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的突破和創新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以下簡稱《一百年》）是第一部著力體現和反映《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黨史基本著作，是第一部著力體現和反映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的黨史基本著作，是第一部著力體現和反映黨史學習教育成果並著眼於建立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制度機制的黨史基本著作。這部著作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論述精神，注意充分吸收成熟的黨史研究成果，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黨性原則和科學精神相統一，在編寫體例、內容結構、闡述表達等多方面形成了突破和創新。

一、歷史主題：新的建構和貫通

關於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四句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后繼、頑強奮斗，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四句話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深刻揭示了黨的歷史發展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前途和命運的關系。這是一個宏大的歷史觀。將中國共產黨歷史放到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長時間段去考察，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中國共產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表達得更加清晰和完整了。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深刻總結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運動規律和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概括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主題，這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標志著黨對自身歷史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一百年》以習近平總書記最新重要論述為依據，緊緊把握百年黨史的主題，將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貫通起來，豐富和拓展了黨史基本著作的敘事結構和主要內容。

《一百年》開篇標題是“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這個標題開宗明義標明了《一百年》的敘事起點，這就是1840年，即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明確歷史主題的起點十分重要，恩格斯說：“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一百年》緊接著就闡明了以近代中國社會作為敘事起點的思想理論意義。《一百年》寫道：“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反帝反封建斗爭從本質上說是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那麼，它是不是中華民族復興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呢？在這個問題上，《一百年》堅持和運用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指導。毛澤東同志指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斗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毛澤東同志的這個重要論斷深刻說明，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和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具有同一性。領導中國革命、完成革命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一百年》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鴉片戰爭以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成為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

《一百年》開篇是傳統的，也是富有新意的。“傳統”在於它沒有脫離黨史基本著作的框架，而“新意”就是它鮮明地融入了民族復興史的嶄新敘事。這種新的敘事風格在隨后展開的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黨的二大等章節中都有突出體現。《一百年》指出：五四運動“以磅礡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也是中華民族在追求復興的道路上不斷覺醒的必然產物”，“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黨的二大宣言提出“黨的奮斗目標包括‘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等”，“這就制定出了黨在當前階段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黨的二大通過的這個綱領，事實上是近代以來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任務的首次明確闡發。

歷史敘事從本質上看就是歷史建構。將黨史和民族復興史貫通起來的歷史建構，不是重構黨史，而是對黨史傳統敘事的豐富和發展。這個過程是嚴肅的、認真的，是以考証求真、嚴謹闡釋為依據和標准的。

客觀地說，具有強烈的民族解放和復興意識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們一個十分鮮明的特征。早在1916年5月，李大釗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就指出：“當知今日為世界再造之初，中華再造之始。”同年8月，李大釗在《晨鐘報》創刊號上發表《〈晨鐘〉之使命》一文指出：“今后之問題，非新民族崛起之問題，乃舊民族復活之問題”，並將民族復興寄希望於青年。隨后，李大釗連續闡發“民族復活”思想，大聲疾呼為“中華民族更生再造”而奮斗，稱“言大亞細亞主義者，當以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為絕大之關鍵”，深信“吾民族可以復活，可以於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李大釗還強調，要實現“中華民族之復活”，唯有依靠“第三新文明”，深刻指出：“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上貢獻，大都以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問一句，究竟他果是長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復興嗎？不的！從‘五四’運動以后，我們已經感覺得這民族復活的動機了。”李大釗不僅是民族復興思想的倡導者，更是偉大實踐者。在壯烈犧牲前，李大釗回顧自己的一生，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探索“挽救民族、振奮國群”的良策﹔“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志趣亦日益騰高”，“留東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這個時期，陳獨秀、毛澤東等其他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也對中華民族復興問題進行了各自的思考與探索。陳獨秀在1916年初發表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使用了與“民族復興”近似的“民族更新”一詞：“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願始償，吾人始有與皙族周旋之價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資格。”正是在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不斷奮斗和努力下，黨的二大才創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開啟了黨團結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征程。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將實現民族復興作為“現實的運動”，賦予其獨特時代內涵。“黨的成立”在任何一部黨史著作中都會涉及，是一個具有固定框架和成熟敘事的章節。但《一百年》對於這一節的描述從框架到內容都有新的考慮、安排和表達。首先是標題。這一節的標題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初心使命的確立”。“初心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初心使命的確立”並列起來，這在黨史基本著作中是首次。一方面，在時間維度上，這個標題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實現初心使命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標題作為本節主旨要義的提煉，不僅從人民性上體現了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而且還從民族性上特別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突出了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擔當，揭示了黨的成立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深遠影響和歷史作用，從而大大拓展了黨成立的重大歷史意義。

縱觀整個《一百年》的歷史敘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是沿著民族獨立、民族自立、民族振興、民族強盛的邏輯體系和內容結構有序展開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獨立”成為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形態和現實運動。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要發展繁榮，必然以自身的獨立解放為根本社會條件。近代以后，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不但是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領導者，而且是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者。黨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道路與前途，明確提出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的口號，強調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獨立，更積極地參加與領導廣大工農以及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民族革命斗爭。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民族自立”成為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形態和現實運動。一個民族隻有依靠自己，才能發展自己、強大自己。為了使中華民族更好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黨始終“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提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堅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問題，解決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展現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強大決心，在實踐中摸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民族振興”成為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形態和現實運動。“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集中力量搞四個現代化，著眼於振興中華民族。”面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深刻變化，面對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現實要求，我們黨將改革與民族振興相結合，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民族復興相統一，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界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通過改革開放這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逐步實現人民共同富裕，不斷探索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探索出一條實現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証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民族強盛”成為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形態和現實運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進入新時代，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黨立足民族強盛的現實發展需要，把國家追求、民族向往、人民期盼融為一體，提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民族復興中國夢，強調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証、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歷史進程和實踐結果的有機統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我們要一棒接著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多年來，團結帶領人民頑強奮斗已經干成和正在干的一切，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形態和現實形態。這一歷史進程不僅從未中斷過，而且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二、歷史本質：新的深化和闡釋

把握歷史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是認識和分析歷史的重要方法論原則，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也是如此。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主流和本質則是對歷史主題和主線的體現。把握歷史主流和本質，就是要把握住黨的歷史的主要方面，區分出歷史的次要方面，從主要方面、內在規定性的深度認識和研究黨的歷史，避免歷史次要方面、歷史表象對歷史認識的干擾，避免發生歷史認識和研究的片面性錯誤。《一百年》聚焦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黨的“不懈奮斗史”“理論探索史”“自身建設史”等內容，使黨史基本著作對黨的歷史發展的主旨要義和基本規律的揭示更為豐滿、更為扎實、更為透徹。

如果說《一百年》將民族復興史融入“不懈奮斗史”大大拓展了黨史基本著作廣度的話，那麼“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就是以新的建構進一步增強了黨史基本著作的深度。

關於“理論探索史”。《一百年》的“理論探索史”反映和體現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理論形成發展過程，而是聚焦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形成、發展和確立的過程。對於這一重要內容，《一百年》沒有局限於對指導思想基本內容的孤立介紹和闡釋，而是遵循黨史敘事特點，突出“探索”的內容，將“理論探索史”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飛躍過程統一起來，與中國特色革命、建設和改革道路的開辟統一起來，與成熟的黨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的形成統一起來。

《一百年》中首次提到毛澤東思想就是從黨探索革命道路的角度提出的，這一章節的標題是“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開辟”。《一百年》指出：“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人沿著一條獨特的道路，即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復興並逐步贏得勝利。”“毛澤東不僅在實踐上首先把武裝斗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領導開創井岡山根據地，創造性地解決了為堅持和發展農村根據地所必須解決的一系列根本問題，而且從理論上逐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出明確的說明。”《一百年》指出：通過整風運動，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這是黨的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一百年》引用劉少奇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內容，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編寫邏輯體現了黨的領導集體成熟、黨的領導核心形成與確立黨的指導思想之間的關系。

《一百年》的邏輯結構是前后貫通的，它對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建構和闡發，同樣體現了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飛躍發展的高度統一、與中國道路形成的高度統一、與成熟的黨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形成的高度統一的關系。

同樣，《一百年》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介紹和闡釋也體現了上述特點。《一百年》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和系統闡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實踐成果和重大意義的黨史基本著作，這是黨史編纂的新突破，也是“理論探索史”編纂的新突破。《一百年》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回答和解決的三個重大時代課題為邏輯線索，注重反映和體現“十個明確”內容，從理論上建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面貌，科學闡述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發展目標與實踐進程等的辯証關系。由於“十個明確”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個基本領域，《一百年》以此為基本框架首次建構起黨史基本著作關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四梁八柱。同時，《一百年》注重反映和體現“十四個堅持”的內容，著力從實踐上闡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方針，緊緊把握“怎樣”建設的問題，從領導力量、根本立場、必由之路、發展理念、國家性質、治理方式、意識形態、社會民生、綠色發展、國家安全、軍隊建設、祖國統一、國際戰略、黨的建設等方面，揭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政策，建構起與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並列的基本方略的內容。《一百年》設專門章節反映和體現“十三個方面成就”，著力通過重點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原創性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進展、標志性成果，全景展示新時代黨的治國理政理念、成就和經驗，深刻揭示經過實踐檢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

《一百年》將“兩個確立”內容獨立設節予以充分體現，這種結構安排最根本的依據是：兩個確立“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而從“理論探索史”的角度看，這種結構安排突出了黨的思想理論發展史的規律性認識，這就是：一百年來，黨的思想理論形成、發展、成熟和確立為指導思想的過程，就是黨的領導核心形成、成熟和確立的過程。《一百年》指出：在治國理政新實踐中，習近平作為黨、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展現出堅定信仰信念、鮮明人民立場、非凡政治智慧、頑強意志品質、強烈歷史擔當、高超政治藝術，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擁護，受到了國際社會高度贊譽。習近平把握時代大趨勢，回答實踐新要求，順應人民新期待，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科學理論，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新的奮斗目標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的偉大斗爭實踐中，習近平事實上已經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

關於“自身建設史”。《一百年》在“自身建設史”的建構和闡述上最顯著的特點，一方面是補充完善了“黨的領導”的內容，使全書在這個問題上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歷史演進脈絡﹔另一方面注重分析、研究和總結黨的自身建設狀況對黨的歷史發展的影響，使黨史和黨建內容有機融合為一體。

從客觀歷史進程看，黨明確提出“黨的領導”概念並展開相關制度建設，是以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為發端的。把握基本歷史邏輯，《一百年》指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這一根本原則和制度，發端於南昌起義，奠基於三灣改編，定型於古田會議，是人民軍隊完全區別於一切舊軍隊的政治特質和根本優勢。”伴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展，從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到解放區建設，黨始終注重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一百年》以重要文獻和重要制度建設突破為節點，初步勾畫了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基本線索：“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即作出《關於紅軍改編后黨及政治機關的組織的決定》，明確規定各級黨委會要‘領導黨的一切工作，保証黨在部隊中的絕對領導’。”“194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明確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決定規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是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黨委書記兼同級部隊的政治委員。”“1948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隨后，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九月會議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9月，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決定明確：‘今后從中央局至地委，從前委至旅委以及軍區（軍分會或領導小組）、政府黨組、民眾團體黨組、通訊社和報社黨組，都必須建立健全的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

與同類黨史基本著作相比，《一百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卷開卷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突出記述和闡述了“黨領導國家工作制度的初步形成”的內容。這部分內容不僅揭示了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對黨和國家關系的深刻認識，也深刻揭示了至今仍發揮重要作用的黨的領導制度的歷史之源和實踐之基。該小節開宗明義：“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黨從過去戰爭環境下在局部地區行使一定政府職能，轉變為和平環境下在全國范圍內執掌國家政權。如何在逐漸轉向和平建設的執政條件下，行之有效地領導和管理紛繁復雜的國家事務和社會生活，這是黨面臨的又一個重大課題。”《一百年》著重從三個方面對“黨領導國家工作制度的初步形成”予以建構：一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條件和基礎﹔二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關於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制度設計﹔三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保障舉措。《一百年》指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套領導革命根據地建設的制度。由於中國革命先在局部地區取得勝利，然后取得全國勝利的特點，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黨已經相當地發展了自己的組織領導系統，培養了一批初通理政理財的領導人員和管理人員。這就為領導一個全國性政權提供了主要的組織基礎、領導方法和工作制度。”《一百年》著重介紹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三大制度建設，這就是《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關於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於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為了確保黨的領導的實現，在系統整理和分析研究豐富的史料依據基礎上，《一百年》寫道：“實行黨管干部的原則，即國家的一切干部都要按照黨的有關方針政策和原則實行統一的管理。除軍隊干部實行單獨管理外，其余所有干部都統一由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組織部門管理。政府人事部門是黨管理干部的一種組織形式，受同級黨委組織部的指導。對干部的統一管理，避免了將干部管理工作分割開來，減少了在執行黨的干部政策中的不統一和干部問題上的本位主義的現象，保証了黨的政治任務的順利完成。”

在“自身建設史”的歷史敘事和歷史建構上，《一百年》清晰地闡釋了一百年來黨的建設的引領作用和保障作用，豐富和完善了黨史敘事，也更為充分地揭示了黨和國家事業不斷前進發展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同志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是深刻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一百年》充分認識黨的建設對革命、建設、改革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大影響，在對每一個重要歷史階段進行回顧總結的時候，都高度重視分析和研究黨的自身建設狀況對黨的歷史發展的影響。在總結土地革命十年歷史經驗的時候，《一百年》寫道：“在這個時期，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表現出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和不屈不撓的頑強斗志，緊緊依靠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戰勝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奇跡般地度過最黑暗的時刻，開創出中國革命嶄新的局面。”在“黨的十二大和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一節中，《一百年》指出：“黨的十二大提出‘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核心’，這標志著黨開始用一種新的思路指導自身建設。黨的事業與黨的建設緊密相連，圍繞這個目標，黨在健全民主集中制、推進干部隊伍新老交替、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整黨等方面，採取新的舉措，推動黨的建設出現新的局面。”“黨的建設的加強和改進，保証了黨始終成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自身建設歷來關系重大、決定全局。”在這個科學總結的基礎上，《一百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卷對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關系作了更為清晰的建構和更為豐富的闡釋。一方面，突出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大意義。《一百年》寫道：“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分析黨和國家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綜合分析黨內、國家、社會以及國際環境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就是要進行好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有效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把我們黨建設好、建設強。”將黨的建設明確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戰略布局，不僅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使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之間的關系更加明確。

另一方面，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以偉大社會革命促進偉大自我革命，全面升華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之間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世人驚嘆中國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步伐之快，驚嘆中國社會面貌變化之大，要看到在這些發展變化背后是我們黨永不自滿、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們黨不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根據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精神，《一百年》寫道：“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黨對於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的趕考之路上，黨強調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以偉大社會革命促進偉大自我革命，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黨的自我革命不是孤立發生、單獨進行的，而是服從服務於黨領導的偉大社會革命。偉大社會革命也不是自然發生、盲目進行的，而是黨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意願引導革命、推動變革的產物。歷史經驗表明：偉大社會革命鍛造和成就偉大的黨，偉大自我革命保障和推動黨領導的偉大事業，這是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寶貴經驗，也是黨把握歷史發展規律、奮斗新征程的重要遵循。

三、歷史分期：新的遵循和調整

明確歷史分期是歷史編纂和敘事的基礎。歷史總是在變動發展過程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由於社會矛盾的變化演進，歷史發展的過程會呈現出不同性質的階段，通過劃分歷史時期准確把握歷史方位，科學掌握每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時代任務、發展特征、基本脈絡等，是歷史建構的首要任務。《一百年》在黨的歷史分期問題上，既堅持了黨史分期的基本標准和框架，又根據新的實踐和認識有了新發展新突破。《一百年》在黨史分期上的新突破，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以黨的十八大召開為標志，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劃分為黨的歷史的第四個時期。黨史時期的劃分以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及其決定的主要任務變化作為基本依據和標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是這樣劃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也遵循了這樣的劃分標准。在深入分析研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矛盾變化特點的基礎上，《一百年》以黨中央的科學判斷和權威闡釋為依據，指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同時，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這個巨大的社會變化最直接、最深刻的影響就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有了新的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在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是正確認識我國基本國情的關鍵，是科學判明發展形勢、正確制定大政方針的重要前提，是確定工作中心和基本任務的客觀基礎，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科學判斷為依據，《一百年》引用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的科學結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繼續前進。”

二是抗日戰爭歷史分期的補充完善。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抗日戰爭時期，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在這裡，第三個歷史決議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起點，將十四年抗日戰爭作為一個獨立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來。按照決議精神，《一百年》在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中專設一節“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節下設“九一八事變和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民族矛盾的上升和抗日救亡運動的廣泛開展”兩目，與后一章“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相呼應、相貫通，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構體系。《一百年》作出這樣的結構安排，一方面是抗日戰爭時期黨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分析判斷的客觀呈現，另一方面也是黨史分期具有特殊性的具體體現。

對抗日戰爭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本身就存在著一個逐步轉化的過程。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運動規律，到抗日戰爭時期，黨就已經有了全面系統科學的認識。黨認為，當帝國主義向我們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我國內部各階級，除去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我們國家的民族矛盾就成為主要矛盾。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著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凸顯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當著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我國國內反動派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或者分化革命陣線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黨強調，不管怎樣，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隻有一種主要的矛盾起著領導的作用，是完全沒有疑義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面對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以后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明確指出：“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的黨內指示中進一步強調：“在中國兩大矛盾中間，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關系的科學判斷和認識，為正確的抗日戰爭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指引了方向。《一百年》關於抗日戰爭歷史分期的建構，既反映了黨的科學判斷的基本結論，又體現了這個歷史時期矛盾交織和轉換的基本特點。

另一方面，歷史分期不是也不可能做到簡單劃一的一刀切。歷史運動的復雜性決定了歷史分期的復雜性。歷史分期既存在普遍性的劃分標准，也具有特殊性的劃分要求。黨史時期劃分的特殊性之一，是思想上對主要矛盾的認識和實際工作中主要任務的確立不一致、不統一。這個特殊性的具體表現就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了，但沒有能夠迅速提出和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的主要任務。這種情況的出現，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原因是：客觀歷史條件決定了無法立刻確立和執行新的歷史任務。之所以在《一百年》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中穿插安排“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一節，就是這種歷史特殊性的表現。

九一八事變后，雖然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主要矛盾的變化，率先高舉起武裝抗日旗幟，提出“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但是“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東北的行動採取妥協退讓的方針。為了集中力量‘圍剿’紅軍，蔣介石在7月間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從1930年10月起，國民黨軍隊連續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九一八事變爆發的時候，國民黨正調集30萬大軍，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在這種情況下，黨的主要任務隻能是與國民黨“圍剿”進行殊死斗爭。所以在這個歷史階段的劃分上，把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具有鮮明抗日戰爭特點的歷史階段劃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三是圍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內容調整。第三個歷史決議明確把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作為歷史分期的標志。體現和反映這樣的歷史分期特點，是《一百年》首次遇到的問題。《一百年》認真分析研究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內容和特點，根據黨中央權威文獻精神和鄧小平同志講話精神，對作為歷史分期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相關內容作了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調整。將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分析國內發生政治風波的性質及原因、總結經驗教訓，以及明確今后工作方針和任務的內容，放在前一章即第八章。而將這次會議選舉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的內容，與此后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的內容貫通起來，作為新的歷史階段的開篇，將新的歷史決議分期的重大意義突出地體現出來。

《一百年》將“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作為第九章開篇，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呈現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形成過程﹔二是完整體現新老中央領導集體順利交替的過程。第九章的開篇寫道：“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后，鄧小平就多次表示：等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威信，就要堅決退出中央領導崗位﹔希望大家能夠以江澤民為核心，很好地團結。”“1989年11月，在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時，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確定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我們全黨做出的正確的選擇。江澤民同志是合格的軍委主席，因為他是合格的黨的總書記’。”在明確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同時，“在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的情況下，鄧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1989年11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小平的這一請求，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經過黨的十三屆四中、五中全會，中央領導集體順利實現了新老交替，這對於保証黨的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實現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四、黨的精神史：新的敘事和融合

黨的精神是黨的歷史發展的產物，是每一名共產黨員情感、意志的集中體現，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融合、凝聚和升華。《一百年》是第一部將黨的精神史有機融入黨史敘事的黨史基本著作。

第一，《一百年》在黨的精神史建構上實現了從理論闡釋向黨史敘事的轉化。精神往往是與理想、信仰、信念聯系在一起的，體現的是公平、正義、崇高等價值層面的意義，這決定了精神史在表述上具有側重理論闡述的特點。將精神史融入黨史的基本敘事中，就存在著敘事方式轉化和融合的問題。歷史敘事是強調歷史發展的連貫性的，是要通過描繪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起始終結來客觀呈現其面貌的。在敘事方式的轉化和融合上，《一百年》注重揭示精神產生的主體，即是“誰”鍛造了精神，同時注重揭示精神產生的客體，即精神是“怎樣”塑造出來的。通過對精神產生的時間、地點、人物等進行具有鮮明歷史敘事特點的描繪，《一百年》完成了對精神史敘事方式的轉化和融合。《一百年》第一章第三節第二目的標題是“黨的一大和偉大建黨精神的形成”，從整體結構上揭示了偉大建黨精神產生的歷史條件和歷史過程。對於井岡山精神，《一百年》寫道：“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在創建和發展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形成了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於勝利的井岡山精神。”這同樣體現了歷史敘事轉化和融合的特點。《一百年》的這個特點是貫穿全書的。

第二，《一百年》在黨的精神史建構上突出了譜系化的特點。在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各個歷史階段，先后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各種黨的精神。這些精神產物，盡管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歷史事件中鍛造形成的，但都是黨的歷史奮斗的組成部分。《一百年》緊緊把握“構建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這個基本要求，通過歷史源流的梳理，勾畫了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發展的脈絡。

譜系化就是強調歷史發展的淵源關系。以權威歷史結論為依據，《一百年》寫道：“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弘揚偉大建黨精神，黨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付出巨大犧牲，錘煉出鮮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精神譜系。”這段表述包括兩層意思：一是揭示了黨的精神譜系形成的歷史前提和邏輯起點。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是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的偉大實踐中創造出來的，這一切的精神創造都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歷史前提和邏輯起點。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就不可能取得進展，更不可能在實踐中形成一系列偉大精神。二是揭示了黨的精神譜系形成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結果。由於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也各不相同，在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而奮斗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偉大精神。這些都反映在黨的精神譜系的內容上，體現出歷史性、發展性和時代性的特點。

第三，《一百年》在黨的精神史建構上形成了科學完整的內容體系。《一百年》在注重精准把握每一種黨的精神基本內涵的同時，立足完整性和體系性建構，注重發掘和闡述每一種黨的精神在內涵上的共同性特征、在傳承上的普遍性要求。

《一百年》著力在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的統一上反映和體現黨的精神譜系。“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但要有強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強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體現為我們黨的正確理論，人格力量集中體現為我們黨的優良作風”。真理力量是人格力量的基礎和前提，人格靠真理力量鑄其魂魄，沒有真理力量的引領、滋養，人格力量就會迷失方向、失去根基﹔真理力量需要人格力量來豐富和外化，真理靠人格力量增其光輝，人格力量越強大，就越能展現真理力量，沒有人格力量的形成、彰顯，真理力量就會脫離現實，就是“絕對真理”。黨的精神譜系之所以具有穿越時空的震撼力、感染力和影響力，是因為佔據了道義的制高點，擁有崇高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既矢志不渝追求真理、掌握真理，涵養強大的真理力量，又注重砥礪品質、擦亮形象，展現強大的人格力量，這使二者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統一於共產黨人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之中，真正樹立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豐碑。

《一百年》著力在精神武裝和實踐奮斗的統一上反映和體現黨的精神譜系。精神的力量隻有通過行動才能發揮出來，隻有付諸實踐才能創造奇跡。《一百年》寫黨的精神很突出的特色就是將其塑造、投射到一個個優秀的共產黨員的頑強奮斗上。反映和體現井岡山精神，《一百年》寫了一位紅軍連長的家信：“我天天行軍打仗，錢也沒有用，衣也沒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較之從前過優美生活的時代好多了，因為是自由的，絕不受任何人的壓迫﹔同志之間亦同心同德，團結一致。”反映和體現抗美援朝精神，《一百年》寫道：“志願軍將士面對強大而凶狠的作戰對手，身處惡劣而殘酷的戰場環境，拋頭顱、洒熱血，以‘鋼少氣多’力克‘鋼多氣少’，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他們冒著槍林彈雨勇敢沖鋒，頂著狂轟濫炸堅守陣地，用胸膛堵槍眼，以身軀作人梯，抱起炸藥包、手握爆破筒沖入敵群，忍飢受凍絕不退縮，烈火燒身巋然不動，敢於‘空中拼刺刀’。在他們中涌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雲等30多萬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個功臣集體。”“19.7萬多名英雄兒女為了祖國、為了人民、為了和平獻出了寶貴生命。”從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到王進喜、焦裕祿、雷鋒、錢學森﹔從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普通連長、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最可愛的人”，到脫貧攻堅一線的駐村工作隊、抗疫斗爭的白衣天使，轟轟烈烈的英雄史詩和埋頭苦干的平凡人生共同構成了一部可親可敬可感可及的黨的精神史。

《一百年》著力在政治優勢和價值引領的統一上反映和體現黨的精神譜系。政治優勢是最根本的優勢，價值引領是最深刻的引領。《一百年》寫道：偉大建黨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集中體現了黨的堅定信念、根本宗旨、優良作風，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犧牲奉獻、開拓進取的偉大品格，深深融入黨、國家、民族、人民的血脈之中，為立黨興黨強黨提供了豐厚滋養”。偉大建黨精神從精神意識層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性質、立場價值、精神姿態和奮斗目標，體現了黨的政治優勢，為其他精神譜系內容提供了價值指引。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正是從偉大建黨精神的價值規范出發，才具有特定的內容，才在不同時代深刻反映了我們黨的精神風貌與實踐成就。《一百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卷的“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總結”一節中系統總結闡述了“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精神風貌”，寫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投身於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抒寫了無數改天換地的壯麗詩篇，展現了十分可貴的團結奮斗的精神風貌。”“在十年社會主義建設中，黨和人民頂住外來的種種壓力，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涌現出無數先進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形成了具有特定內涵的各種精神。”“中國20世紀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個艱辛探索和積極進取的年代，是一個艱苦奮斗和意氣風發的年代。帶有那個時代特色的社會風尚和精神面貌，銘記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史冊上，彌足珍貴，永不過時。”優秀的政治品格、崇高的價值追求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范，也深刻影響和改變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釋從略）

（作者：黃一兵，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