退還給農民，先耕種以恢復發展生產，提高糧食產量，解決生活問題。他對長葛縣的領導們說：“黨的領導應該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沒有這一條，思想就成問題。”他根據在長葛調研所掌握的實際情況，強調指出：“中央‘十二條’政策的中心之一是退賠。事實証明，堅決退賠是徹底反掉‘五風’、調動群眾積極性的重要政策”，“隻有退賠徹底了，才能取信於民，使群眾相信黨，相信黨的政策的正確性”。以后他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詳細匯報了這一問題。他針對許多縣社干部不願退賠的思想顧慮，以寬廣的視野闡明“國家多一點好，還是群眾多一點好”的問題。他說：“我的意見，特別是現在還是群眾多一點好。反正是兩頭，一頭多了一頭就少了，現在應該是群眾多一些好，何況平調的東西本來就是群眾的，今天群眾的東西多了，將來國家的東西也就會多，隻要群眾有了東西，何愁國家沒有東西呢？我們要辯証地看這個問題，這兩年國家的東西多，群眾的東西少，日子就不好過。要知道，東西就是那麼多，看放在哪裡合適。個人、集體、國家的關系一定要處理好。現在群眾經營自留地的積極性很高，耕種得很好。有了這個積極性，繼續貫徹黨的政策，也就可以把集體生產搞好。十二條政策下達后，農村裡養豬、羊、雞、兔多了幾倍。所以，隻要徹底退賠，繼續貫徹十二條政策，這個積極性還會更有效地調動起來。”

王庄村在這方面是個比較典型的例子。1958年宗寨人民公社實行“五統一”時，限令王庄村農民在一日之內全部遷到宗寨村居住，其房屋、家具用品則陸續被附近單位隨便佔用或拉走。1959年底王庄村群眾按上級安排又從宗寨搬回王庄居住，然而此時家中物品已全無。4月13日、15日上午，習仲勛和工作組兩次走訪王庄村，查看群眾生活的情況。習仲勛來到老農張來頭的家中，祖孫三代八口人住在三間草房中，屋內隻有兩張木床，一個地鋪，中間放一個小方桌和三個用舊木板釘的小木凳。習仲勛和張來頭坐在小木凳上，他問張來頭：“你們家過去一直是這樣嗎？連一件大的家具和用品都沒置買？”老張激動地回答說：“我們家原來有些家具，因為一年前俺村搬遷到宗寨住，房子小沒處放，后來全丟失了。”習仲勛又向老張了解對辦食堂的意見，並安慰老張說：“我知道群眾生活比較艱苦，需要我們上下一盤棋，共同努力，困難一定會克服的”。

之后，習仲勛又從王庄東街走到西街，一路仔細查看群眾的住房情況，他進一步了解了群眾生活的艱難。第二天，習仲勛就把辦公地點從縣政府搬到離王庄比較近的縣郵電局。並召集王庄村主要干部和群眾代表在他的辦公室召開座談會，進一步了解造成這種困難局面的原因和克服困難的辦法。據了解，王庄大隊在三次退賠中，現金佔95.3%，實物佔4.7%﹔三間草房實際價值145元，退賠時隻作價30—45元，低於實際價值的70%。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於干部對退賠的決心不大，他們就是舍不得退，而群眾又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他感到，反“五風”搞退賠不徹底，不合理，不落實，就不能取信於民。隻有認真落實中央的政策，群眾才相信我們是真正執行黨的政策，說話是算數的，群眾才願意給你講實話，才願意跟著黨中央走。他堅定地對縣、社干部說：“被損壞的房子要給予合理的賠償，沒房子住的縣裡要負責安置住房，想辦法把丟失的家具找回來。特別是要把被損壞的房子和沒住房的名字統計一下，要馬上解決”。隨后，他就安排工作組成員、國務院副秘書長曾一凡帶領王庄村群眾先后到縣委、縣政府、財貿委、公檢法機關大院和縣委招待所，分別找回了該村原來的辦公桌椅，還有其他農戶丟失的許多家具物品。習仲勛還在百忙中親自幫助農民找東西，“王老太家的水缸被縣裡一所中學佔用，老太太去學校要了幾次，學校負責人都以王老太沒有借據為借口不予退還。習仲勛聽說后去學校做通了校長的工作，將水缸退還給王老太。”

習仲勛在長葛調查時的辦公室

4月28日上午，王庄大隊又接到中央工作組通知，調查組成員田方秘書告知他們說：“習副總理要我告訴大家，他已和縣裡協商妥當，凡是各機關大院裡的空閑地和大街兩側土地，王庄群眾都可以種庄稼，大家現在就可動手。”五一節過后，經過習仲勛和工作組的努力，縣裡陸續給王庄村撥救濟糧8000斤，救濟款4000元，分配給生活比較困難的農戶。同時工作組通過協商，又把9戶暫時沒有房子住的農民分別安置到縣服務公司和碗廠的公房居住。至此，王庄村群眾在“五風”泛濫時期平調遺留的生活和住房等問題，全部得到了妥善解決。

5月9日，習仲勛在向中央報送的報告中指出：“退賠問題是中央十二條指示的中心內容，也是徹底根除‘五風’，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根本政策。隻有徹底退賠，才能取信於民。”“王庄大隊最近發動群眾大搞了一下退賠，效果很好，兩三天內社辦工廠和附近的機關、學校、商店中，清理出大批的平調實物，退給了群眾，群眾情緒大為振奮。前幾天召集群眾開會，是干部等群眾，現在開會是群眾叫干部，他們紛紛表示堅決搞好生產，報答黨和毛主席。”報告還建議在夏收之后結合整風整社，一、二類社隊要把退賠作為主要內容，這對貫徹“六十條”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公社問題最根本的是個按勞分配問題

調查工作是繁忙的，習仲勛不僅自己要親身參與調研，還要專心致志地指導工作組的全面調研工作﹔同時河南省委的領導和許昌地委的領導也會不時來請示工作，他也會根據在長葛調查中所了解的情況向河南省委提出工作建議。例如4月27日，他就致信吳芝圃建議在十天內要抓好春播春種和夏收的准備工作。饒是如此，習仲勛還是常常利用沿縣城旁邊清潩河岸散步的機會，深入田間地頭和干部社員個別交談。有時還利用晚飯后的時間深入到社員家中進行訪問，深入了解群眾生產和生活的真實情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習仲勛和他率領的工作組走遍長葛縣的各個角落，從縣城中心到偏遠的生產隊，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實實在在地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真實材料，為落實好中央文件精神，做好各項工作，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他們還廣泛向干部群眾講解宣傳“六十條”，選擇社員關心的重點章節與他們一起進行討論學習。

圖為當時河南省委轉發的習仲勛調研材料

在此調查工作中，他們重點解剖了宗寨生產大隊是怎樣“由一個好端端的富隊變成了一個響當當的窮隊”的過程。從這個典型案例中，習仲勛深深感到“大躍進”這幾年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在“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共產風”刮得很厲害，把社會主義的最根本原則—按勞分配的原則刮掉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大受挫折，農業生產力遭到破壞，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社隊組織機構不穩定，規模過大，干部瞎指揮和特殊化現象隨之滋生，基層管理體制出現嚴重問題。宗寨大隊在土改時是一個獨立的村農會組織，1954年組成5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年年初與其他16個村組成一個高級農業合作社。因為社大事多難辦，不到兩年又分為宗寨管理區，下屬5個村16個生產隊。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又合並為一個大隊，當年秋種上麥子后感覺生產不便又分為3個大隊。1959年春大搞水利建設又把3個大隊合並為現在的宗寨大隊。由於大隊規模過大，管理人員過多，許多在高級社時期行之有效的一套管理制度都被棄置不用，結果大大影響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宗寨大隊在高級社時期，糧食和工資都是按工分分配，實行多勞多得的政策。那時工分分值很高，一個工分值一角二分錢，一個勞力一天做10個工分就收入一塊多錢。這幾年由於供給制部分太大，工分不值錢，一個工分隻有八厘錢，一天做10個工分才八分錢。群眾說：“勞動一天，還不如母雞下一個蛋。”“干不干兩塊半（一個月的分配收入）”。因此大家對生產沒有積極性，出工不出力。“六十條”明確規定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后，群眾迫切要求回歸到生產隊，即高級社時期的那種體制。

習仲勛從同群眾的深入交談中了解了群眾的這種迫切要求，並根據自己多年領導農業生產的實踐經驗，幫助宗寨大隊調整生產隊規模，妥善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在宣講中央重新修改下發的“六十條（修正草案）”時，強調一定要調整社隊規模，“大隊、小隊規模適當劃小，便於生產，便於生活，好處很多。至於公社一級的規模大小還可以研究”，“要把原來高級社時期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經驗加以總結，恢復起來。要立一套章程制度，使工作走上軌道”。在他的指導下，宗寨大隊分為3個大隊，生產隊調整為14個，每個生產隊約有30多戶，群眾既能看得見，也能管得住﹔既方便生產，也方便生活。全縣其他地區也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對大隊和生產隊規模作了適當調整，理順了社隊生產管理體制。同時，習仲勛強調：“在分隊的同時，必須把一系列的問題，如三包一獎、四固定、分配制度、勞動生產管理等，一個一個地解決好。所以，分隊的過程，又是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的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行政組織工作”。他把這一問題提到理論的高度，指出：“同志們必須明確，公社化是在高級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現在仍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生產大隊為基礎，三級所有，並非社為基礎，不能把高級社的經驗忘記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背離按勞分配的原則，急於搞窮過渡，搞平調，刮共產風，脫離實際，違背群眾意願，必定挫傷群眾的積極性，生產搞不好，生產力也會遭到破壞，收入下降。‘五風’的錯誤教訓，廣大干部群眾吃的苦頭這麼大，是夠深刻的，要認真總結，接受教訓。”

在習仲勛的指導下，工作組於5月7日形成《河南長葛縣和尚橋公社宗寨大隊調整大隊和生產隊規模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生產大隊的規模相當於原高級社規模，生產隊相當於初級社規模。規模偏大易於產生平均主義，此次調整大大促進了群眾生產的積極性。5月9日，習仲勛在向中央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指出：“從最近這一段的調查當中，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公社問題最根本的是個按勞分配問題。公社化以來，在大刮‘五風’、什麼都大辦的情況下，由於沒有認真地貫徹執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把高級社時期所行之有效的一套制度棄置不用，結果大大挫傷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這樣，和尚橋公社在習仲勛的指導下，調整社隊規模，落實按勞分配原則，徹底糾正了“大躍進”時期採用“大兵團”作戰方式組織生產而導致的瞎指揮風，提高了干部的工作熱情，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一切決定都要事先調查研究

一個好的領導干部，不僅在工作崗位上能把工作做好，還能培養和帶出一批干部在其離開后繼續干好工作。習仲勛在長葛調研中不僅自己率先垂范，實事求是深入實際了解情況，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問題，在調查研究后期，他還著重抓了糾正長葛各級領導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他在深入調研中，感覺到長葛縣目前“只是剎住了‘五風’，但在干部思想上還沒有解決問題，還需要進行整風，加強教育，做很多工作，才能夠真正轉變過來。”特別是當前工作效率不高，生產秩序混亂，“這就是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還沒有得到很好改變的具體表現。命令辦事，簡單化的工作作風還是很嚴重的。”

為了真正改變長葛縣的工作面貌，保証長葛縣在調查組離開之后，黨的各項方針政策還能繼續貫徹落實，習仲勛重點抓了糾正干部的思想作風和樹立運用好的工作方法問題。5月2日下午，習仲勛參加長葛縣委的擴大會議，並在會上作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首先謙虛地表示，“長葛這個地方很好，同志們也很好。我們要向你們好好地學習。中央來的人不一定什麼都懂，真正的知識在農村，在群眾中，真理必須到群眾中去找。”但他認為長葛也是“五風”嚴重的地方，特別是“共產風”刮得很厲害。幾年“大躍進”雖然取得了業績，但公社化以來什麼都大辦，造成了一些損失。“你們縣級機關的基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像這樣大興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隻有好處，毫無壞處。難道舊縣城裡住不了縣級機關？”他再次強調：“黨的領導應該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沒有這一條，思想就成問題，要整風，腦子裡沒有群眾利益，隻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

習仲勛在這裡直截了當的批評顯然非常尖銳，足以使縣委的領導臉紅和出汗。原來現在長葛縣址的所在地，是從舊縣城搬遷出來的新縣址。長葛縣委在“大躍進”中深翻土地出了名，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和表揚，前任縣委書記由此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腦袋發熱，獨斷專行，鋪攤子、擺闊氣的浮夸風甚是嚴重。新縣址即是按照北京東西長安街的氣魄設計建筑的，有似人民大會堂那樣的大會堂，什麼縣委、縣府大樓、郵電大樓、武裝部大樓等，分設在寬闊的大馬路兩旁，佔用了大量平坦肥沃的良田。建設期間因為基層干部隊伍不純，強迫命令之風相當普遍，在調研中群眾對此意見很大。

習仲勛作為從革命時期和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難、“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面對這樣的情況怎能不憂心忡忡？他語重心長地強調指出：“任何黨員在任何時候，考慮問題都要從群眾利益出發，關心群眾的疾苦，大辦機關，大蓋樓房的做法是不對的。你們的禮堂比北京政協的禮堂還大。”而且上行下效，禹縣也蓋了同樣的大澡堂、大醫院、大餐廳等十大建筑。“實際上這就是沒有群眾觀點，亂來一通，大刮五風，破壞按勞分配原則。”習仲勛越說越生氣，他停了一下緩和了語氣，說：“但是，這也很好，人不可能保証不犯一點錯誤。在中國土地上搞社會主義是新事，不犯錯誤就不能取得教訓。當然有些錯誤是可以避免的，也犯了，那是不應該的。同志們要切記這些教訓是花了很大代價的。因此，對過去的工作要很好總結，既要肯定成績，也要批判錯誤。既然吃了苦頭，花了本錢，再不吸取教訓，就太不應該了。”他提議：長葛縣要把所犯的“五風”錯誤編印成冊，保存起來，每年都拿出兩次在干部會上打個招呼，引起同志們的注意。各公社也應該照樣辦，都要牢牢記下，不能忘了，忘記了，又會重蹈覆轍。

對於調查研究，習仲勛特別指出：“在調查研究過程中，要注意：一、要置身於群眾之中，使群眾把你不當外人，不是什麼干部，什麼領導，而是把你看作和他一樣，看成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勞動者，是群眾的一員，不是站在群眾頭上，而是要和群眾在一起商量辦事。二、確實給群眾辦事，認真解決群眾切身困難。”他要求長葛縣各級黨委和每個黨員，都要在一定的時間內，給群眾辦幾件好事，並以此來檢查自己，及時地聽取群眾的呼聲，群眾的要求，和群眾通氣息，共呼吸，同命運，“我們的行動必須符合群眾的要求，不能違背群眾的意志，這樣才能在群眾中扎下根子”。他批評有些公社干部做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強調“合乎群眾利益的事就辦，不合乎群眾利益的事就不辦，違背群眾利益的就要批判”。他諄諄告誡各級干部“去掉官僚架子，勤學勤記，艱苦朴素”，“要隨時研究，隨時分析，集中幾種意見加以比較，才能辨別正確和不正確的。還要及時總結經驗，得出正確結論，不要學猴子掰包谷，掰一個丟一個，要不斷積累經驗，豐富經驗，這樣，好的作風才能逐步地樹立起來。”

習仲勛深刻反思“大躍進”中所犯的錯誤，進一步強調了集體領導的問題。他說：“黨委領導一定要樹立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要把大的事情拿到委員會上去討論，發揚民主作風，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考慮成熟后再作出決定去執行，……如果交換意見不充分，問題討論得不透徹，當然也就會解決得不好。因此，作風要改，要學，不能怕麻煩。”他風趣地說：“革命工作就是麻煩，過去刮‘五風’的時候不麻煩，但是最后搞出了大麻煩。根本的一條是沒有黨委的集體領導，而是個人決定獨斷專行。”“今后，一定要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任何工作，要走群眾路線，向群眾宣傳，讓群眾討論。”“當然，不是天天開大會，一定要愛惜群眾精力，干部講話一定要事先有准備，不要佔去過多的時間。各級會議表報、電話會議都要精簡，不要搞那麼多的洋格式，不要那麼復雜，辦了事就行。”

最后，習仲勛語重心長地對縣委干部們強調說：“要更朴素一些，尤其在今天，要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生活要和群眾相協調，不能特殊。現在群眾生活不好，不要懸殊過大，要恢復我們在土改時期和合作化時期的實事求是、踏踏實實的作風，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他滿懷希望地叮囑長葛縣委“必須率領全體同志在這方面樹立一個好榜樣，樹立一個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認真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工作作風。”

習仲勛的講話，簡明深刻，語重心長，講話符合黨的路線政策，既有理論高度，又有具體建議、具體事例和工作步驟，還有振聾發聵的尖銳批評，更有實實在在的告誡。聽講的人都認為受到十分有益的教育，講話獲得了縣委干部們長時間的掌聲。

5月12日，習仲勛已經接到中央書記處要各調查工作組組長回北京匯報調研情況的消息，以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六十條”做准備工作。但他又放心不下，親自來到和尚橋公社參加他們的黨委會議，並重點講了公社干部的工作作風問題。他先總結了來長葛一個月的情況，指出在公社黨委的配合下，“群眾對黨的態度改變了，自留地、食堂、飼養家禽家畜等政策兌現了，糧食標准吃夠了，可以活動些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他肯定了“在（糧食）低標准的情況下，群眾和黨的關系這樣好是不容易的，所以一切工作都要依靠群眾，貫徹黨的政策。”他分析在干部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認為現在群眾情緒還不十分穩定，很多政策沒有很好貫徹，“‘五風’僅僅是控制住了，反下去了，然而新的作風，實事求是、聯系群眾的作風，在有的干部身上還沒有樹立起來，如果不及時整頓，還會實行強迫命令，發生問題，也會影響群眾情緒”。他指出公社黨委最近發出的幾個文件仍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例如縣委轉發的增福公社關於肥料問題的文件，規定一人兩車肥（2000斤），要求在麥收前送到地裡。但文件既不區別大人和小孩，也不管有多少牲口，有多少廁所，能否積這麼多肥？“現在離麥收隻有半個月了，能不能做到？文件上還說開展‘七查七找’，誰去查？誰去找？讓群眾討論了沒有？”他認為這反映了領導作風問題，“上邊亂下命令，下邊怎能做好！”他強調“公社黨委的領導作風要力求轉變”，對維護群眾利益的事必須抓到底。他建議公社干部關門三、五、七天，對干部作風問題進行整風，總結經驗，批判錯誤，哪些對，哪些不對，是非明確，而后再在大隊內整風。由中央、地、縣一起成立五人小組，開會一起開，可以分批分期進行。他特別指出公社黨委書記有些日常事務可以由別人去做，“不要什麼事都要由黨委書記管，越忙越不是好辦法，忙得不能想問題，丟了大的，抓了小的，要有時間考慮問題，文件要少發，電話會議要少開，日常事務要少管。公社的一些大問題還是黨內先討論，而后再叫管委會貫徹到群眾中去。”他表揚公社黨委書記孔憲瑞同志“作風謹慎、細致，但靠個人不行，必須搞好集體領導，把集體領導搞起來，民主集中制，走群眾路線，就很有希望。”

還有一次，習仲勛一個人步行到宗寨公社，找公社黨委書記孔憲瑞談工作情況，談工作方法。他對孔憲瑞說：“一個公社幾萬口人，當個公社書記責任大，擔子重，要切實把工作搞好，領導要有民主作風，實行黨委集體領導，發揮一班人的作用。當班長，要抓大事，整天忙忙碌碌的，當事務主義領導不算是好領導。抓大事就是要抓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情況，要掌握群眾思想動向，經常深入調查研究，重大問題要集體討論，不要個人說了算。”習仲勛的話對孔憲瑞啟發很大，“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斷對照檢查和運用”，影響了他以后的幾十年工作。

孔憲瑞后來回憶說，“他們艱苦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朴素務實的工作作風，同干部群眾的密切聯系，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按照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的做法，在我們心中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曾任和尚橋公社樊樓生產大隊青年隊隊長的馮景堯也充滿深情地回憶說：習仲勛副總理“他那平易近人、艱苦朴素、勤政愛民、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救民於水火的事跡歷歷在目，有口皆碑。關愛民眾的人，將永遠受到人民的懷念！”

由於繁忙的國務活動所需，習仲勛於5月16日返回北京，結束了歷時一個多月的親身調研。但他所帶領的工作組仍然繼續堅持深入在農村，並同習仲勛保持著密切聯系，隨時向習仲勛匯報他們在調查研究中所發現的新問題，習仲勛也及時把他們的調研情況報告中央。5月17日，習仲勛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匯報了一個多月的調研情況，為中央進一步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為中央決策糾正“大躍進”中所犯的錯誤，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建議。中央在很快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下發了一系列文件。20多年后的80年代，習仲勛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依然非常激動。他在給宗寨大隊的信中深情地指出：“回想起25年前我在長葛縣調查研究時的所見所聞，至今依然歷歷在目。”

大河泱泱，山高水長﹔歲月風雨，鑠石流金。60多年過去，當年習仲勛率領調查組實事求是，深入群眾中調查研究，關心群眾疾苦，善於體察民情，全心全意為群眾解決急難愁盼問題的佳話仍然在中原大地傳頌。他調研作風扎實，思路清晰，工作到位，給我們黨如何搞好調查研究，如何從國家發展和人民利益出發做好各項工作，留下了極為寶貴的重要經驗，今天仍然是各級領導干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學習典范。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副主任、巡視員，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