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中的時間概念及其社會歷史向度

﹝摘 要﹞時間作為一個見慣不驚的存在而引發了諸多關注，馬克思對於時間及其問題的解析尤為深刻而全面。秉承唯物史觀的研究范式，馬克思不僅確証了時間作為客觀標尺而丈量著勞動量、商品價值和資本主義生產並決定了工資的多寡，還深刻揭示了時間作為人的積極存在、生命尺度和發展空間的主體向度。在資本邏輯作為普照之光的社會中，資本主義構筑了一個囊括物化勞動時間、抽象勞動時間、剩余勞動時間在內的一體化的時間體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深諳增殖之道和權謀之術的資本家處心積慮地推進著時間的社會化、資本化、權力化和物神化，通過文明而精巧的隱蔽的剝削手法完成了對社會的全面統治。通過對時間問題和資本邏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完成了對資本主義時間苛政的前提性批判，並分析了資本主義時間規劃的界限，最終導引出了將人類從強制性時間體系中解放出來的主體抗爭與解放之路。馬克思的時間批判是破解信息或數字時代“加速”亂象、擺脫時間暴政和尋求自由時間的寶貴理論資源。

﹝關鍵詞﹞《資本論》 時間苛政 辯証結構 資本邏輯 解放敘事

時間作為標注物質活動的持續性和順序性的抽象表現而備受關注。眾多經濟現象和社會事實都要在時間中拓展開來，人類自身的生命及其活動也需要在時間中綿延。人們在一定的時間中創造自身、塑造歷史，時間的社會歷史意義也就此凸顯。這也是馬克思探討時間問題的社會歷史語境。縱觀馬克思考察時間問題的基本歷程，可以將他關於時間問題的考察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以博士論文為代表的哲學考察，即在哲學語境中展開對時間問題的最初關照﹔二是以《資本論》及其手稿為代表的經濟學分析，即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中展開對時間問題的深刻剖析。通過對時間問題的哲學—經濟學思考，馬克思既在感性對象性活動中深掘了時間范疇的存在論根基並詳細展示了時間的基本存在樣態，又回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具體語境中展開了對時間問題的言說並理據充分地闡釋了時間與資本勾連的邏輯及其后果。時間就此成為馬克思借以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重要范疇。

一、時間的理論經緯：概念與結構

時間范疇雖散布於馬克思著作的字裡行間，但馬克思並未立志要撰寫一部類似《存在與時間》的專著。這大抵就是我們無法在馬克思的皇皇巨著中找到一篇（或一部）以“時間”為主題的論文（或專著）的原因。縱然如此，那種聲稱馬克思的理論版圖中存在“時間空場”的論調也是十分荒謬的。檢索馬克思的著作可以發現，“勞動時間”“閑暇時間”“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學習時間”“自由時間”“額外時間”“生活時間”“流通時間”“周轉時間”“生產時間”“買賣時間”“剩余時間”以及“生存時間”等都是馬克思經常提及並思考的問題。對於馬克思來說，時間既不是柏拉圖意義上的永恆影像，也不是康德所論述的先天直觀形式，更不是黑格爾所謂的概念與永恆范圍之中的存在。秉承唯物史觀的研究范式，馬克思在現實個人及其活動中科學地洞察了時間概念的理論內涵及其辯証結構。

（一）時間的客體向度：客觀標尺的化身

每當我們提到時間，我們自然地就會聯想到秒、分、時、日、月、年和世紀等作為天文歷法范疇的系列計量單位。時間在我們的日常生產生活中一直都扮演著計量標尺的角色，比如百米短跑耗時十秒、論文寫作耗時一個月、培育盆景花費十年光陰，等等，這些與時間有關的數字及相關計量單位都行使著界定相應行為尺度的職能。時間所承擔的這種“尺度”職責，充分體現了時間范疇的客體向度。對於時間的這一向度，馬克思是了然於胸的。尤其是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入，馬克思深刻體會到了時間的客體向度。

更為具體地，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區分了時間的四種客觀尺度。一是作為勞動計量標尺的時間。對於勞動而言，由於主體、客體、方法中介和目的各不相同，勞動也就彰顯為各自不同的形式，比如縫衣服的勞動、織麻布的勞動、磨咖啡的勞動、種小麥的勞動和敲代碼的勞動，等等。而這些不同性質的勞動又該如何來衡量呢？時間就此登場了。“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做尺度。”這是肉眼可見的事實，“勞動所經歷的時間”就是勞動量。二是作為商品價值真實尺度的時間。不同的勞動所造就的不同商品，雖然姿態各異，比如定制石斧、咖啡、衣服、鐵器、電腦和手機等，它們以不同的使用價值和物質外觀而彰顯著各自的特色。然而，這些不同的商品擁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它們不過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是人耗費自身體力和智力的結果。依據抽象勞動的這種同質性，我們可以將商品這一特殊存在視為一定價值的結晶，“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每一個商品就此都可被視為“一定勞動時間的對象化”，其價值“即它與其他商品相交換或其他商品與它相交換的比例，等於在它身上實現的勞動時間量。例如，如果一個商品=1小時勞動時間，那麼，它就可以同都是1小時勞動時間的產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換”。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這一典型的商品交換過程中，不同質的商品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交換，其關鍵便在於x量商品A和y量商品B中蘊含著等量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時間。兩種不同商品的交換價值，就等於“物化在產品中的相對勞動時間”。三是作為剩余價值或資本主義生產標尺的時間。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流通都講求持續性，即在時間層面的不中斷。當然，這樣的生產實質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或對剩余勞動的無償吮吸。這種對剩余勞動的攫取具體表現為對工作時間的無盡壓榨，即延長工作日或“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就此看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就是一種“盡可能縮短生產時間超過勞動時間的部分”模式，其核心在於充分攫取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通過對剩余價值生產機制的經濟學分析，馬克思不僅確証了資本實際上是對勞動（尤其是無酬勞動）的支配權，還指認了剩余價值“實質上都是無酬勞動時間的化身”。資本增殖和資本家的生財之道就在於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侵佔，這種侵佔以獲得相應的勞動果實為表現形式。四是作為工資尺度的時間。工資作為工人勞動的“應得”，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計時工資直接表現為“勞動力的日價值、周價值等等的轉化形式”，計件工資則全由“生產者的工作效率來決定”。無論是哪種工資形式，都表明了工資不過是活勞動在一定工作時間內的所得，它都必須要用一定的時間來衡定。在此意義上，時間就逐漸成為“工資的尺度”。

（二）時間的主體向度：人的積極存在

對於馬克思來說，時間是人類持存的必備要素，時間一定是屬人的時間，否則就是無意義的。人類需要在時間中不斷延展自身，以此確証存在意義。人類正是在一定的時間中規劃自身、發展自我，繼而凸顯了人之為人的關系屬性。這正是人這一高級物種所具有的特質，人不再消極被動地適應自然與環境，而是在與外界進行交互活動的過程中展示著自身的積極力量。“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這充分體現了時間范疇的主體向度。

一方面，時間就是生命本身的尺度。就一般的人生體驗來看，人自誕生直至死亡的所有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時間中進行的，人就是一種時間性的存在。“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人無論何種膚色、身處何種社會地位，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刻度中儲存其肉身的，“時間理所當然地成為人的物質身體的存在限度”。在或長或短的有限時間裡，人們還可以依憑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按照事物的基本規律進行創造性活動，以此來延伸肉體生命的長度和提升人生的意義。我們今天隨處可見的石拱橋、京杭大運河、摩天大樓、各種飛行器等都是人們在各自有限的時間內的創造，它們既是歷史的產物，更是歷史的見証和人類生存意義的流傳。就工人階級的生命存在而言，他們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時間來獲取必要的生活資料以維持生計，“工人勞動能力的日價值就是平均維持工人一天生活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勞動能力每天再生產自身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或者在這裡同樣也可以說，是勞動能力在同一條件下維持自身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時間就此彰顯為生命本身的尺度。

另一方面，時間也是人類發展的空間。“在資本主義社會，誰充分佔有時間，誰就能夠獲得享受財富和自由的廣闊空間。”對於資本家而言，他們要最大化地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或最大量地佔有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資本家佔有財富並不斷積累財富的前提和基礎就是“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對於工人而言，他們除了賣力地工作外別無選擇。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從奢望變成了現實，這也就“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人們可以在這寶貴的時間內從事科學活動、藝術創作或者其他力所能及且喜聞樂見的活動。或言之，“社會工作日中用於物質生產的必要部分就越小，從而用於個人的自由活動，腦力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時間部分就越大”。時間和空間之間的隔膜就此被捅破，二者彼此關聯起來。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時間與空間隔閡的打通，關鍵在於自由時間的獲得。隻有在自由時間內進行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才成為人類自身發展的空間。“直接決定人的發展空間大小的是自由時間的多少，而自由時間在量上又與必要勞動時間成反比，與剩余勞動時間成正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剩余勞動雖然被資本家以社會的名義據為己有，但這種“為社會的勞動”的歷史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社會的自由時間的基礎，從而另一方面是整個社會發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質基礎”。在自由時間裡，人們可以依憑自己的興趣而選擇自己所喜愛的職業，繼而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拓展人類生存的空間。

馬克思對於時間范疇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僅要科學揭示時間的理論蘊涵，還要挖掘時間范疇本身帶有的辯証結構。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客觀時間和主體時間、抽象時間和具體時間、自然（或物理）時間和社會時間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關注，時間的多維辯証結構在它的客體向度和主體向度中被道出。當然，時間的主體性與客體性、抽象性與具體性、自然性與社會性、有限性與無限性都在人們現實的實踐活動中得以顯露。

二、資本邏輯與時間苛政：在權力與貪欲之間

商品經濟時代必然需要“將時間和人類勞動結合起來討論”，時間的社會歷史意義也就此凸顯。尤其隨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資本增殖和時間加速成為這種生產方式的標配。“傳統社會中凝固化的時間，被資本攪動起來，變成了吸納一切的旋渦。”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時間范疇始終被置於社會歷史語境中加以探討。更為具體的是，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深刻揭示了資本邏輯的時間規劃，他不僅生動具體地描繪了生產生活中的時間苛政現象，還對時間進行了具體區分，並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時間暴行的實質性批判和歷史性解析。

時間不能直接創造實物，也不能直接形塑社會關系。然而，世間帶有社會性的萬物及其關系無不是在一定的時間中生成的。在實質而根本的意義上，社會萬物的生成就是人們在一定時間內消耗自身體力和智力來利用、改造或加工客體的過程，在這一實踐過程或勞動時間裡形成了復雜的社會關系。這種萬物及其關系生成的時間就是物化勞動時間。可以說，物化勞動時間造就了豐富多彩的物質世界。不僅馬克思所看到的中國瓷器、美國手槍、巴黎胸衣、俄國毛皮和印度披肩等物品都是物化勞動時間的結晶，我們所見到的德爾菲神廟、埃菲爾鐵塔、塞爾維亞輸水道、西伯利亞大鐵路、萬裡長城、錢塘江大橋和《矛盾論》等“作品”在本質上也不過是“一定勞動時間的對象化”。人們在世世代代的感性對象性活動中持續造就了豐腴的物質世界，形式不同的物化勞動造就了千姿百態的物質景觀。到了交換領域，不同的物化勞動時間的結晶要想順利實現互換，就需要在不同的商品中找到一個可以比較且能夠量化的東西來助力交換活動的順利開展。不同的商品之間能夠比較，乃是因為無論商品以何種形態出現、無論商品具有何種使用價值，去除各種商品本身可感覺到的具體屬性和形式，它們不過是無差別人類勞動力的“單純凝結”。所以無論是何種商品，它終究不過是“抽象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化”的結果。而這種抽象勞動的量化就是勞動時間，不同商品之間可以順利實現交換，其關鍵便在於二者耗費了等量的抽象勞動時間。“商品首先必須轉化為勞動時間”，它“不是隻存在於想象之中的一般勞動時間的對象化（這種勞動時間本身只是和自身的質相分離的、僅僅在量上不同的勞動），而是一定的、自然規定的、在質上和其他勞動不同的勞動的一定結果，然后才能作為一定的勞動時間量即一定的勞動量，和其他的勞動時間量即其他的勞動量相比較”。抽象勞動和抽象勞動時間構筑了復雜而科學的交換機制，它使得不同的勞動形式、不同的勞動時間之間可以深度交融，甚至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國家也都卷入了這種交換機制中。就此看來，實際上商品隻要代表一定勞動時間本身的時候，就表現為“一種社會關系”。在時間的視域內，一切社會存在及其關系在本質上來說就是由一定的勞動時間來創造並規定的。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物化勞動時間和抽象勞動時間依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資本家卻對於物化勞動時間內創造的使用價值並不以為意，他們根本不關心工人到底要生產什麼產品。他們唯一在意的只是如何賺取更多的利潤，換言之，“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動機和決定目的，是資本盡可能多地自行增殖”。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具有二重性，既具有一般勞動的共性，又具有增殖的特性。整個生產“所涉及的只是勞動操作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只是勞動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時間長度”。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不過是圍繞勞動時間而展開的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與攫取。更為明確的是，剩余價值的生產終究不過是對剩余勞動時間的傾軋，“剩余價值都只是來源於勞動在量上的剩余，來源於同一個勞動過程……的持續時間的延長”。圍繞勞動時間（尤其是剩余勞動時間），資本主義先后採取了兩種不同的生產機制——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在勞動力得以商品化之后，資本家按照它的日價值、月價值、年價值等盡數購買這一特殊商品，繼而就享有了在一天、一個月、一年中對於這種特殊商品的使用權。“盡量延長工作日”就是資本家應有的“買者”之權，“在一晝夜24小時內都佔有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要求”。不斷突破工人的身體界限並無限延長勞動時間就成為資本主義早期所採用的攫取剩余價值的方式。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掠奪、侵佔性質：“工人終生不外就是勞動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於資本的自行增殖。至於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於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裡），——這全都是廢話!”出於對剩余價值的貪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還“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不僅“侵佔人體的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還“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並“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並入生產過程本身”。隨著工作日（或勞動時間）的固定化，尤其是工作日法令的頒布，工人的勞動時間受到了法律保護，無限延長工作日已不再合法。為了謀取更多的利潤，資本家則圍繞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同時相應地延長剩余勞動時間而展開了處心積慮的謀劃和行動。加強管理、改進技術、更新設備和優化勞動組合等措施背后透露的恰是資本家對於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剝奪，與之伴隨的其實是勞動強度的增加。可見，整個資本主義生產主要就是圍繞剩余勞動時間而展開的生產模式。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的諸多制度（比如工作日制度和換班制度等）也不過是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的制度設計。剩余勞動時間創造了剩余價值並塑造了無償榨取工人量化勞動時間的體制機制。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時間和資本之間得以媾和，時間的資本化和資本的時間化成為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特色。“資本化”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顯現方式，科學技術、國家機器、文藝作品和時間空間等都遵從資本的意志而完成了自身的表達。時間的資本化即時間這一社會經濟范疇按照資本的邏輯而布展開來，工人和資本家的時間都深受資本的宰制。“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資本主義的時間規劃必須要以牟利為基本行事原則，一切與時間有關的要素都帶有資本的印痕。可以說，資本主義的時間就是資本化了的時間。與之相應，資本主義掀起了一股“加速”熱潮，生產生活都必須加快節奏以最大化地創造剩余價值，生產工具迅速革新、社會關系不斷革命、社會不停動蕩，“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同時，資本化的時間要助力增殖活動就要完成對工人及其活動的全面管制。在慣常的生產生活中，資本以突破工作日道德極限的方式來完成對工人的深度侵佔，工作日、換班制、工廠立法和資本循環等都充分體現了資本對於時間的全面掌控和精心安排。資本的時間化則表現為資本內化為時間的元素的過程，資本增殖的速度和程度均由一定時間來判定。在現實活動中，時間就是金錢，勞動時間、生產時間、流通時間、周轉時間和剩余時間等都與資本有著密切的關聯。資本在一定的時間中持續生產，“不管生產過程的社會的形式怎樣，生產過程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必須周而復始地經過同樣一些階段”。正是在資本的加持或輔佐之下，時間與權力之間也發生了微妙的化學反應——時間權力化。在整個現實的社會活動中，誰掌握了時間，誰就能迅速攀升至社會頂層並牢牢掌控權力，誰掌握的剩余勞動時間越多，誰就擁有更大的競爭力和社會影響力。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推進，資本在不斷積累的同時也在強化其自身構筑的時間苛政。人們的全部時間均被資本浸染，工人的生活時間與勞動時間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而且“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工人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於資本的自行增殖”。這就不僅會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更為惡劣，還“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於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人身處於一種時間異化的狀況中。人們雖在時間中得以存身並延續自身的生命，但卻不是自由地存在，也沒有積極地綻放自身的活力和豐富性。工人在勞動時間中不是享受而是痛苦，在剩余時間中並未獲得自身的發展空間而是陷入資本增殖的旋渦中。長期處於時間壓榨之下的人們，不僅其社會關系變了質，而且還容易形成對歷史的無意識和對時間的崇拜。由於資本對時間的全面侵蝕，廣大工人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被拋到了“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長期超負荷、超時間的工作，既容易造成人們對於時間的麻木，也容易造成人們對於時間的過度看重而忽略掉時間背后的其他社會關系因素。同時，時間與資本的合謀使得時間已成為一種謀生工具或手段，通過勞動時間的消耗而鑄就了諸多物化的存在。長此以往，時間貌似成了萬能之神，一切都以時間為尊。時間崇拜和時間拜物教就此獲得了出場的機會，時間的加速、生產的積累與資本增殖成正比，與人們精神世界的空虛（或虛無）也成正比。總之，在資本構筑的時間苛政中，人們被牢牢地捆縛在工作時間裡而畸形地發展著，廣大工人身軀萎縮、神態呆痴、未老先衰和過早死亡都是其難以擺脫的“命定”。

三、時間批判與解放敘事：主體抗爭及其出路

資本主義構筑了一個囊括物化勞動時間、抽象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在內的一體化的時間體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物化勞動時間、抽象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雖然分別承擔著不同的社會功能並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但它們終究都是為服務資本而生的。資本主義的時間體制或時間規劃始終深受資本邏輯的宰制。廣大工人在物化勞動時間裡創造物質世界的過程中並未感受到創造的快感，抽象勞動及其時間作為價值量的尺度卻躍升為一種柔性的統治，剩余勞動時間則直接暴露了資本剝削的秘密。在資本主義時間苛政的統治之下，自由自覺的人類活動是不可能發生的。深受資本鉗制的工人無力擺脫受剝削、受壓迫的狀況，而戰戰兢兢地存活著。馬克思通過對時間范疇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旨在揭示無產階級“存在的秘密”，並以此宣告“這個世界制度的實際解體”。也就是說，馬克思通過對時間這一社會經濟范疇的歷史性批判而深刻揭示出人類解放的方法與道路。馬克思關於時間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是一種將人類從強制性時間體系中解放出來的政治敘事模式。

馬克思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時間苛政的前提性批判。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時間的威力盡顯，理論家們紛紛展開了對時間問題的理論闡釋。古典哲學家在思辨的領地打造了一個永恆的精神王國，古典經濟學家則將現實描繪為一個堅實的天然存在。他們都屬於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和操作方式，均屬於“辯護論”。馬克思則不然，他以“發展論”考察社會經濟范疇的歷史與現實、存在與本質。時間這一社會經濟范疇之所以能夠主導人們的行為、思想，根源在於其背后的資本。時間苛政的發生乃是因為“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的分離”或“客觀勞動條件和主觀勞動力的分離”。勞動與資本的分離是造成資本主義社會撕裂的前提和基礎，掌握勞動條件和勞動資料的資本家借此全面統治著自由得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勞動者為了生存而隻能將自身僅有的勞動力售賣給資本家，資本家按照“買者權利”而在規定時限內最大化地使用勞動力。於是乎，勞動者一旦接受雇佣契約，其勞動時間就盡數歸資本家支配。不僅如此，由於資本的廣泛滲透，就連工人的生活時間也經過了資本的規劃，它直接或間接、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了剩余價值的生產。工人“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必需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在長期的時間侵佔中，工人階級在物質和精神、時間和空間層面均表現出永久的貧乏。簡言之，資本主義的時間苛政使得“所有經濟能動性最終都被包容進了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的邏輯中了”，這是以牟利為基本原則的私有制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表現。

馬克思條理清晰地分析了資本主義時間規劃的界限。在對工作日的歷史性考察中，馬克思確証了“工作日是在身體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這一事實，並發現了“不是勞動力維持正常狀態決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勞動力每天盡可能達到最大量的耗費（不論這是多麼強制和多麼痛苦）決定工人休息時間的界限”的狀況。工人的勞動時間有其難以打破的自然界限和身體界限，前者是因為一天隻有24小時而不可能再多，后者是工人作為一個自然肉體不可能永不停歇地工作。當然，工人的勞動時間還受一些諸如法律、道德等社會界限的制約。雖然資本最終會將工人的時間精確化到每一分每一秒，但始終無法突破最基本的自然界限和社會界限。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還精准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四重界限：一是“必要勞動是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的界限”，即工人的工資不過是必要勞動時間內的勞動所得﹔二是“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時間的界限”，即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內創造了剩余價值﹔三是貨幣是“生產的界限”，即勞動成果必須進入流通領域並轉化為貨幣才有意義﹔四是“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即交換價值是生產過程的決定者。按照辯証法的規則，“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資本主義構筑的時間苛政和時間版圖實際上是對工人生產生活的限制，它最終也會成為對這種制度發展的限制，這種限制會隨著資本發展程度而遞增。“現代工業的全部歷史還表明，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制，它就會不顧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個工人階級投入這種極端退化的境地。”馬克思科學指認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禍害就是資本本身”或“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不僅由此揭開了資本主義時間苛政的始作俑者，還找到了破除時間統治的關鍵——瓦解資本及其邏輯。

馬克思還確認了資本主義時間苛政的歷史性結局。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會提升生產力和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為增加自由的空閑（或閑暇）時間提供了可能。這裡必須清楚兩點：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工人閑暇時間的增加是以“勞動力的高度緊張為前提的”﹔二是這些所謂“閑暇”或“自由”的時間“並不意味著工人有了發展自由個性的‘自由’時間”。工人獲得自由時間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在於，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工作日中用於物質生產的必要部分”減小，從而“用於個人的自由活動，腦力活動和社會活動的時間部分”逐漸增大。馬克思用生產中的案例來說明了這一問題，“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顯然，工人自由時間的騰出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資本發展的必然趨勢。自由時間的獲得和人類的解放是同步的，自由時間是人類得以自由而全面發展的一個基本構件。對此，馬克思設置了時間由強制變為自由的四大重要節點：一是資本自身發展到極致而違背自己增殖的意旨，轉變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二是時間的佔有者成為歷史的主體和創造者，人們能夠普遍享有自由時間帶來的樂趣，同時也能夠在自由時間中充分施展自身和確証自我的類本質﹔三是生產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打破勞動時間（尤其是剩余勞動時間）作為財富衡量標尺的舊狀況，“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成為“財富的尺度”﹔四是對於時間的合理分配，社會必須“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時間”，積極落實“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以“實現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馬克思圍繞時間而展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其理論旨歸在於合乎邏輯、合乎歷史與現實地導出自由時間。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約。”因為“節約勞動時間等於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於勞動生產力”。以此為基礎，馬克思確認了破除資本主義時間苛政和達至自由王國的根本條件——“工作日的縮短”。如此，在社會歷史的辯証發展過程中，人類自由時間的獲得和自身的全面發展都是一個值得期待和必然發生的重大事件。

四、結語

資本最懂得如何將時間的作用發揮到極致，或者說，資本懂得最經濟地利用時間。資本主義造就了一個商品交換普遍化和時間強制得以迅速擴展的時代。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中，馬克思為我們詳細展示了一幅時間社會化、時間資本化、時間權力化和時間物神化的軸卷。深諳增殖之道和權謀之術的資本家處心積慮地擺弄工人的生產時間和生活時間，通過文明而精巧的隱蔽的剝削手法將工人及其勞動產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直面資本主義的時間苛政，馬克思歷史地解構了造成這一暴政的根由並找到了解脫之法，構建了帶有馬克思印記的時間批判理論。

時至今日，馬克思的時間批判理論依然是我們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展望未來社會發展前景的寶貴理論資源。從工業文明到信息文明，人類在數字時代不斷開掘著全新的發展路徑。數字時代掀起了一股時間加速風潮，“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生產節奏、生存體驗、溝通交流、資本增殖、商品交換和文化傳播等都被冠上了“快”的標簽，快餐、快遞、快照、快車、快件、快艇和快訊等詞匯紛紛出爐。在這個“以快為名”的時代裡，人們享受著加速時代的快感，但也飽受時間飢荒、時間貧困、時間擠壓和時間侵佔等困擾。現實向我們呈現出一種難以理解的背反：時代越進步，科技越發達，生產力越發展，人類卻愈發地疲於奔命。在現今時代裡，每個人都繃緊神經，一有疏忽或懈怠就會立即陷入落后的危局之中。數字加速時代的人們在拼命追趕時代的過程中，又不自覺地按動了時間的快進鍵。現代人就在這種時間旋渦中無力自拔。實際上，攪動時間旋渦的關鍵因素恰是資本，資本才是時間的加速器。面對數字時代的加速狂飆，拆解資本這一加速器才能夠從根本上化解加速時代的諸多問題。沿著馬克思的道路前進，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妥善處理好“快”與“慢”的辯証平衡，積極探求擺脫時間暴政、獲得自由時間的科學方法與道路，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也是馬克思給予我們的智慧。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與傳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