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記

秋日的天安門廣場，藍天、白雲，微微的晨風中飄揚的五星紅旗，在旭日的映襯下顯得更加鮮艷奪目。

天安門城樓上面，八盞紅色宮燈高高挂起，八面紅旗獵獵招展。透過天安門的朱漆大門，可以看到后面古朴典雅的故宮。整個畫面既氣勢恢弘，又庄嚴肅穆，中華民族的特性從中得到鮮明體現。

天安門廣場，東有國家博物館，西有人民大會堂，中有人民英雄紀念碑和毛澤東紀念堂，這些標志性建筑相映成輝。廣場上游人如織，人們穿著各式各樣、各種色彩的漂亮服裝，臉上蕩漾著幸福感、滿足感，拿著大小不一的精致的像素很高的手機，時而背對天安門，時而背對人民大會堂、人民英雄紀念碑，時而在各種造型的花壇前，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美好記憶。

天安門廣場的場景，既充滿著現代活力，又襯托著歷史滄桑。

放眼祖國的萬裡江山，一座座現代化的城市在大地上不斷興起、長大，各種風格樣式的現代化建筑拔地而起，直插雲天﹔寬闊筆直的馬路，造型迥異的轎車和公共交通車輛川流不息﹔工業區、貿易區，寬大的廠房、庫房鱗次櫛比﹔商業區，大型商場、小型特色商店、專賣店，人流如潮，擦肩接踵﹔游樂場、公園裡，人們盡情地享受著幸福的快樂的時光。

在農村，農田中的水稻、谷子、大豆翻著金浪，等待農民們收割﹔棉田似雪，棉農們在忙碌摘收﹔果園中的蘋果紅彤彤的，像嬰兒熟睡中的臉﹔金黃金黃的梨、蜜柚、橘子、臍橙、香蕉，滿山坡像紅燈籠一樣的柿子、瑪瑙般的大棗﹔葡萄園中一嘟嚕一嘟嚕珠子般的葡萄﹔瓜田裡結滿翠綠的大西瓜、金黃的哈密瓜。果農們在果園中辛勤而又幸福地奔忙，把摘下的瓜果篩選、包裝、裝箱，通過高鐵、高速公路、飛機，送往那些不產這些水果的遙遠地方。富起來的農民建起了紅頂白牆有著玻璃大窗的樓房，有的甚至還建起了三四層以上的別墅，過起了和城市人一樣的生活。他們買起了大型的農業機器，買起了卡車、小轎車。他們搞水產養殖，建蔬菜大棚、花卉苗圃﹔他們發展鄉村旅游，搞農家樂，搞觀光農業。一條嶄新的新農村道路在他們腳下延伸。

在祖國的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像塊塊翡翠星羅棋布，一個個白色風電布滿山口、草原，奔騰的江河上船隻如梭，山間、江河上數不清的大橋如雨后彩虹，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縱橫交錯、密如蛛網，將祖國各地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這是一個五彩斑斕的美麗中國!這是一個生機勃勃、活力四射的中國！這是13億多中國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下，團結一致，勇往直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

新中國已經成立70年了。70年風風雨雨，中國人民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在繁花似錦的今天，不能忘記那些為了新中國而奮斗的革命先烈、先輩們。

1949年9月30日，即舉行新中國開國大典的前一天，為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當日下午6時，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澤東率領全體代表來到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毛澤東宣讀了由他起草並經會議一致通過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 宣讀完畢，毛澤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鏟了第一鍬土，以示對革命先烈的無比崇敬。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式落成。碑的正面鐫刻毛澤東題詞“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鎦金大字，背面是周恩來書寫的碑文。碑的下層，鑲嵌著十個浮雕，其中第六幅以“南昌起義”為主題，代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最艱苦的年代。

1927年春夏，席卷長江流域的國共合作的大革命由於蔣介石、汪精衛先后叛變革命而失敗，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的工農、知識分子倒在了血泊之中。殘酷的白色恐怖，革命處於低潮，使中國共產黨必須回答兩個問題：要不要堅持革命，用什麼樣的方式繼續革命？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領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各地一系列武裝起義，以實際行動給予了明確的回答。

沒有武裝斗爭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很快就“交了學費”，以佔領城市為目的的武裝起義結果都失敗了，保留下來的一些起義部隊轉移到數省邊界地區的偏僻山村堅持下來，在這裡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其中，以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創建革命根據地為代表。井岡山的道路，是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道路，代表著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向。

無獨有偶，就在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決定上井岡山時，朱德率領的駐守三河壩的南昌起義軍一部，在完成任務后追趕起義軍主力途中得知主力已在潮州、汕頭失敗，遂在饒平茂芝開會，決定部隊轉移到敵人兵力薄弱的湘粵贛邊界地區。1928年1月，朱德、陳毅部隊轉移到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農軍配合下，發動了湘南起義。4月，朱德、陳毅率領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鑄造成了中國共產黨最有戰斗力的紅色鐵軍——紅軍第四軍，人們習慣地稱之為“朱毛紅軍”。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挺進贛南。3月中旬，紅四軍攻佔福建長汀。中共紅四軍前委在這裡決定乘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之際，以贛南、閩西20余縣為范圍，開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這個富有遠見的戰略決策，為此后中央蘇區的創建奠定了基礎。經過一年的努力，紅四軍創建了贛南、閩西根據地，實現了這個戰略決策。

1930年夏，除了贛南、閩西根據地外，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根據地還有湘贛、湘鄂贛、湘鄂西、鄂豫皖、贛東北、左右江、東江、瓊崖等。另外，在川東、浙南、蘇中等地，還建立了一些游擊區。紅軍發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革命武裝，共約10萬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武裝和革命根據地，已由1927年秋的星星之火，發展為燎原之勢。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但是，城市的工人運動發展不盡人意，而農村的武裝斗爭卻如火如荼，共產國際不得不正視這個事實。從1930年7月上旬至8月上旬連續向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以發展紅軍和建立農村根據地為工作中心。在這些指示中，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創建的贛南、閩西根據地，處於非常重要的地位。但處在“左”傾冒險狂熱之中的李立三沒有執行，而是集中全國紅軍攻打敵人力量強大的中心城市。9月下旬，從蘇聯回國的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糾正了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決定建立蘇區中央局，統一各蘇區黨的領導。

六屆三中全會后，周恩來於9月30日主持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他在會議的報告中將全國蘇區分為六大塊，認為毛澤東、朱德的蘇區是“最主要的紅軍區域”，他們率領的紅一軍團“黨的領導強，戰斗力也好”[ 周恩來：《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1930年9月30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17頁。]。10月24日，中共中央討論通過了《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確定：湘鄂贛聯接到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活動的贛西南蘇區，“要鞏固和發展它成為蘇區的中央根據地。”[ 《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的工作計劃》（1930年10月2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1989年版，第429頁。]這便是中央根據地即中央蘇區的由來。

共產國際、中共中央把目光投向了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軍，蔣介石自然也把他們視為最大的對手。由於國民黨新軍閥自己混戰頻繁，蔣介石自顧不暇，騰不出手來對付朱毛紅軍，只是讓湘贛閩粵地方軍閥來“進剿”或“會剿”朱毛紅軍。豈料這些地方軍閥都不是朱毛紅軍的對手，每次都被朱毛紅軍打得丟盔卸甲。1930年10月，當蔣介石從中原大戰和湘粵桂邊戰爭取勝之后，立即布置對朱毛紅軍及其根據地進行“圍剿”。從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整整四年時間，蔣介石對朱毛紅軍連續發動了五次規模越來越大的軍事“圍剿”。蔣介石掌握著全國政權，並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可以調動各方面的軍事力量和物質力量，無論是軍隊的數量上還是武器裝備上，以及后勤物資上，都佔著絕對優勢。毛澤東、朱德開辟的贛南和閩西根據地還未完全鞏固，新成立沒多久的紅一方面軍數量上也就是4萬余人，其中不少還是地方武裝升級來的部隊，有不少還是新兵，武器裝備還很簡陋，槍中子彈沒有幾顆，不少新兵還拿著大刀、梭鏢。同時，由於根據地本身就處在省與省邊界的偏僻山區和農村，交通不便，經濟文化落后，因此，紅軍的補給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從雙方上述條件對比看，這的確是實力懸殊的搏擊，朱毛紅軍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將經受血與火的考驗。

然而，歷史的發展卻往往出乎人的意料，處於劣勢的朱毛紅軍依仗著正確的戰略戰術，依仗著具有高度政治素質的紅軍廣大干部戰士，依仗著蘇區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連續取得了三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第三次反“圍剿”之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召開，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是新中國的一次偉大的預演，新中國的搖籃！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新中國的國家主席，是歷史的必然。“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方針在中央蘇區得到貫徹后，毛澤東被排擠出紅軍指揮崗位。周恩來、朱德運用以往反“圍剿”斗爭的成功經驗，指揮紅一方面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開始后，“左”傾教條主義者博古，把軍事指揮大權交給對中國國情完全不懂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結果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敗，中央紅軍主力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

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斗爭，既有許多成功的勝利的經驗，又有慘痛的遭受嚴重挫折的教訓，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在此后的革命斗爭中珍貴的財富。

中央蘇區四年反“圍剿”斗爭歲月，是血與火的歲月，是充滿軍事奇跡的歲月，是彰顯紅軍與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歲月，是可歌可泣的史詩般歲月！這段歲月雖然已經遠去，但在中國人民革命史上鐫刻下了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記！

（此文為作者王新生《血火鏖戰——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一書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