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生命”在於回答現實問題

馮契著《怎樣認識世界》封面

學人小傳

馮契（1915—1995年），浙江諸暨人，哲學家、哲學史家。曾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名譽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上海中西哲學與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席、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等。主編哲學教科書《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及《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國近代哲學史》等。

近代中國經歷了空前的民族災難，“中國向何處去”成為時代中心問題。馮契的治學道路始終與這種時代精神緊密相連，如其所言是因為“有一種切膚之痛，內心有一種時代責任感”。

“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

1935年馮契先后被南開大學數學系和清華大學哲學系錄取，他解釋最終選擇讀哲學的原因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我對數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隨后他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加入“左聯”等進步組織，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逐步確立了用馬克思主義救中國的理想信念。在徐特立動員下，他從長沙臨時大學沖破封鎖於1938年輾轉到達延安，成為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首批學員。同年他與何其芳加入共產黨，又一起隨八路軍120師奔赴抗日前線，轉戰晉察冀、冀中等根據地。

馮契在戰斗間隙仔細閱讀學習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深受震撼，切實感受到馬克思主義如何“以理論的徹底性和嚴密性來說服人”，他說：“這本書當時給前線戰士帶來的興奮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沒有親身經歷、體驗過的人是難以想象出來的。”他認定，“真正要搞哲學，就應該沿著辯証唯物論的路子前進”。1939年回西南聯大復學后，馮契師從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並秘密從事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組織工作。抗戰勝利后，他赴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執教。1952年后在華東師范大學執教，創建了該校哲學學科。

在治學過程中，馮契在認識世界的同時也反觀自身，他指出：“時代的矛盾一定要通過個人的感受而具體化，沒有這樣的真切感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學著作。”“哲學的生命”在於面向現實，“回答現實生活提出的問題，要敢於回答，不要回避問題”。而“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課題，要求回答中國文化、民族精神向何處去，這就必須從哲學高度為近代以來的各種思想對立沖突提供化解之道，如此才能“使中國哲學既發揚中國的民族特色，又能夠會通中西，使它成為世界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

馮契治學強調學用結合，能入能出，“得意忘言”。此所謂“得意”，“既指得書中之意、言外之意，又指自得其意、自得其樂”。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許多教授為了躲避敵機轟炸，到昆明郊區安家。馮契晚飯后在田間散步，經常走到湯用彤家談天。一次，師生談得高興，不覺得天已經黑了，師母進門來：“你們也不點個燈，黑洞洞的，談得那麼起勁。”湯用彤說：“我們談玄論道，在黑暗裡談更好。”馮契說：“我們在黑屋子裡抓黑貓。”兩人都哈哈大笑。

20世紀40年代，馮契發現當時使用的一些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雖講知識理論，卻未講智慧學說，於是他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哲學研究任務：根據實踐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証法來闡明由知識到智慧的辯証運動。之后，馮契提出“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這是他一生奉行的人生准則，也是其哲學研究體系的建構原則。他通過論証由知識轉化為智慧的機制，提出了其哲學思想的核心“智慧說”。他指出，認識並不限於知識經驗領域，同時指向“自性與天道”的智慧領域。他肯定邏輯思維能夠把握具體真理：人能在有限中認識無限，在相對中揭示絕對，這表現為從知識到智慧的轉進過程。“智慧說”以廣義認識論為基礎，整合了以往相互割裂的知識論與本體論，由此展示了統合科學與人文、理性與非理性、本體與現象、名言之域與超名言之域的獨特思路，是對中國哲學的新闡釋。

馮契治學廣涉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價值論、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等領域。當回顧如何從各領域名著中汲取知識時，馮契說：“我的辦法是按性之所近和時之所需來選擇若干種，實行精讀、反復讀，並且開動腦筋細細琢磨。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隻有學而且思，才可免於迷惘和危殆﹔而從積極方面說，熟讀深思，把學問思辨結合起來，正是從書中汲取智慧的途徑。”這樣的治學方法有助於我們實現學思用貫通、知信行合一。

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有機結合

馮契所著《怎樣認識世界》一書，融通了唯物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和中國化方面作出有益貢獻。該書得到毛澤東的肯定，他在此書上留下許多圈點批注，並推薦給身邊工作人員閱讀。1960年，毛澤東在致身邊工作人員的函中說：“馮契著《怎樣認識世界》一書，中國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給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閱讀。請你找一找。”

馮契治學最鮮明的特征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密切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創新。改革開放初期，他批判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對學術研究的危害，在哲學方法論與哲學發展規律的探索上開風氣之先。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他系統而全面地考察中國哲學發展史，創作出完整的中國哲學通史《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全三冊）《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等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等方法，他梳理了中國哲學演進的歷史脈絡和邏輯環節，分析了中國哲學的歷史特點，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一套中國哲學史詮釋系統，還從哲學視角發掘了中華文明的獨特價值，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性和世界意義。

將哲學史研究和哲學研究統一起來，是馮契治學的重要原則。他考察了中外哲學史上各種體系，既能深入其中又善出乎其外，總是處處滲入他獨到的哲學見解，以及對前賢智慧的梳理總結，這種總結集中體現於他三部相互聯系的哲學經典“智慧說三篇”。此三書以《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為主干，《邏輯思維的辯証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為兩翼，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進行有機結合，為建立起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作出重要貢獻。

馮契之子馮象說，在馮契身上，“我常常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的力量，從而理解了他們：學生時代為什麼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家破人亡，仍然無悔﹔仍然願意如果重頭再來，還是走這條荊棘叢生的道路”。

（來源：《學習時報》2024年3月13日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