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仍坚持一党专政及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把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苏等国际力量，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还大量出版其他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大肆压制和扼杀进步文化。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把防范日军进犯河防的部队调到彬县、洛川一带，准备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挑衅，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

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领域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在宣传上应采取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会后，他受中央委托部署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所共见，是消灭不了的；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中央南方局除组织文章在《新华日报》上驳斥法西斯主义，还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一些重要文章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外人士中散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1943年7月上旬，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等，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挑衅活动，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7月9日，延安军民3万余人举行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接着，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这些文件一方面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刻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危害国家的种种活动。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外国记者纷纷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提出质问。苏、美、英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撤回。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