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響中國】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論意蘊

文化與文明高度關聯，文化是文明的基礎，文明是文化的升華，對文化的深邃思考必然包含著對文明的深沉叩問。習近平文化思想站在唯物史觀和大歷史觀的高度，錨定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歷史偉業，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建設什麼樣的文化強國、怎樣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怎樣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什麼樣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怎樣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等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明理論的創新，具有深厚的文明論意蘊。

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創性貢獻

探究文明起源，要堅持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長期以來，西方根據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發展的特性，把“冶金術、文字和城市”作為判斷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三要素”。但這一標准並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適性，如中美洲瑪雅文明未掌握冶金術，南美洲印加文明尚未發現文字。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長期以來，西方形成了一套文明理論，我們要加以借鑒，但不能照抄照搬。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依據唯物史觀特別是恩格斯關於“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觀點，以國家形成作為文明社會的最重要標志和最本質特征，提出進入文明社會的新的標准，包括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社會分化加劇，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加強，出現王權和國家等。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我們獲得了關於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科學認識，最終實証了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浙江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標志著中國提出的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准得到了世界公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從揚棄以西方為中心的文明理論，到實証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脈絡，再到為人類起源研究提供中國方案，表明我們對文明的認識已經在超越追隨走向自主、超越特殊走向普遍中邁向了對原理的構建，在深化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認識的同時深化了對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為新時代增強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守正與創新中鞏固中華文明主體性

推動文明發展，要堅持守正與創新相統一。一種文明發展的關鍵在於主體性的守護和彰顯。所謂文明主體性，是指處於某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樣式、共享某種文明形態的人們，對該文明的歷史根源和時代方位具有清醒認識，對該文明的信仰追求、道德規范、價值精神具有深刻認同，對該文明生命力、創造力具有自信態度。任何文化和文明要立得住、行得遠，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中國遭遇的重重危機的實質是文明主體性的危機。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對文明復興的追求，實際上也是對重建文明主體性的追求。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百年的接續奮斗，使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古老的中華文明重煥榮光，文化自信和文明主體性得到充分彰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從事的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黨帶領人民扎根中國大地，堅持中華文化立場，在守正與創新的統一中鞏固了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在思想理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堅持“兩個結合”的基本原則，堅持“魂脈”“根脈”相互貫通，堅持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不搞“西天取經”，也不迷信教條本本，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思想自主性和理論性自覺不斷增強。在發展道路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獨立自主、借鑒吸收一切人類文明優秀成果，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在價值立場上，對內堅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外堅持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反對價值虛無主義思潮、警惕“普世價值”的圈套，在正確處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過程中提升中華文明的自我認同和他者認同。

建設文明社會，要堅持揚棄與超越相統一。馬克思主義把文明界定為人類脫離野蠻蒙昧的社會狀態，並按照經濟社會形態和人的發展狀態來判斷人類文明的性質及其發展階段，包括人的依賴關系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階段，它們分別對應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三個階段。資本主義是同時創造社會文明又制造社會野蠻的矛盾體。在從中國之中國走向世界之中國的過程中，中國社會也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為了變革中國社會、重塑中華文明，中國人民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選擇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成功開辟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於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這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新就新在：一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圍繞從“有沒有”向“好不好”的轉變，走出了一條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道路，彰顯了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內在統一，提升了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實現了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揚棄和超越。另一方面，堅持中華文化立場，堅持“第二個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彼此契合中雙向奔赴、相互成就，孕育新的文化生命體，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歷史自覺和文化自信注入強大動力，為中國社會和諧穩定、活潑有序、向上向善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推動了中華文明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胸懷天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把握文明國家，要堅持一體與多元相統一。西方很多人習慣於把中國看作西方現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民族國家是1648年歐洲各國在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后逐漸形成的政治共同體理念和實踐，其把主權、領土和人民視為民族國家的三要素，主張以某一主體民族為基礎的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這種民族國家觀也成為凝視非西方文明的重要視角，具有很強的西方中心論性質。不可否認，鴉片戰爭以來，由於西方列強侵略日益加深，中國處理夷夏關系的方式不再適用於新的對外關系形勢，這在客觀上倒逼中國的“天下”國家形態做出改變，凸顯疆界意識、國族意識、主權意識。但是，不能把西方的單一民族國家概念簡單套用到對中國的國家形態的理解上。這是因為，現代中國的國家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階級觀和國家觀同中國歷史文化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既具有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性質，更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深刻體現。

幾千年來，中國始終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56個民族盡管在生存環境、生產方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漸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其在治理形態上注重“天下一統”，在社會關系上強調“天下一家”，在道德價值上追求“天下歸心”，在最終目標上向往“天下大同”，共同孕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與統一性，又使中華民族積蓄了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深沉的歷史意識，形成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和執著追求，鑄牢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塑造了“大一統”的中國國家形態。這種國家形態堅持一體與多元相統一，既維護國家的有機團結和集中統一，又尊重不同民族的差異性和平等權利，構成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

深化文明交流，要堅持自主與借鑒相統一。西方學者的“文明沖突論”基於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認為冷戰后國際政治的沖突將在不同文明之間進行，並指出伊斯蘭文明和中國文明將成為引發沖突的關鍵點。就整個世界而言，這一理論把文明之間的差異極化為文明對立對抗的根源，忽視了人類追求和平發展和共同合作的努力。就中國而言，這一理論按照“國強必霸”的邏輯認識中華文明，忽視了其突出特性及對外交流歷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沖突論’”。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在對外交往中秉持天下一家、仁愛正義、和而不同的原則，始終釋放著“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政治善意，充盈著“君子和而不同”的協商智慧，堅守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交往底線，追求著“萬國咸寧”“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為形成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奠定了堅實文化根基。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決定了中國始終尊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尊重不同文明的自主地位、發展路線和特有價值，絕不搞把自己價值觀念和政治體制強加於人的霸權主義，同時也決定了中國始終堅持文明的開放性和共生性，推動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鑒中超越沖突隔閡、不斷豐富發展，絕不搞驕矜自傲、黨同伐異的小圈子。在新時代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民族復興的千秋偉業和人類和平發展的崇高事業，堅持胸懷天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既彰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又尊重世界各國文明的特殊價值，既主張借鑒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又主張中華文明更好走向世界貢獻世界，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更加美好的人類文明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研究”（22ZDA12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