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全面抗战需要国民党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和民主，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但是，国民党当局始终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不断扩大特务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秘密逮捕共产党人、革命青年、爱国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施以酷刑，任意杀害。各地县、区、乡的许多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被剥夺，人身安全毫无保障。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进一步强化了专制独裁统治。接着，国民党又操纵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接受何应钦诬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产党的决议案。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丧失了民心。

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943年以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利用特权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黄金、外汇、物资、地产等，大发“国难财”，猛烈扩张其买办、封建性的官僚资本。他们加紧控制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成立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总揽一切事务”。同时，设立贸易、工矿、农产调整委员会，控制中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国民党政府推行统制垄断国民经济、绞杀民族工商业、破坏生产力的财政金融政策，靠向美国借款和大量印发钞票来维持其财政。由于滥发钞票，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内恶性通货膨胀，商业投机猖獗。

国民党当局从1941年开始实行田赋征实，规定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两斗。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抗战，征实是必要的，最初人们也能接受。但是，国民党政府官吏乘机大肆贪污、勒索，使正附税额折征稻谷猛增。1942年每元折征稻谷增为四斗，加上地主把原来的货币地租也改为实物地租，造成农民的沉重负担。国民党政府又以战时需要的名义，推行“统制”政策，对丝、茶、桐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对糖、食盐、卷烟、火柴等实行专卖制度，使这些商品的价格随之增高，出现黑市。国民党政府依靠对国内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强行贱买贵卖，收购价格往往低于成本。农民因出售农副产品所得不够成本，即不愿再生产，致使某些农副产品产量锐减，农业经济萎缩。国民党政府控制了大部分运输工具。商人请求运输物品，手续十分麻烦。由于运输环节梗阻，工厂经常停工减产。国民党政府还采取“以花易纱，以纱易布”的办法对纺织业实行“统制”，由统制机关供应原料，收买产品，给纺织业主一定数额的“工缴”(即加工费)。由于所供原料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所付“工缴”又不敷实际开支，织布业不断亏损，普遍陷于衰落。民族资本家备受摧残，工厂倒闭和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到1944年，纱厂不能开工的纱锭数达三分之一以上。

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排挤和打击，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民党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统计数字也不得不承认：1944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下降到战前的43％。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公务员、职员和大中小学教师，愈来愈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据调查，大学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12％，一些教授不得不靠卖书典当度日。

国民党的严重腐败，导致其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日的恶果，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威信扫地，进一步失去民心。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争取实行宪政的民主运动再度高涨起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