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经过1958年上半年几次中央会议的酝酿和准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于5月5日至23日召开，推动了“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

5月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确定了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发展目标，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主席台

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并作出正式结论。大会工作报告及决议认为：反冒进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1957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使生产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即“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会议把党内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曾经发生过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错误地归结为“快些好些”和“慢些差些”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不同领导方法的斗争。会议还批评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大跃进”、高指标持怀疑态度的人是“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会后，各地普遍开展“拔白旗”和批判“观潮派”、“算账派”的斗争，为“大跃进”扫除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障碍。

会议充分肯定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我国正在经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以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会上，有117人口头发言，140人提交书面发言，中央28个部委提出向中央的报告。一些地区和部门结合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总结了因地制宜发展的实践和经验。在这些发言和报告中，虽不乏脚踏实地的内容，但各地区、各部门也纷纷提出各自的跃进计划和生产高指标。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逐渐抬高起来的。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与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相比，工业方面普遍提高1倍左右，农业方面则提高了20%—50%。其中，计划到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钢的年产量指标由八大确定的1050—1200万吨提高到2500—3000万吨；粮食由5000亿斤左右提高到6000—7000亿斤；基本建设五年投资总额由900亿元提高到1500—1600亿元。按照这样的要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将分别达到26%—32%和12%—16%。这样，八大二次会议就把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

会议提出，将原属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的企业交给地方经营管理，原由中央掌握的经济等方面的管理权限也要向地方下放。6月1日，党中央决定，把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要求各协作区根据自己的能源等条件，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企业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八大二次会议后，进行了以下放经济管理权限为中心的大规模的经济体制变动，将原来由中央掌握的一些经济管理权限和中央经营管理的企业迅速下放给地方。这样做，对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改变权力过多地集中于中央的管理体制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这次变动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进行的，要求半个月即完成中央所属单位下放地方的任务，在十分短促的时间里一下子铺开，带来交接和管理上的混乱，而且造成地区分割、协作不便、宏观失控和效益低下等一系列新问题。权力下放后，各地受“大跃进”气氛的鼓舞，在计划指标、基建项目等方面各自为政，盲目提指标、上项目。特别是计划管理权和劳动管理权的下放，直接导致了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人数的急剧膨胀。

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他说：不要被名家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束手束脚的现象中解放出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鼓舞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他还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在急躁冒进思想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些讲话助长了不尊重知识、轻视知识分子、忽视科学及违背客观规律的倾向。

会议补选25人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创办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6月1日，《红旗》杂志正式创刊。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这些重大决策的最后确定，表明八大二次会议是一次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会议。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并进入高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